[二]时间太久了，小学语文课的记忆已十分淡薄，那时的课文多较粗劣。好的也有，高年级有一篇课文是契诃夫的《万卡》。一个乡下孩子在城里店铺里做学徒，受尽各种欺凌，给爷爷写信要求把他接回去。信中倾述平日遭遇，夹杂着回忆乡村生活有趣的片断（记得有圣诞节前爷爷带他上山砍枞树的细节）。可是，这封寄给“乡下爷爷收”的信终而不可能送到爷爷手上。这个让人产生悲悯情感的结尾，将人生的残酷投射于幼稚心灵，至今犹觉凄恻。
[三]初中時候，我读过最好的一部外国小说是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故事一波三折，充满知识性和趣味性。海难和荒岛生活，自是因袭《鲁滨孙漂流记》的套路，只觉得比鲁滨孙的故事有趣，因为有许多诡异的情节。最后火山爆发之前，流落岛上的居民被“邓肯号”搭救，回到了新大陆。这结局让人有些遗憾，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岛上一直待下去呢？那时候喜欢这种乌托邦想象，一个独立于世、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四] 初中课本中我喜欢的是《曹刿论战》 《核舟记》 《口技》等文言文，还有鲁迅《故乡》 《祝福》、孙犁《荷花淀》、柳青《梁生宝买稻种》那些现代文，不喜欢的是周敦颐《爱莲说》、高尔基《海燕》、朱自清《春》、杨朔《荔枝蜜》 《雪浪花》一些所谓托物寓意、抒情无边的俗滥套路。那时候说不出怎么不喜欢的道理，按Z公子说法，课堂上被叫起来朗读一遍，浑身寒毛倒竖。但麻烦的是，写作文若是缺了这套让人寒毛倒竖的笔法，就别想拿高分，因而绞尽脑汁也要将山河大地、草木虫鱼编织到自己的狗屁文章里。
[五]老B说我向他借过一本《史记选》，一直没还他，五十年前的垃圾债谁还记得。倒是留着最初的阅读记忆，太史公撰述的人物纪传，最早是从那个选本里读到。当时最有感觉的是《魏公子列传》一篇，公子、隐士、美人、力士……历史像是一部罗曼史，信陵君以江湖之道应世，借重侯生、朱亥那些岩穴隐者掎止危局，读来实在过瘾。那年月见天在田垄里扛活，老B总说“舜发于畎亩之中……”。
[六]下乡前一年，读了一些书，第一遍读《红楼梦》就是那时候。我更迷于诗词古文，找来各种选本和诗话之类，从《唐诗三百首》 《古文观止》 《宋词选》到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浦起龙《读杜心解》，还有《沧浪诗话》 《白雨斋词话》 《人间词话》，又辗转托人借来一部《诗韵集成》，手抄了一百零六韵部和常用词语。老B拿来一部《文心雕龙札记》，说你要是不从刘勰这儿往下捋，一切都白搭……这哥们寻古更甚，两月不见，满嘴四六。真是开卷有益，发蒙而后发懵，读《碧鸡漫志》方知这不是个好玩之处。那年十七岁。入魔之夏，多事之秋，苏军入侵布拉格，老B带我去黄龙洞寻觅康圣人“天地不能久”的楹联。那时候开始抽烟。氤氲之世，无问西东。窜伏溷中，只是有个安顿。
[七]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欲将强盗纳入体制，不让宋江们招安，结果一部水浒只见梁山好汉的抗争与聚合，做成了一种革命文本。很长时间里，金圣叹被称为“反动文人”，心想这个定性准是上头弄错了。但看全书，梁山泊故事既是众多悖谬的集合，又具有完全自洽的叙事逻辑，其复杂的政治伦理关系最耐人寻味。最早读水浒在小学四五年级，读的就是七十一回本，说到梁山聚义为止。那时完全没有“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路，没想过宋江们上山以后怎样。
[八]八十年代读海明威，当时有中译本的大抵都读过。喜欢他的短篇，《印第安人营》以及整个尼克系列，《白象似的群山》 《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乞力马扎罗的雪》 《老人与海》……几乎每篇都好。至于那几部长篇，感觉《太阳照样升起》稍好，《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就逊色不少。长篇确实容易走入通俗套路，尤其在海明威这儿总是离不开男女邂逅和教谕的主题。
[九]福克纳作品读的不多，好像只是一长一短，长篇是《喧哗与骚动》，短篇是《献给艾米莉小姐的玫瑰》。这长篇绝对够分量，尤其适宜教授们在课堂上分析和阐释，书中的四个叙事时间节点如何对应耶稣受难与复活，又是怎么作为反转式象征手法喻示康普生家庭的没落，还有意识流和神话模式……其妙处多多，都可以作深度解读。我自己倒是最喜欢昆丁那一章关于钟表和时间的叙说，让人产生时间之外的想象。但总的说，这种“七宝楼台”式的长篇读起来比较费劲，所以后来就没有再碰过福克纳其他长篇。显然，艾米莉小姐的家长里短更适合自己口味，腰板笔挺的老小姐，铁灰色的头发，阴森森的大宅……那种从容不迫的叙述即时生成了老电影式的场景，老房子里都是故事。
