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谦

　　作者风格浓郁的“姜文电影”一直是中国影坛争论的对象之一。其新片《一步之遥》同样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以其特有的“梦幻、浪漫、好看”a的作者风格，表达对于时代、社会和人的思考与批判，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

　　对于《一步之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认为在历史语境的叙述中，影片过于注重政治的图解;二是认为影片的艺术表现过于浮华、夸张，有人甚至批评“通片充斥着自恋、自大、自娱自乐的无聊气息”b。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姜文此前的影片去分析，以审视在“姜文电影”建构中，《一步之遥》所体现的姜文电影的审美特质及其得失。

　　一

　　关于《一步之遥》过于关注社会政治的问题，评论者认为，无论是“以‘花域总统完颜英的死隐喻了满清的覆亡”c，“马大帅家中做饭的日本妇女实际上寓意着一种借战争上位的政治行径”d，还是影片中的政治威权马大帅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家庭发生的故事，都被认为是姜文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政权变更的暗喻。对于上述观点，我认为姜文确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情怀，对于鲜明而混乱的时代政治背景有所钟情。但是，其影片的历史叙事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图解政治，而是为了表达导演对于时代、社会的思考，对于人性和国民性的审视与批判。“姜文电影”过去是这样，《一步之遥》也同样如此。只是在此片中，姜文的思考与批判是在阐释历史真相与人类谎言之间关系的故事框架中进行的。

　　影片中两次出现了同一句话：“Today is history. Today we make history. And today we are part of history.”第一次出现在马走日和项飞田在“花域总统大选”的舞台上，第二次出现在武大帅引渡马走日之时。这句话，一方面说明姜文所看重的并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因为电影无法复原历史的真实，但可以在故事叙述中揭示另一种隐藏在当下社会中的真实;另一方面表明了姜文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观。历史并非为过去发生史实的真实客观的记录，作为述史者本身其主观情感会影响他对历史的叙述。

　　在阐释历史真相与人类谎言之间关系的故事框架中，《一步之遥》表达了姜文对于时代、社会的思考，对于人性和国民性的审视与批判。

　　影片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满清覆亡、军阀割据、总统大选等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都有所涉及，然而，从与电影主题内涵的深刻联系来说，它着重是从“媒体误导的力量”和“民众盲从心理”两个层面去展开的。“媒体误导的力量”，是影片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谎言去制造历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面。从影片开始武七想洗钱，马走日、项飞田就借助媒体的力量，把上海滩的花域大选吹嘘为国际选美比赛;到完颜英死于一场毒品与车祸导致的意外，然而《东方快报》 《时事新报》等报纸，《枪毙马走日》等戏剧电影，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将马走日变成板上钉钉的杀人凶手;再到武六借助父亲武大帅的权势从法租界引渡马走日之后，另一个由报纸铺天盖地报导的谎言毁掉了马走日生存的希望，等等，这些都是人类运用谎言去制造历史、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情形。影片中姜文使用穿插黑白默片的表现手法，对社会媒体的“颠倒黑白”进行了隐喻式的辛辣嘲讽。

　　“民众盲从心理”，是影片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如何通过谎言去制造历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影片中也是处处可见，而在王天王出演文明戏《枪毙马走日》时达到高潮。王天王在全场观众的热切呼喊声中将马走日和完颜英侮辱得人格扫地，他甚至带领全场观众用《天涯歌女》的腔调高唱自己改编的猥琐歌曲。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聚集在天桥下准备打群架的众多年轻人，到《让太阳照常升起》中没有证据就追逐殴打梁老师（认为他是流氓）的看电影的群众，到《让子弹飞》中没有分清被杀死的是真的黄四郎还是替身的情况下就气势汹汹地冲进黄家碉堡的鹅城百姓，再到《一步之遥》中王天王的观众，姜文电影中的民众都是拥有很大潜在力量的一群人，但这个群体又都有盲从的问题，容易成为失去理智的、破坏性的力量。在媒体、武七、项飞田、武大帅等人用谎言所构建的“历史”中，民众其实并不关心马走日是否真的杀死完颜英。他们之所以在完颜英去世两年后依然兴奋地看王天王演的《枪毙马走日》，不过是要享受那种数百人齐声高呼“杀死他”的快感，或是借此来彰显自身的善良和义愤。

