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雪莉

　　诗人王侃出版的诗集《歌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一方面记录了诗人近年来与日常生活的交谈，绵密温润地传达对人生、情感、现实、历史的自我注解；另一方面，在浮躁的当下，他以浪漫主义的古典气质，写下人生叹惋的抒情与繁华喧嚣的救赎，显示出幽微与曲折过后的气度和包容。

一、 诗与思的维度

王侃的诗有某种来自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意味。他的诗在当代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成功地建立起某种关联。他的诗风偏向清雅，感性的明澈和知性的幽微化为一体，萦绕着某种古典主义的情怀。他在书写日常生活时，是将传统视为启示之源，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这种古典精神寄身于诗歌，环绕在经历过无数次往返的“思”与“行”的氛围中，诉诸于诗歌中的意象、情境，以及诗的语气等方面。他似乎比较偏爱古典意味浓郁的意象，比如“春泥”“飞絮”“千帆”“孤旅”“青莲”“炊烟”“暮鼓”“蒹葭”“篱墙”“凭栏”。这些意象往往兼有景语和情语的双重特质，能顿时唤起读者的一种情绪，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情感结构，还关联一种与古典相关的抒情语气，或一种情境。古典意象的大量化用，营构了王侃诗境清远幽眇的诗意空间。

　　很多时候，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对新诗而言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种价值或成就。在新诗史上，以古典为资源，将古典诗歌积淀已久的某些表意程式过度地带入写作中，往往会造成新诗现代性的不足。诗歌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在于是否书写了个人与现代的生存论关系，是否重视理性与智性，强调诗歌的客观性、普遍性和知性表现。王侃诗歌的意义，在于他将古典传统带进了个人的现代性创造行为，通过陌生化的异己性因素对传统进行激活和重组，基本上很成功地转化了这种影响，他在诗中创造性的实践使得他的诗超越了古典话语表达系统的藩篱，而呈现出现代诗智性的维度。

　　超越日常的存在之思，不时出现在王侃笔下。他的诗中涉及诸多关于生命、时间的叩问与感悟，通过对转瞬即逝的日常经验的捕捉，在不同资源的穿插闪回中呈现一种超越个人境遇的历史感，以特有的方式对当下生存经验进行命名和转换。《致新年》 《跨年》等作品是在天马行空的意象转换中挖掘日常经验和记忆。诗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指向时间之思，如《立春》 《春天》 《向晚》 《知命》 《瞬间》 《永世》等。《时差》中，“原来，时间可以这样被否定”，诗人发现了物理时间的横亘与禁锢的超越之途，探寻到了生命的自在意义。《花开》则在春天的花开所延展的遐思中与历史对话，“是啊，卷帙是锁住秘密的烟海/偶尔凿开的考古层并不提供/历史之门”，表达历史的偶然与不可知。这些对时间、历史等形而上的思辨，使他的诗超越了日常，而具有人类的意义。

　　通读《歌儿》，我们会惊讶于王侃思想疆域的广度，他不仅擅长形而上之思辩，而且对于现实、日常、个体、文化、祖国等，均有清晰可辨的介入姿态，并从中呈现自己的价值理念与情感内蕴。《致七月的逝者》 《münchen》等就对慕尼黑恐袭等灾难性事件表达了诗人对暴力现实的关注与对生命被残害的痛挽；《中国》 《故园》等抒发了诗人的家国之深情；《西湖》一诗，借助西湖这一“蒙翳的天堂”关注了“雾霾”等社会热点问题，《冰河》 《静安》等记录下诗人在行走途中“细节”与个人的及物性关联。这些日常景观的发现与激活最终呈现的是经由诗人个体主体性以及个人化的现实感所凝聚成的精神风景。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神的体验最终抵达的正是诗歌智性的深层真实。