[十]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很刺激，可我更喜欢他的短篇集《九故事》。书里不是叛逆的怪小孩就是古怪的恋人，那些悬疑而怪诞的叙事中混合着凄苦和梦幻意味。其中最棒的一篇是《为埃斯米而作》，X军士与少女埃斯米的短暂交往给人带来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转过来又是另一对男女用情感夸张的书信文字构筑的虚假世界。对了，Z军士写给女友的信件皆由X军士捉刀润色，这本身隐含着一种颠覆性话语，而信中提到打死野猫的事件更惹出一番闹剧。他那个研读心理学的女友，竟作为一个战地心理个案邀集教授和全班学生进行讨论……在塞林格看来，大人们热衷这类小题大做的“狗屁”事情，正是这个社会精神腐败的表征。
[十一]前些年给北大出版社编撰《古代文学经典读本》，其中有“唐传奇”一章，动笔时又重读《霍小玉传》 《昆仑奴》 《红线传》 《虬髯客传》那些作品。回想最初的阅读，是在北大荒农场的土坯房里，不记得当时读的是哪个本子，汪辟疆的《唐人小说》还是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那时候传到我这儿的书籍多半没有封皮。油灯下读王积薪听妇姑行盲棋的故事，颇有一种江湖臆想的幽眇之义。磨勒那种深藏不露的侠士，隐逸之中自有天地。至于红拂、红线、聂隐娘，更像是太史公游侠刺客之女版。那些侠士侠女身后隐然闪露官府与民间之外的第三空间，不能不让人想入非非，去想象古代社会的美妙之处。
[十二]老A做股票以后将万寿亭的海鲜摊位盘出去了，大概同时又做期货。那会儿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他竭力主张拿图书做期货销售，跑来介绍芝加哥粮油期货是如何操作。不拘常理的思路总让人脑洞大开，我不做销售不搞投资，也该质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生活在别处。他喜欢读间谍小说，推荐我看勒卡雷的《柏林谍影》 《锅匠、裁缝、士兵和间谍》。他从我这儿拿走一套《博尔赫斯全集》，下回就来跟我讨论博氏《小径分岔的花园》。你看出没有，博尔赫斯才真正是做空的玩家，勒卡雷却是出货补仓忙个不停……
[十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惊世骇俗之作，八十年代末育海、老曹和我做“兔子译丛”，就有这一种，是大陆最早的译本之一。后来读他的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感觉更有味道。二十几个短篇，差不多都是寓居柏林的白俄侨民的故事。初看之下，那里边的芸芸众生很难被纳入喧嚣躁动的时代语境，纳博科夫有意避开意识形态话题，仅以哀怨的笔调叙说一个个灵魂孤岛，却不乏各种超越现实的奇思妙想。他还有一部《文学讲稿》，是许多文青必备之书。九十年代初三联首出中译本，译者申慧辉女士赠我一册，读后颇觉失望，我在《闲书闲话》中专门有一节批评这本书。
[十四]大一那年，从学校图书馆借到莫拉维亚小说集《罗马故事》，非常着迷于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因图书馆有借阅期限，为了将书一直留在手边，到期了我就不断续借，大概一两年后才归还。那是一个从俄文转译的本子，译者非琴，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但从中文看，非琴的译笔很不错，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译本。九十年代末，已有上海译文新据意大利文翻译出版的《罗马故事》，见封面相当艳俗就没买。后来还是忍不住去买了一本，重新看了几篇，感觉与当初大相径庭。
[十五]在北大荒那些年正是中苏交恶，但苏联小说仍在知青中大量传阅，影响最大的是柯切托夫《州委书记》 《叶尔绍夫兄弟》那几部长篇。后者尤为著名，系文青必读之书。柯切托夫对赫鲁晓夫时期相对宽松的自由化路线（我们称之修正主义）十分警惕，其作品无一例外贯穿党内斗争主题，但并非只是敷衍意识形态教条，书中描述的生活场景倒是有色彩也有情调，莫斯科来的阿尔连采夫也是风度迷人（这是个反面人物）。平心而论，这在书荒年代算是一种可供消遣的读物。那时农场新来一位书记，颇有文化人范儿，我们私底下就称他阿尔连采夫。在网上看到，有人回顾当时的阅读体验，将柯切托夫的手法归结为“斗争哲学+小资情调”，倒也贴切。一九七二年以后，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 《落角》，还有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亦一时洛阳纸贵。
