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

　　麦家以《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为代表的特情小说叙事超越了通俗的范畴与流行的趣味，以俗写雅，跌宕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所服务的是幽微人性与深邃精神世界的勘探，拓宽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事的路径。有评论者把麦家的小说界定为“新小说”，我以为是合理的，这种“新”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形式之新，更表现为作家的一种不断革新自我、寻求超越的先锋精神。从麦家的散文集《捕风者说》《人生中途》中也可以审视到一个不愿重复自我的麦家形象。在麦家看来，取消小说的难度，首先是精神上的放弃，对底线的放弃。破了底线做事，任何事都是做不好的。正是如此，褪去了“特情”外衣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的出炉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人生海海》所凸显出的日常化的叙事风格虽然迥异于以往长篇小说，但这种转变也是具有“先验”的基础。从《人生海海》之前麦家发表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这一小说的叙事雏形与思想魅影，较早的如《一生世》《两位富阳姑娘》《杀人者》《汉泉耶稣》，近年来的有《日本佬》《畜生》《双黄蛋》等，这些小说算是以故乡为原点展开的叙事，关注到了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具有“世情”的味道。尤其是2013年麦家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后发表于《南方周末》副刊的《致父信》，让人看到了麦家深刻的创伤记忆以及重新面对父亲时的追悔与释然。这些小说创作以及非虚构性文字讲述的密度，其实也昭示着麦家“回去”故乡的热度。在一次访谈中，麦家就曾表达过自己所谓的“回去”的两层意图：一是内容上回到他记忆的最初——童年、少年、乡村;二是写法上回到传统，回到日常，回到平淡。他认为小说不会老，但小说家会老的。像所有年长者一样，麦家开始欣赏老老实实的人生，白粥，咸菜，白天，黑夜。虽然这些短篇小说的创作与《人生海海》有着一定的呼应关系，但《人生海海》以更大的叙事容量，更为绵长细密的叙事风格，在宏大历史的斑驳倒影中，在琐碎的日常伦理中，进行着更为深邃的生命言说，或者说麦家在一种新的叙事维度中拓宽了对生命追问的尺度与对人性开掘的深度。

　　一、视角之力：成长视点中另类极限叙事的呈现

　　“极限叙事”似乎已成为麦家小说叙事一个关键词。从麦家笔下生存于“秘密空间”、世俗生存自由被绝对限制的天才人物，如容金珍（《解密》）、李宁玉（《风声》）、陈家鹄（《风语》）身上所表现出的崇高性与悲剧性，可以领会到极限叙事所赋予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人生海海》依然有以往极限叙事的特质。小说开篇以一种神秘的、简略的语式讲述主人公的两个绰号——“上校”“太监”，这种极具张力性的双重身份符号暗含了主人公传奇而又悲壮的人生。在“爷爷”“父亲”“老保长”“林阿姨”等日常庸众之力的讲述下，上校既是出生入死的军中大夫，又是风流无度的好色之徒，还是烟酒肉均沾的民间怪人，他威风凛凛让人崇拜，却又伤痕累累惹人怜惜。但是整体来说，《人生海海》的极限叙事的语态、内涵与以往创作有所不同，其关乎的不仅仅是强大与脆弱、崇高与悲壮等审美范畴，在成长视角的介入下，轻与重、纯与杂等审美范畴得以凸显，这是麦家极限叙事的另一种范本呈现。

