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进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就出现了“非虚构写作”的概念，美国作家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就是公认的早期“非虚构小说”的代表作。此后“非虚构写作”在西方大行其道，蔚为大观。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就凭其“非虚构写作”的卓越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她曾做过多年的记者，先后创作了《战争中没有女人》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 《二手时间》等非虚构作品，影响广泛，评委会称颂其“復调式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筑起了一座丰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让“非虚构写作”这一似旧如新的书写文类，挟其风云之势，迎来了最好的黄金时代，也悄然影响到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

　　与“非虚构写作”概念相比，我们更熟悉的是“报告文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应着特定的改革开放的社会感觉结构，报告文学曾经风靡一时，《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大雁情》（黄宗英）、《人妖之间》 （刘宾雁）、《伐木者，醒来！》（徐刚）、《倾斜的足球场》 （理由）、《西部在移民》 （麦天枢）、《唐山大地震》 （钱钢）等作品传诵一时，洛阳纸贵。可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报告文学的文类后来逐渐走向沉寂，不复当年的风光。没想到，这些年“非虚构写作”异军突起，某种意义上延续了传统报告文学的余绪，又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文坛。早在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即开辟“非虚构”栏目，将非虚构文学正式引入主流，其意义与影响不容低估。显然，“非虚构写作”之边界和内涵都远远超越了以前的“报告文学”，隐然有与小说这一最大的“虚构写作”文体分庭抗礼之意味。近年来，梁鸿的《出梁庄记》 《中国在梁庄》、李娟的《冬牧场》、阿来的《瞻对》、叶兆言的《南京传》甚至是历史学者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等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蜂拥而出，它们或以具有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性质的写法出之，或以长篇纪实文学的风采呈现，或以重写历史铭刻记忆的方式书写等等，凡此种种，都不断丰富着中国“非虚构写作”的面貌，甚至悄然改变着当代人的阅读习惯。而从海外引进出版的何伟《甲骨文》 《江城》 《寻路中国》等著作，亦获得巨大回响，将“非虚构写作”的出版与阅读推向另一波高潮。

　　在此语境下，阎连科最新出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她们》 （原刊《收获》2020年第2期）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阎连科是声名卓著、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其作品深刻的历史指涉、强烈的现实忧思和多变的叙事探索，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近年来，阎连科偶尔涉笔“非虚构写作”领域，同样出手不凡，先后出版了《我与父辈》 《田湖的孩子》等作品。也许《我与父辈》 《她们》并不能成为阎连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对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来说，却可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阎连科这样重量级作家的加盟，有可能会将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向纵深推进，甚至与世界性的“非虚构写作”合流。

　　如果说《我与父辈》是在写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男性世界，那么《她们》则将目光投向了被文学、被社会所遗忘的乡土中国的女性世界。阎连科以看似模糊泛化的第三人称复数代词“她们”来指代，实则颇为清晰地指向和定义了这一乡村女性群体，试图为她们寻找到一个共名。他以这样的指称来饱含深情地书写自己生命中遇到过的若干位女性，相亲对象、妻子、姐姐、嫂子、母亲、婶婶和姑姑们、消失了背影的表姐妹们……这些女性都曾与他的某段生命历程产生过某种联系，有的只是匆匆过客，有的却彼此依存，从未分离，但缘起缘灭，他也未必就在有限的观察和接触中全然了解她们的悲欢好恶，所思所想。出于某种对于缘分的珍惜和不可解，他开始忠实地追忆和悬想这些自己生命中女性的故事，并将之一一诉诸笔端。

