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橹

　　凡是有诗的阅读体验的人，都会从自己的阅读经历中积累并总结出一些可以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在这些经验中，人们会逐步地发现，原来在许多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品质的诗中，它们的内涵和底蕴是如此地迥异，而这些艺术品质迥异的诗，往往会各自受到不同的人群的喜爱。甚至同一首诗，在不同的读者中都会得出相距甚远的评价和结论，所以便有了所谓“诗无达诂”的说法。

　　我之所以想到写这样一篇文字，是因为许多不同诗篇所带来的阅读上的愉悦、迷惘、困惑和思考让我联想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的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读者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艺术修养的差别而造成的。所以我试图从这个话题中说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有关诗与生活的话题，可谓是老生常谈的了。以往对文艺制作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就是“源于生活”，不过后来为了说明“生活真实”同“艺术真实”之不同，便加上了“高于生活”作为补充和完善的理论。但是仔细想想，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说法，其实是不够严谨的。什么叫做“高于生活”？它是不是后来形成“假、大、空”的文艺创作现象的一个理论基因呢？所以我比较倾向于“源于生活”并到此为止，至于是否要“高于生活”，那得观察一下这个“高于”的内涵竟是什么。如果“高于”就是让作者站在生活的高处来向读者指引前进的方向，那就往往是靠不住的了。

　　在诗的创作中，诗人源于生活的感受而产生“情动于衷”的现象，因而赋诗填词，这是合情合理的创作现象。所以我们在大量的诗作中读到对生活现象的描述，并从中体察到作者赋予这些生活现象的爱憎好恶。这种源于生活的诗，只要表现的是真情实感，一般都能得到读者的认同和喜爱。实事求是地说，一般人之所以能够在阅读诗歌时获得共鸣，大体上都是因为在生活中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才会逐步走上热爱诗歌乃至进而从事诗歌创作的。所以“源于生活”既是进入诗的起步，也是日后更深层次地体察诗的奥秘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许多表现日常生活现象和体验的诗，特别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往往能够众口相传而成为经典。唐诗中的许多名篇，甚至成为我国诗歌的“敲门砖”，从牙牙学语的童年而步入青壮年甚至直到老年，有些名篇可以伴随我们一生，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层次中读出了它们不同的内涵和韵味。

　　如果回顾我国现代诗的进展过程，同样可以发现，一些曾经广为人知的诗，其最初的扣人心弦，往往也是因为同人们的生活感受息息相关，或者是在某些感情领域里表现得独具特色的。在现代诗的早期生长时段中，由于着眼于对白话体的建立，受胡适“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的影响，所以很多诗都是以说理的身份出现的。后来出现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诗，不仅注意到诗的抒情性，也同时关注到诗体的形式追求，因而受到普遍的关注。像《死水》 《再别康桥》等一些代表性诗作的出现，把诗的情感表达同人们的日常感受联系起来，并且具备一些诸如象征联想之类的诗性特征，而且与人们对我国古典诗歌的阅读方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融合与联结，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现代诗阅读的兴趣。而李金发、戴望舒、艾青、何其芳、冯至等人的相继出现，更是把现代诗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诸多的感受联系起来。现代诗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得以确立，可以说首先是因为它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感受相联系才得到承认的。所以我对诗歌“源于生活”并表现生活这一基本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始终是持肯定态度的。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一些表现日常生活感受的诗，因为其在体现人们生活体验和感情状态的真实和动人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这样的诗。它的艺术魅力之所以得以体现，除了情真意切的感情而外，更得力于那些诗性语言所呈现和传达的生活细节。从对大堰河的“坟墓”、“故居”、“园地”和“石椅”的那些附加语的渲染，到对她的“含泪地去了”那诸多“人世生活的凌辱”的感喟，艾青笔下的“大堰河”以极具生活实感的形象成为一座艺术雕塑。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场景离我们的现实渐行渐远，有的人对它的苦难内涵有点隔膜，反而对其语言的“拖沓”表现出冷漠苛求。其实，诗的语言方式是存在着多种姿态的。艾青的语言不是“拖沓”而是复沓，是为了适应其情感的复杂纠葛而有意为之的。

