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

　　一、前言：

　　战争是一个分裂时代最重要的征候。“大分裂时代的叙事”不能规避战争叙事。一九四○年代的中国深陷战乱的漩涡。抗战时期占领区、大后方、苏区，外加满州国和台湾殖民地各据一方。日本战败后中国又陷入内战。1949年，共产党占领大陆建立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撤守台湾维持民国体制;这样的局面至今日仍然持续。

　　但发生在国共之间的战争又岂仅是单纯的内战。二次大战结束后，东西列强尔虞我诈，互借战争的威胁带来恐怖平衡。早在1945年，曾写出《一九八四》的欧威尔 （George Orwell） 就预言一种“冷战”（Cold War） 已经开始。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 更宣称东西方的“冷战”帷幕已经拉开。

　　冷战a其实不冷，四、五十年代的亚洲充满血腥的“热”战。除了国共对峙外，韩战还有发生在中南半岛各种军事行动，都带来极大伤亡。

　　即使我们以中国为中心探讨“大分裂时代的叙事”，我们的眼光也不应局限在大陆和台湾。这样的观点往往产生简单的二分法结论。只有当我们将国共之争重新纳入世界版图中，才能理解“大分裂”所带来的深远效应，以及那个时代战争叙事的复杂维度。

　　据此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延安和金门为焦点，讨论传统定义下国共战争的叙事学。世纪中期的延安是“革命圣地”，金门则是“反共堡垒”。两地的意义不仅在于战略位置，更在于所焕发的神话光芒。杜鹏程 （1921-1991）的《保卫延安》（1954）， 朱西宁（1927-1998） 的《八二三注》 （1979）即各以不同角度，作出延安和金门的战争叙述。但两作不仅书写国共之战，蕴含在文本以及意识形态内部的斗争，甚至叙事方法的辨难，一样惊心动魄。

　　本文第二部分则将视野扩大，强调国共的战争与战争叙事除了以延安或金门为象征坐标外，更波及亚洲其他地区;冷战的影响无所不在。五○年代张爱玲（1920-1995） 滞留香港期间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写出以韩战为背景的《赤地之恋》 （1955），是我们熟知的例子。本文更希望唤起对以下创作的注意：潘垒（b.1927） 《静静的红河》 （原名《红河恋》，1952）回忆越南侨社青年参与抗战和内战的始末;柏杨（1920-2008）的《异域》 （1961）描述滇缅泰金三角反共救国军的起灭;金枝芒 （1912-1988） 的《饥饿》 （1961？）记录马华共产党人抵抗英国和马来亚势力，b遁入丛林的最后抗争;司马桑敦（1918-1981）流寓日本时完成的《野马传》 （1959），则写出中国东北从满洲国到共产革命前夕的动荡。这些作家写在家国以外，不仅为大历史的解体作见证，也试图理解自身的离散位置。

　　只有当我将这两个部分的作品并列，我们才赫然理解“分裂”在“大分裂时代”的意义。分裂带来主权及主体的异动，地理和心理的震荡。c由此产生壁垒分明的史观，裂痕处处的“说法”，一再暗示意义系统的重新洗牌。更重要的，这些作家多半在战争期间亲历种种颠扑，即使在文本层次，他们的作品见证生命经验与传记/传奇的繁复切换。到底要怎么诉说战争，见证分裂？战争叙事的另一面，是叙事战争。

　　二、保卫延安 / 保卫金门

　　1947年3月，国民党将领胡宗南（1896-1962）奉蒋中正之命，率领数十万大军攻打延安。胡的部队起初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延安，毛泽东宣布撤退。未料共产党军队以退为进，在陕甘区域迂回转进，连连突击。胡的部署左支右绌，始终没能突破共军主力，亲信的背叛尤其不利。历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战役及其他大小冲突，胡宗南的军队屡战屡败，终在1948年4月21日撤出延安。

　　《保卫延安》为作家杜鹏程以此段历史敷演而成的长篇小说。杜鹏程出身陕北农家，1938年来到延安，之后在陕甘宁区域参与文化新闻工作。延安保卫战爆发，他被派遣为随军记者，因此亲历大小战役。如他日后所言，《保卫延安》内容多有所本，因此不能以虚构视之。杜的写作始于四○年代末，至1954年完成，成为共和国革命历史小说的典范。d