　　对日常生活的洞察体现出诗人的精神选择和价值判断。处于物质挤压心灵的现实情境之中，如何避免精神的沦陷，开掘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伦理，是诗人建构自己和外部世界关系时必然要思考的。面对现实的溃败和意义的逃遁，诗人是悲观的。“我深愿黑暗永驻/因此看不见花入春泥/看不见飞絮从柳枝扬起/像灵魂从肉体剥离”（《看不见》）“那些被道路划乱的生”与“那些被前方引诱的死”成为诗人“心中不肯结痂的疮”，故而“再也看不见无邪的绽放”，但即便如此，哪怕“如果时光的背后只有虚暗”，诗人仍然“相信我们也可以纯洁地生长”，“我的清唱献给虚暗中的绽放”，“我”仍然要“写下永夜的力量/写给不死的种子/写给你不朽的芬芳”（《春尽江南》），在这里，“江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成为“美好”“无邪”“纯洁”等正面意指的价值符号，在物欲横流、价值溃败的年代，诗人表达了对精神、信仰有所持守的坚定。由此，个体与现实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紧张的境地，“每每在山脊遥遥聆听那些看不见的拼杀/或者枕戈待旦于无处掩身的荒凉”（《少年上路》）。诗中的自我形象有时化为“少年剑客”，情感的张力在与外部的对峙关系中凸显。“他银鞍飒沓，十步杀人/每每在寒气彻骨的旷野/以血试血/沉默地读出不平的脉突”（《醒时做梦》）；“少年弃剑，嗟伤于溪谷/无济于英气已黯的古栈/侠客尚在，江湖已改”借助于少年形象，诗中表达了“个体”与“时代”、“外在世界”的心灵搏斗以及抗衡。当然，这种抗衡并非是决绝的撕裂的，而是在探索一种精神空间的对峙力量。“我要模糊一点模糊一点/再模糊一点/当我听到你们把世界/说得如此透明如此一眼见底/我更愿意有一双失焦的眼睛……/在混沌暧昧的缝隙里/看见风一样掠过的某些影子/保留着灵魂的线条”(《模糊》)。

　　面对庸常的现实生活，诗人用自己的诗句将事物编排得纹理清晰，通过书写一种带有强烈精神愉悦的审美体验，来唤醒沉沦于日常生活琐事的个体生命感受，借此寻求诗性的生存与生命的救赎。这种救赎有时依托于爱情：“夜风中袭人的芬芳，来自爱情的窖藏”（《诗集》）；有时依托于少年（时间向度上的追溯）：“愿这一天，时光/绕过了你/你却没有绕过/一个少年爱你的/无言”（《六一》），诗歌、爱情以及纯净的少年，都是诗人摆脱异化、突围个人困境的精神庇护之所，是诗人想象“诗意存在”的载体，借助这些美好找回被遗忘、所遮蔽的诗性存在。诗性的生存同样在日常的遐思中延展。如《夜诵》一诗，“去西安易，到长安难/邀了不知多少回/李白也不曾落座对面/拈起我为他备下的酒盏/但唐朝的月亮/每每升起在晴朗的夜晚”，诗歌写了一个月下独斟场景，但眼前的日常却通过“月亮”这一意象，跨越时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人雅兴联系起来，并且通过“到长安难”指认现代城市文明中归隐田园的虚妄，但作者并不伤感，“唐朝的月亮/每每升起在晴朗的夜晚”，单纯、超脱、健朗，显示了诗人强大的思力、丰富的想象力和豁朗的个性。

二、 修辞的力量

通读《歌儿》，我们会惊讶于王侃诗中对事物的惊人转化力，并蕴含自己明确的情感与价值倾向。这一切都借助于修辞，最后被他充沛的激情与才华融合起来，构成了他诗歌的基本面貌。

　　作为一位典型的学院派诗人，王侃显示了对语词与修辞的十分敏感与挑剔。为了呈现不同事物、现象与观念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王侃常以多组意象簇来搭建文本，经由铺陈排比，这些意象簇都共同指向它们所属的意义空间。诗人常常为了一个奇思妙想而展开修辞之旅。如《白》 《红》 《形状》等诗中，他很好地呈现了诗性思维的发散性与超越性。这些作品把地理时空与人文传统、伦理政治、自然风情融为一体，显示出了作者学者的思力。以《白》为例，“南极”“宇宙”“雪崩”“虚无”等现代意象簇与“梅枝”“皎月”“西楼”“清寒”等古典意象簇以隐喻、暗示、象征的形式并置交替，其相似性、关联性统一于 “白”这一主题之中，“白”成为一个多元的立体建筑。将繁杂相异的元素合于一体，以多元的反射空间组成诗的意义关系，意蕴的张力由此产生。