　　《人生海海》这部小说以处于成长状态的“我”为第一叙事视角，从童年起，从故乡出发，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与一个世界的距离，讲述了关于上校的传奇故事与“我”的精神成长史，这在麦家的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果说麦家以往长篇小说中的“我”更注重“听”，即“我”的职责是从各种渠道中听取那些隐没于历史深处的声音，在黑暗中捕捉飘逝中的音符，主宰了叙事的整体走向。《人生海海》中的“我”不再单纯地作为访谈者与实录者存在，“我”既是在场的听者、讲述者，又是上校与自我沉浮人生的见证者。“我”从少年始，就在不断地接近与窥探上校，“我”成长的状态与上校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不谙世事的少年时期的“我”在目睹上校对小爷爷的恩义之举后，扭转了爷爷灌输给“我”的对于上校的认知，之后跟随父亲去上校家揩油并听他讲故事，上校慢慢成了“我”心中的英雄楷模，也刺激着“我”对于乡村之外世界的想象;14岁的“我”亲历了表哥、小瞎子他们变身红卫兵对上校的荒诞性的审问，上校的委屈、逃离与被抓，颠覆了“我”对他以及整个周围世界的认知，“我”的世界开始被黑暗的谜团包围，孤独与无助，这是“我”对复杂人世的进一步涉足;之后的“我”偷听老保长讲述1940年代上校的故事，听闻爷爷四处散播小瞎子与上校的谣言，经历了爷爷因告发上校全家遭难的事件，16岁的“我”在羞愧与恐惧中，被一步步推离乡村，推入社会，漂泊在外，不得不学会长大。“我”的人生轨迹在1991年（39岁）所开启的第一次返乡之旅以及之后的多次返乡中又与上校的人生发生了交集。上校发疯后的“孩童”状态，刺激着“我”的继续成长，并促使“我”逐渐完成自我与命运的和解。在“我”从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成长坐标中，上校立体化的形象也被清晰地呈现。而由少年的“我”再到中年、老年的“我”所构筑的有限性叙述视角，也恰恰增添了文本叙事的仿真效果，上校的人生谜底只能随着“我”成长视点的迁移不断地去揭示。在少年的“我”没有看到的且由叙述者无法直接填充的叙述层面——比如小瞎子与上校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最终由步入老年的“我”，在与小瞎子的网络聊天中揭示，并由“我”不断地确证事件的真伪。这使得读者与具有神秘、传奇色彩的“上校”之间不再隔着一层纱布（全知全能的讲述者），麦家谦逊、公允而可靠的叙事态度可见一斑。

　　成长型视角成为麦家穿透整个人生、人性、人心的利器。借助于这一视角，“我”与读者一起看到了上校隐秘在时间历史深处的生命之痛，这种“痛”又是与叙述者“我”的情感变化相关联的，“我”的内心世界是在对于上校人生之“痛”的感应与审视中不断地得以敞亮的。小说通过“我”的视野，将上校在众目睽睽下被批斗的场景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描绘。“我”对红卫兵有着强烈的钦羡，对上校的批斗会兴味盎然，但是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老保长），批斗会变成一场闹剧后，“我”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落差。这里，少年视角之“轻”，却是以“纯”观“杂”，在此视角叙述下的红色革命风暴以及对上校的批斗，充满了反讽与戏谑的意味，但是所折射出的社會历史内容之重不言而喻。年少的“我”在听老保长与爷爷交谈时，对很多内容虽懵懂无知，但是他们的言行其实隐藏着关于乡村复杂的世俗伦理道德内涵，昭示了琐碎日常中的复杂人性。而“我”去探望已经成“孩童”的上校以及“我”多次返乡的见闻，则是以成人视角之“重”——以“杂”返“纯”。“我”历经生命的艰辛，但是年龄和成功赠予了“我”豁达与宽容之心，在“我”眼中上校的儿童状态之“纯”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增殖。在“我”重回故乡面对似乎冷酷无情的父亲以及令人作呕的小瞎子时，“我”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存在的一种“单纯的愚昧与执拗”，他们作用于我的情感结构，使得“我”的情感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的生命也在不断地被纯化，最终呈现出一种“轻盈”与“释然”的状态。如果说“杂”中更多蕴含的是成年人世界的复杂与人性之恶，“纯”中则代表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人生与人性之善。而这种“纯”又在“我”与周遭亲人所构成的表层伦理关系中得以展现。