　　《保卫延安》以共军主力纵队的一个英雄连为轴心，以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描述延安保卫战的来龙去脉。小说的叙述既承袭苏联战争叙事的模式，也不乏得自传统说部演义的灵感。主要人物连长周大勇出身卑微，无私无畏，堪称人民英雄楷模;其他人物如团政委李诚，战士王老虎等也无不忠党爱国。小说的灵魂人物是彭德怀 （1898-1974） 将军。彭当时号称西北王，延安保卫战之所以转败为胜，他的运筹帷幄应居首功。他谋定而后动，大将之风对一度陷入苦战的解放军战士带来莫大感召。

　　但对这些圣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为延安这个革命圣地而战、而牺牲更伟大？1935年10月，红军经过长达一年的长征来到西北边区，以延安为根据地。这个蕞尔小城从此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中国——以及世界——左翼精神的依归。1942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对革命与群众、战争与文艺关系定调，之后“整风”运动创下党内清除污染的运作模式，延安的声势更是扶摇直上。延安不仅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地理政治中心，也是历史与神话的交会点。诚如识者指出，延安焕发的“超”真实感，犹如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simulacrum）。e

　　“保卫延安”因此不再是军事任务，而是神圣使命。在杜鹏程笔下，周大勇有如超人，他和弟兄们集勇敢、坚毅、睿智于一身，务求鞠躬尽瘁而后已。从青化砭之战到后半段九里山突袭再到岔口会战，周大勇和其他兄弟越战越勇。在小说的高潮，延安夺回在望，我们看到周大勇向延安的门户劳山挺进。诚如杜鹏程暗示，革命的道路既长又险，周大勇等任重道远，没有尽头。

　　左翼文学一向有讲述类似“圣徒行传” （hagiography）的传统。夏济安解读吴强（1910-1990）的《红日》（1957）时，曾指出中共战争小说因为堆迭了太多非比寻常的英雄，以致于“满纸都是圣人”，英雄反而变得不稀奇了。f夏济安的观察也适用于《保卫延安》。小说里那些战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起出生入死、一起埋锅造饭、一起缝缝补补，同袍之情无以复加。g杜鹏程更巨细靡遗地描写周大勇细心照料受伤的同志，嘘寒问暖，无所避讳。这些英雄都是六○年代雷锋的前身，则不在话下。

　　但从叙事战争的角度来看，《保卫延安》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为革命圣地的失而复得作见证，杜鹏程视为毕生大事。如他自述，他是做了巨细靡遗的访谈和研究后才开始动笔，小说出版之前还历经多次大幅改写。h1954年《保卫延安》问世，广受好评。冯雪峰甚至称之为“史诗”：“在它强烈而统一的气氛里，在它对于战争的全面而有中心的描写里，这么集中地、鲜明地、生动有力地激动着我们的是这样的革命战争的面貌、气氛，尤其是它的伟大的精神。”i然而《保卫延安》显然还不够好。杜鹏程在1956、1958年两度修订全作。即使如此，这部小说在六○年代难逃厄运，先是1963年遭到中国文化部查禁，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被《人民日报》指为“反党活标本”。j

　　是什么原因让这本“史诗”十年不到就沦为禁书？《保卫延安》之所以中箭落马，当然非闗作为革命基地的延安该不该保卫，而是延安的政治正确性“如何”被保卫。这就将延安保卫战从军事战场移到叙事战场。小说里的灵魂人物彭德怀是中共的开国元勋之一。杜鹏程写彭德怀的章节其实不多，但寥寥数笔已经显示彭主导全局的分量。这样的叙事在1954年也许理所当然，但到了1959年却成为反党阴谋。众所周知，彭德怀功高震主，早就引起毛泽东猜忌。1959年庐山会议，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因为“大跃进”路线之争与毛冲突，终被打为“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之首;更诡异的罪名是“里通外国”——这当然牵涉当时毛与苏联的紧张关系。k彭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去世。