　　《移情》一诗，写了在布达佩斯的瓦茨大街与一个忧戚的女人擦肩而过，“随着她的发丝飘拂”，诗人由此展开联想，“也曾在年少时的黄昏/不废江河的侧畔，目睹/一位长袍老者清癯的缄默/我以为是杜甫/瞬时看见了无边落木”，联想与想象在不同的地域背景和文化典籍中展开，借助意象之间的反差，将中西方的日常经验与文化差异混合杂糅，诗人沉湎于这种“富于修辞感的移情”，将“逻辑的大陆沉进辞海”，思想在感觉中呈现。这里面显然浸润了某种知识分子的情趣，在我看来，这是诗人自身的气质和天性使然。喜好修辞，调动多种文化经验，以繁复的修辞来展示一个个小小的画面，将诗歌写得丰富、内蕴，穷尽某一概念中的各个维度、各种可能，和发现人与世界、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一样，带给诗人某种快感，为此甚至不惜冒着拥塞的风险，反映出来的，不仅是诗人的知识分子写作特质，更是诗人的一种浪漫主义气质。喜好修辞和对世界的广博兴趣是一体的，都基于诗人充沛的生命感受力。

　　阅读王侃诗歌所获得的惊奇感，来自于其处理诗歌语言形式的“陌生化”驾驭。选择与组合、隐喻与转喻之间的默契与交换构成诗歌的悖论式表达、矛盾性修辞，在诗集里俯拾即是：“就像有一种死亡/却名叫复活”（《如何》）“用你锋利的美”（《一天》），“爱与黑暗无声地相望”（《送别》），“斜风细雨中恍惚的深巷/有多少秘而不宣的幽灵慌不择路/随一辆汽车撞塌了街角的砖墙/几米开外，神的居所里歌声悠扬”（《静安》），语义空间在对比性的意象中拓开，对立与冲突的元素或矛盾并举，或悖论修饰，在对抗中指向动态平衡，在差异中交汇成新质，形成张力之美。王侃诗歌用词的神采与精妙的构思常常让读者惊讶、愉悦。如《春华》一诗，在悖论式逻辑的智慧中形容春华，“我们如何敌得过春天的才华/除了眼睁睁看着/恍如花染的悠长道路上/未被掩杀的词语四下里逃亡，被废黜的比喻，禾稞一样，倒伏在百草的蓬勃韵脚”，展现灵巧自如的智力的同时也完成了情思的跌宕起伏。他的诗能够让人得到心智的锻炼，思性的愉悦。这往往需要诗人渊博的学识、强大的思想力量、丰富的想象力和机敏的关联能力作为前提。

　　在真正的诗里，当语言的隐喻系统恣意奔放地释放，并带来新鲜的意境，意义的生成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故其形式也同时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王侃诗中经常调动多种文化典籍、古诗词化用、互文手法形成前者与本文的对话结构、潜对话结构，建构起对话诗学。一些意象、语汇、典故经由引用、转移、浓缩、强调等方式，作为隐文本潜行在诗行各处，与显文本相互指涉，形成互文本对话。如《一天》中，“这晴朗的日常/我看着秋影入檐/一点斜阳上墙/无意中伸出手/以为就能牵住你/用你锋利的美，划开/薄暮中的飒爽空山/岂料锦瑟无端/思念修远”，似乎是李商隐诗的转换；《静安》中，“夹在地铁站拥出的人潮”，“有多少秘而不宣的幽灵慌不择路”，似有庞德《在一个地铁站》的影子，“斜风细雨中恍惚的深巷”又弥漫了戴望舒《雨巷》的朦胧意境；《海上街市》则以圣经中“诺亚方舟”为隐文本，《冬海》又似有“化蝶”、“望夫石”等传说为潜文本，如此等等。很多时候，对王侃诗歌的阅读是一种双声阅读。其文本作为“复数文本”，是与古代、西方诗人的“互主体对话”，是中西方文化在当下的“回声”。