　　如果说像《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的诗，因为它的生活内容而使有的人感到隔膜的话，那么，在众多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诗篇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不少优秀之作。我曾经多次提及并撰文推荐过傅天琳的《梦话》，它的全诗不长：“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妈妈坐在身旁守候你的梦话/妈妈小时候也讲梦话/但妈妈讲梦话时身旁没有妈妈//你在梦中呼唤我呼唤我/孩子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到公园去/我守候你从滑梯一次次摔下/一次次摔下你一次次长高// 如果有一天你的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啊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这首诗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实在是它的那种集复杂感受于瞬间，同时这种复杂的感受又是真情与时代氛围水乳交融的表现和传达。诗的温馨之情与幸福期待，在十二行诗中得到了相当完美的呈现。

　　可是由于社会进展过程中的日益复杂化的人际关系，以及某些社会机制形成并造就的隔膜和冷酷，近些年的诗歌创作中，日渐呈现出对这种现象的揭露与鞭笞的批判倾向。诗人的创作动机，依然是源于生活的感受而体现在诗的表现时，却有着一种变形或虚拟的形态。像颇受关注的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它所呈现的那种形式，看起来很生活化，其实它的场景不过是诗人心目中的“过程”而已。这首诗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人不如狗”这样一种人性与狗性的对比的。它的深层次的内蕴，或许隐含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观察。没有对历史过程和生活现实的悉心体察，不可能产生这一“杀狗的过程”的艺术构思。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写生活现象的诗，其实表现的却是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一种机制。这是我们在读这类诗时切切不可忽略的。

　　最近恰好读到《扬子江》诗刊上王小妮的一组《致另一个世界》，她笔下的“另一个世界”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在其间的“影像”或者说是“倒影”。其中《致有晚霞的黄昏》一诗，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不妨引出全诗：

　　天空正粗心地翻烤它的食物

　　胡萝卜云变得更红

　　很小的飞机穿过火线撒出大团的盐

　　金子扑过来打扮玻璃

　　迎面过去的路人

　　还不知道他们的背后在流血

　　嘿，那就是不知道疼的苦难。

　　天空糊了，就眨眼的一会儿

　　焦了的荆棘

　　一条条黑刺身钻进我心里

　　现在才发觉害怕

　　天已经变脸

　　夜晚的布袋子就要来蒙住我的头。

　　这种源于生活感受却在自然景象中获得灵感，并且以“变形”的意象出之的诗，如果读者自身不具备想象力，同样是很难进入其深层的艺术空间的。

　　可见写生活现象的诗，不一定就是浅薄和幼稚的。关键在于诗人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

　　一般来说，从生活而进入诗的体验和体悟，这乃是正常的规律。但是，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在对客体的体验和体悟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一种主体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意识。所以对于诗人来说，在生活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生命意识的自觉性，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就是我要在此文中涉及的第二个话题：生命。

　　生命意识之于诗，是体现在对自身生命的清醒认识里。在我国现代诗的发展进程中，由于西方意识形态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不断进入，对我国传统的生命观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冲击。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入世观念，左右着许多人的行为。人们乐于谈生而忌讳谈死，其实对于人的个体生命而言，如果说生是种偶然，而死则是必然。所以死亡是人生中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有人说生命意识就是死亡意识，是为了提醒人们如何善待生命，而不是鼓励人们消极地对待生命。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被我国翻译成五言绝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虽然是意译的成分较重，但是它把“自由”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却是同“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一致的。李金发有一句很著名的诗是：“生命就是死神唇边的微笑”。他的诗化语言把生命的短暂和美丽表达得十分耐人寻味。然而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诗人们对于生命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往往显示出复杂的感悟和内涵。艾青写于1937年那首《太阳》如是说：

　　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

　　它以难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奔向它去

　　当它来时，我听见/冬蛰的虫蛹转移于地下/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话/城市从远方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

　　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开/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岸/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