　　某种意义上，正是“她们”才承担起了乡土中国、血缘中国的延续与传承，将乡村的婚姻、道德、权力、人性等等，以最真实的方式完整地呈现出来。她们的命运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从一出生就被这片土地所限定。她们毕生的努力和挣扎，都以土地为基础，最后又还诸土地。她们具有地母一般宽厚的胸怀、坚忍的性格、善良的心地与任劳任怨的强大生命力，同时她们又是土地的女儿，依此而生，最终归于土地。这些“她们”才是最鲜活也最无名、最卑下也最伟大的群体，可惜在当代文学典型人物叙事的机制下，“她们”完全被文学叙事所忽略和遗忘了。“她们”群体之中那些容貌、性情和言行迥异的个体，“她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悲欢、艰辛与无奈，现在终于通过非虚构作品《她们》得到了一定的弥补和呈现。当然，《她们》只是写阎连科家族中或身边的女性，但近取诸身，从“她们”的身世经历之中，当然折射出了乡土中国庞大的底层的女性群体，所以阎连科才说，“写她们哭，写她们笑，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写她们在这一端哭哭笑笑时，另一端的哪儿会有哭笑、颤抖和舞蹈”。a

　　有意思的是，全书主要写的是仍在乡土的女性，但最后一章，也展示了当代社会背景下，乡土女性命运发展的诸种可能性。由于城乡的逐渐一体化，乡土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淡，很多女性离开土地，走进了城市，她们的后代也就天然地成为了城市女性。以后“小外孙女”们的故事如何讲述，她们与乡土的关系又如何发展，颇为耐人寻味。在与乡土渐行渐远的过程中，后辈女性们还会追忆起她们的母亲、外祖母和祖母的生活吗？还会意识到自己走了和前代女性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吗？她们成为城市女性之后，对自己血脉中与昔日土地的联系，会有追本溯源的冲动，抑或全然无感？对于这些问题，个体的感受和命运可能千差万别，但每个个体的生命故事都值得由乡入城的女性，细察来时之路，重加省思。许多个体的生命故事汇流而成的，千千万万个“她”组合而成的，正是那些给予她们生命的守望故土的“她们”。

　　阎连科按照传统家族的谱系，从相亲对象起始，逐一写到大姐、二姐、姑姑、娘婶，尤其是母亲，最后再到当代乡村女性的新样态。此中隐然可见他的“金陵十二钗”女性群像图谱，“忽一日，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有意写之。作者不避隐讳，先后叙写了自己的“一次相亲”“又一次相亲”和“第一次相亲”，对于相亲结果的有缘无分，不免有点自嘲式的讪笑，却也接受了这样无言的结局，并不因此去否定人生的无常和爱情的美好。“人生来回的时间原来是相等的。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如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b观其行文之间，阎连科时常会在一段较长的叙事性段落之后，冷不防地抛出一句颇具抒情意味的感叹。那年他和妻子带着儿子回乡，在田湖镇的街上，竟然遇到当年他狠心分手的对象，不由得发出深深感慨：“生活很早就像小说了。当现实呈现出故事的力量而战胜虚构时，我为小说家的想象而汗颜。羞愧让我以作家的名分跪到生活面前去，宛若悔悟让信徒跪到神的面前去。”c这样的感叹，可以看出他对当年选择的羞惭，更可以看出他对生活逻辑的服膺，在现实强大的力量面前，无论是乡村女性，还是成功的作者，都只能徒叹奈何。

