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吴义勤语），毕飞宇有一种独特的“60年代生”（杨扬语）气质，这种气质落到文字里，便经由历史、记忆、故事、人物等等，在“文化乌托邦与拟历史”（葛红兵语）的叙事中，生发出或浓郁或平淡或蕴藉的诗意。是的，诗意，这个在当代小说写作中并不太为人所重视的关键词，在毕飞宇这里，有了重温的可能，有了再解读的空间。
鲁迅先生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a，作为一门叙事艺术，小说最早只是“谈论故事”（鲁迅语），后来随着这一文体的不断发展，才渐渐变得形态多样起来，并开始追求“诗意”的营造，韩进廉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中指出：“小说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始终受着‘诗骚传统的影响，使小说思维呈现出诗化的流变态势，以致在唐代出现了刻意追求诗意的传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更产生了浪漫抒情小说。”b此所谓浪漫抒情小说即后来周作人提出的“抒情诗的小说”。而“五四”小说家对于“诗意”的追求，使得小说这门在古代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具有了更富表现力的美学意味。
可惜的是，由于受着中国复杂的革命、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影响，中国的小说更多地不是表现为一种“感时忧国”（夏志清语）的现实情怀，就是沦为现世生活的“晴雨表”，而失去了其本身的从容和优雅，“诗意”的表达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不可能，即便在小说写作中也不为人所重视甚至遭到批判以致难以为继。新时期以后，文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对于“诗意”的追求再次为人所关注。对此，南帆分析说：“中国当代文学中，诗对于小说的大规模入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在很大范围内导致了作家的小说实验兴趣。一时之间，小说的传统叙述方式骤然瓦解了。大量诗的观念与诗的技巧有意介入并且改组了作家熟悉已久的‘叙事。情调、意绪、气韵、意境、瞬间印象，这些诗的臣民大批进驻小说，安营扎寨。”c不幸的是，从1991年发表处女作开始，毕飞宇所处的写作环境已经弥漫着市场经济的气息，而传统文化也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日渐衰微，文学的市场化、娱乐化、通俗化正在逐渐取代小说的诗意内涵，这种在文学写作中追求“诗意”的慢功夫，已经抵挡不住时代的“喧哗与骚动”了。然而，幸运的是，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毕飞宇脱颖而出了。
这位后来被称作“最了解女性的男性作家”，因为塑造了筱燕秋、玉米、吴蔓玲、都红等女性形象而不断为人称道，更因为写出了《哺乳期的女人》 《地球上的王家庄》 《青衣》 《玉米》 《平原》 《推拿》等重要作品而享誉国内外。而在我看来，毕飞宇小说的成功赢在了“诗意”上。正是因为“诗意”，使得他的小说在历史的碎片化和日常的庸常、烦碌中，具备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品质。
具体来说，毕飞宇小说的诗意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意向的经营，特别是对于雨、雪等自然景观的描绘;二是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对于女性形象的青睐，比如《怀念妹妹小青》里的小青，《青衣》中的筱燕秋，《玉米》三部曲里的玉米、玉秀、玉秧，《平原》中的吴蔓玲等等;三是语言的诗化，特别是在语言的准确性上，有着极富想象力和敏锐性的哲学表达。关于女性形象和语言的诗化问题，相关的研究多少都有所涉及，本文将不做重点分析，而主要从意向经营方面入手，来分析毕飞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诗意，看它如何“落地生根”，“雨催花发”。
一
从地域分布来说，“苏北少年”毕飞宇出生的江苏兴化，是地道的“江南水乡”，因此，江南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对于毕飞宇的影响定然是不会少的，而他对于“雨”、“雪”等自然意向的迷恋，不知道是源于根深蒂固的水土风物，还是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对此，毕飞宇在历来的创作谈或者访谈中虽然从未明确提及，但在相关的回忆和对话中，已经流露出了许多隐藏其中却又极易被忽视的痕迹。比如在谈到《平原》的写作时，他说道：