　　影片在历史叙事中对于人性和国民性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反抗谎言以揭露历史真相的马走日的英雄主义情结，和制造谎言以掩盖历史真相的武七、项飞田、武大帅、齐赛男等的人性黑暗面的描写中。马走日这个小人物似乎一直随着自身命运而摇摆，不断利用谎言去伪装、麻痹自己，直到拍摄《枪毙马走日》电影时，他才直面自己的生存和生命，才终于在武六的质问声中喊出“不是我杀的”这样对于人类谎言所制造的历史的抗争话语。影片在这个画面构图中，特意用一个堂吉诃德式风车作为背景。影片最后马走日和武六逃到风车楼，同样是用影像构图造型，点出马走日的理想主义英雄情结及其堂吉诃德式的命运遭遇。项飞田原本是与马走日搭档制造谎言的人，后来也一直徘徊在真相与谎言之间，最后为了掩盖自己的丑闻和争取政治利益，他选择与武七一道继续制造谎言，并且要在拍摄“改写历史”的电影《枪毙马走日》时谋杀马走日。武大帅夫妇在影片中象征着历史传统和社会权势，好色而不停地要讨小老婆的武大帅，对子女宣称的却是自己为了加强这个家庭的权势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讨小老婆的战略”，口口声声“为人师表”的齐赛男，向女儿灌输的却是“要有钞票和权势”、“没有四十个男人你有什么资格说喜欢”的“找男人的战术”等等，其人性黑暗面同样是在谎言与真相的矛盾中揭示出来的。

　　正是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时代、社会的思考和对于人性、国民性的批判中，影片通过一个荒唐离奇的故事，展现了马走日这个小人物对于谎言所制造的历史与命运的抗争，以及他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审视。马走日从一开始便参与制造谎言，后来却意外地陷入别人制造的更大的谎言之中。这个谎言的制造者有媒体、民众、武七、项飞田、马大帅、齐赛男、王天王等，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毫无证据地指认马走日便是杀死完颜英的凶手。纵观全片，马走日的悲剧命运正是由媒体、民众、武七、项飞田、马大帅、齐赛男、王天王等，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制造的谎言所造成的。社会人生就是一个谎言套着一个谎言，历史真相被人类制造的谎言所掩盖，揭示历史真相者被谎言制造者所谋杀，这就是《一步之遥》所描写的人类社会的历史。

　　二

　　关于论争的第二个问题，即批评《一步之遥》“无法避免地走进了大场面、大铺排、大混乱的‘媚俗境地”，“艺术风格上也显得过度夸张”e，或认为姜文已经丧失早年的理想主义激情，只是“再现了国人对老上海的终极想象”f，主要是针对前半部“花域总统大选”的摄制。影片前半部“花域总统大选”的摄制确实有些过长，但是，在其带有明显模仿《出水芙蓉》 《红磨坊》的仪式化表演中，无论是马走日、项飞田宣称这个选举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等空虚话语，还是他们吹出两个大泡泡的夸张表演，无论是美女俊男带来舞台的绚丽灿烂，还是舞蹈、歌唱的优雅妖媚夺人耳目，影片所追求的主要不是“媚俗”、“浮华”、“夸张”，而是透过华美的仪式场景与集体狂欢场面，展开对于时代、社会和人的审视与批判。

