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静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写作技法在晚清就被引入中国，五四后到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已经初步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四十年代经过周扬、冯雪峰、茅盾的文艺理论阐释，在建国前已经形成强大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传统，直到二次文代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确认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准则。

　　三十年代前苏联“拉普”提出“辩证唯物法的创作方法”，但由于左倾机械论的发展日益严重，1932年，苏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法的创作方法”。到了五十年代，受苏联影响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也逐渐出现“教条化”倾向。因而在“双百”期间，对现实主义教条化的探讨就被推上了议程，秦兆阳以何直为笔名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上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 （以下简称《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陈涌、周勃、姜弘等人也同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化提出质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存在问题。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秦兆阳和周勃等人因为“广阔的道路”的提法被划为右派。

　　那么，秦兆阳“广阔的道路”的提法在当时的语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缘何被批判？由此引出新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十七年”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一、“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发生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时，秦兆阳担任小说编辑。1952年，离开《人民文学》，到华北农村体验生活，并发表体现农村新生活的《农村散记》，之后又被调入《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1955年重返《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秦兆阳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编辑，和其他刊物的编辑、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一样，奉行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一次文代会上确认的新中国文学创作标准。但是他又有所不同。根据《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的记载，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任职期间，就已经开始注意到青年创作者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并以这些问题为对象，写了一些分析文学概念化问题的文章，并在五十年代中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论公式化、概念化》一书出版。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期间，经手发表的作品如1956年4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1956年9月号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类小说，都是突出正视现实和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如他在《在桥梁工地上》卷首写的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 a

　　编后记中，秦兆阳再次解释了他发表刘宾雁这篇小说的初衷，“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他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b秦兆阳在《人民文学》的编辑实践中，很早就把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新中国文学创作中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直接图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他的编辑思路的理论关注点就在于此。

　　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开始营造出一种宽松环境。1956年5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之后作协党组也开始就如何贯彻和实施双百方针开会讨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自然“闻风而动”，在鸣放上率先表态。据记载，“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c接着，“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d在征求作协以及中宣部领导的意见后，秦兆阳仍然认为写这类文章要慎重，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讨论能不能写的问题。“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e秦兆阳认为目前文艺创作中的问题仍是引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时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他编辑也附和了这一观点。于是，“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f

　　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百花齐放”的环境中变成一种导向，引起其他研究者的讨论。《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上发表了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一文，认为：“庸俗的机械论只看到文学艺术和其他意识形态、其他宣传工具的共同性，却看不到文学艺术不同于其他意识形式，不用于其他宣传工具的特殊性，……往往忽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g1956年第12期的《长江文艺》刊发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认为应该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来理解，即应该注意它的实践性，独创性，发展性”h。但同年《文艺报》第24期上主编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把讨论氛围转向了批评，他认为：“何直同志把现实主义看成是文学艺术的客观法则（规律或原理），……这个看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经不住事实的检验。”i更进一步，他还给出了秦兆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的后果，即“可能把历史上一切积极的浪漫主义文学和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战斗同盟的革命浪漫主义文学都看成是违反了文学艺术的客观法则，就很可能把文学史上的丰富内容简单地看成是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j张光年的这篇文章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具有定性的舆论引导作用。到了1957下半年，随着丁玲、冯雪峰等被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开始扩大化，一大批人被划为右派。1957年9月，周扬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之后这个报告发表在1958年第3期的《文艺报》上，直接批判一些人提出的“写真实”的观点，把“写真实”同揭露生活阴暗面等同起来，定性其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篇报告为批判“广阔现实主义道路”以及秦兆阳在政治上明确了定性。也就是在1958年，作协召开了对秦兆阳的批判会，张光年和刘白羽分别在《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上撰文，指出秦兆阳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修正主义者”k，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相对应的则是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把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引向修正主义的路。秦兆阳连同他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由此被划入历史的沉渊中。

　　那么，秦兆阳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实主义呢？它缘何在当时的语境中被批判，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对立中怎样的现实主义才是被当时所需要的？

　　二、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与“教条化”

　　在秦兆阳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多重可能性，而建国后一直到1956年之前的现实主义创作都走向了一种受苏联影响的教条化的道路，所以他要重新揭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义，因而秦兆阳概念中的“现实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他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表现内容这三方面。

　　首先，他明确阐释了具有广阔可能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它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们的世界观（虽然他被世界观所影响所制约），而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l既然现实主义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为前提，按照这个逻辑，现实生活能够提供给作者的天地应该是丰富和无限的，现实主义能够描写的生活现实自然是广阔和丰富的，这其实也就是秦兆阳整个“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逻辑思路。