　　彭德怀案让杜鹏程遭到株连，文革中的遭遇尤其凄惨，罪名正是《保卫延安》窝藏了反党反革命的祸心。彭德怀必须从开国史上抹消，连带小说中崇拜彭大元帅的千百战士们也必须鞠躬下台：伟大的延安绝不能让党的叛徒来保卫。中共国家叙事随政治斗争不断修订，从来不是新鲜话题， 墨水和血水甚至互相渗透。清算《保卫延安》只是众多事例之一。但正因为这本小说直面“延安”的存亡之战，文本以内和以外的攻防才如此尖锐。我们今天阅读此书的批判史，不难发现如下吊诡：原来真正危及延安神圣性的不是胡宗南或蒋中正，而是来自党内高层的自己人。

　　我以为《保卫延安》指向中共革命历史叙事学更深一层的辩证。如前所述，此书是中共建国初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典范之作。这类作品描写共产斗士在1949年开国前的英勇事迹，借以形成历史论述，淬炼立国精神。《保卫延安》描绘革命圣地的“几乎”失去，不仅缅怀建国维艰的往事，也唤起革命尚未完成的危机感。回忆国家的过去成为确保国家未来的仪式。然而在彼时共和国的历史论述里，革命是手段，也是终极信仰。除非革命大功告成，否则没有一个过去的“故事”是可以讲得完、说得清的。l

　　革命真相和革命真理既然日新又新，历史的后见之明永远有其必要。《保卫延安》的命运因此不是偶然;它来自一种革命历史叙事的自我矛盾与分裂：既要回顾历史，为某一特定时期、事件的意义下“定论”;同时又要因应现实当下和未来多变的风向，不断重写历史，延宕某一特定时期、事件的意义。m历史既是先验的，也是后设的。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杜鹏程的书写就算再诚惶诚恐，也难以掌握革命大业的虚虚实实，也必须成为意识形态上延安保卫战的牺牲品。

　　1958年8月23日，中共军队炮击台湾海峡上的金门岛。n六十四天内、四十七万发炮弹落在这面积不足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国民党驻军九万二千人坚守不撤，终于美国第七舰队介入，10月15日，国共双方暂时停火——但日后相互炮击仍然持续了二十一年。这场战争日后被称为八二三炮战，经此一役，大陆、台湾对峙的局势确定。金门在炮火中屹立不摇，因此被称作“反共前哨”。

　　金门距离中国所属的角屿仅一点八公里，距离台湾本岛却有二百一十公里，战略位置不言可喻。金门与厦门仅有一衣带水之隔，自古即为侨乡。1949年国共裂变，金门因缘际会，成为国军面向大陆的最前线。又因为隶属福建，成为迁台国民党政权在法理上与大陆关联的最后枢纽。

　　八二三炮战开战原因众说纷纭。共产政权发动炮击最明显的原因是攻取金门，再下台湾，完成统一。1949年共军即曾经企图占领金门，但古宁头一役无功而退。将近十年以后卷土重来，国际局势已有变化。韩战以后美军第七舰队设防台湾海峡，将冷战战线延伸至东亚海域，形成对中国的威胁;同时毛泽东又忌惮苏联和西方国家和解。炮战因此成为中共伸张主权的必要筹码。更有谓同年七月伊拉克推出巴格达条约，中东局势紧张，中共刻意攻打金门，造成声东击西效应，牵制英美在中东的实力。当时代表中共决策的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曾经保卫延安，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o

　　无论如何，金门炮战与世界局势息息相关。国民党除派大军戍守，也积极经营金门的历史符号。1951年冬蒋中正亲临岛上，勒石“毋忘在莒”，建立金门与古典中兴史话的谱系;古宁头大捷，料罗湾海战等亦被赋予以小搏大，扭转乾坤的意义。各种文宣纷纷出现，试看痖弦（b. 1932）的《金门之歌》：

　　如同我们擦亮一枝步枪我们擦亮这新的日子。

　　慓悍而粗壮，

　　我们将走进历史的盛夏;