我对“冷”很敏感，因为我怕冷。我的生日是1月19日，用我母亲的话说，那是“四九心”，是冰天雪地的日子。在我离开母体之后，接生婆把我放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中间只隔了一张《人民日报》。按照接生婆的说法，她这样做有两样好处：一是去“胎火”，二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不怕冷。经过接生婆奇特而又美妙的“淬火”，照理说我应该是一个不怕冷的人才对。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我怕冷。我怕冷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在我职业生涯最初的十多年，写作的条件还很艰苦。因为白天要上班，我只能在夜里加班，每天晚八点写到凌晨两点。在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年代，南京冬夜的冷是极其给力的，家里头都能够结冰。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在冬天的深夜，每当我搁笔的时候，需要用左手去拽，因为右手的手指实在动不起来了。——经历了十多年“寒窗”的人，哪有不怕冷的道理。d
而关于气候对于人的影响，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作了论述，他说：“人在寒冷的气候下精力比较充沛。心脏的搏动和纤维末端的反应较强，体液比较均衡，血液更有力地回流心脏。心脏力量的增强必然产生许多效果，例如，自信心增强，亦即勇气更大，对自己的优越性有更多的认识;又如，复仇欲望减低，安全感增大，亦即直率增多，疑虑、谋划和狡诈减少。”e如果说，身处江南的毕飞宇，对于湿热的感受是一种日常的、自然而然的现象，那么他对于寒冷的体会则正如自己所说是“写作带来的后遗症”。而在毕飞宇看来，这“冷”于他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他说：“也许是寒冷给我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一到最冷的日子我的写作状态反而格外地好，都条件反射了”，他甚至调侃自己说一冷就”有才”，并且“因为这个缘故，我的重要作品大多选择在1月或者2月开工”。f
一位作家对于开工写作的时间都如此在意和计较，其独特之处由此可见一斑。而这种对于“冷”的独特记忆和敏感，使得毕飞宇的小说自有一种他人所不及的悲剧力量和残酷意味。有时候，这些东西是隐匿的、深藏不露的，但我们每每都能从其强烈、率性、豁然的叙事中体味得到。特别是透过“雨”、“雪”等这些最为表面、直观的自然景物，我们也极易触摸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冷”。可以说，这种“与生俱来”的寒冷，在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过程中，并不是偶发的，而是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人生。比如在谈到《玉米》的创作缘起时，毕飞宇回忆说：
……一个有风有雨的下午，我一个人枯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百般无聊中，我打开了电视，臧天朔正在电视机里唱歌。他唱道：如果你想身体好，就要多吃老玉米。奇迹就在臧天朔的歌声中发生了，我苦苦等待的那个人突然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玉米……g
是“一个有风有雨的下午”，而绝不是艳阳高照的某个时间，这里面大概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机缘。它的出现或许仅仅是一时的情绪波动，但其实早已在内心深处埋藏了好久，等待“一个有风有雨的下午”突然而至。换言之，从“玉米”这个名字的出现开始，她（或者说《玉米》）就已经具有了一种在风雨中飘摇的诗意情调，尽管这种诗意是残忍的，是寒冷的。而当他谈及《玉米》完成之后的遗憾时，又不无感叹地补充说：
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这个场景：在一个大雪的午后，玉米抱着孩子，回到王家庄了。就在巷口，玉米遇见了柳粉香，柳粉香的怀里同样抱着一个孩子。……h