　　从秦兆阳对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可以看出，他认为的“现实主义”只是一个文学创作法则，也就是方法论问题。秦兆阳首先强调了作为方法论的现实主义要有一个衡量标准——“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m之后他又补充，思想性是藏在真实性之中的，“真实性”是衡量现实主义的标准。什么是艺术的真实性呢？秦兆阳这里依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实性以及如何实现文学真实性的解说，也就是文学要表现现实生活真实的细节以及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达到“真实性”这一目的。但依照秦兆阳的理解，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和具有多种面向的，而苏联的教条主义者却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旧的现实主义不同，它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而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这种对现实的认识必然离真实越来越远，滑向一种不变的、机械的观点，发展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必定不能实现，这种从内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出界限是存在困难的。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并不准确，“我们也许可以称当前的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n

　　其次，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秦兆阳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文学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以及文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一大前提。“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从古以来就没有所谓无倾向性的文学，所谓纯艺术的文学，更没有没有人民性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o但在谈到现实主义如何为政治和人民服务的时候，秦兆阳的观点却又转到要调动文学本身的能动性和文学的特性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要求。这里有他认为的“三个考虑”：“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p如果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中，忽视了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特征，单纯从“主观愿望”和“政治概念”出发，那就势必缩小和影响现实主义表现真实的效果，从而出现概念化和公式化。秦兆阳在文艺和政治两者的关系中虽然并未否定政治的方向性作用，但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时，他的重点放在现实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的主动性上的，他强调的是文艺的真实，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生活的真实，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秦兆阳这里分割成为两个部分。

　　按照“广阔道路”的逻辑，教条主义除了体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最后也渗透到文学所反映的内容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反映普通人典型的、正面的特质，这种写作倾向在中国的语境中被“教条化”地解读，变成“片面地机械地解释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就缩小了我们观察生活和选取题材的范围”。q这样的趋势是只注意普通人中的普通性格，和对政策表态的人物，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形象中的特性，比如说复杂的、落后的一面就被忽略，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也同时受到了限制。秦兆阳针对只能写普通人正面的倾向，他以“从广义上说，只要是人，就都是普通的人”r来应答，并且认为作家不仅要看到普通人身上普通的一面，更应该深入普通人的生活现实中，发掘其复杂的、独特的、并不普通的东西。当然，这里的复杂就包括了正反两个方面。可以说，这一部分思考和之后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有相通的思考。

　　从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异议，到他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需要注重文学本身，也就是现实主义本身反映生活的特质，再到他提示作家应该深入挖掘普通人形象，以扩大现实主义表现的广度和力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秦兆阳在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时所秉持的态度，他的关注点更多地是在“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的方法论上。他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中，认为文学也应该发挥其自身文学性的特质来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认为文艺不应该失掉其自身特性，现实主义也不应该失掉其真正深入复杂具体的生活去反映真实的特质。因而在秦兆阳看来，建国后到1956年之间的现实主义只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但随之而来的质疑和批评所隐藏的强大话语力量，却正是主导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三、现实主义在当代

　　围绕秦兆阳“广阔的道路”事件的是两种力量的冲突，一个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公式，一个是秦兆阳式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现在来看当时“广阔的道路”事件，双方其实都处在同一个现实主义的结构逻辑当中。因为就在秦兆阳强调反现实主义公式化教条化，强调写真实的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所表达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他们同样强调“生活实践”是“忠实地反映现实”的基本前提，也认为“文艺必须真实，不真实的文学艺术是没有价值的，是人民所不需要的”。s甚至也不否认“写真实”和“生活实践”作为文学创作方法和创作来源的独特性。早在秦兆阳提出“广阔的道路”之前，新中国的文艺理论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他们据以反对概念化的基本方法是借用文艺自身的特性也就是艺术性来突破“现实主义”图解生活的模式化，认为“生活实践”是写实的真正来源。茅盾就认为，“生活实践是作家认识现实的惟一不二的途径;离开了这途径，作家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也无法忠实地典型地反映现实。”t在二次文代会上，文协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地位，但同时周扬在会上发言强调的却是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概念化问题，“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u秦兆阳虽然在强调“写真实”，强调写“普通人”，但在他的现实主义中同样蕴涵着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他只是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解得更为曲折和复杂一点，揭示了生活实践能够带给文学更多的可能性。