　　“花域总统大选”之前，武七与马走日的对话，观众已经知道即将发生的这场狂欢仪式背后，巨大谎言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洗钱。大选开始后，随着一大段浮华的舞曲和舞蹈结束，马走日、项飞田踩着两个大泡泡从幕后走出来，共同跳了一段舞之后同时吹破了一个更大的泡泡。荒诞的动作营造了狂欢的场景，导演向观众暗示了随后两人所有的言行不过是吹牛撒谎罢了。而在举办“花域总统大选”这个狂欢仪式帮助武六洗钱这个巨大谎言之下，马走日、项飞田以其吹牛撒谎，让既没有甜美歌喉也没有优美舞姿的完颜英，最后却在“全球性”竞赛中连任“花域总统”，又用谎言建构了所谓“花域总统大选”的历史。一个谎言套着另一个谎言，人类谎言掩盖着历史真相，在这场看似浮华、夸张的狂欢仪式场景中，就确立了影片的基本立意。如此集体狂欢下对社会人生、人与人性的反思和批判，此前的“姜文电影”就有呈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开场即是典型的“文革”仪式场景，毛泽东塑像、解放军战士、腰鼓、鞭炮、欢送人群等共同营造出集体狂欢场面;《让子弹飞》中民众欢迎的鼓乐表演，讨伐土匪的演讲大典，再到戏剧张力极强的双方对峙时“枪在手，跟我走”的马队场面，营造出仪式感极强的狂欢场面，等等，都能引领观众去感受影片的主题和情感内涵。

　　评论界对《一步之遥》的关注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是其故事发展“采用了大量的跳跃性叙事与片段的连缀”，认为是“对封闭、线性叙事的消解”g。这个观点是对的，但《一步之遥》的叙事特征不只是这一点，它更突出地表现在“梦幻、浪漫、好看”的影像风格上。“姜文电影”总是把色彩鲜艳的、平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梦幻式的故事呈现给观众，充满浪漫色彩。而这种浪漫正是导演自己人生观的真实表达。它不是社会人生的真实描写，而是导演内心主观情感的艺术表现，所以呈现出极端情绪化的主观浪漫色彩。《一步之遥》场景铺排的所谓“媚俗”、“夸张”、“狂欢”，其实就是姜文电影梦幻、浪漫、好看的作者风格的典型体现。不仅如此，姜文电影梦幻、浪漫、好看的作者风格，在《一步之遥》的叙事结构、声画蒙太奇运用、光影色彩选择中也都有渗透。

　　《一步之遥》是喜剧性与悲剧性相结合的叙事结构。影片前半段通过狂欢式“花域总统大选”和“夜月飞车”呈现了一种荒诞的喜剧感，后半段则围绕“马走日有没有杀死完颜英”这个问题展开了类似《罗生门》的悲剧性叙事。

　　影片前半段的喜剧性主要表现在喜剧性的台词、人物形象、场景三个层面。台词的喜剧性比比皆是，如马走日、项飞田主持“花域总统大选”时类似说相声的滑稽形式，如让马走日、项飞田戏拟“春晚”风格宣读其杜撰的世界各国对于“花域总统大选”的贺电，如马走日不答应完颜英求婚而把“I do”说成是“我要拉屎”的诡辩等。人物形象的喜剧性，在满嘴吹牛撒谎而把一次洗钱勾当弄成“全球直播”的“花域总统大选”的马走日、项飞田身上描写得淋漓尽致，同样地，在一本正经地讲述自己被一个意大利女人鄙视为暴发户、没有内涵修养，而希望把自己的钱从“new money”变成“old money”的武七身上，也强烈地体现出来。如此喜剧性的人物和台词必然形成喜剧性的场景。如片中马走日、项飞田吹牛撒谎弄出的那个一战前线原本停火的交战双方，因为没有听到完颜英参加“花域大选”而将重新开战遂引发全场喧哗;如完颜英“被迫”参赛并宣布不仅要将所有财产捐出去，还要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0天“出嫁权”）都捐出去时，台上台下所有人都惊讶得合不拢嘴的欢腾;如马走日和完颜英在大烟刺激下，兴奋地开车驶向月亮等场景等。