在这个虚拟的场景里，时间的定位是“在一个大雪的午后”，而不是其他时段，这想必是作者“处心积虑”所营造的一种小说氛围。而以我的理解，那“大雪”背后所隐藏的寒冷，是不由自主地就流露出来的。在这里，冷的不仅仅是“雪”，还有玉米，还有柳粉香，还有她们相遇时那种“冷”的碰撞所激荡出来的残酷诗意。具体到《玉米》的写作中，这种“冷”是通过另一意向“雨”来得以抒发的：
……只要有了春霜，最多三天，必然会有一场春雨。所以老人们说，“春霜不隔三朝雨”。虽说春雨贵如油，那是说庄稼，人可是要遭罪。雨一下就是几天，还不好好下，雾那样，没有瓢泼的劲头，细细密密地缠着你，躲都躲不掉。天上地下都湿漉漉的，连枕头上都带着一股水气，把你的日子弄得又脏又寒。i
毕飞宇生于江南，长于水乡，这使得他的性格里充满了诸多的南方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作品里，便体现出敏感细腻、阴柔绮丽的诗性特征。对于“雨”、“雪”等意向的经营，因此有着因地理环境所带来的自然选择的一面。抛开创作，即便在谈到自己的求学历程时（到扬州师范学院报到），他也难以忘怀那与“雨”有关的日子：
1983年。我是9月15号报到的，那是一个阴雨天。j
对于毕飞宇来说，这定是他人生中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而如此重要的日子，也是一个“阴雨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不期然的巧合？因此，我只能妄加揣测地认为：对于“雨”、“雪”等意向的青睐，一方面源于那与生俱来的“冷”，另一方面，或许也与他人生中那些与“雨”、与“雪”有关的日子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而作为一名曾经的《雨花》编辑，毕飞宇在小说的命名上，已经表露出了与“雨”的某种因缘，如《雨天的棉花糖》《大雨如注》等等，都有着十分诗意的色彩。
而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雨”、“雪”等意向，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甚至是有些泛滥了（仅表达一种状态）。比如在早期的中篇小说《明天遥遥无期》中，“雨”的意向就十分突出和明显了。
一场大雨伴随闪电与雷鸣呈网状使陆家大院呈升腾态势。雨网仿佛由于打捞陆地的失败而恼羞成怒。闪电把天空抽成破碎的镜面，叠射出无限幽怪古奥的占卦形象。
……
另一种惊天动地在这个夏夜的狂雨中野蘑菇一样妖娆甜蜜地生长。一种奔腾的痛苦、一种美丽的忧伤和一种娇柔的毁灭与那种彻骨的悲仇完全等量地在闪电与雷鸣中被感知与被证实。
……
一种隐晦的恐怖笼罩在陆家大院，门前的石狮湿乎乎地加重了狰狞。雨后的大院弥漫着很浓的腐草气息，红蜻蜓和新鲜的知了声扩散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旷，地窖上方的昆虫痕迹总是暗示着一些极生动、极栩栩如生的死亡性质，人们只要想起闪电中那只半睁的眼睛依然半睁在窖中，总是惧怕地上突然会睁开半眯的眼睛。……
很明显，作者对于“雨”的渲染和描述在不同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节奏感，有时候是一种进行时的紧锣密鼓，有时候则表现出大雨过后的静谧如初，但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作者对于这一意向的重视和痴迷，仿佛只有通过这千变万化的雨，才能把他的万壑激情宣泄出来，从而达到一种诗意的存在感。
在毕飞宇涉及“雨”的大部分小说里，对于这一意向的浓墨重彩，主要是营造一种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的气氛，而这种氛围往往如雨一般，是带着忧伤、含着忧郁的，例如在小说《充满瓷器的时代》中：
这个午后的雨把巷子全下空了。整个T形拐角布满雨的声音。每一家店铺的滴漏上都拉着密匝匝的雨帘。空间积满了茫然与空濛。瓷器在午后的雨中恪守安宁，同时散发出了一种稳固的忧郁，与它们作为碗的身份不相符合。然而，作为谈话时的背景，尤其是女人向女人叙述历史时的场景部分，瓷器以及它们的忧郁恰如其分。
……
蓝田的铺子在一度萧条过后迎来了梅雨季节。天空永远是女人来红时的脸色，无目的的厌倦和无原因的无聊构成了另一种日常。瓦屋的青灰色瓦楞里长满了青灰色的瓦花，只有在夜间猫的叫春声中才走进人们的想象。人们依靠嗅觉在梅雨季节里推算时辰，烧饼、油条以及麻团、熏烧的气味在细雨中难以扩散，沿着巷口告知人们何时宽衣解带何时上锅下厨。蓝田的女人在经历过一场心灵灾难后整日恍惚如梦。挂着两只大水奶子，歪着脖子，就那样看对门屋顶上的青灰瓦花。整个梅雨季节好像就为她一个人准备的，她就那样闻着铺子里的霉味，让一个又一个飘散梅雨的日子在失神的眼中纷飞如风。
