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和老鬼，这对文学界的“母与子”分别以《青春之歌》a和《血色黄昏》b而闻名。他们以“自叙传”的方式，描写了两代“知识青年”林道静和林胡c长大成人的过程。“成人”不仅是生理上的脱胎换骨（“脱胎换骨”一词后来也被赋予精神含义），更是精神上的洗心革面。杨沫笔下的林道静是“一二·九”一代，老鬼笔下的林胡是“文革”一代，两代人相隔近30年，他们的成长经历却有同构之处。
在老鬼的《母亲杨沫》里，杨沫的成长是一个“寻父”的过程。老鬼称“杨沫小时像个孤儿”，“孤儿”是革命青年普遍拥有的身份，并不等同于父母双亡，主要指精神上的迷失状态。“一二·九”一代面临“国破”和“家亡”的双重孤儿境遇，这激发了他们寻找精神父亲的需求。精神父亲和红色理想是重合的，最终的结局是“孤儿”向两者同时“献身”。在杨沫的《青春之歌》里，“寻父”和“寻夫”互相重叠，从“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到共产党人卢嘉川，林道静不仅在选择自己的丈夫，也在选择精神父亲。老鬼的《血色黄昏》讲述了一个知青的“恋母”过程。他出于红色理想的诱惑，自愿扎根边远地区，但在血色浪漫的残酷现实面前，红色理想的位置最终被女神取代，这个女神有现实的原型，但是他对女神的追求并不受原型的影响，即使那个原型对他保持沉默，他依然对女神保持着永远的单相思。
母与子，一个“寻父”、一个“恋母”。但两者的境遇相反，林道静最终与精神父亲生活在一起，女神却离开了林胡。老鬼对女神的态度，也是对红色理想的态度。儿子比母亲更具反思性，然而这种反思也是有限的，其中的自我批判没有摆脱“诉苦”的逻辑。
在路上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全闪电似的在凭倚车窗的乘客眼前闪了过去。
……
车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车。留在车上的旅客们，还用着惊异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青春之歌》
1968年11月底。
从张家口下了火车，我们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自大串联后，养成了扒车的习惯，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这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大方向绝对正确，自信凭我们的本事，早晚能截个车。
——《血色黄昏》
“成长小说”的常规步骤是第一步“娜拉出走”，第二步“在路上”。《青春之歌》和《血色浪漫》的开篇，都以“在路上”为开端，但是林道静和林胡出走的原因不尽相同。林道静不是孤儿，胜似孤儿，她的母亲是一个童养媳，“丈夫”尚未成年就死去，林道静是母亲被城里地主强奸的果实。从血缘上说，林道静是个“混血儿”（也会被称作“杂种”），混合了乡村和城市、贫农和地主的血脉。在成长过程中，“混血儿”充满内在的紧张和冲突，要比“根正苗红者”更具戏剧性。因为家庭逼婚，林道静独自乘上火车。这次出走一方面是“逃婚”，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寻父”/“寻夫”的历程。
林胡出走的时候父母正在受到冲击，父亲有叛徒嫌疑，母亲可能是假党员。与林道静被迫出走、此后在路上遭遇红色理想不同，林胡的出走具有一种主动性，他是因为拥有了红色理想才选择在路上。出身从革命家庭变成“牛鬼蛇神的子弟”，林胡“决心和父母决裂，投身世界革命”，正是为了在革命的炼丹炉里纯净自己的血缘。所以，林胡对自己有一个总结，“我是反血统论的。但在思想深处又有血统论的思想。”“反血统论”，是因为他被视为“牛鬼蛇神的子弟”;“有血统论的思想”，因为他是革命家庭出身。这是一种辩证法，预设两种相反的可能，然后根据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解释。
林道静在“被看”的目光下现身，读者先是通过旅客的眼睛观看林道静：“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但杨沫对旅客的视角又是不以为然的，漫画式地描述着火车上的洋学生和胖商人。林道静走下火车，终于摆脱了旅客的视角，这时读者开始和杨沫的目光重合：“车到北戴河，女学生一个人提着她那堆乐器——实在的，她的行李，除了乐器，便没有什么了——下了火车。留在车上的旅客们，还用着惊异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台。”
《青春之歌》使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杨沫仿佛拥有“第三只眼睛”，既能跟随独行的林道静，又能深入她的内心。在开篇的短短几百字内，读者就经历一次视角转换，这也是对读者的规训，提醒他们“成长”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过程，也提醒他们“第三只眼睛”的权威性。林道静此行是为了寻找表哥，一路基本顺利，只是最后扑空，表哥已经迁往他处，目标明确的出走迷失了方向。此后经历的种种危险，都是目标产生变故之后的连锁反应。林道静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对终极目标的选择，余永泽和卢嘉川象征着不同的方向，一旦方向确立林道静将义无反顾地“献身”。