　　这首写于将近80年前的诗，至今读来依然令人为之动容，深切地体验到一种对生命觉醒的感悟和冲动。诗人对于太阳的“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种感受，可以说是诗人对时代脉搏涌动的心有灵犀，更是对自身生命价值实现的焦虑与渴望。在大动荡的时代里诗人对生命价值的认同，体现在他审视自己的行为时那种迫切要求投入时代潮流的主观愿望上。我们不能因为那个时代的远逝而对诗人的心境产生隔膜。历史上一切表现了诗人真诚内心追求的诗，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都可以说是诗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追求和认同。所以我们对诗人在创作中体现的生命意识和价值的表现，始终看成是评价其诗的真正价值和品格的一种重要的标志。

　　然而在对生命意识和价值的认识上，不同的诗人之间却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任何一个诗人，当其处于特定的生存状态时，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审视是具有各自特点的。可是有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在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因为既然意识到个体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必然，那么，诗人借助于诗的表现，如何能实现这种对永恒事物的追求呢？于是我们便读到了大量的以对大自然中各类具有永恒性事物为寄托的诗篇。不同的诗人以多姿多彩的笔墨写下的这些诗篇，让诸如太阳、月亮、星星、大海、江河、高山，甚至石头这样一些无生命的东西，统统被诗人赋予了各具生命色彩的意象。这种创作现象之得以绵延不断地出现和存在，是与不同时代的诗人们对自身生命的审视和思考的历史意识密不可分的。所谓“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存”的对人物的褒贬，“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对人的情感领域的追问，“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人生慨叹;如此等等，无不隐含着诗人内心深处对永恒事物存在的追求与叩问。

　　在我前引艾青的《太阳》中的诗句是：“我乃有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这句诗把个人对生命的感悟转化成“对于人类再生之确信”，其实就是想从对个体生命的消失转化成对“人类”这一集体生命的永恒实现。的确，只有人类的永恒存在，才会有永恒的观念和永恒的追求。

　　不过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些具体的诗歌创作现象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对一些具体诗篇作些探讨。

　　如果把个体生命的消失同集体人类的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性的循环，那么，就正如把一滴水放到大海中去一样，它的消失也就是永恒的存在。有的诗人在表现这种生命的循环时，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的。李琦的《冰雕》写水成为“冰雕”而后又在春天时“它们会融化的”这个过程;始而因“冰雕”而“美丽”，由“柔弱”而“坚强地站立”，继而再融化成水，但“融化也不会叹息/毕竟有过骄傲的站立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的描述，便暗含着一种生命循环的过程的永恒性。诗人写这首诗，也许寄托着她的励志的意味，但是它所暗含着的意味，似乎远超出了诗人主观的寄托。李琦对于生命价值的关注，反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揭示出生命的循环的永恒性，应该是诗歌鉴赏中的应有之义。然而她对于生命存在形式的把握与认识，倾向于温馨的向往，这可能同她的生存状态习习相关。

　　诗人的生存状态对他进入生命的体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另一类属于落难型诗人的诗作中，看到的则是颇为不同的风景。在牛汉、曾卓、昌耀这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身上，我们能够读出可以称之为经历了炼狱之后而醒悟和提升的生命价值观。牛汉的《远去的帆影》一诗，极其真切地写出了亲历其境和饱受煎熬的生存状态，但是他在诗前特别地写了一句类似“按语”的话：“这个美妙的题目，是立在岸上的人拟的”。他是试图以此来说明处在不同的生存状态中的人，其内心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当一些人在经受着深重的苦难时，另一些人却把它当成风景来欣赏。因此他们的生活体验是各自不同的，而对生命价值的认同也存在很多差异。而在曾卓身上，我们都会记得他那首《悬崖边上的树》，特别是“他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这两句诗，我认为其体现的内涵和塑型，实在是可以成为经典性“诗眼”的。昌耀写过一首《紫金冠》，似乎不太为人道及。我个人认为这是他的经典之作：