雨、巷子、瓷器，铺子、梅雨、瓦屋，这些日常的生活场景，在“雨”的渲染之下，已经弥漫上了挥之不去的江南意味，这些雨也凶猛，也磅礴，但却又“茫然与空濛”，充满了“厌倦和无聊”，而这意味深沉的忧郁、感伤，正是作者试图借助“雨”的意向来实现的美学效果，“诗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漫上了心头。
当然，即便是同一个意向，也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方式，从而达到大相径庭的诗意效果。同样是雨，在这一部小说中，可能是为了追求一种忧伤的诗意，到了另一篇小说中，则完全是为了实现一种精神的愉悦，但也是美的。比如在毕飞宇的小说《因与果在风中》中，也有一次对“雨”的描写：
水印与棉桃相遇在夏末的棉花田。晌午过后很突然地下了一场雨，雨说来就来，说止就止，不更事的少年初入温柔乡的样子。水印走在化缘的路上，路的左侧长满棉花，路的右侧同样长满棉花。大片大片的绿色里夹杂了无限粉色骨朵儿。新雨后的叶片在风中无声闪烁，遍野都是植物反光。……
显而易见，作者对于“雨”的这次描写，是和忧郁来不得半点关系的。这里的“雨”没有黑色的暗夜相伴，没有感伤的调子相随，而有的仅仅是明亮的、光鲜的、活生生的“诗意”。
除了对于“雨”这一意向的钟情，毕飞宇在小说写作中，也十分青睐“雪”的意向，虽然“雪”的意向并不带有明显的江南色彩，但一想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情景，总觉得“雪”下在江南则同样特别地富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诗意。巧合的是，毕飞宇在其小说《元旦之夜》中，竟也无意中谈到了雪与雨的不同：
……雪有一种很特殊的调子，它让你产生被拥抱和被覆盖的感觉，雪还有一种劝导你缅怀的意思，在大雪飘飞的时候，满眼都是纷乱的、无序的，而雪霁之后，厚厚的积雪给人留下的时常是尘埃落定的直观印象。雨就做不到这一点。雨总是太匆忙，无意于积累却钟情于流淌。雨永远缺乏那种雍容安闲的气质。……
毕飞宇对于“雪”意向的钟情，首先应该和他选择开工日期的气候有关，这个喜欢在寒冷的季节进行创作的小说家，不能不对冬天以及它最富诗意的雪发生兴趣吧？但是，也不全然如此，他的这种选择或许也和他在阅读中对这一意向的有意或无意的欣赏、喜爱有关。在《“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一文中，在分析林冲如何“走”上梁山时，毕飞宇就强调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风，一个是雪。他说，“从逻辑上说，雪的作用有两个，第一，正因为有雪，林冲才会烤火，林冲才会生火，林冲在离开房间之前才会仔细地处理火。……第二，正因为有雪，雪把房子压塌了，林冲才无处藏身，林冲才能离开草料场。某种意义上说，雪在刁难林冲，雪也在挽救林冲，没有雪，林冲的故事将戛然而止。”k如果以此为准，毕飞宇在小说中对于“雪”的意向的运用，似乎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于“冷”的敏感和执着，而是借此来推动小说叙事的行进，或者以此来开始、构建、结束一个故事。比如在小说《叙事》中，就有类似于遵循上述“逻辑”叙事的描述：
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四点钟天色就黄昏了。积雪封死了村庄。村里的草垛、茅棚和井架都一溜浑圆。
而如果由此生发开来，并不仅仅是“雪”具有这样的逻辑特性，“雨”以及其他的自然景物亦有此种效果。同样是在这篇小说中，“雪”与“雨”的意向交替甚至重叠出现：
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专程拜谒过刘雅芝，也就是七十八岁的麻大妈。那一天下了冬雨。
……
我和林康相识在下雨的路上。
……
那个下雨的午后我独自一人向上海火车站步行。上海的雨如上海人一样呈现出矛盾格局。
……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季。
……
毫无疑问，这些简短的语句背后，都蕴藏着作者心中所建构的叙事逻辑，这些意向的不断出现，一方面推动着整个小说以一种有节奏感的叙事缓缓前行，另一方面也无意中奠定了整部小说的唯美基调——这是富有诗意的一种美学意味。而这种对于自然景致的青睐，在毕飞宇看来，有时候可能是为了一种“反逻辑”。毕飞宇在《“走”与“走”》一文里对《红楼梦》的解读，也谈到了这一点。“王熙凤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床，曹雪芹突然抽风了，这个小说家一下子发起了癔症，几乎就是神经病。他诗兴大发，浓墨重彩，用极其奢华的语言将园子里美好的景致描绘了一通。突然，笔锋一转，他写道：‘凤姐儿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l这种“反逻辑”的叙事方式，在作者看来太吓人了，它完全不符合一个人正常的心理秩序。因此，在毕飞宇的小说里，这种“反逻辑”的描写是不多见的，而对自然景致（包括雨、雪、植物等等）的叙述处理，往往主要是达成一种诗意的美学效果：