终极目标对林胡来说不是问题，“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他的基本路线，也是当时的惟一道路。林胡和朋友们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是由于目标明确，林胡才会对温顺的牧主贡哥勒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当他把牧主家的狗视为“阶级敌人的狗”、执意捕杀时，一位贫农半路杀出，站在了牧主的一边。阵线分明的阶级分析，在现实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图景，此后“在路上”的种种经历更是把林胡的红色理想不断拉回到地面。曲折的道路没有指向光明的前途，当他效忠于红色理想，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反面，甚至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手淫、同性恋和女神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征途中的首要问题。唐僧一路收下三个徒弟，在他们的保驾护航之下终成正果。在路上，既是取经的过程，也是寻找同志的过程。林胡和雷厦、金刚、吴山顶，结成了出走的统一战线。但是他和后两者不算熟识，和雷厦也因为“第三者”插足一度关系破裂：两人共同的旧识想来内蒙，林胡因为他当初没有参与出走，送上告密信试图阻止此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林胡都是孤家寡人。林胡最初把孤独等同于勇敢和坚强，但是，勇敢和坚强这些道德品质无法战胜生理需求。唐僧师徒四人都是和尚，吴承恩无须考虑他们的生理需求，即使如此，依然设置了猪八戒这个“花和尚”的形象。林胡无奈地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对异性的兴趣越来越强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英雄大都不近女色;在革命叙事传统里，禁欲是基本前提。只有才子会和佳人联系在一起，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是知识青年试图划清界限的，避之惟恐不及。“偷偷想女人和革命战士的称号很不相称”，林胡把对异性的兴趣视为“原罪”，在给老师的书面材料中也对此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
转移对异性的生理需求，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手淫，一是同性恋。这两者形成互补，构成了林胡的业余生活。在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句家喻户晓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那里，卑贱和高贵形成倒错关系。但林胡需要面对的是神圣的理想和卑贱的行为之间的冲突，追寻红色理想而来，却在日常生活中陷入难以公开的手淫和同性恋，这使得林胡处于自我撕裂的状态。
手淫只能加剧而非缓解原罪感，违背了“取经”的目的，相比之下，同性恋是一种更为有效而且也是更具正当性的选择。在路上，是寻找同志的过程。“同志”在今天具有双重涵义，一重是志同道合者，另一重是同性恋。在林胡那里，“同志”的双重涵义同样成立。他用战友代替女性，曾和雷厦彼此发誓，同生共死。同性情谊不足为奇，但是林胡和雷厦的关系超出这一层面，具有了排他性，两人相约不再跟异性相好。林胡这样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一种神秘的初恋般的感情缭绕在我们中间。”除了身体接触，在情感层面上，两人已与同性恋无异。当雷厦准备送给一位异性笔记本，林胡担心雷厦被夺走，告诉自己的这位“同志”，那位异性对他印象不佳。有次雷厦亡命在外，林胡在家中吃饭，想到他啃馒头、就大白菜，潸然泪下，以至母亲大惊失色，认定两人是同性恋。林胡并不讳言他和雷厦的关系：“确实，他是我一生中最爱的男人。”
在革命叙事传统里，同性恋的道德是负面的，同志的道德是正面的，但没有身体接触的同性恋，可以归入同志的范畴。所以，同性恋对林胡构成的道德压力远远小于手淫，甚至还被赋予正面含义，因为它有寻找同路人的效果。手淫满足着在路上的生理需求，同性恋则满足了在路上的精神需求。这个组合随着林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瓦解。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林胡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被抓。日记泄漏了手淫的秘密，手淫成为罪证。此前他和雷厦已经恢复“同生共死”的关系，在各个击破的战术下，关系再度破裂。手淫和同性恋，都不再可靠。