　　《人生海海》中不耽于父子伦理关系的纠缠，没有像先锋小说中的弑父情节以及晚生代小说中的“寻父”模式，而是融入了一种温情视角。从家庭内部来讲，“我”与爷爷情感最好，我们之间的分裂来自外部的压迫，以及压迫下人性的变异，这种分裂也在爷爷和父亲之间展开。而父亲与“我”之间的关系虽然很不“亲近”，但是在“我”的返乡中也逐渐理解了父爱的方式，他不给“我”回信，是怕“我”回去沾了晦气，活不成;他不让“我”靠近他，和“我”疏远是怕厄运传染给“我”，怕恶鬼识别“我”的身份。这其实也是现实中麦家与父亲关系的一种映射，在随笔《八大时间》中麦家写到了父亲对于祖上红房子的心结，以及父亲对于“我”的拒之千里之外的原因。但相比很多文学创作中所呈现出的经验与作家生活状态之间所存在的同构性与重叠性，麦家的创作依然是一种“仿真”式的表达。当作为叙述者的“我”将亲情伦理关系放置于上校错综复杂的生命境遇中进行阐释时，这种易沉沦于写实的日常化的生活叙述也更具开阔性与审美化。

　　《人生海海》中叙事视角与距离的设置及其带来的审美体验，在与人物所面对的历史对接中，构筑了一个充满异质的生命场，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特征在其中得到了极致性的展现。在英雄被纳入了稳固的、隐形的日常文化结构的同时，每个与之相连的小人物也被激活，且他们生命前后的状态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叙事情态波动中所呈现出的是个体生命的奇诡与复杂性。

　　二、声音之辨：解构与重构叙述中的人性考量

　　在麦家以往的作品中，叙事声音也有多重的特质，典型的如《风声》中的“我”、潘教授、顾晓梦、老鬼等互相角力的讲述，不断在解构与重构着人物的灵魂。在麦家的小说中，除去人物发出的声音，还包括历史档案、信件等所传递出的叙事声音。麦家在文本叙述声音的不断切换、抽离中显示出了其独特的叙事才能。《人生海海》中的叙事声音表现为多声部的限制性叙事，主声部由“我”的叙述构成，相比以往叙事声音在空间上的“密闭性”，这一小说叙事声音所处的“空间”更为开敞。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海外，同时又不乏历史感，从具有传统民间说话色彩的“爷爷说”“保长说”，到具有现代文化隐喻色彩的“报纸说”“网络说”（小瞎子为自己代言），不同话语特征的叙事声音承载了对叙述者及叙述对象精神质素的勘探，并在作用于人的情感结构时显示出了不同的威力。而“上校”与“太监”身份的证实与证伪也在不同的叙事声音中得到了不同的演绎，变得愈加清晰。而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在多重叙事声音的辩驳中，作家所要传递出的东西是什么？

　　乡村空间中的叙事声音，主要在小说第一部分呈现，这也是小说的主要特色所在。主要代表为爷爷（老巫头）、老保长、父亲（雌老虎）、小爷爷（门耶稣）等，他们都属于隐性的民间文化空间中的人，身上凝聚着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取向，既讲究仁义道德，又有浓厚的宿命观。被抛入民间世俗场的上校无形中就在接受着这种民间道德文化的审判。在民间道义力量化身的爷爷看来，上校就是“太监，是个怪胎”，是鬼投胎，他对上校“深恶痛绝”，是因为“太监”晦气重，恶意深，接触他们会让人断子绝孙。但是当红卫兵游斗上校时，爷爷又一口一口谩骂红卫兵“简直是畜生”，并帮助上校“逃跑”，乡村存在的宿命论、封建迷信与仁义道德左右着爷爷对于上校的态度。对小爷爷来说，上校拯救了他所信仰的耶稣挂像，他视上校为“不信耶稣的耶稣”，时刻维护。父亲是乡村中的独特存在，性格怪僻却又道德仁义，与上校有兄弟情，在他心中上校就是仁义的化身。父亲不爱主动讲关于上校的故事，但是他对上校的讲述与“爷爷说”构成了一种辩驳，用父亲的话讲：“你爷爷讲的那些都是二手货，是我漏给他的，有些是他瞎说八道的。” 父亲对上校极力维护，甚至于为了上校与爷爷反目成仇。但是根植于民间的传统道德力量并不完全附着于政治意识形态。在对上校的批斗中，台上的人振臂高呼，台下的群众响应者却寥寥无几，民间拯救历史的书写模式在麦家笔下得到了表达。与此同时，乡村熟人社会中，传统的民间力量却又是简单粗暴、黑白分明、缺乏复杂的构图，具有破坏性与毁灭性。当爷爷出于对家族名誉的维护，违反“道义”向公安出卖上校的行踪以证清白时，恰恰成了被群嘲的对象，乡村中的世俗力量将整个家族推向了深渊。可见民间自身的文化机制既能制约整个家族、个体命运的走向，也具有解构革命，沟通革命伦理和人的主体性的功能，而麦家也在一种民间式的“暴力辩证法”中重新估量了人性中的传统道德力量。