　　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种完美是紫金冠。

　　我喜悦。如果有神启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

　　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

　　仆卧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

　　当热夜以漫长的痉挛触杀我九岁的生命力

　　我在昏热中向壁承饮到的那股沁凉是紫金冠。

　　当白昼透出花环。当不战而胜，与剑柄垂直

　　而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

　　我不学而能的人性觉醒是紫金冠。

　　我无虑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

　　不可穷尽的高峻或冷寂唯有紫金冠。

　　作为象征物的“紫金冠”，是有形中的无形，无形中的有形。但是它却是昌耀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的追求中始终形影相伴的精神支撑。理解了他笔下的“紫金冠”，就能够进入冒耀的内心深处和精神领域。

　　什么是诗人的生命意识，什么是诗人的生命价值判断？我们或许无法以一种简单的方式给以回答，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诗人众多的诗篇阅读和感受中，以精神浸润和灵魂陶冶的方式获得启悟。我们正是从不同的诗人笔下呈现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中，逐渐地认识他们的生命价值的。

　　当历史转入新的运行轨道之后，我们从所谓“朦胧诗”出现以后的诗人身上，似乎窥视到了另一种觉醒。当北岛宣告“我不相信”并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时，他似乎是在“降低”诗人的生命价值观。其后出现的后一代人，更是连北岛的“人”也被认为是“英雄”。这种对于所谓“崇高性”的颠覆，就思潮的角度而言，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首诗。对于这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降低诗的品格的现象，其实质却是隐含着诗歌观念的改变的行为。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可以隐约地疏理出一种现象，就是每当诗人对于自我的生命价值的认同趋向于所谓“大我”时，他们的诗却往往会丧失个性，而当他们从“小我”出发，写出了独特的内心感受时，反而会从个性的表现中获得一种时代感。北岛从“迷途”到“回答”，写出了个人的迷惘和觉醒，而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们，则是从“低处”着眼以表达卑微欲望为旗帜，实质却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认同。当他们要“pass北岛”时，其实是想确立更为“平民化”的生命价值观。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降低诗的品格的行为，隐含的却是笔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的清醒意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地认定“抒豪情，寄壮志”的表现方式，如今在一些年轻人的笔下已经很难再现。直到前些年以“下半身”为标榜的诗歌出现，不免会使一些人产生困惑。难道诗人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就是一句“下半身”所能囊括的？其实，“下半身”亦如当年的“pass北岛”一样，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口号，争取到自己一份社会的承认才是他们的目的。事实上，这些不断出现的青年诗人群体是在不断地通过他们的生活体验来表达和表现他们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认同的。

　　诗歌创作中对生命意识和价值的认同，并不仅是只有“抒豪情，寄壮志”的气宇轩昂，它同时还可以抒写多种复杂的人生体验。这就像在小说创作中可以写英雄人物，也可以写凡人小事一样。说句极端一点的话，一个“阿Q”在艺术价值上的意义，是要远胜于若干“高大泉”式的人物的。所以从诗的表现和表达上说，我欣赏像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欣赏伊沙的《结结巴巴》，因为它们真实地表现和表达了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和生存状态。从根本上说，诗并不是充当社会学意义上的帮助人们认识现实的科学，它只是表现和表达人的内心深处一种对生命的真实而深刻的感受。人们之所以写作和阅读诗歌，是为了从人的感受和生命意识中，更深刻地理解人作为“存在者”而进入的“存在感”。所以诗的存在感应该是作为最高的艺术品质而获得认同的。

　　我国的古代诗歌中一些众口相传的经典之作，诸如屈原的《天问》、曹操的《观沧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甫的《望岳》、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以及苏轼的《题西林壁》。这些诗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诗人在面对大自然时发出的感慨。诗人们在时空流逝中感悟到的人生短暂而又永恒的生命意识，使他们的诗得以流传，是因为这种生命意识中的存在感，不但使后人警悟，更加深了后人的敏悟和感受的能力。这样的诗歌呈现出的种种心境与大自然环境的天人合一的体验，正是人类在与大自然共生共存中所产生的意志与思想共同飞翔的境界。正是基于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国历代的诗人们才写下了如此众多的具有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观念的优秀诗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诗歌才具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民族特色。