　　影片后半段虽然也有一些喜剧性，但着重是展开类似《罗生门》的悲剧性叙事。这种悲剧性集中表现在对于“马走日案件”的定性上。与《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去建构结论的不确定性不同，《一步之遥》中的众多人物是出于不同目的而故意混淆视听，而形成对“马走日案件”结论的确定性。项飞田因为马走日知道自己羞于人知的丑闻而欲杀人灭口以及提高自己的政绩，一口咬定马走日是杀死完颜英的凶手;武七则是出于报复马走日挥霍完自己被洗金钱的目的，更是希望马走日是凶手而要将他处死;王天王由于演出《枪毙马走日》获得极大的名声和财富，所以也巴不得马走日就是杀死完颜英的凶手;马大帅希望获得民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乃随意确定马走日就是杀人凶手;齐赛男则因为铺天盖地的小报谣言，她要维护“家庭名誉”而让马走日成为凶手被枪毙。上述所有人都没有确凿证据说明马走日是否真的是杀死完颜英的凶手，而从各自利益和目的出发，却高度一致地形成了马走日就是杀死完颜英的凶手的结论。正是在这种叙事结论的确定性中，影片表现了马走日这个小人物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悲剧性。

　　《一步之遥》的剧情从之前的喜剧性突转为悲剧性，带来陌生化、奇观化的审美情趣，更让影片整体叙事呈现出梦幻、浪漫、好看的特征。而无论是之前的喜剧性叙事，还是后来的悲剧性叙事，都在表现历史发展是一个谎言套着另一个谎言、历史真相被人类谎言所遮盖的主题，其叙事的内在逻辑性是统一的。姜文此前的电影也有如此特征，如《鬼子来了》，前半段总体是喜剧，无论马大三或花屋小三郎其遭遇如何，他们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一次次行动无效性叙事中，喜剧性得到充分体现;而后半段情节突转变成悲剧，因为交换粮食全村人被杀，马大三冲进军营为村民报仇却被战俘所杀。在奇诡的叙事转变中，人生的悲剧性与荒诞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

　　爱森斯坦认为，声画蒙太奇只有从“运动”入手去进行声画组合，才能获得把影像元素和声音元素完全融为一体的那种深层次的“内在同步性”h。姜文电影在声画蒙太奇运用方面具有突出创造，都有梦幻、浪漫、好看的风格特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伴随着《马赛曲》激昂的旋律，马小军也参与到刘忆苦等少年骑着车子、拿着砖头疯狂拍人的行动中去，充分表现了马小军没能寻找到米兰的内心焦躁与愤怒。《太阳照常升起》中，《美丽的梭罗河》音乐将疯妈消失的场景与梁老师深情歌唱的场景相连接，表现了归国华侨梁老师在灵魂受到禁锢的时代其心底的悲愤呐喊。《一步之遥》更是将声画蒙太奇运用到了极致。如“花域总统大选”拍摄，大段大段经典的、优雅的歌唱舞蹈和姜文刻意营造的梦幻般的场景，以及急速、繁复切换的蒙太奇镜头都在告诉观众，这个真实摆在观众面前的舞台的虚假性。那么在这样虚假舞台上奋力歌唱、舞蹈的人们，舞台下观赏雪白大腿四处晃动并狂欢大笑的人们呢？狂欢的画面与浮华音乐的结合，让观众不禁思索，个人的理性意志在这种集体狂欢的仪式下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声画蒙太奇的艺术运用，既能使影片表现得梦幻、浪漫、好看，又能让观众在浮华的狂欢中深深体会到人在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是如何被消费至死的悲哀。

