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

　　从文言到白话，由古典而现代，回顾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基本可以断言，若无出版业的勃兴与繁荣，就不会有包括新诗在内之汉语新文学如今的地位与局面。严肃的古典作家们的自我期许和价值实现在于“立言”和“传世”，他们不需要也没有一套类似于现代出版这样的传播形态来确认创作的意义。新文学（或者说现当代文学）却不同，它自诞生伊始就剥离了这种“刀耕火种”的前现代语境，而占有了这样一个极具现代性的身位：文学创作不止是意义的生产，还意味着需要由出版行为来赋予自身以公共性及社会价值。a作为意义生产者的新文学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迁，迅速地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契机中投身于出版活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数鲁迅：无论丛书、书籍还是期刊，他介入出版业务之深、涉猎出版范围之广及对此行当了解之精，甚至直接操刀书籍设计等特点，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二十世纪前期的数十年，由于各种综合因素的作用，拥有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和文化气候。单以作家所办之文学刊物而论，聊举几例，就有颇具同人色彩的《新月》杂志（徐志摩等编辑），刻意强调要去同人化的《现代》杂志（施蛰存主编;关于“去同人化”，参该刊《创刊宣言》），以及所谓的“个人杂志”如创办伊始的《半月》和《紫罗兰》 （均由周瘦鹃编辑）b等。这些形态各异的刊物以及它们所承载的作品与思潮，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汉语文学的基本面貌。在当时的出版制度下，这些作家（尤其是具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介入的出版活动，固然也经常遭遇事后审查的干扰，但整体上均属于“合法”之列，无所谓后来研究者定义的“民刊”与“正式刊物”之分野（这种分野的出现，与中国六十余年来独特的、自外于世界文明潮流的出版审查制度有关）。当然，讨论民国年间文人办刊的传统不是本文的任务，而关于新世纪以前的民刊之样态与文化身份的研究又有珠玉在前c，故而本文的论域要进行这样的缩小：考察对象方面，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期刊转入所谓的诗歌民刊;考察的时间节点方面，则从新文学的百余年拉近到新时期的近四十年，尤其侧重本世纪至今的十五年。

　　本文借用两个政治地理学概念，即“禁区”（Restricted Area）与“飞地”（Enclave），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转向过程，来形容从 《今天》时代到本世纪近十五年以来诗歌民刊在所面临的基本语境和呈现形态上的变化。本文认为，在续接百余年来文人办刊传统的基础上，在承续以《今天》等为代表之诗歌民刊的经典样式d的前提下，新世纪十五年来诗歌民刊出版所面对的语境和形态均有了一些新情况，即，在诗歌民刊阵营中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独立出版物”的子系统。就其性质而言，既可以说是（不由官方或半官方团体主办的）民间诗歌刊物，也可以说是合法、正式的书籍，因为它们一样具有ISBN国际书号和符合中国出版法规的CIP数据核字号;就呈现形态而言，近乎于出版和发行的名义方是某出版社的MOOKe，但在组稿和编校方面则由独立于出版社的个体诗人、诗歌同人团体或文化企业完成;就其精神实质和自我定位而言，虽然常以正式书籍的面目出现并上市发行，但编辑方投入较大，而出版方只为此提供出版物的“合法身份”，在编校方面施与的干扰较小。故而综合来说，称之为“独立出版物”以区别于传统的诗歌民刊、诗集与诗杂志，似乎更为精确与合适。

　　在这十五年来出现的众多独立出版物中，创办于2012年、出版十辑的《飞地》丛刊算不上资深，但绝对是最具有特色与理念的一种，也是一本日渐瞩目、广为诗界与知识界好评的、致力于诗与当代艺术之结合的刊物f。这是本文选取它（以及近似于它的其余独立出版物，下文将详细涉及）作为考察新世纪诗歌民刊出版语境及呈现形态之转向的样本的理由。该出版物极具象征色彩的刊名，亦为所要谈论的话题提供了精确而又富有弹性的对应—— “飞地”既是讨论对象的名称，亦是本文所试图描述之状况的绝佳隐喻。再者，本文用“禁区”来形容从《今天》创办的1978年起到上世纪末之间诗歌民刊所面临的基本制度环境与言论氛围，如此一来，它和“飞地”这个同属性词一道，在结构上同时获得了额外的语义。