风停了，雪住了。雪霁后的子夜月明如镜。地是白的地，天是蓝的天。半个月亮，万籁俱寂。碧蓝的腊月与雪白的腊月在子夜交相辉映。世界干干净净。宇宙一尘不染。
二
在一个喜欢以年份区别不同的时代，2000年似乎也成为毕飞宇小说写作转变的一个特殊时间。这一年，《青衣》 （《花城》2000年第3期）问世。这部小说不仅仅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给毕飞宇带来了诸多荣誉。在后来的诸多研究中，《青衣》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性、转折性文本。比如王彬彬从修辞方式的角度看到了这种转变，“大体可以2000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 将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在修辞方式上， 前后两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m;谢有顺从体裁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种转变，“毕飞宇如果选择的是沿着《青衣》的写作路子往下走，他的成就我想会大得多，因为《青衣》是真正对人性的书写有创见的小说”n;贺仲明则从创作手法的角度表达了个人的看法，“《青衣》时期的毕飞宇固然达到了一个创作高峰，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格局还略嫌小了些，而且技巧的意味太浓，没有达到非常自然的境界。”o或许正如贺仲明所分析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格局是十分重要的，很显然，毕飞宇的小说在充满了诗意的同时，尚有着一些技巧的痕迹，从而失却了那种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然而，毕飞宇之所以是毕飞宇，而不是其他，一定是有着他自己的个性所在和独特风格，其中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语言的诗化等等，都是他着力的写作方向，这也是他的小说极具诗意的另一种表现。而如果仅仅从对于“雨”、“雪”这两个意向的运用的角度来说，《青衣》在诗意的经营上也还未发生彻底地改变，在小说中，作者对于这些意向的依赖仍然十分明显：
筱燕秋从老板那儿回来的时候外面下了一点小雨，马路上水亮水亮的，满眼都是汽车尾灯的倒影与反光，猩红猩红，热烈得有些过分，有些无中生有，因而也就平添了许多颓伤的意思。
……
《奔月》公演的这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就是雪霁之后晴朗的冬日。晴朗的太阳把城市照得亮亮的，白白的，都有些刺眼了。大雪覆盖了城市，城市像一块巨大的蛋糕，铺满了厚厚的奶油，又柔和，又温馨，笼罩着一种特殊的调子，既像童话，又像生日。……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比较，就会发现作者对于“雨”、“雪”意向的使用，在这部小说中已经不像有些小说那样诗意浓浓、情绪强烈了，它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甚至于有了些随意和油滑，在这里，这些意向的使用更多地是为叙事做一种铺垫，是为了一种叙事的完美而有意为之。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让筱燕秋在风雪之中结束了自己的悲惨人生，便体现了这种意图：
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的下面。筱燕秋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同时舞动起手中的竹笛。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的门口突然围上来许多人，突然堵住了许多车。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围上来的人和车就像是被风吹过来的，就像是雪花那样无声地降落下来的。筱燕秋旁若无人。剧场内爆发出又一阵喝彩声。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在往下淌。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了雪地上，变成了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