　　当然，对后来获得的幸福婚姻和家庭，阎连科心存感激，“在我和她的婚姻里，我从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而在她，得了什么，失了什么，有了什么样的利益和伤害，她却从来没有去想去说过”。d他认为自己是那个接纳了妻子无限奉献的幸福之人，甚至是不公平的既得利益者。在此之前，他为争取与未来的妻子缔结姻缘做过勇敢的努力，那情景简直有如悲慨的壮士：“我要结婚了。我要去开封，告诉我那在默认和犹豫着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吧。我年内必须要结婚！这是命运安排给我的事。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了，如果你不应不结婚，我们就将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所有的经过只是路人的一次偶然相遇吧。实在说，那时我没有想到时代的辖制和婚姻，是属于我的还是社会和家庭的，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是一种粗暴或不公，或是一种威胁和私挟，只是怀着命定之决然，便果敢地朝商丘那个老旧的车站奔过去。”e似乎听命于一种本能性的驱动力，阎连科抓住了命运的把手，为自己谋取到了美满的婚姻和现世的幸福。他没有止步于此，投身于世俗生活中，而是对个人的处境和妻子的境遇都有了拉开一定距离的凝视和思考。唯其如此，他才不至于停留在过去传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榨取而不自知的状况之中，也抛开了传统乡土的大男子主义。这种对女性体察与关怀的心态，成为《她们》的写作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阎连科对母亲的叙写，点点滴滴，深情一往，从年轻写到衰老。“我母亲的一生都在重复着别人的人生和尘事，一如我们都在重复着父母的人生尘事样。”f由无数像母亲一样的普通女性的生命经验，阎连科甚至沿袭波伏娃《第二性》之说，别具心裁地衍生出了“第三性”的概念。“母亲的经历，只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成千上万的女性中最为普通、普遍的一个或一例，连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的都不算，但她的‘把妇女不当妇女看的认识和结论，却无意间让她成了一个最特殊、朴素、原始的‘乡村女性和女权主义者，道出了‘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这样的逻辑、哲学和女性学的一个复杂、缠绕的问题和命题，并用她最简朴、质感的劳动和生活，说明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这样一个大约只有中国女性才身心共有的——第三性。”g《她们》中甚至专辟一章《第三性——女性之他性》以正经论述的理论形态出现，反思“她们”的众生相，反复申述“第三性”。“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她们的第三性——女人先天是女性和后天历史、政治加诸她们女性的第二性，在那块荒野广袤的土地上，她们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h虽然阎连科是以作家而非理论家的视角来阐述的，但应该说，他的“第三性”既体现了作家对既有理论和知识体系的灵活转用和改造，显示了他对女性主义的熟谙。只是他并不想用理论的手术刀冷面无情地细析“她们”，继续将女性客体化，而更多地以一种悲悯、同情、客观甚至感同身受的立场加以呈现，藉由柔软的形式，传递出更广大的意义。由他提出的所谓“第三性”的概念，可谓“叛逆性的继承”，形成了阎连科独特的中国版的女性主义思想，由第一性到第二性再到第三性，颇可一观。“第三性”背后所蕴藏的，正是那生生不息的“女性生命学”。

　　阎连科在乡村女性故事之外，特别设计了具有补充诠释性质的“聊言”加以穿插。这种有效的内部“亚文类”区隔写法，使得叙事性回忆和议论性段落两下分明，既易于读者辨认，又帮助读者理解，很好地传达了作者的情感立场与理论反思。对于阎连科来说，这些家族女性的命运，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须，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从出生开始，她们的命运其实就已经确定。“人们所有的活着、行走与努力，都不是在偶然中去寻找必然的，而是为了在必然中去相遇偶然的。当相信偶然决定必然、并是决定人生与命运的关键之键后，那么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释然了，放下了，去坦然面对了。”i这是“她们”的人生，也是阎连科自己的无奈叹息。他笔端常带感情地一一述及忆及生命中所遇过的“她们”，而他的野心和想法可能远远不止于此，他更有意勾连过去和现在的两个书写世界。从《我的父辈》到《她们》，他所熟悉和眷念的那个传统的乡土世界在一点点消逝和隐退。这片乡土、传统乡村，还有这片土地上的“她们”，将往何处去？全球化时代“乡关何处”的大哉问，亦是牵动作家内心最纤细敏感神经的命题之所在。

　　阎连科在《自序：十年的等待》中夫子自道式地提到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在《她们》的行文之中也不避重复地引录了《我的父辈》中已经写下的若干片段。这种自我互文的写法，却顾所来径，是一位自觉和负责的作家瞻前顾后，试图善为沟通，将传统的男性乡土与乡土之上的“她们”合而观之，更好地回应当下社会重要议题的书写实践形式。“因為在那块土地上，虽然女人也是人，然那块土地又规划她们终归是女人。她们在那一片屋檐下，在那些院落土地上，在时代的缝隙尘埃间，说笑、哭泣、婚嫁、生子并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又沿着她们走过的路，或者找寻着自己的却也是众多众多‘她人'的路，期冀、欲望和奔波，发达或坠落，沉沦或疯狂，呼唤或沉默。地固然是着她们的出生地，却也一样是着她们的终老归宿地;都市既是她们的未来之日出，却也是她们的终后之日落。欲望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命运的锁链和绳羁。”j如此饱含深情的笔触，再辅以精心安排的叙述结构和贯穿始终的理论反思，都让《她们》超越了普通的散文，而成为一部“非虚构写作”的力作。