　　经由多簇意象，王侃诗中也常常展示一种叙事，呈现出某种画面感。如“风和风在密林里交接/万化坐回到镜前/当太阳从云外转动门锁/没有谁夺路而逃//将牛背上的牧笛/转交给松下的童子/重生的道路/用开花的手杖遥遥指出”（《立春》），将“立春”这一静态抽象的时间概念具像化，诗歌进入到一种穿越时光的精神场景，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常常为人所惊叹。诗歌的叙事也常常在日常场景中展开，“他举起右臂拼命地招手/把每一道阳光都挥成闪电/直到后背徒劳地生出疼痛/她仍然是对面的合欢树下/悄然背过身去的少女//启程时看见了蓝天和太阳/却行走在离愁的夜与雾/时间疾驰，万物倒退/晃荡的车厢里，一个人/干瘪的行囊、瘦削的灵魂/以及后背上的阵阵隐痛”（《街景》）。“他”和“她”的关系构成一种奇妙的对称，情感体验中有着精神分析式的暧昧与复杂，通过微妙的情感体验，诗歌为复杂纠葛的经验找到了一种诗意的存在方式。这些诗歌在小说化的构架中弥漫着诗意的氛围和节奏。诗人关注的是情绪的表达，不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在留白的地方恰恰展现了更为宽广的精神空间。

　　诗歌中的叙事显示了王侃超强的对语言的把控能力，干净、简练，而又留白，“言外之意”、“镜外之像”指向内蕴无比丰富的“象外之旨”。如果仔细辨别王侃诗歌中的意象簇，我们会发现这些意象之间以并置、统一的面貌存在，虽然不同的意象簇之间有对照，但在同一意象簇内、不同意象簇之间却是和平安宁的，都服从于统一的诗思，共同营造某种情绪或意向。这也使得王侃的诗有别于一般现代诗的含混、复义与晦涩。他对语言“隔”与“不隔”的处理恰到好处，每一个词语富于神采而又恰当地陌生化，用词确定而且自信，常常出其不意的刷新。诗歌的修辞姿态接近了讽喻的边界，但很多时候，王侃似乎拒绝跨越这个边界，而更多的是感性的力量弥漫。

三、 节制的抒情及诗歌传统

王侃将诗集命名为《歌儿》，正是源自他对诗歌的理解，诗是抒情的，在声音上它是可歌的。《歌儿》就是歌儿，读王侃的诗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抒情气质。

　　王侃诗歌的抒情主体大部分时候是“我”，《繁简颂》中的形象就是诗人自身。他在诗中呈现了一个生动可感的自我，建立了一种诗人与作品之间的全新关系，它们忠实地记录下他努力开解自身的全部过程。诗人的另一身份是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学者，他具有复合多栖的知识结构和传奇般的履风经历，对社会以及文化传统的各个层面都抱有广博的兴趣与热情，这些都成为渗透在他诗歌中的肌理与血肉。“清风翻剑谱，声色不嗔不喜/……任什么有意无意，若隐若现/都已是琥珀般悠深的静穆”（《知命》），大概是他阅尽人世沧桑之后的心态。这是一种已沉落到地面的坚实与沉稳，淡定与从容，褪去了诗歌抒情容易滑入的浮华与无节制，从诗歌史谱系看，他的诗属于中年写作，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写作一类。