　　老保长的叙事声音具有边界化的色彩，他既属于乡村，又具有城市经验，他对上校的讲述占据的篇幅最大，主要是小说的第二部分。老保长对1940年初期上校在老上海时期行踪的解密式的补叙，是对小瞎子污蔑上校言行的一次有力的辩驳，他主动出击的姿态既是一种乡村伦理道德的驱使（挽救爷爷的生命），也是对上校雄健与传奇形象的重新建构。这部分叙述中作者着力于仿真的修辞美学效果，插科打诨而又有节制的讲述风格符合老保长的身份与个性。在老保长的讲述中，上校的“好色”之性被赋予了革命化的色彩。上校是作为爱国之士而隐匿于上海妓院的，而后又是为了窃取情报而委身于北平花园，革命与性欲发生了正当性的关联，而上校所谓的“太监”形象也获得了极大的扭转。城市-村庄（上海桑村）这一空间中的叙事声音，主要由“我”与林阿姨共同完成（1950年代解放军接管之后发生的故事），这一空间中的叙述更多彰显的是一种革命与欲望纠葛状态下的上校形象，上校的男人魅力以及人性純洁的一面在叙述中被建构。与此同时，具有革命化色彩的工棚里所埋藏着的人性之恶与上校纯正的人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在这一具有悖论性的叙事空间中，革命化进程中人性善恶的两极表现得以彰显。而当“我”从双家村到马德里这一世界空间后，“我”飘零的人生开始铺展，叙事的声音貌似远离了上校，但实际上却是“我”与上校发生同质性生命关联的开始。被置于极致生存条件下的人生面对与选择，重新刺激深埋于“我”生命深处的苦难记忆，在“我”的世界中，仇恨等占据了上风，“当牛做马的生活让我对生活只有恨，没有爱——爱被我恨死了，葬在大海里”。 但是与“上校”型的两任妻子的相遇，在世界-故乡-城市-村庄空间的回返，让“我”在抵达记忆的时间深处的同时完成了与自我命运的和解，时间与经历沉淀出的人性中的悲悯与宽容得以展现。

　　空间变动中的叙事声音串联起了整个宏大“历史”中上校的生存境遇。从抗战救国、抗美援朝、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说上校的个人命运一直与“革命”形成了一种扭结、悖谬的状态。与此同时，叙事声音本身也历经了“历史化”的状态，时代媒介的变动使得叙事声音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叙述媒介带来人性体验感的不同。如爷爷、老保长等所代表的叙述声音传递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民间道德观与价值观，富有“仪式感”的道德伦理说教与言语表达，更具温度与真实感。“报纸说”是成年后漂泊在外的“我”的叙事声音的一种凭借，国内的《参考消息》、西班牙的《国家报》和中文版的《欧洲时报》既是“我”获取外界信息的途径，也是漂泊在外的“我”战胜孤独感与慰藉伤痕心灵的媒介，同时也承载着“我”对生命的洞悉与彻悟。报纸上富有哲理的言说，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当一个人心怀悲悯时就不会去索取，悲悯是清空欲望的删除键”等，是“我”作为现代人面对历史与当下生存境遇的精神法宝;而小瞎子的“网络说”，让我们看到的是新时代媒介形式给人提供的新的生存空间，小瞎子在其中获得了精神的填充，他伪装成出身于算命世家、精通阴文的算命先生，既能“笑傲江湖”，也能随意编造话语践踏他人的尊严，人性的复杂在此得以“虚拟”化地呈现。