　　作为一位世界级的作家，阎连科立足中国乡土书写《她们》，但他的对话者显然不仅仅局限于乡土或中国，某种程度上，同样具有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因此，他对女性主义的评析，他所提出的“第三性”的思考，显然就不是装点门面之举，而是赋予中国乡土的“她们”的故事以世界性的维度，与西方世界的女性展开了可能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性”的概念也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意义，既是对中国乡土女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阎连科在《倒错最日常》这篇短文中提及刘剑梅教授给予了他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启示：“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被醍醐灌顶了。她提醒我可以写我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女人）了。”这是一个启发却并非写作目的，他不无谦逊之意地说：“《她们》决然不是关于女性主义的一本书。《她们》是关于人、女人和那块土地的一本非虚构的散文和随笔。”阎连科认为，借助女性主义的视域，能让《她们》写得和《我的父辈》 《711号园》不一样。“唯一令我安慰的，是我写作时，始终没有偏离她们在那块土地上的最日常和最倒错。倒错才是文学和意义，日常才是文学的难度和突兀在尘埃里的尺高和纵深。”k

　　前不久，在接受《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外籍编辑莫冉（Riccardo Moratto）博士的专访（原稿发表于今年二月末意大利《宣言报》）时，访问者请阎连科介绍他正在写作的内容和对读者的期待。阎连科借此机会第一次广而告之，“我最近正在改订一部长篇散文《她们》，这部散文写了我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包括我年轻时谈过的对象。……我想意大利读者如果有机会读到这部作品，他们就可以看到顽固的东方男性（作家）是如何认识女性的。而东方（乡村）女性，在上百年的历史中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是如何生活的，又是怎么成了今天这千姿百态的模样”。l这段回答，似乎也可以看出，阎连科所要面对的潜在读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希望通过《她们》，让西方世界的读者重新认识男性作者笔下的东方乡村女性，打破过去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他不藏拙，不溢美，也不忌惮自我反省，更不刻意迎合西方世界“东方主义”式的想象，而是诚实地面对自我和“她者”以及更多的“他者”，最真实地将这样一幅风姿绰约的东方女性长卷呈现于世界面前，也为世界性的女性书写发出中国的声音。

　　据说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后人类”社会，面对的是“原物本体”（object oriented ontology）、拟想现实（speculavive realism），赛博格理论、星际研究、生态研究、物体研究等等大行其道。然而，阎连科却在此时回望乡村，书写那片古老土地上沉寂的“她们”。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背后，显然有着作家独特的人文关怀，也许正是以非虚构的方式，表达出当下乡土女性的危机状态。有意思的是，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其著名的《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中，呼吁建立一种忠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政治神话，要以现代技术将人类建构成赛博格，从而打破传统的“自然-文化”“男性-女性”的简单区分，建立一种新的性别、阶级、种族的政治生态。哈拉维对女性身份的重视，打破男女性区别的提议，当然与阎连科的“第三性”不可同日而语。阎连科作为一位来自乡土的作家，无论他走得多远，他都不可能割裂与那片土地的联系，那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他的源泉。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阎连科全部作品的“母体”。美国颇具声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纵论从勃朗特到莱辛等数十位英国女作家，堪称一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之经典;而阎连科的《她们》以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乡土中国歌哭于斯的女性群像，让我们看见了长期隐没于男性背后的“她们”，这才是属于“她们”、属于中国乡村最广大女性群体的文学力作。

　　十年生聚，十年等待。阎连科在完成《我与父辈》十年之后，才等来了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契机，写下了这本关于家族女性的作品，也記下了自己关于女性、乡土、生命与世界的种种思考。我们身为读者，在那些无奈、压抑而又感动的故事之后，却颇为惊喜地发现《她们》的结尾介乎牧歌与哀歌之间，让人咏之叹之，切己遥想：“车轮流水，屈伸皆可，宛若日出、白云和虹都常年留挂人间了。”m

　　2020年5月于环翠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