[十六]知青年代，传说中的《基度山伯爵》 （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书最为稀见，我离开农场之前一直无缘得手，据说整个农场找不出一本。但有人读过，是外场知青窜访带过来的，一周之内传阅十几人。从那以后就有几个会讲基度山故事的说书人在各分场游窜。那年我在农场干校当差，学员是来自各分场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三分场一个刚提拔副连长的上海知青，每天晚上在我们宿舍里开讲基度山。干校教职人员和学员中总共十几个知青，都聚在那屋里。那人嗓音富有磁性，用上海腔普通话绵绵不绝地道来，听着就像是外国小说应该有的那种声腔。伊夫堡黑暗的地牢，神秘而睿智的法利亚长老，邓蒂斯钻进裹尸袋……说到紧要处都没人喘气儿。晦暗的窗棂间透着老树阴影，窗缝里发出扑簌簌的声响，大伙儿屏息敛气，被讲述者的声音带入夜的诡异之境，让人置身某个遥远的空间。
[十七]我读大学时，汪曾祺的《受戒》 《大淖记事》已享誉文坛。一九八五年，他的《晚饭花集》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第二年夏天去北京组稿，有幸见到汪老，又获赠签名本。那是我最喜欢的小说集，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直到九十年代初还经常搁在案头复习。自己买的那本早翻烂了，如今书架上只剩了签名本。九十年代初与汪老又见过两回，有次私下谈论到他的作品，他问我喜欢的是哪几篇，我提到《星期天》 《八千岁》。他好像感到意外。
[十八]汪曾祺的《晚翠文谈》是我和育海兄做责编的，书里的每篇文章都仔仔细细读过。那书里没有任何石破天惊之语，倒是一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主义，而且生怕别人把他跟西方现代派扯到一起。譬如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说自己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不谈任何有争议的话题，刻意躲避意识形态陷阱，当然其中有些意思也不是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出来的。
[十九]“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王力《汉语诗律学》用这两句杜诗解释律诗的倒装句式，让人一看就明白。但老T不明白的是，作诗为何要这么拧巴？老T做书商那阵子来过杭州，我在武林路一家小馆请他吃章鱼火锅。他说这年头做书也拧巴，不趸点书号周转不过来，席上口占一联：“火锅揽入小店客，章鱼嚼剩老汉须。”
[二十]尼采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批评当时的德国教育只看重知识而不注重人格培育，以致人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是对“历史的威力”的崇拜，大大损害了现代人的个性和生命力。尼采对历史的拒绝自然有其现实针对性，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神学，所以他不得不强调，“文化只能从生活里生长而开花，相反它在德國人这里像是插上了一朵纸花……”文化何以只是成为一种装饰物，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读到这书，大有醍醐灌顶之感。
[二十一]去年秋天我写了一篇评论黄子平八十年代文学评论的文章，写作时除了重读那些被评论的评论，还重读了被评论的评论所评论的作品，其中有王安忆一九八五年发表的《小鲍庄》。小说通过一个村庄水患引出的事故和抗洪事迹表彰，刻画国民性之昨世今世之世相百态，用神话、信史、野史乃或坠子曲一类民间讲史话语与故事本身形成互文性，串起古老的英雄叙事与当代神话的堆栈。黄子平特意拈出“语言的洪水”的命题，提示“当代叙述”的一再重写的经验和预期。重读此作，尤其感到传说和谣谚作为一种对应叙述起着关键作用，无疑使作品产生了灵动和超越的特点。
[二十二]九十年代中期，对孟森著作大发兴趣，当然首先是《心史丛刊》和《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的叙史手法。其书中那些个案考证，材料层层铺排，叙述从容有致，可谓针脚细密。其书乍看多有八卦关目，如董小宛、横波夫人、丁香花案、太后下嫁、世祖出家等等，坊间皆有传说。孟氏亦是故事手法，却为之厘清事实。上海陆公子开玩笑说，孟森把那些好玩的疑案都给推翻了，有点煞风景。在陆公子处见有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借回去看了一年多。那时这套书不好买，本欲匿而不还，被一再来信催索。