然而，不管是出于意境的营造，还是叙事的结构，毕飞宇对于“雨”、“雪”意向的重视在他的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有所体现。比如在小说《玉秀》中，在写到玉秀和郭左的“谈情说爱”时，就以“雨”为背景来烘托两人的心理世界，营造出一种缱绻的诗意：
天井里还是阳光，火辣辣的。这一天的下午太阳照得好好的，天却陡然变脸了，眨眼来了一阵风，随后就是一场雨。雨越下越大，转眼已成瓢泼。雨点在天井和厨房的瓦楞上乒乒乓乓的，跳得相当卖力，一会儿工夫天井和瓦楞上都布满雨雾了，而堂屋的屋檐口也已经挂上了水帘。玉秀伸出手，去抓檐口的水帘。郭左也走上去，伸出了一只手。暴雨真是神经病，来得快，去得更快，前前后后也就四五分钟，说停又停了。檐口的水帘没有了，变成了水珠子，一颗一颗的，半天滴答一下，半天又滴答一下。有一种令人凝神的幽静，更有一种催人遐想的缠绵。……
他的对于雨、雪意向的喜爱，有时候甚至于有点走火入魔了，以至于即便是生出了讨厌，竟也诗意犹存。比如在《玉秧》中，“雪”一改常态，成了人物心情的反衬，成了一种极富哲理的东西：
雪是一个坏东西。积雪的反光让魏向东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反光使黑夜变得白花花的，夜色如昼，一切都尽收眼底。没有了秘密，没有了隐含性，没有了暗示性。就连平时阴森森的小树林都公开了，透明了。
毕飞宇对于“雨”、“雪”意向的使用，不单单是在中短篇小说中，即便是在长篇小说中，这些意向也经常出现，有时候甚至是大段大段地肆意地渲染。如果说在长篇小说《上海往事》中，这一现象还不十分突出，那么到了《平原》里，关于“雨”与“雪”的描写，既多了起来，也美了起来，更诗意了起来：
秋天的第一场雨特别地长，嘀嗒了四五天，大地一下子就被这场秋雨浇透了，浇凉了。凉下来的日子实在是好，爽啊，连喘气都特别地顺畅。返晴之后的天空一下子高了，清澈得像驴子的眼睛，傻傻的，仿佛很多情，其实什么也没有。
……
好大的雪啊，好大的雪。下雪的迹象其实在昨天下午就已经十分显著了，天很低，浑浊而又黏稠，仿佛涂抹一层厚厚的糨糊。天黑之后雪就下下来了，谁也没有在意罢了。这是一夜的暴雪，特别的大。因为没有风，它就悄无声息了，不是飘，而是一朵一朵地往地面上坠。到了下半夜，大雪把里下河的平原就封死了。村庄没有了，冬麦也没有了，大地平整起来，光滑起来。草垛却浮肿了，低矮的茅草棚也浮肿了，圆溜溜的，有了厚实的、同时又饱满的轮廓。可爱了。只有那些树还是原来的样子，它们的枝桠光秃秃的，看上去更瘦，更尖锐，静止不动，却又是一副惹是生非的模样。
当然，一种诗意的表达，意向的选择仅仅是第一步，他还需要作者内心深处自然流露的真实情感，外加上准确的语言描述，来获得这一目标的实现。“准确，也是毕飞宇小说一种值得重视的修辞表现。”“这种准确的叙述，往往产生浓郁的诗意。也许不能说诗意必定产生于准确，但似乎可以说，准确必定产生诗意。”p“雨”、“雪”等自然意向虽然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象征，但是如何把这些意向的描述与小说的情境、人物、叙事等勾连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还是需要一点功夫的。面对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于不同的语气，这些意向的描述自然也是不同的，它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情绪爆发和语言表达。对于语言的准确性，毕飞宇讲道：“小说语言第一需要的是准确。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准确是美的，它可以唤起审美。”“准确是一种特殊的美，它能震撼我们的心灵。”q而这种准确性其实是作家历来十分注重的，比如老舍在谈到景物描写时，即谈到了文字的准确性问题，他说：