　　中国特殊的文学制度（文联/作协体制）与出版审查规则，构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禁区”，使得1949年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民间诗刊出版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异端色彩、地下特征与亚文化形态。新时期民间诗刊的出场，多以“先锋”自命、以“反抗”自任，这种刻意塑造的自我形象，皆与“禁区”的设置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禁区”的存在，反过来作用于这个时期民刊的文化身份和精神面貌。g民刊既是“禁区”的产儿，又是“禁区”的逆子。但世纪之交以来，在市场化浪潮和信息化时代的双重夹击下，配合相对开明的言论环境（这个环境的出现有赖于民间和知识界的自我争取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这个“禁区”获得了逐步的松动，而作协/文联系统和出版制度则开始以一种相对温柔和暧昧的姿态，与具有独立色彩的办刊人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态势，从而使部分民刊随后获得了某种“合法”身份。

　　所谓“合法”身份，指诗歌民刊不再完全以自印本的方式印制和以私下寄发的渠道发行，而是采用了以书代刊或者辑刊出版的形式，经由文化人、同人团体或文化机构的内行而独立的编选，通过出版社获得正式、合法的出版发行渠道。诞生于1999年，由诗人孙文波、臧棣和萧开愚主编的《中国诗歌评论》可能是这一形态最初的典型（某种程度而言，这一形态其实就是民刊或同人刊物在出版程序上的合法化）。在刘丽安女士的资助下h，这本采用了辑刊形式的独立出版物，于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以《语言：形式的命名》 《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和《激情与责任》三本单行书籍的形态呈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中国诗歌评论》虽然只出了三辑i，但在世纪之交独特的语境中，以其纯正的诗学品位和宽广的诗歌立场，输出了一系列的新诗学观念，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于汉语诗歌出版的疆域里，较早圈起了一块独特的诗歌“飞地”。

　　自《中国诗歌评论》开始，部分原有的民刊也采用了这种“飞地”般的新形式，一些新创办的同人刊物则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这个“合法”身份。这种诗歌的“独立出版物”走的是典型的文人办刊模式（由诗人或批评家主编或参与编辑），依托于一个或多个出资人，与某一家出版社进行长期合作，既借用了出版体制现成的编校发行渠道，又因其编选的同人或独立性质，而具有了既不同于民刊、又相异于主流文学期刊而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单行本书籍或丛书。十五年来，这种“独立出版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本文要重点谈及的《飞地》丛刊（张尔主编，海天出版社，已出10辑）外，尚有《当代诗》（孙文波主编，年刊，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4辑）、《汉诗》 （张执浩执行主编，季刊，武汉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已出29期）、《读诗》系列（潘洗尘等主编，季刊或不定期，长江文艺出版社，已出20余卷）、《诗建设》 （泉子主编，季刊，作家出版社，已出18期）、《新诗》丛刊（聂广友主编，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出3辑）、《元写作》（胡亮主编，年刊，中国文联出版社，已出6卷），以及复刊后的《中国诗歌评论》 （张曙光等主编，不定期，上海文艺出版社，自复刊后已出4辑），新创办的《先锋诗》（耿占春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等。