与此同时，林胡恢复了对女性的想象。韦小立是S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父亲被整死，全家被洗劫一空，这个“走资派的女儿”唤起了林胡的同病相怜。随后林胡的处境陡转直下，在手淫和同性恋已经不再可靠的情况下，想象的女神从天而降。幻想需要现实中的异性作为投射，韦小立成为林胡“苦难中的希望”。想象无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在现实中，韦小立对林胡保持沉默，这恰好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林胡眼中的韦小立，具有跟其它异性不同的因素，此前林胡对于异性几乎来者不拒，缝得勒的牧主婆儿、罕达的老婆都曾成为性幻想的对象。他对韦小立的想象不具性的因素，“从不敢让一丝丝淫邪念头碰碰她的身体”。甚至连相貌都不再重要，林胡对她的评价是“算不上漂亮……让人觉得不顺眼”，“但也不丑”。女神是一种特别的异性，林胡对她更像是对待母亲（“儿不嫌母丑”），只有想象，没有性幻想。
在修订版中，老鬼增添了一个细节：在快离开草原时，于寂寞难耐中与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这绝非可有可无。现实中的女知青和想象中的女神，就像手淫和同性恋一样，分别解决了林胡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这个分工非常明确，那位女知青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身材丰腴，臀部性感”。
但是，林胡对这位追求者几乎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在《母亲杨沫》里，老鬼透露，母亲离开10年后，他还在冬天戴母亲的粗毛线帽子，偶尔穿母亲的尼龙袜和肥裤衩，午休时天天盖母亲的大羽绒服，一直保留着母亲的口红。d这些有点异常的举动，与“恋母”情结密不可分，杨沫的形象与女神的原型也有相似之处，杨沫是“大圆脸、金鱼眼、扁鼻子、阔嘴巴都极有韵味”，韦小立是“圆脸、小鼻子、脖子很短……嘴唇特鲜艳。
手淫、同性恋和女神虽然截然不同，但都与林胡生命深处的激情有关。在私人生活缺乏正当性的时代，激情只能以一个出口释放，那就是革命和以革命为名义的暴力，性处在被压抑的层面。当激情以性的名义释放，它是没有合法性的，于是只能偷偷地来、匆忙慌乱地来、手脚错愕地来，这就是手淫。同时激情也可以改头换面地来、乔装打扮地来，这就是“同性恋”。激情在林胡那样不谙世事、满怀理想的青年那里，升华成一幅女神的形象，是那个时代激情唯一可以附着于意识层面的表达形式。
血的动力学
在路上，热血是革命的能源。在《血色黄昏》的第一章，林胡们喊出了：“万岁！热血。”热血是青春的激情、革命的浪漫情怀，也是暴力的蔓延、仇恨的循环。在这里，暴力和仇恨不再是贬义词，而是被视为男人的血性、历史的车轮。把激情、浪漫、暴力、仇恨捆绑在一起，是知识青年追求革命后的普遍症状。激情和浪漫是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思维遗留，暴力和仇恨则是追求革命的必要品质。它们之间有冲突，但更多的是一种衔接关系，拥有激情才能够施展暴力和仇恨的才华，把暴力和仇恨浪漫化才能使得知识青年获得行动的合法性。在路上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光明的前途提供了激情和浪漫，曲折的道路刺激了暴力和仇恨。
热血不仅是隐喻，还成为精神和肉体的粘合剂。被手淫和同性恋割裂开来的精神和肉体，通过热血融为一体。在小说里，“血书”反复出现。书写血书的前奏是自残，与其说这种行为需要勇气，不如说它需要对红色理想的绝对忠诚。同时，自残还是能量的自我耗散。在手淫被道德否定、同性恋破裂的情况下，性欲激发的能量必须以其他方式释放。林胡一度热爱摔跤，这也是一种能量转移，但缺乏精神含量。相比之下，血书通过自残释放身体的能量，非但不用承受道德指责，还可以获得道德嘉奖。血液和精液在中国的民间传统里有着直接转换关系，所谓“一滴精、十滴血”。血书成为禁欲时代的“放血疗法”，将肉体的欲望转换成精神的追求，提供着革命的能量。对于林胡这种因为出身问题而出走的知识青年来说，血书更是战胜血统的法宝，前者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而后者则是先天指定的。
林胡第一次写血书是为了在内蒙牧区落户，他们先是直接寻找当地安置办公室，被告知没有安家费，红色理想在经济基础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在“献身无门”的情况下，他们通过联络军区司令员儿子，将血书交给了军区司令员，最终如愿以偿。第二份血书已经展现红色理想的另一面，中苏关系紧张，全连有1/3成员书写血书，申请发枪。连里当时有4个山头：复员老战士、锡林浩特知青、北京知青、天津知青，很多北京知青写了血书，但没有一个拿到枪支，没有一个书写血书的锡林浩特知青，却有很多都发了枪。林胡从家庭中出走，正是为了改变出身，他以热血为能量，没想到血书还是无法战胜血统。等到第三份血书出现的时候，林胡几乎走到穷途末路，他因反革命罪名被关押，不得不再次祭出这一法宝。从“献身”到“申冤”，血书的功能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它的效用也不断降低。