　　然而在五四以后的现代诗，由于处在一种文体大转变大改革的过程中，诗的“实用性”与“革命性”所面临的任务，似乎远大于诗的“本体性”和“艺术性”的追求，从而使“诗性”的本质和内在要求受到了较为严重的轻视和伤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这应当是难以避免也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短短的一百年中，我们仍然出现了一些可以称之为伟大或优秀的诗人。这是绝对不应被忽视或轻视的。

　　当我们考察一个诗人的“存在感”时，不应当忽视他所生存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像艾青的“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种对于光明追求的动感;昌耀在《斯人》中所呈现的融宇宙于一体的瞬间感受;洛夫在《漂木》一诗中所传达出的那种灵魂安置的动荡不安的生命感受。这一切都表明，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环境之中，诗人们的存在感是呈现着多种内涵和多重层面的。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从众多涌现出来的青年诗人中，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尽管他们的多种艺术追求和表现能力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质疑，但是从总的趋势和倾向看，他们的艺术追求的自觉性和对于生命主体意识的张扬，都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的。当北岛、舒婷这一代诗人的身影日渐淡出而作为一种象征在历史背景中存在着时，另外一些更为年青和具有影响力的诗人的出现，乃是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之义。

　　一般来说，我们判断一个诗人的艺术价值，不会以年龄或出现的早迟为尺度和标准，有青年人写出衰老的诗，也有老年人写出青春的诗。不过在我看来，持续性的写作而且艺术质量能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上，才会是有艺术生命力的诗人。在当下的诗坛，我比较看重的是于坚、西川和王小妮。我觉得他们的诗，使我读出了一种时代的氛围，感受到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心态，作为人的较为复杂的生存感受。于坚的天人合一的处处有诗的感知;西川的仰望或俯视;王小妮的冷峻和深度，这些属于诗的内在本质的东西，在不同程度上都在他们的诗中得到了体现。当我们的后代在阅读大量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时，他们是否能从这些诗中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感情状态、生存感受以及这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将是评价这些诗作的基本标准。

　　我说过，诗人作为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他们的任务也许不是从理性上引导人们如何去认识社会和历史，而是从内心的深层次上表现和表达一种诗性的感受。至于这种感受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那就不是任何所谓权威人物所决定的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政治权威也许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它们的势力不会持久，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为最好的说明。然而只有作为普通人的诗性感受，却会是随着人类命运的进程而持续存在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它的清醒意识，同那些力图制造长生不老药的封建帝王相比，何者睿智，何者猥琐？所以我相信诗性永存，诗的存在感才是真正的睿智。

　　我在此文中把诗分成生活、生命、存在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并不是简单地给它们划分等级，而只是从诗的表现方式上给以区分。在我看来，诗只有好诗和差诗的区别。写生活层面的诗，只要写得优美动人，照样可以众口相传，写生命意识和价值呈现的诗，固然会引发人们一些较深的思考，提高人们对生命的自觉意识，但同样以写得优美动人为前提，那些只顾从哲学或哲理的深度上阐述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空泛议论，其实是同诗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写存在感的诗，我以为不宜在这上面过于专注。这是一种自然生成的过程。人的生活阅历、学识睿智、生存体验，到达了一种境界，它有时会自然而然地“得来全不费功夫”。当然，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需是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浑浑噩噩者是绝不可能进入此境界的。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众所周知的卞之琳的《断章》。这首只有四行的“绝句”，可以肯定会成为现代诗的不朽之作。它可以说是涵盖了我所说的三个层面的诗篇。从生活的层面阅读它，可以是一幅生动鲜活的生活场景，也可以是优美的爱情画面;从生命意识的层面阅读它，就是如李健吾所说的，它暗示着一种生命陷于“装饰”的悲哀。而在存在的哲学意义上，就是卞之琳自己说的，他是要表达一种“相对性”的存在。一首只有短短四行的诗，居然可以读出这么多的意味来，这不是现代诗的一种奇迹吗？

　　如果我们现代诗，能够一直朝着这种方向努力，我们还有必要为它的前途和“合法性”担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