　　这些刊物中，持续性最好的是《汉诗》 《诗建设》和庞大的《读诗》系列，最具有同人色彩的是《中国诗歌评论》，最具有编者个人色彩和倾向性的则属《当代诗》 《新诗》和《元写作》;《飞地》丛刊则依托于文创基金、文化机构、高校诗学研究所和美术馆资源，聚集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和批评家参与编务，具有非常与众不同的一面。这些刊物的运作模式各有差异，有的由编者自筹资金，有的则在自筹资金的同时利用了一些具有公益色彩的文化资本，有的则拥有热心支持诗歌事业的慷慨的出资人和赞助者j，它们虽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并不追求显然的盈利，编者亦具有很大的自主性。正是在这点上，它们虽然独立于作协文联等文学体制、大专院校等学术体系及政府宣传等官方系统的民刊，但也并不完全具有传统民刊的呈现样态，将它们视为内容和身份都相对自主的“独立出版物”，似乎更为合适。k

　　独立并不是完全排斥与体制的勾连，而是意味着在与整体既关联又疏离的关系中获得一个自由而游刃有余的身位，一如“飞地”之于所在国既有所措身而又无从论及归属的境况。创办于深圳、由诗人张尔主编的《飞地》丛刊具有一切“文化飞地”所拥有的属性：它在现有的出版格局和文化制度之疆域内，但它的精神实质与抱负，则远远溢出了一般的正式刊物、杂志和书籍所能达致的格局——这几种类型的出版物之所以缺乏新形象，不是受限于思路，就是受限于制度，要么则受限于某种既定的轨道和分类。但相比于上述其他的诗歌独立出版物，《飞地》不惟着眼于汉语诗歌，还留心于当代艺术;不止推动欧美诗界的汉译，还持续努力于汉诗向其他语言的译介，并致力于融通诗与艺术、汉语与其他语言在当代性上的耦合。萨宾娜·薛尔（Sabine Scholl）曾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寄居巴黎的作家们出于各种原因返回了纽约，集聚在曼哈顿区;她转述诗人兼艺术家的德尤娜·巴恩斯（Djuna Barnes）的说法，将这片区域称为整个商业的纽约城之“飞地”，“另外一种节奏驾驭着这块仿佛在境内的外国领土”。l《飞地》的特色也正在于，它拥有着独属于自身的节奏，并将自己托付于外在之物所带来的各种奇妙的可能性——这兴许可以称之为《飞地》的“飞地”特色。

　　飞地是暧昧的交叉地带，也是某种妥协性的产物，但这种妥协性是规范性质的，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飞地》亦复如是，它体现着经与权、恒与变、文字与图像的交叉融合。从出版于2012年5月的《飞地》丛刊首辑《有诗为圳》开始，到最新一辑《批评之镜》，十册出版物，除了固定的常规栏目外，每册都有一个聚焦于某一问题的选题，并约选一位与专题相称的头条栏目诗人以及八位左右写作风格或倾向与此专题相关的作者，刊出其作品并对专题问卷的回答。譬如，第三辑《现实：句本运动》，关涉的是长期困扰于当代诗写作之该如何处理“现实经验”的问题，选取的作品是对此问题的实践回应，而作者们对预拟问卷的答复则对应着他们对此问题的观念回应;第六辑《孤独与狂欢》，着眼于当代诗的语言游戏性质与诗人们对写作状态的自我认知，这一选题策划，旨在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文本和观念上的双重厘定;第九辑《远游》，选题的落足点则在于异域或他乡的生存经验及图景之于写作的作用力，它似乎在准备某种地方性或世界性的论调，又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所有敞开的空间而并不作任何预设。最重要的是，在遴选作者方面，《飞地》基本上蒐集到了最好的、最具有潜力和探索意识的汉语诗人，并兼顾到了各个年龄段里最优秀的作者。