　　在钢盔中煮熟哲学，

　　自铁丝网里采摘真理。

　　坚定如一颗准星，燃烧如一条弹道

　　我们等待战斗如同等待一个女人

　　一个节日。p

　　但有关八二三炮战的小说却乏善可陈，一直到1979年才有朱西宁的《八二三注》填补空白。朱希宁出身山东临朐，1948年随军来台，1972年退伍。朱的文学启蒙始于少年时期，尤其受到张爱玲作品的影响，而他早年就读杭州艺专的经验，必然对他的美学信念有所陶冶。因为家庭关系，宗教（基督教）信仰也是他的创作不可或缺的要素。

　　早在1952年，朱西宁就曾写出以反共为背景的《大火炬的爱》，“军中作家”之名不胫而走——虽然日后他对这样的称呼不以为然。朱对八二三炮战的兴趣始于1965年，但写作过程充满艰辛，曾经两度毁弃多达四十万字的原稿。1971年三度执笔，又以近五年时间才完成。q他的审慎态度令我们想起了杜鹏程，但比起《保卫延安》，《八二三注》的创作哲学何其不同！

　　《八二三注》的故事始于1958年7月。年轻野战部队的少尉排长黄炎和四个身经百战的老班长，以及混杂着大陆籍老兵和台湾籍新兵的部队一起搭上列车，驶向未知的未来。黄炎刚自官校毕业，是将军之子，却选择从基层干起;他和他的步兵排来到金门，亲历了炮火轰炸和战地生活，由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

　　我们还记得《保卫延安》的周大勇是来自农村的孤儿，一心要为党为国牺牲奋斗。相形之下，《八二三注》的黄炎则是有意识地挣脱父荫，从头干起。《保卫延安》充斥一场又一场硬碰硬的战役，《八二三注》就算是枪林弹雨的场面也似乎写得别有用心。的确，朱西宁笔下的金门保卫战虽然关系台湾存亡，却没有夸张官方意识形态和战争书写公式。对朱而言，所谓战争是“止戈为武”、“以战练兵”的战争;所谓和平，是“怎样大难临头，他自不惊”的和平。

　　在《八二三注》后记里，朱西宁一再表明不欲重复战争小说的窼臼;他追求的是“意境”、是“自然而客观”的呈现。r回顾共产党的作为，朱直指其“峻急躁进、紧张造作”的弱点，而内省《八二三注》原稿废弃的文字时，他“见出自己的浮躁火爆”，真正的战争小说决不以写出枪林弹雨为能事，而是乱中有序，于平淡中见“自然”。s 相对于《保卫延安》的史诗格局，《八二三注》刻意写出一场“抒情”的战争。唯其如此，共产党的峻急躁进才能被消弭于无形;朱认为这才是对抗共产党的最大胜利。

　　朱的叙事策略也许难逃“精神胜利法”之讥，但却其来有自。当他大谈“处变不惊”、“性情的真实”时，他的根据应是胡兰成。胡兰成抗战期间曾加入汪伪政权，战后逃往日本，与右翼分子来往。朱西宁原先仰慕张爱玲，竟因此惊艳张的前夫胡兰成。胡1974至1976年在台湾期间，朱奉若上宾，并得以亲炙其学说。从胡处，朱推出了反共不等同于爱国的结论，而将反共真谛落实于“民族爱心”及对“纯纯粹粹的中国”的向往。朱习得胡将“惊险”化为“惊艳”的说法，灌注于对金门保卫战的描写上。据此，八二三的漫天炮火成为漫天花雨。哪怕烽火连天，也是“一片安详悠然，文风不动”，t一种“自然”风光。u

　　《八二三注》呼应胡兰成式的明媚“正气”，反而架空，而非叩问，任何战争作品所不能不触及的暴力与无明。v这本立意去掉火气的战争小说也是台湾军中文学的转捩点。小说出版于1979年，其时八二三炮战已经过去二十一年，国民党撤退台湾已经三十年。时过境迁;时间成了这本小说最后的敌人。

　　这使我们听出小说中一场对话的弦外之音。前来金门视察的最高统帅——蒋中正——垂询小说中一个桀骜不驯的人物（邵家圣）：

　　统帅这样唤他。“部队现在……最需要什么？”