[二十三]大概是一九七四年，有一种叫《摘译》的杂志在知青中不胫而走。那是上海出版的内部发行刊物，摘编外国书刊上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和电影剧本等，当时算是一个窥视域外的小小窗口。它刊载过一部美国畅销小说《爱情故事》，作者西格尔，后来知道那人不算什么名家，但当时觉得这小说相当动人。詹妮得白血病死了，奥利弗冲破世俗观念的爱情还是落空了，除此没有什么太曲折的情节。可能是它的语调吸引了我，它的第一人称（奥利弗）叙述语调有点像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但哈克的腔调偏于发噱，奥利弗桀骜的口气中有着青春的真诚，多年以后读到《麦田守望者》，感觉是沿袭塞林格的路数（但不像中学生霍尔顿那么狂野）。
[二十四]流寓西方的苏联作家沃依诺维奇是“非英雄化”思潮的代表人物，国内译介他的东西不多，只是在《外国文艺》杂志上读过戴骢先生翻译的两个短篇《半公里的距离》和《我要做个正直的人》，那是八十年代。按我们的标准，《我要做个正直的人》应该算是中篇，大概有五万字。我很喜欢沃依诺维奇的幽默和反讽笔调，那种第一人称的自嘲叙事。很多时候他必须弄虚作假来维护自己的正直，所以在维护自我的同时又失去了自我。所以每一次较真，不是弄得一身骚就是脑袋撞出包来。一连串鸡毛蒜皮的小事，串成一个失败的人生。沃依诺维奇的主人公尚用本真的谎言维护自己的道德感，可是在谎言的本真叙事中，所有的真实已经退场，谎言只是用以维护谎言。
[二十五]大抵四十年前，忘了在什么刊物上读到科塔萨尔的短篇《被占的宅子》，觉得这写法太大胆，太有想象力了。没说什么理由，他们住宅的一半就被占了;也没说什么情况，另一半又被占了，半夜里兄妹俩只得仓皇逃离。奇妙的是，小说里的侵占者并未现身，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挤压他们的容身之处。我很晚才意识到，世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不需要什么理由。你可以理解为荒诞，也应该视为常态。
[二十六]《世界文学》二〇一六年第三期刊有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的小说《粗鄙共和国》，据介绍是其长篇新作《清纯》的一个单元。故事背景是冷战时期的前东德，一个叛逆的官二代替受害少女伸张正义，设局谋杀国安局官员。情节很狗血，但其中自有一种救赎的逻辑。由于有父亲特权的庇荫，他幸免于牢狱之灾，结果亦消解了救赎之义。有趣的是，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他变得惊恐和忧虑，开始担心自己以恶制恶的行径被追究，因为他就要失去体制的庇护……
[二十七]博尔赫斯的散文诗《一个梦》，梦见禅房和诗人，继而不断复述有人在禅房作诗，中国民间也有类似的版本，或是作为母亲哄孩子的讲述：古时候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古时候有座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对小和尚说：古时候有座山……故事嵌入元故事的叙述层，形成周而复始的自我复制。内容无所谓，叙述本身就是一切。当叙述将叙述者变成了被叙述者，自然就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就像鲁迅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革命者变成了被革命者，转过来被革命者又开始操控话语，形成一种无限循环。
[二十八]上一次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当时是上边布置的学习，不会真有什么体会，却也装模作样用红铅笔在书上划了许多杠杠。可是，下边这段话是用现在常用的荧光笔标出——不对，肯定是前些年又读过——“在路易·菲力普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马克思对七月王朝的描述真是鞭辟入里。按老B那套说法，正是资本做空了资本主义。有些时候，国家就是最高形态的有组织犯罪。