　　我们可以来看看《飞地》对自身抱负及理念的阐述：“致力于当代新诗的深度观察，和当下文化问题的多元思考，关注传统、现代与现实，力求开放、前卫、独立。”这是整体宗旨。在形态方面，《飞地》协同前文所说的其他诗歌独立出版物一起，基本做到了“探索文学期刊的出版新形态”，而在“成就语言与图像并呈的当代精神净土”方面则更高出一筹。《飞地》似乎还有更为高远的理想，即“着意时下与史料的梳理建设，刻录理想与未来的时代佐证”——与此相关的，是由《飞地》丛刊主办者策划的一系列诗歌和艺术活动，譬如讲座、沙龙或演出型之业已举办19期的“新诗实验课”，依托于注册在香港的飞地书局来操作的出版型之“飞地书局出版计划”，包括诗人朗诵音频、诗人通信与影像等内容在内的资料整合型之“飞地全媒体计划”以及策展型之“词场艺术计划”（2011年）——倘若这些抱负能得到切实的践行，那么前者无疑能使它具有广阔的新诗史学术维度，后者则能使之脱离于单纯的诗歌出版物而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象征体，从而“涵括诗歌、评论、小说、随笔、电影、戏剧、音乐、当代艺术等领域”。m这些话说起来冠冕堂皇，听上去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有内涵”，但它们的完全落实，则更赖于踏实的办刊实践与长期的不懈怠。

　　张尔有一首诗，创作于《飞地》丛刊的创办之年，题目就是“飞地”。它被放置在《飞地》创刊号的卷首，大概是想间接以此来揭示刊名的立意。n有趣的是，这样一份诗歌独立出版物的出现，确乎有点像诗中所言的那样，是“与所谓国家安全相比，对称隐隐察觉的一次意外”，因为在从“禁区”过渡到“飞地”的时代，基于诗的创意已经获得了脱敏的待遇，而进入了一种无限微妙和暧昧的境地——不再对政治威权构成挑战，不再意味着对禁区的涉足，而只是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意外飞落在这片大陆。新世纪以来诗歌民刊在语境和形态上朝“独立出版物”的转向，正是由“禁区”而“飞地”的变化，诗人们以这种方式，开始和体制进行一种更为巧妙和柔韧的周旋，并在这个周旋的过程中建立一种坚固的样态。如《飞地》那首诗说的那样，诗人们变得更为聪明和稳健扎实，在缝隙中赢得机会，“他衔来一枝蹊跷，旋又顷刻限制/无效的声波缓缓辇送”，从而更关注行为的有效性而非姿态性。

　　2015年5月30日于沪上同济

　　【注释】

　　a关于意义生产与出版行为两个维度之于现代文学的历史特征之探讨，可参考曹清华《意义生产与出版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b个人杂志的提法及周瘦鹃办刊情况，参见石娟《“个人杂志”的“投降”——周瘦鹃与〈半月〉、〈紫兰花片〉、〈紫罗兰〉》，《新文学史料》2014年5月号。

　　c傅元峰：《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文化身份考论》，《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1期。该文对民刊所根基的出版制度背景、报刊的民间性历史、民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消失与再生，以及新世纪以前的诗歌民刊样态及其文化身份做了非常扎实详细的研究和考辩。