　　“姜文电影”运用光影、色彩表达感情类别和感情强度也有其特点。“真正懂得运用色彩不应当是（或者不仅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而应当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去运用”i。《阳光灿烂的日子》用暖色调凸显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激情，结尾则使用黑白色彩与之前金色的阳光对比，象征少年时光的消逝和对青春的怀念。《鬼子来了》大幅使用黑白色彩的粗糙光影，使影片的时代感和亡国奴式的人物恐惧心理得到强烈体现;而影片最后血色处理成艳红色，产生一种刺眼的视觉冲击力，并使影片的主题表达得到了升华。《一步之遥》也是如此。如“大选”过后，马走日忍无可忍把完颜英的恩客从窗户上推下楼，将她从自我构建的虚荣中拯救出来，完颜英因此决定嫁给他。这时镜头画面是两人站在顶楼阳台上，头顶是被金色阳光渲染的云朵，右上方是一轮金色的太阳。画面从金色太阳和云朵逐渐后拉，同样被阳光镀上金色的完颜英、马走日慢慢出现在画面中，色彩光影不仅梦幻、浪漫、好看，同时也表现了完颜英此时内心的幸福。《一步之遥》中也有多处使用了彩色与黑白的突然转换。如武七和马走日决定举办“花域大选”来洗钱时，是使用黑白色彩表现历史的真实感;其后，镜头突转画面色彩变得华丽异常，雪白的大腿、金色的墙壁、艳丽的红唇都凸显了这个浮华场景的梦幻性。这种历史感与梦幻性的反差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既显得梦幻、浪漫、好看，又贯注了电影家强烈的主观情感。

　　三

　　在梦幻、浪漫、好看的“姜文电影”的建构中，《一步之遥》是否较好地运用了导演一贯的风格化表现手法阐释了题材主题呢？其题材主题的表达是否拥有牢固的立足点呢？进一步而言，在作者风格浓郁的“姜文电影”的建构中，《一步之遥》是否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又存在哪些不足呢？

　　我认为，尽管如前所述，《一步之遥》仍然延续着姜文一以贯之的作者风格，但是，它没有达到此前“姜文电影”的水平和深度。这里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前面提到的前半部“花域总统大选”的摄制有些过长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人物描写与叙事张力的偏失，影片题材主题的阐释在相当程度上不能深入，让观众不能完全理解。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描写的隐喻性表达，二是历史叙事与个体描写之间张力的失衡。

　　就前者来说，导演姜文的精神世界中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与残酷的现实人生的尖锐矛盾，这使得他并不满足于电影仅仅是对现实的描摹，而且大量运用隐喻性的意象以表现其精神追求。从最初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姜文电影中就存在大量的隐喻性表达：阳光、高耸的烟囱、枪等等。《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鹅卵石、飞鸟、枪，和《让子弹飞》中的六子的墓碑、枪等等，都是隐喻性的表达，尤其是贯穿于姜文电影中的那个“枪”的意象。《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枪代表了少年对于男性力量的崇拜以及他们青春期的焦灼，《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枪是打破压抑人性的“文革”伤痕的象征，《让子弹飞》中的枪则是权势的保障与完成梦想的工具。《一步之遥》中不仅拥有隐喻性的道具——象征探求历史真相的摄像机等，姜文还通过声画蒙太奇、光影色彩、画面构图等，将隐喻性的表达扩展到了人物形象刻画之中。如武大帅开车引渡马走日一场戏，声画蒙太奇运用充分表现了武大帅就是代表了北洋政府的社会权势;如马走日与齐赛男见面一场戏，朦胧的光影、缤纷的色彩与齐赛男的教师身份交融，体现其所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武六在片场质问马走日那场戏，马走日的人物造型以及武六背后的风车画面构图，表现了马走日代表的是理想的英雄主义精神等等。物象的隐喻性，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使其也具有导演对于时代、社会和人的认识与思考的内涵。但是，这些隐喻性表达只有与人物形象的丰满刻画结合起来，才能具象地表现社会人生。《一步之遥》中，其人物形象刻画主要不是以人物生存状态和情感的真实描写为出发点，而更多隐喻性的意象表达，所以对于社会人生的表现就不够深刻、丰富。