　　这使他无来由的一阵战栗。

　　车子减速，缓缓的转过铜像圆环，“打仗”，他说，“部队不打仗，百病丛生。”……

　　“很好，非常好……”他似乎听到这个。w

　　那场该打的仗毕竟没有发生。八二三炮战充其量只是一个“注”;朱西宁的小说又是八二三炮战的“注”，而且是迟来的注。时间流逝，肉身消磨，两岸发动战争的“伟人”都已不在。《八二三注》 后，我们所见的是眷村子弟文学，是老兵文学。x

　　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另一个注。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y这才提醒我们金门炮战原来在停火之后还打了二十一年，从惊天动地的决战打成悬而不决的拖延战。就在中美建交的十天前（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为彭德怀平反。如前所述，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和金门保卫战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他是八二三炮击的主要决策者，次年却失势并被贬为延安保卫战的反动分子。彭最后十五年的生命充满迫害与羞辱，1974年含恨去世。延安或是金门远矣！彭的平反只为波谲云诡的国共与冷战叙事，平添又一笔迟来的正义——或是讽刺。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有关冷战研究不胜枚举，见如John Lewis Gaddie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Edward H. Judge， The Cold War： A Global History With Documents （New York： Pearson， 2012）;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有关冷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见Xiaojue Wang， 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Reimagining the N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cross the 1949 Divide （Cambridge， MA： Harvard Asia Center， 2013）。

　　b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1月31日，由11州—由9个马来州属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及马六甲所组成。在联邦里，马来州属依然是英国的保护国，而槟城与马六甲依旧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前的马来亚联邦一样，联邦并不包括新加坡在内。此前，新加坡曾被考虑成为马来亚的一部份。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获得独立，并成为大英国协一员。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和新加坡、砂拉越与英属北婆罗洲（今沙巴）组成新的马来西亚联邦。

　　c有关精神分裂的政治意涵，可以参见如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Eugene W. Holland， Deleuze and Guattaris Anti-Oedipus： 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d有关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的背景、动机、过程，请参看陈纾、余水清编：《杜鹏程研究专集》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相关文章。

　　e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T. A. Hsia， “Heroes and Hero-Worship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113-138.

　　g所指的是Eve Sedgwick提到的观念 “homosocial bonding”，见Eve Sedgwick，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83-96.

　　h杜鹏程：《保卫延安的创作问题》，陈纾、余水清编：《杜鹏程研究专集》，页27-41。

　　i冯雪峰：《雪峰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258。冯雪峰1953年曾指导杜鹏程的写作，1954年《保卫延安》出版，发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

　　j孟繁华、 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76.

　　k彭德怀：《彭德怀自述》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十五章。

　　l参见我在《历史与怪兽》 （台北： 麦田出版社，2009年）第六章的讨论。David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Berl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chapter 6。

　　m请参考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文类的研究，见《革命历史小说：时间与叙述》，收于黄子平：《幸存者的文学》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页229-245。

　　n有关八二三炮战的综合描述，见沈卫平：《金门大战》 （台北，中国之翼出版社， 2000年）。

　　o夏明星，徐大强：《彭德怀在金门炮战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history.news.163.com/09/1124/14/5OT2JRUM00011247.html

　　p痖弦：《金门之歌》;《钞诗代序》，朱西宁：《八二三注》 （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页19-22。

　　q见《八二三注》后记。又见杨照的讨论，《壮丽而人性的战争生活──重读朱西宁的〈八二三注〉》，收录于朱西宁《八二三注》，页12-13。《八二三注》最早由朱西宁女儿朱天文经营的三三书坊在1979年4月出版，销售超过三万套。

　　r同前注，页893。

　　s同前注。

　　t同前注，页894。

　　u同前注，页892-894。

　　v有关胡兰成思想的解析及批判，见黄锦树：《胡兰成与新儒家──债务关系，护法招魂与礼乐革命新旧案》，《中山人文学报》第十四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02年4月），页87-109;《世俗的救赎？──论张派作家胡兰成的超越之路》，《中山人文学报》第十三期（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01年10月），页63-83。

　　w朱西宁：《八二三注》，页216。

　　x见我在《画梦记：朱西宁的小说艺术与历史意识》里的讨论，《后遗民写作：时间和记忆的政治学》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页85-108。

　　y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4/content_7050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