写景不必一定用很生的字眼去雕饰，但须简单的暗示出一种境地。诗的妙处不在它的用字生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诗境的暗示，不用生字，更用不着细细的描画。小说中写景也可以取用此法。贪用生字与修辞是想以文字讨好，心中也许一无所有，而要专凭文字去骗人;许多写景的“赋”恐怕就是这种冤人的玩艺。真本事是在用几句浅显的话，写成一个景——不是以文字来敷衍，而是心中有物，且找到了最适当的文字。r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毕飞宇语言的准确性，从而实现了小说的诗意表达呢？毕飞宇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写作时，说道：“其实唐诗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这样说好像也挺夸张的，好像我专门研究过唐诗一样，那倒也没有，但是我一直说，美学趣味是一个幽灵古怪的东西，它对人的一生都有影响。”s“我写短篇小说最大的帮手是唐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并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但是，由于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的缘故，我在父亲的手抄本上读了不少唐诗，这个使我终生受益。”t“我读的唐诗并不多，也不能背，但是，由于年纪小，又没有人辅导，主要是孤独，所以，我在很长时间里喜欢把玩唐诗，所以，对‘意境这个东西我是敏感的。”u说的更具体一点，“第一，诗歌毕竟锻炼了我的小说语言，第二，拥有了哲学的阅读能力，这个对我还是有帮助的。”v
其实通过阅读我们即可发现，毕飞宇的小说语言是有着变化的，即以上述所引的对于“雨”、“雪”意向的描写来看，前期的语言更加庄严凝重，铺排华丽，而后期的语言更加豪放舒展，随性自然，仿佛从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一下子变成了懂得调情的泼辣少妇。然而不管怎样变化，那股子与生俱来的“诗意”是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再加之其颇具想象力的修辞方式，使得他的小说语言既准确到位，又富有一种独特的诗性气质。在江南文化传统中接受熏染的毕飞宇，很好地领悟了传统的意义，并且具备了很多小说家所不具备的传统意识。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特别强调传统意识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说：“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w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谈到传统时也讲到：“传统所以能有一点真正的意义，正是就主要的小说家们——那些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样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而言的。”x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可以说，唐诗或者说是诗歌传统成就了毕飞宇的语言准确性，成就了小说家毕飞宇，从而成就了一篇篇如此优雅、如此诗意的好小说。对于毕飞宇来说，这种诗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意向和语言上，而且表现在小说结构和思想表达上。比如在小说《雨天的棉花糖》中，一方面“雨”、“雪”的意向十分突出，增添了小说的感伤气氛和残酷诗意：
噩耗传来已是接近春节的那个雪天。纷扬的雪花与设想中的死亡气息完全吻合。红豆家的老式小瓦屋顶斑斑驳驳地积了一些雪，民政厅的几位领导在雪中从巷口的那端走向红豆家的旧式瓦房。
……
夜里下起了小雨。夏夜的小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伤调子，像短暂的偷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
红豆的父亲在一个午后说：“他的胆已经吓破了。他是起不来了。他的胆肯定是破了。”后来下起了雨，雨猛得生烟，雨脚如猫的爪子一样四处蹦跳。那些雨把整个红豆家的老式瓦房弄得一个劲地青灰。红豆身上那些类似铁钉和棺材的气味就是在雨住之后和泥土的气味一同弥散出来的。许多多余的皮在红豆的骨头上打滚。
“雪花”与“死亡”、“夏雨”与“偷情”，这些另类却极富想象力的修辞艺术，在其跳跃的思想中，生发出了令人寒冷的诗意，你明明读的是一本虚构的小说，明明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却仿佛真得感觉到许多多余的皮在自己的骨头上打滚。在毕飞宇的笔下，“雨”、“雪”等自然意向，有时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氛围的营造，而具有了一种思想与灵魂博弈的意味。想必这是更深层次的诗意吧。