　　以后者而论，此前“姜文电影”体现出一种历史叙事与个体描写之间的张力之美，历史叙事作为影片的背景，其目的并不是宏大的历史叙事本身，而是凸显个体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状态。《阳光灿烂的日子》主要不是描写“文革”的残酷，而是表现作为个体的青少年充满激情和焦灼的青春岁月与情感面貌。《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社会运动与历史事件被魔幻现实主义的浪漫色彩消解，导演注重彰显的，是作为个体的小梁、唐老师等人的生存与情感状态。而在《一步之遥》中，姜文却忽视了宏大历史背景下对于个体生存、情感、命运的描摹，而是将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作为具有隐喻性的意象呈现出来，其故事情节所表现的社会思考、人性揭示以及对于国民性批判主要不是基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处境的描写，而是隐喻性地表达了历史的真相总是被人类的谎言所遮蔽，历史发展是一个谎言套着另一个谎言的过程。艺术应该描写社会人生，描写人的真实处境以及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中真实的感情流露，而不只是隐喻性的情节描写;艺术需要思考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人性中或伟大或卑鄙的情感，挖掘人类生命底层的隐秘，但其叙事必须建立在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生存体验与生命感悟的基础上。

　　由于人物描写和叙事张力的偏失，《一步之遥》虽然在题材主题挖掘和风格化艺术表现上具有“姜文电影”的一贯特征，但是，却没有达到《阳光灿烂的日子》 《鬼子来了》的丰富和深刻。

　　《一步之遥》叙事、写人的功力不足，也反映出当下中国电影摄制的普遍弊端。“电影的艺术创造必须通过由镜头、画面、光影、色彩形成的影像以及声音，及其联接、运动等结构、叙事的表达方式与文本形式，将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思考，转化为电影的审美结构和艺术表现”j。电影发展的历史证明，真正的电影创造应该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和形式去表现电影家对于时代、现实和人的深刻发现。“姜文电影”所呈现的有意识地突出其所使用的手段特性来探索电影的独特表现形式，并运用这些来生动、深刻地反映社会人生的电影精神和电影创造，是需要包括姜文在内的当下中国电影导演保持并且发扬的。而作为“姜文电影”发展的最新阶段，从《一步之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导演需要压抑自己过于风格化的艺术手法，而扎扎实实地在人物形象刻画和情节叙事张力方面下功夫，如此，其影片对于社会人生的表现才会有牢固的立足点。这一点，也是包括姜文在内的当下中国电影导演需要高度重视、引以为戒的。

　　【注释】

　　1.关于姜文电影“梦幻、浪漫、好看”的作者风格，参见拙作《梦幻、浪漫、好看——论〈太阳照常升起〉与“姜文作品”》，《大舞台》2008年第2期。

　　2.参见李松璋《〈一步之遥〉是荒诞时代的畸形儿》， 《深圳晚报》2014年12月19日;张策《文化人的自卑、自信与自恋》 ，《人民公安报》2015年2月27日等文。

　　3.王丽萍：《解读影片〈一步之遥〉的隐喻叙事》，《电影文学》2015年第2期。

　　4.阮裕：《形式与内容的反叛——简评电影〈一步之遥〉》，《戏剧之家》2015年第1期。

　　5.郑悦：《寓言式媚俗——评电影〈一步之遥〉》，《新世纪剧坛》2015年第2期。

　　6.白雪银：《电影〈一步之遥〉的叙事风格探析》，《西部广播电视》2015年第3期。

　　7.梁哲：《〈一步之遥〉的叙事策略与美学特征分析》，《电影文学》2015年第2期。

　　8.胡星亮主编：《西方电影理论史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9.[法]马尔赛·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6页。

　　10.胡星亮主编：《影像中国与中国影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