　　d此种“经典样式”指通常所理解的“诗歌民刊”的形态，大体满足如下特点：由诗人或诗歌同人团体主持编辑，以油印、铅印、打印、数码印刷等形式印刷制作，不挂靠任何具有官方或半官方色彩的团体，没有刊号、书号或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等正式出版物的批号，以邮寄、发放和小范围的售卖等形式散发交流。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类型的诗歌民刊出版极为兴盛，延续至今。除了《今天》外，影响力较大、重要程度较高的尚有：出现于八十年代的《非非》 （四川）、《他们》 （江苏）、《大陆》 （上海）、《撒娇》 （上海）、《倾向》 （北京和上海）、《北回归线》 （浙江）、《一行》 （美国纽约）等;创办于九十年代前期的《象罔》 （四川）、《反对》 （四川）、《九十年代》 （四川）、《南方诗志》 （上海）、《阵地》 （河南）等;兴起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偏移》 （北京）、《标准》 （北京）、《翼》 （北京）、《诗参考》 （北京）、《诗江湖》 （北京）、《下半身》 （北京）、《阿波里奈尔》 （浙江）、《锋刃》 （湖南）、《扬子鳄》 （广西）、《自行车》 （广西）、《零点》 （贵州）等;诞生于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内的《剃须刀》 （黑龙江）、《诗歌与人》 （广东）、《活塞》 （上海）、《南京评论》 （江苏）等，以上所列刊物中，有一些直到如今依然在出版。近五年来，这种出版形态有所式微，但仍然有比较重要的民刊如《诗东西》 （美国洛杉矶）、《元知》 （江西）、《天津诗人》 （天津）等出现在汉语诗界。另外，从九十年代以来至今，具有诗歌传统的几所高校均断断续续有一些以社团或同人刊物面貌出现的诗歌民刊，如《未名湖》 （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诗耕地》和《语声》 （复旦诗社）、《海风》 （同济诗社）、《阶梯》 （武汉大学）等;出道于新世纪这十五年中的最新一代诗人（他们通常被武断地称为80后、90后诗人）中，亦诞生过几份较为重要的、聚焦于同代人的民刊，如《蓝星》 （江苏）、《辋川》 （湖北）、《低岸》 （北京）、《进退》 （江苏）及以单个作者为单位、以诗歌小册子形式印制的《杜弗青年诗丛》 （上海）等。

　　e此处借用首次出现于国际杂志联盟1971年伦敦会议、盛行于日本的MOOK（Magazine+Book）即杂志书概念，它兼具图书的性质与杂志的形式，由出版社而不是单独的杂志社来主办和发行。

　　f可参见《飞地》第十辑《飞地：批评之镜》外护封所摘录的各界人士署名评价，如郑愁予、朱大可、孙文波、臧棣 、周伟驰、姜涛、朱朱等人。这固然可视为刊物的自我推广之举，但业内人士为此自愿的署名背书，自也可以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受重视程度。

　　g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罗振亚《新时期先锋诗歌的民刊策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汪雨涛《于无可无不可之间——近年来诗歌民刊观察》，《文艺评论》2011年第5期;傅元峰《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文化身份考论》等。

　　h参见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选编后记》，《语言：形式的命名》 （《中国诗歌评论》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i该辑刊于停办十年后的2012年，在调整了主编人选之后，开始改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于同年发行了复出号，持续至今已出版4辑，分别是《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 《诗在上游》 《诗歌的重新命名》和《东海的现代性波动》4部专题形式的单行本。

　　j据作者所了解到的情况，所列之出版物均是以书代刊的形式，而且它们所涉及的编选审校出版印刷等费用，没有任何一家是由出版社自身承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出版社自己发行的刊物（如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十月》、花城出版社的《花城》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家》等），仅仅是借出版社的制度便利，得以正式发行上市的民刊/独立出版物。这其中，《读诗》 （以及已经停办的《译诗》 《评诗》）、《新诗》和《元写作》均由主编本人或友人出资赞助，《诗建设》与《先锋诗》的出资人是诗人黄纪云，《当代诗》的出资人为主编孙文波之友人，复刊后的《中国诗歌评论》的赞助人则依然是刘丽安。

　　k其中《汉诗》的情况可能略为特殊一些，它名义上由武汉市文联下属的武汉文学院主办，带有一定的体制色彩。但从编辑团队到作者人选来看，均带有很强的独立出版物特征，这也使得它有别于各级文联作协主办的诗歌期刊，又有别于依托高校体制和出版社的各类诗歌学术“集刊”如《新诗评论》（北大新诗所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诗探索》 （首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漓江出版社）、《原诗》 （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书店出版社）等，故而本文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独立出版物，纳入考察范围。

　　1.[德]萨宾娜·薛尔：《没有记忆的城市》，杨梦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2.引文出自《飞地》丛刊豆瓣小站首页《关于我们/About Us》中的介绍性文字：http：//site.douban.com/234332/。

　　3.张尔主编：《有诗为圳》 （飞地第1辑），海天出版社2012年版，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