另一方面，这篇小说的构思十分独特，以诗始，以诗终。这是毕飞宇目前为止的小说写作中，唯一一篇以此为结构的小说。小说一开始便引用了尼基·乔万里的诗歌《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片段，到末尾则以里尔克的诗歌《严重的时刻》中的部分作为结束，极富诗意，又极具哲学意味。
其实，在毕飞宇写小说之前，他一直尝试诗歌写作，虽然未能如愿成为一名诗人，然而“诗人”的经历决定了他小说家的诗意色彩。他不止一次地对于中国诗歌和诗歌理论给予褒扬，“我敢说，如果没有《诗经》，尤其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和理论探索，我们的唐诗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宋词就不会是这样，我们的《红楼梦》就更不会是这样，可以说，是中国诗人曹雪芹写成了中国小说《红楼梦》。如果曹雪芹没有博大的中国诗歌修养和中国诗歌能力，《红楼梦》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y的确，如果没有唐诗的滋养，没有做诗人的经历，想必毕飞宇的小说应该是另外一番模样，而我们也就看不到今天这个诗意饱满、情感丰富的诗人般的小说家了。
鲁尔·瓦纳格姆在谈到“诗意”时说：“在历史进程中，甚至在局部的反抗中，……真实的诗意应当可以证明，它首先要保护人性中不可减少的部分：创造的自发性。创造人类与社会统一体的意志，它不是建立在集体虚构的基础上，而是从主观性出发。正是这种意志使新的诗意成为一种武器，每个人都应当学会自己使用这种武器。”z在这个“伪诗意”泛滥的时代，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他已经用这种武器证明了自己小说的价值，但我愿意看到更多的小说家“学会自己使用这种武器”。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书信》 （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2.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3.南帆：《冲突的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4.毕飞宇：《〈平原〉的一些题外话》，《毕飞宇文集·平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4页。
6.毕飞宇：《毕飞宇文集·玉米·后记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页。
7.毕飞宇：《毕飞宇文集·玉米·后记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8.毕飞宇：《毕飞宇文集·玉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以下关于小说的引文都出自本文集，不再一一标注。）
9.stuv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85、340、340、56页。
10.lqy毕飞宇：《“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钟山》2015年第4期。
11.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12.谢有顺：《重申长篇小说的写作常识》，《当代作家评论》2006 年第1期。
13.贺仲明：《毕飞宇创作论》，《小说评论》2012年第1期。
14.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15.老舍：《景物的描写》，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 （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3页。
16.[美]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诗学文集》，卞之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 页。
17.[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页。
18.
[法]鲁尔·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张新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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