热血不是绿色能源，也不是清洁能源，生产热血的成本太高，难以适应漫长的革命征途。在路上的第一步会征用热血，第二步是寻找替代性能源。当血书逐渐失效，女神唤起了林胡的人性，让他意识到：“狂风暴雨固然壮美，但不能成天是。成天狂风暴雨也令人乏味。”
《青春之歌》着力证明红色理想的价值，《血色黄昏》试图对红色理想进行反思，这是两部小说的显著差异。老鬼呈现了红色理想的血色浪漫一面，“血色”一词唤起的不仅是激情，还有残酷。当知识青年们战天斗地，团里的干部却坐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里打扑克，还有的贪污粮食、倒腾公物、干风流勾当……其中最荒谬的莫过于知识青年8年的努力不仅是一场无效劳动，还是一场对草原亘古未有的生态环境大破坏。然而，林胡对红色理想的反思是极为有限的，他对“曲折的道路”提出质疑，却不愿意批判“光明的前途”，他想把两者区别开来，却没有意识到两者是无法剥离的。
林胡曾经表示：
心中所爱的姑娘是现实中那个韦小立所消灭不了的。她是一尊最神圣的女神，我将永远保持对她的单恋。
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他对红色理想的态度，红色理想是现实中的血色浪漫所消灭不了的。林胡对血色浪漫的不以为然，不是出于理性反思，仅仅是因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林胡对红色理想的单恋没有受到血色浪漫的影响，尽管他对“青春的血”表示无限惋惜，对红色理想依然是飞蛾投火。对女神/红色理想的单相思（林胡的手淫和同性恋，也同样具有单相思的成分），取代热血成为革命的能源，它更具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热血和单相思，这两种革命的能源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兼容的。林胡回首青春，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些回忆，在情感上所激起的疯狂，无论多么歇斯底里，也不足以使我对内蒙兵团来个彻底否定。尽管自己被兵团定成敌我矛盾，我却不忍心也从没想到要给它定个敌我矛盾。我没有理由全盘否定它。
林胡依然沿袭着“历史目的论”，他否定自己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但是并不否定“道路是曲折的”，更没有反思“前途是光明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缺乏反思，而是表示“以毒攻毒是良方”。林胡不会意识到，这药方同时也是疾病的症候。
林胡为何亲历血色浪漫，依然缺乏对红色理想的反思力度？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林胡无法否定自己的激情、无法否定自己的过去，这使得反思不可能抵达问题的核心。此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林胡在路上除了短期的同性恋、除了有想象的女神相伴，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孤独一人的状态，这对他的思考能力构成根本性的伤害：
随着思想的贫乏，说话能力也日益低下，爱用简单句。对事物只用“好”，“坏”两个概念判断，很少附加定语、状语。不想费脑子组织句子，单词量也越来越少。
经过长期的孤独生活，林胡终于不再把孤独等同于勇敢和坚强，而是意识到它也有可能“淫荡、冷酷、丑恶”。一般而言，当年有思想部落可以交流的知识青年大都具有相对深入的思考能力，当年是孤魂野鬼的知识青年大都是单向度思维。这不仅是林胡的处境，也是老鬼和那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精神状况。
《青春之歌》的全知全能叙事，把林道静放在“被看”的目光下，这是“改造”主题经常使用的叙事方式，改造首先要把自我他者化。《血色黄昏》的第一人称叙事，是“诉苦”主题的惯用模式，也最为适用于长期自言自语的林胡。它还可以产生“忆苦思甜”的效果，所以，林胡在痛诉个人历史之后，还是表示：
感谢你啊，内蒙兵团，给了我一段很苦很苦的经历。这也是一种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血色黄昏》在一些细节上更具文字的审美效果，不像当年的“伤痕文学”那么粗糙，但是它没有超出“伤痕文学”的反思水准，属于迟到的“伤痕文学”。
【注释】
a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b老鬼：《血色黄昏》，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血色黄昏》修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引文以修订本为准。
c老鬼在1996年撰写的修订本前言中交待：“冯牧同志曾向我建议不要用冷僻字做书中人物的名字，此次特将主人公林鹄（hu）改名为林胡。”参见老鬼：《血色黄昏》修订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d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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