　　《人生海海》中的多声部的叙事声音既内涵有传统民间故事言说的特质，也具有现代的色彩和美学价值，是对中西叙事资源的深度融合。在此麦家不再以旁观者的叙述姿态打量现实，不再仅仅通过挖掘孤独生命个体内在的精神特质以及内心边界以付诸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和想象，而是以“当事人”的姿态不断地推进叙事。在多重叙事声音的辩驳中，麦家重新颠覆以往话语叙述逻辑，诉诸民间世俗中的善与恶、革命伦理与暴力，对人性与历史、革命伦理、民间道德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考量。

　　三、寻找“林中路”：麦家的返乡哲学

　　真正的好小说的特质并不仅仅在于运用何种巧妙娴熟的叙事策略，还在于在这一叙事的形式下所承载的丰富生命内涵。《人生海海》在以“我”为第一叙事视角的发力中，在空间化与历史感的多重叙事声音的辩驳中，搭建起了一种精神空间，深入参与到了与作家思想的对话当中。可以说在新的叙事维度中，麦家在继续开掘人性的深度、追问生命的宽度，在自己所开辟的“林中路”中，谱写出了有关生存于世的受难个体的“存在”与“还乡”的生命哲学。

　　关于“林中路”，海德格尔曾这样释义：“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相类。然而只是看来如此而已。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 徜徉在繁茂的文学之林，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叙事向度中寻觅着自己的林中路。其中麦家对于探究人心的深度与宽度有着极大的兴趣，他的文本叙事似乎都有一种生命哲学的底蕴作为支撑，这在《人生海海》中尤为突出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本身，在闽南语中就是对人生复杂多变的喟叹，而麦家又为其注入了一种过尽千帆的释然与超然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这也是深入麦家生命深处的英雄哲学。如果说麦家以往特情小说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孤独的天才人物身上勘探人类内心的边界并破解人性的密码，《人生海海》中的主人公则由“红墙内”走向了“红墙外”，走下了“神台”，走向了“世俗生活”，他有着村庄“能人”的本事，谁家生什么事，村里出什么幺蛾子，都会找他商量，拿主意。他也无意纠缠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中，而只是想凭借自己的“手术刀”来“救死扶伤”。以上校为原点，在宏大历史叙事的魅影下，麦家在《人生海海》中括弧了一个个在历史泥沙俱下的个体，聚焦到了日常世俗生活中微小生命个体存在状态与生存之道。

　　上校、爷爷、老保长、父亲、小瞎子、林阿姨、“我”等人物代表着不同的行为逻辑与生存哲学。作为英雄的上校在归乡的刹那即被抛回早已变得陌生的日常俗世之中，他看似远离生死的危机却又因为隐秘性的肚皮刺字过着冒险的生活。上校被迫接受着普通人的崇拜、好奇、质疑、抗拒与不解，他在以讹传讹的平庸的、泥沼般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自我生存的意义。上校有着自己的处世哲学，当面对“红卫兵”运动时，上校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一躲再讲。” 他并不是一切都不怕的英雄。文本中的“猫”与“蠶”具有生命化的隐喻色彩，是上校隐秘内心世界的镜像折射。麦家说：“我给上校选择了猫，我觉得上校从战争中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血雨腥风和生死危机，其实对死亡应该是有点恐惧的，死亡离他比任何人都要近，而民间传说猫有九命，他养猫其实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寄望，希望有九条命的一个畜生陪伴着他，也能赐他更多生命的力量。” 这也是上校生存于世的生命寄托，与猫相伴，也是他对“伤痕”自我的一种拯救方式。“蚕”是上校生命易折的隐喻与生命增殖的表达。步入风烛残年患有精神病症的上校，对于娇弱之躯“蚕”的悉心照料也是他寻求贞洁生命的期许。爷爷虽是乡村中仁义的化身，爱讲大道理，死要面子，忌讳流言蜚语，为明哲保身，他也背弃道义诬陷小瞎子、违反与老保长的约定出卖上校，在被乡村道德的唾弃中终结此生。老保长不忌惮、不保守、满口粗话、信口胡诌，却也有着真情真义，敢于上批斗台为上校伸张正义。父亲虽然并不像爷爷那样被民间的伦理道德深深绑架，但生活的灾难使得他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疑神疑鬼，有着浓厚的因果宿命观，支撑他获得救赎的是对小瞎子的“善”。小爷爷与上校的母亲面对苦难，所选择的是一种民间信仰，即耶稣与菩萨，从中获得活的希望。小瞎子身上有“恶魔”性因素，虽然活得苟且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穿越了生死恐惧与世态炎凉，变得大彻大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笑傲江湖，而欺骗、践踏他人的尊严依然是他的“绝活”。林阿姨有着被生活磨平后的内心节制与冷静，面对苦难与自己造就的“恶果”，她选择的是忏悔与挽回。“我”与上校一样被抛入世，与上校的生命轨迹倒置互文，小说对“我”最后身份的赋予极具辩证性，“拾荒人”既是最落魄、最下层的工作，但是希望在绝望中诞生，“我”从底层中起色，历经艰辛，走到了生活的彼岸，并获得了对人生的彻悟，也在不断地“返乡”途中修复心灵的创伤，最终与命运、自我和解。