[二十九]早年读竹垞词不大有感觉，那时喜欢豪放一路，朱氏虽不乏“十年磨剑，五陵结客”的豪迈气格，比之辛稼轩、刘后村的悲凉忧愤，总觉不够来劲。“最难禁，倚遍雕阑，夢编罗衾”一类，更有酸涩不奈之感。明亡不过二三十年，已是势去时非，读书人精神归属终于发生问题。竹垞少壮之年混迹江湖，与顾炎武、屈大均辈广通声气，亦胸怀复明之志，而五十岁以布衣举“博学鸿儒”，士林中难免“奔走逐食”之讥。但竹垞入仕，又何尝不能理解为文人用世之志。只是做官以后，自有一种复杂心境，作文填词日趋小心，愈见其婉约精雅。前人对竹垞集中艳词评价甚高，一半由其文字真色生香，一半则是深有寄寓。“任高高下下，萧萧摵摵，策策悽悽”，这类频频出现的叠字句，期期讷讷，哀而不怨，亦成意境。竹垞做官做得并不顺心，后来还以咏古诗开罪高士奇，为此大触霉头，那真叫“未到酒醒时候，已凄凄”。
[三十]老B迷金庸，喜读周作人、南怀瑾，更喜宋人纂疏的《大学》 《中庸》。老A去了趟日本，饭局上扯日料种种，正说樱花虾如何好吃，老B冷不丁问我：子产为何不毁乡校，又为何不禳火灾？他说是“请教”，其实是考我。我如实说没读过《左传》，他记得我书架上有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有杨伯峻的注释本，可也不想想我这把年纪还怎能从头学吹打。又欲讨论某公新著，我说这一阵在看明清三国戏本子。老B摇头叹曰：老兄阅读水准严重下降！
[三十一]天宝十年，杜甫作《秋述》，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寂寞冷落中自是极易感受世态炎凉，“四十无位”的杜甫自然意识到自己已是“弃物”。但孤独之中仍有期待，果然有魏子踽踽而来，把他高兴坏了。杜甫的悲情之秋，让我想到马尔克斯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亦是寂寞和等待的主题。作为内战幸存者的上校也一直在等待，等待着他的退伍补助金和军功章，却什么也没有等来。潮湿的雨季，狂热的斗鸡，小镇生活的苦难与狂欢，上校在困窘中艰难地保持人格尊严……这个老人的孤独实是被剥夺的生命残余，比起那个家族自行退化的百年独孤更让人感受切肤之痛。
[三十二]九十年代末，赵园先生出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我读后给《读书》杂志写了一篇书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逐项讨论明清之际士人话题时，本书大量引述王夫之、黄宗羲等当世名儒的时论与史论，作为一种评价，亦作为一种“复原”历史文本的手法。这一点尤可注意。比如，第四章“言路”一节，所举王夫之《读通鉴论》 《宋论》中对言路“偾事”的批评，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作者指出，王夫之的批评思路中仍然缺乏对“士”的自我估量的反省，也夸大了言论在朝廷政治中的作用。这里，正是借助王氏言论，凸现了儒者的思维定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同样落入“毛举鸷击”“繁称曲说”的套路。这就是作者所谓“以言论批评言论，亦难以避免悖论性质”。又“清议”一节，引王夫之“一得罪于清议，则百行不能掩其非”之说，又引顾炎武“一玷清议，终身不齿”诸语，揭示了清议的另一面，即“士群体对于个体的支配”的言语霸权。作者对这种反省予以重视，是因为“评估清议、士论者，往往自身也在所评估的文化现象中”。将批评文本纳入其所指文本，在历史语境的同一性上即见出其丰富的涵容，亦更能见出那些遗民的反省意识以及他们与晚明士人的精神联系。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基本方法。
[三十三]《高卢战记》记述恺撒第一次攻打不列颠时，正是月圆之夜，登陆的船只全被大西洋潮水冲毁，差点绝了后路。两千年后，丘吉尔撰写《英语民族史》，作为前海军大臣和杰出的战时首相，他惊诧于恺撒的低级失误——“月圆时海潮高涨，可是恺撒却不懂这个道理”。月望生潮，中国人早就知道，王充《论衡·书虚篇》谓：“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就年代而言，王充比恺撒晚了不多，罗马人怎么就那么蠢呢？老A说，不是蠢，是因为地中海没有潮汐，罗马人的海洋知识就来自家门口那爿水塘。
[三十四]《儒林外史》之儒者，不外乎名士与选家。名士有真假之分，选家概与实体书店共谋，如马纯上、匡超人、卫体善、随岑庵、萧金铉诸辈，已将编选科场墨卷做成产业，还有诸葛天申、季恬逸、郭铁笔那些人也都麇集这条产业链上。这攒书生意实是兴隆，马二先生刚在嘉兴选完一部书，马上又被杭州几家书店请去。更厉害的是匡超人，数年间推出九十五种，自称其选本“外国都有的”。吾国配合举业应试之教辅读物可谓源远流长，宋代坊刻纂图互注经子一类便是供士人帖括之用，更有便于科场夹带之巾箱本。不过，像马二先生这样编选时文墨卷却是明人创制，顾炎武《日知录》十八房条谓：“杨子常（彝）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士骕）选程墨始。”顾氏考证，弘治时已有坊刻时文，“但不多耳”。到吴敬梓时期大概已是铺天盖地，像明代朱方《经义模范文》、清初俞长城《名家制义》都是当日有名的科场攻略。