　　为什么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却受到了批判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当时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是由苏联作协主席格隆斯基提出，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和再阐释，在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当时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v从这个定义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然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被提出，但“真实”和“历史具体性”是必须要和“社会主义精神”以及“精神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结合起来的。换句话说，它不仅是文学上的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语境下，它的角色内涵更倾向于是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底色。正如冯雪峰在区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不同时所说，“根本性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想，首先要从作家的世界观来看。”w周扬更是直接、明晰地表述，“在这里文艺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提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x很明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现实主义”，而是作家、文艺工作者站在什么立场和抱着什么目的来描写现实，它不是一个文艺创作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世界观重建的问题。所以，从新中国十七年的历史情境中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不是文艺创作具体操作的问题，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划定立场，最终转变为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和创作立场以及政治情感的问题。它的内在要求是文艺从业者必须经过这种深入到文学创作方法内里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塑造来进行自我的思想改造，以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个总目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和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在动机上是一致的。

　　并且，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对作为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有决定性作用的，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中，“社会主义”对“现实主义”具有决定意义，世界观、思想立场是创作方法的前提和基准。1956年，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他直接认定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决定意义，“世界观对于作家有什么用处呢？……大家应该对文学事业取得一致的看法，要有共同的世界观。如果没有共同的看法，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作家队伍……”y所谓“共同的世界观”应该就是列宁所指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z而“我们文学的任务，就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我们必须要求每个作家都是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有没有这种世界观，就是我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根本区别。”@7显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谈到和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的结合。

　　事实上，和苏联一样，社会主义的世界观、思想情感在“十七年”中已经变成了文学能够反映现实的正确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演变成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单纯作为文学创作方法出现。茅盾就明确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的作品“要教育人民正确地认识现实，使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就必须要求我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不但表现出人民的今天，并且要展望到人民的明天，要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8。

　　因而“写真实”和“生活实践”也被赋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和内容，“写真实”的前提是要具备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在四十年代的《讲话》中，毛泽东已经把“生活实践”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规定，“生活”在《讲话》中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而是带有阶级属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这里“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农兵”、“革命斗争”等革命政治生活是一体的。也就如邵荃麟所说，“艺术的真实性事实上也就是政治的真理”。@9换一句话说，“事实证明，站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平阵营这一边的国家，就有可能抓住时代的精神，就有可能认识到客观真理。”#0“真实”就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真理”，“生活实践”就是“工农兵”生活，这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真实和创作从生活实践中来的所指。如果说在《讲话》中生活实践被强调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来源，那么这个唯一来源的基本材料和最终目的都是已经被“社会主义”这个世界观同化了的生活与实践。

　　就此来说，秦兆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突出文艺的特性，要扩大其写真实性，由写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到普通人的复杂生活中去，显然就和二次文代会所要求的新中国文艺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决定下的现实主义，成为了两个对立的价值体系。争论焦点也并不在“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手法这个层面，更多的是从世界观、思想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划定界限。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被批判，作者本人被划为右派，更多地也是一次政治批判事件。按照一位论者的观点，秦兆阳被划为右派，“虽然是由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但也与他编辑发表的‘干预生活、、暴露黑暗的文学作品，以及他致邵荃麟反对‘宗派斗争的两封信有关，”#1包括秦在作协党内开会批判丁玲、陈企霞时不表态等有关（参见秦晴《关于父亲两封信的说明》、王培元《秦兆阳：何直文章惊海内》、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在现实主义和生活实践只能规定在世界观范畴内来谈论的情况下，企图超越边界的努力显然是不被允许的。现在我们探究秦兆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教条化”的问题，必须深入理解“广阔的道路”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与复杂性。

　　【注释】

　　a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

　　b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

　　c涂光群：《求索的苦果——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d涂光群：《求索的苦果——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e涂光群：《求索的苦果——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f涂光群：《求索的苦果——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g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10月号。

　　h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

　　i张光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j张光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艺报》1956年第24期。

　　k刘白羽：《秦兆阳的破产（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

　　l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m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n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o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p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q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r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s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页。

　　t茅盾：《理想和现实》，《茅盾评论文集》 （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u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v《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w冯雪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语文学习》1955年8月号。

　　x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关于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报告》，《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y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375页。

　　z列宁：《论文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7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371页。

　　@8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号。

　　@9邵荃麟：《文艺的真实性与阶级性》，《邵荃麟评论选集》 （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0茅盾：《理想和现实》，《茅盾评论文集》 （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7页。

　　#1李云雷：《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