　　按照一般的理解，抒情是一种自发行为，从根本上是对技巧与修辞的反动。但从文学构成的意义来说，“抒情”与“修辞”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抒情力量的获得往往需要借助文学的程式或修辞的方法。王侃诗歌非常明显的特点是由形式化节奏体系所形成的舒缓的抒情气质，这来自于对传统汉诗形式化节奏的继承和现代诗歌音律技巧的融合。诗人深得古风，讲究诗的形式，如韵的和谐，句法的整齐，讲究音律。诗歌行顿结构相同而意象结构变化，形成传统诗词中重章叠句式节奏，节奏运动在反复中层层推进。他尤喜复沓句式的运用，如“这一首诗关于你，关于/你我共同的河流,宽而幽谧，像流年的镜子……//这一首诗关于你，关于/你宥谅的河岸,花开千树……//这一首诗关于你,关于/你深藏镜底的美/年华深处钻石般永不磨损的动人……”（《这一首诗》），同样的字句更迭相见，重复、反复、回旋、循化，像交织在一起的抒情乐章反复一样，整齐和谐。句式的上下连贯巧妙拉长了诗歌内在，形成了回环叠唱的效果，强化了婉转悠扬的音律节奏。除了回环复沓，他还常常使用排比、平行等手段来加强诗歌的节奏和旋律。如判断式排比，“你是树木的心脏，是葵花的朝向/是北京，是六八年五月的巴黎/是坚如磐石的赤诚，是朝圣的路/是中国女孩的名字，灼灼桃花/是子夜的烟头，在墙角忽明忽暗”（《红》），反复感叹，抑扬顿挫，随情转腔，其调在“诗”与“歌”之间，特别宜于歌吟。在继承古典诗词声韵技巧的同时，诗人也采用了一些现代音律技巧。其中贯穿着的就是各种词语、语音和诗行的对等组合，形成平行对照不断推进的节奏进展秩序。值得一提的是《形状》一诗，作为诗眼的“形状”在每两句的末尾不断复现，使之成为勾连诗意、传达情调的关键。在诗歌后半部分，这些“形状”勾勒所蓄积的能量瞬间消解于“那一瞬”，形成一个似乎成为解释复句的结构，“用尽万卷春秋，也难以名状/那一瞬的波诡云谲/我在那一瞬里/丢失了自己的四季”，“形状”与“难以名状”之间构成一种现代对等平行对照的音律技巧。诗中还有不少词语反复以传达声音的美感，如“炊烟可曲可直，吟啸时短时长，手边的酒斟忽深浅”（《知命》），这些同字的重现造成声音的回环推进，奏出了一首首美妙的歌儿。在诗歌中讲究整齐与变化即常与变的有机结合，以及诗行组织的对等规律，建构了王侃诗中浓郁的抒情性。

　　诗歌抒情的流弊，往往在情感程度的强烈而导致的抒情过滥，情感表达的无节制而导致的抒情鄙俗。理想的诗歌抒情是理性沉淀的，正如朱光潜主张的，“一切艺术都是抒情的，都必表现一种心灵上的感触，……都必须流露一种情致”，“情致流露”的理想状态是“节制”与“静穆”。王侃诗歌气质的儒雅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抒情的节制。这种节制感来自语词的控制力，在情感程度的把握上，他的用词极为分寸。以客观意象呈现主观情感，使情感的传达在意象之间的关联处与空白处展开，在含蓄中自然隐现，诗歌的抒情常常在“我”和“你”之间展开。如“如果你是萤火虫/我会是永不退却的夏夜/如果你是一片雪/我会是沉默的爱斯基摩人”（《形状》）；“如果灵魂有深度，但愿它/泊在两百公里处的静穆/如果灵魂有色泽，它必定属/碳的海洋所皈依的光谱/就像你凝望我时/我从你眸子里看见的”（《钻石》）。“你”是如此的美好，“……关于/你深藏镜底的美/年华深处钻石般永不磨损的动人”，以至于“关于你的诗，每写一次都是复沓/致命的美只可能被描写一回”（《这一首诗》），情到深处，其笔触无以复加的纯净与唯美。王侃诗歌的抒情也常常向心理空间的感觉世界开放，如《樱》一诗，“我热爱有你相伴时的黑暗。热爱至极/当你开口说话，当你张嘴说出第一个字/便有不知处的光源像一粒火苗唰的腾起/没等你说完十个字/穹下早已耀如白昼/我看着你继续说，继续说，说不多久/全世界都亮了。正如所有黑暗中的孕育/此刻都是托付给春光的樱花满枝”，在记忆、行动与冥想进行组合的过程中，经由感觉的虚化与幻化，心理空间绚烂开放，空与满、模糊与精确互为参照，传达了一种朦胧的审美体验与轻逸的语言美学，营构了充满韵致的意境与极致而又内敛的抒情。

　　【注释】

　　①朱光潜：《情与辞》，《朱光潜全集》 （第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