[三十五]几年前，与黄德海电邮中讨论过叶兆言小说《很久以来》，原信抄录如下：
德海：
你评《很久以来》的文章拜读了，感觉写得很好。你用“推测”的叙说来分析小说的叙事意图，在充满理解的前提下展开别具一格的批评视角。这一点给人很多启示。我很赞同你对这部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譬如作者试图讲述普通人命运无奈的“野心”，譬如小说总体上写得“平淡”而“拘谨”，等等。当然，文章最后“没有找到一个时代乱象的根源，也没有卓绝千古的结论”的提法，我觉得对于一部小说而言，显得有些苛求。这里或是用语不够精确，我多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认为这部作品没有真正实现作者的叙事意图。
我觉得叶兆言确实是有某种“野心”，是想跳出历史主义的宏观视角来表现革命时代的个人命运，同时表现群体的麻木。他故意淡化欣慰的政治色彩（一个与张志新命运相仿的女性），他避开了所有人物的政治诉求（从竺德霖到小芋），他试图从人物之间的生存关系上展开故事……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作者试图探索新路的意图。
作者想法很不错，但是小说确实没有写好。在艺术表现这一方面，你没有深究。或许，在当今的长篇小说中，这部作品不算太坏，由于叙事意图的复杂性，其中的暧昧也给人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吴亮的文章就以自己的阅读方式撑破了小说固有的叙事框架。
吴亮对小说叙事意图的看法，跟我们有所不同。或者说，他不欣赏作者“咏叹调风格”的暧昧。吴亮的文章华丽而精彩，在一系列的思辨和质疑中，将作者未能充分表现的东西给呈示出来。譬如，关于“政治肉联厂”暴力美学的深度阐发，就是一种极为贴切的延伸性解读。在小说中，这或许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隐喻，但那番宰猪杀鸭的情形只是概述性寫法（库切《铁器时代》中描写弗洛伦斯丈夫在禽类加工厂的操作就极为精彩），读者很可能作为一个“段子”一笑而过。吴亮似乎更愿意从事情应该具有的意义上“重新想象”——这一点，作者本人倒是做得不够好。也许是作者用了“我”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元叙事框架，其暧昧与语焉不详之处，激起了吴亮作为一个批评者的参与意识，也引起了你的“推测”。
吴亮和你都提到叶兆言的“节制”，但我认为作者意图固然如此，但很可能是力有不逮。小说的失败之处，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细节与场景描述，也就是说缺乏肌理，造成表现力不足。整个故事几乎都是概述性交待（虽说叶兆言的概述性文字有其优势），很少有直接进入场面的描写，很少有栩栩如生的呈示，甚至人物对话都不多。也就是说，在通常的小说技巧中，他调动的手段很少。一个有经验的成熟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写？我当然不是很理解……（以下删去数句）
拉杂地想到这些，跟你讨论，也请指教。
李庆西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三十六]知青阅读中，带有情色意味的情境描述最受大家关注，盖因这类图书甚少，《红与黑》写德瑞那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的情场争风，就算是泛“黄”的一类（东北话称“带色”，色字念sǎi，第三声）。我在《小故事》一书中约略说过农场知青争阅《红与黑》的情形——书只有一本，排队等着看的人太多，主人S君将那书拆成一二十沓重新装订，让大家互相轮换着看可加快流通。如此打乱章节顺序，各人经眼的文本都是随机编排的叙事，很可能是于连被砍了头，又好端端地在侯爵府上混事，打碎了日本花瓶跑回埃里叶去爬德瑞那夫人卧室窗子……起初拆开的书页还能凑成一本书，后来缺了几沓，那漫漶之处就拉出了空当。或许没有了瓦勒诺先生更好，于连还少了点羁绊，更能让人拓开想象的空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于连·黑索尔。