　　在《人生海海》中，麦家重新回到了曾经带给他创伤生命体验的故乡，开启了精神返乡的寻根之旅，他在其中展示出了如斯的生命哲思：当个体被历史摧毁后，如何去重建个体生存的依据，如何去直面人类符号化的生存现实。在此，麦家的叙事节奏没有了剑拔弩张的气息，而是以一种云淡风轻的格调完成了自我生命内核的升华。在麦家看来：“故土就像母亲，母亲即使把你抛弃了，你还是想方设法去寻找她。这中间没有道理和是非，只有‘存在——海枯石烂都改变不了的东西。毫无疑问我的故乡不是写光了，而是还没真正开始写。” 在对“故乡”的回望中，麦家在努力完成对于个体生存之道以及生命存在之根的诠释，这其中包含着如何对待自己或者他人有意或者无意酿就的“恶”的生命法则。虽然在一些评论家眼中，《人生海海》与世界经典如《红字》《耻》《罪与罚》《喧哗与骚动》《罗生门》在叙事层面有关联之处，有着普世价值层面的表达，但这部小说也更是有别于世界的，更多的是对横亘于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个体复杂生存境遇的呈现。

　　结语

　　在新世纪以来的日常审美书写转向中，不少作家在进行着中西审美资源的深度融合，这之中麦家无疑是具有先锋性的。从特情题材小说始，他就开启了对生命内在本质的深度追问，《人生海海》在题材、叙事层面较以往都有所不同，似乎更具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气质。小说不再仅仅着力于“怪”与“奇”，而是选择以重回故乡与日常来重构历史与重塑自我的书写模式，试图在琐粹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叙述自我与当下的思想资源，并从中构筑自我以及人类未来精神世界发展的可能。《人生海海》这一小说具有治愈心灵创伤的美学价值，在“故乡的回望”中，它拓宽的不仅仅是麦家自己，还包括读者对于生命追问的尺度，在洞悉人生存荒谬的本质外，如何以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自我。《人生海海》独特的叙事形式外壳中所包裹的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形而上的人类生存难题，这也使得他的故事讲述更具有摄动人心的力量。

　　虽然《人生海海》在创作上多了一份乡土气息，但似乎也难以归入当下乡土文学表达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在当下主张打破“纯”文学，重构杂多的“大文学”观念的环境中，麦家自身也在摒弃“类型化”的文学创作，他所聚焦的是如何写出具有生命质感的文学。从此意义上说，麦家的“极限叙事”其实是一种先锋精神的表达。正如他所说，“极限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 由此麦家文学创作的另一层价值与意义也得以展现，即他叙事的创新所带来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可能。以任何惯有的批評眼光来审视麦家的文学叙事，都会对他的创作造成一种圈囿，麦家在追求对自我创作的一种变调，其创作本身也是对谍战小说、乡土小说等文学模式的一种变调。

　　作者简介：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

　　【注释】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306页。

　　[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扉页题签。

　　麦家：《人生海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季进、麦家：《聊聊<人生海海>》，《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麦家：《人生中途》，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麦家：《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