[三十七]知青阅读活动有一个特点，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共享”。因为处于同一封闭环境，各人手里的书籍实际上成了集体共有资源，而先前的阅读情况则取决于各人的生存环境。在七十年代或之前的书荒时期，家庭背景以及所处城市和学校差异，决定你能够看到哪些书或不能看到哪些书。上山下乡将这种知识分配平均化了——虽说知青中拥有图书的是少数人（他们大抵来自书香家庭，或是有门路的干部子弟），但那些人跟你毕竟朝夕相处，只要你想读，他们手里的書也总能到你手里。现在想来，在北大荒那九年光阴，唯一的好处就是打破了之前的阅读界限。就是在农场里，我才第一次读到《三国演义》，读到《十日谈》 《欧也妮·葛朗台》 《叶甫盖尼·奥涅金》，读到“三言二拍”……某人箧中竟有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王力《汉语诗律学》，我拿来看了好长时间。
[三十八]上大学后，能够接触到的书籍渐渐多了，开始有了选择的考虑。但选择往往亦不由自主。本想一头扎入创作，系头却一再申饬，学生写小说是不务正业（岂料如今每个中文系都开设创意写作课程），于是不幸地投向文学理论和批评。当时这方面书籍很少，课堂上讲的还是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跟之前读过的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将现实主义作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教条。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一册赫拉普钦科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当时苏联作品皆为“内部发行”，这反倒使人对它抱有某种期待。可苏联人的文论总是写得很绕，这书好像是想讲点个性和审美感觉什么的，你还没能确定那种感觉，它又兜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理。若干年后，当我们走出那片贫瘠地带，又蹈入欧美文论家们植入符号学和社会学的九宫八卦阵。
[三十九]中国文论起于对《诗经》的阐释，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毛诗、三家诗，产生了最早的文论话语。但最早的文论话语还在《诗经》本身。如，《小雅·四月》：“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行役中的诗人以歌吟表达苦感的心声，且歌且行便是文学之发生。《毛序》认为这首诗是大夫讽刺周幽王贪残构祸，完全不切诗旨，但有一点还是说对了，就是其中有讽喻。有时候，阐释者的解说显得有些多余，不如作品本身的言辞说得更明白，更具审美概括力度。在《王风·黍离》中，“彼黍离离”本来是作为起兴的景物描述，可是“黍离”本身却被情感化了，因为它描述的风景让人想到湮圮的宫室宗庙，于是“黍离”成为一种故国之悲的意象。
[四十]在农场土坯房里第一次读《包法利夫人》，大概是嫌其不够“黄”，没有多少感觉。再次阅读忘了是八十年代什么时候，读后还是不懂它的伟大，总觉得这个揭示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故事多少有些概念化。大约十年前又重读此书，有一点仍有疑惑：作为现代小说它许多地方还是沿袭罗曼司的粗线条，缺少丰富的细节表现，就叙事形态而言是否尚带有“中间物”的痕迹？也许像福楼拜自己说的“小说正在等待它的荷马”。另则，爱玛这种渴望诗和远方的性格，我们身边的社会里亦非少见（这大概就是其典型意义），最后若不是自杀，恐怕弄不出那种悲天悯人的效果。
[四十一]老A跟我讨论回忆录的可信度问题，我认为某些作者存心作伪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譬如胡兰成），但记忆本身是有偏向的。如纳博科夫《说吧，记忆》，有关其家族谱系那些连篇累牍的叙述（甚至跟普希金也扯上某种关系），与其视为夸饰的不实之词，不如说这些东西是纳氏大脑里的活跃因子。按J.M.库切的说法，这叫记忆的可塑性。他在《好故事》 （The good story）第三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我大腿根部有一道疤痕。这疤痕就在那儿，肯定发生过什么事儿。但我唯一的记忆只能由我母亲提供，她告诉我那是一九四二年发生的一个事故，我缝了三针，要不就是四针还是五针。‘可是你非常勇敢。你没哭。于是我就成了那种不哭的小男孩。记忆中某个事例的植入方式，会产生影响未来的力量。”（据文敏译稿）一九四二年，库切才两岁，被植入了勇敢意识。纳博科夫回忆录自称三岁时就有记忆，显然他自幼就被植入贵族的荣耀与自矜。
[四十二]产生于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是开创五言古风的文人诗，知青时期稀里糊涂读过。那时只是照着陆侃如、冯沅君的诗史脉络去找作品，并未琢磨这些诗歌的文学史意义，直接的印象是其格调不高。十九首，没有人生寄托，亦无一关乎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大抵直露地表白诗人的离愁别绪或是一己之忧。至于《青青河畔草》荡子妇凭窗大秀色相，《青青陵上柏》对贵胄生活的艳羡，《今日良宴会》流露的功名富贵之念，照王国维《人间词话》的说法就是“淫鄙之尤”了。之前读唐诗宋词多能感受家国情怀，脑子里自然烙下诗三百“思无邪”的诗教传统。其实王国维说得很明白——“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许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这个“真”字恰是诗界稀缺。前人称之“句平意远”，称之“意致深远”，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矫饰之态，全是直截了当的感伤与感悟。
[四十三]这辈子读得最久的一部书是《三国演义》。最早读的是小人书。上海人美社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四年陆续出了六十册《三国演义》连环画，我和邻家男孩M合伙搜集这套书。差不多快集齐了（好像只缺尚未出版的两三种），M考上技校去了外埠，那些宝贝都让他带走了。后来难得碰面，我绝口不提书的事情，不想弄得像孙权向刘备讨要荆州似的。知青时期读到竖排繁体字版《三国演义》，感觉跟自己脑子里的故事梗概差不太多。那时除了武将排名的学问，主要是接受了刘关张“忠勇节义”那一套，不能真正认识书中复杂的伦理关系（尤其政治伦理）。最近这十几年来，将这部大书作为暮岁消遣，读出了早年未曾想到的许多问题，又与《三国志》等史书对照阅读，从“三国如何演义”的叙事立场出发，看取小说家与史家各自表述之旨。《读书》杂志卫纯先生见我写了文章，鼓动我在该刊开了“老读三国”专栏，还有一些发在《书城》和《中华读书报》。后来有了成书规划，在三联相继出版了《老读三国》 《三国如何演义》二书。吴彬女史亲自为后书做责编，又亲自邀黄子平兄作序，实是倍感荣幸。
[四十四]很晚才读到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一连读了好几遍。作者用女孩米克的视角串起了小镇故事，那些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那些若隐若现的情感触须，早已逾出私人话语的阃限。可是公众的兴奋点又在哪里呢？人心疏离自是公共话语的缺失，但孤独的声音并不只是内心喟叹，书中展开了无处不在的忿争和街头呐喊。贫困的焦虑，成长的困扰，种族与阶级矛盾……有深怀使命感的黑人医生考普兰德，为黑人民权事业奔走呼告;有工运分子杰克，揣着马克思的书四处流浪，喝一口葡萄酒都在琢磨酒滴中的剩余价值;还有咖啡馆老板比夫，一个庸庸碌碌而颇具江湖道义的怪人，每日里都在打探天底下大事小事。然而，工运活动家与黑人领袖终而没能谈到一起。正如比夫暗恋着米克，而米克钟情于哑巴辛格，辛格的心思却在另一个哑巴安东尼帕罗斯身上。全都是一种错位关系。辛格一死，人们之间的纽带就消失了，又一次印证诉说与倾听的虚妄。
[四十五]早先读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没有觉得特别好，大概是因为她的写法偏于细碎和朦胧，不易建立一种概述性记忆。渐入老境之际，不再非要去归纳什么，再看那些琐碎的细节，那些东拉西扯的文字，倒是变得贯通无碍，更有意境了。就像在画画的老姑娘莉莉，看见拉姆齐夫人和小儿子坐在树枝摇曳的窗口，心里突然感到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生活不再是人们日常的一个个零散的小事件拼凑而成，而是卷作一团，变成了一个整体，像一个波浪，把人带上浪尖又抛落下来，猛地推到海滩上……人去楼空，荒凉的老宅就像沙丘上的一只贝壳。莉莉眼前总是出现拉姆齐夫人的幻觉，可是那个男人在哪儿？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卡迈克尔先生房间里还亮着蜡烛。十年之后，她依然站在这个地方，拉姆齐先生他们的小船终于驶过海湾。窗户铰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男人们依然活在自己的诗歌和哲学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