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澄宇

　　我怕我老了，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

　　阿尔都塞认为，“凡阅读必定有罪”。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总是用先在的观念肢解着眼前的文本，试图构建自我救赎的道路。在得救的同时，文本或被放诸在神龛的位置，或被放逐到遗弃的角落。于前者而言，作品在被享有“神性”的同时，自身也被钉上了十字架；而后者，只不过是读者子弹下慌张逃窜的麋鹿之尸身，见证了读者的洋洋得意，在这个日薄西山的文学狩猎场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犯了更大的“罪”，他不仅制造了“犯罪现场”，还挑拨读者的情绪，这倒无所谓，谁让连这个世代时刻都在自我调情？写作的严肃性也只有披上光怪陆离的外衣才得以彰显。而最大的“罪”，在于，他总是奢望被三刀六洞，成为祭祀的神物，奉献自身以求得读者与缪斯的眷顾。

　　故而，作者的心态是两面性的，高傲与卑微。他们祈求被赦免，祈求上祭坛，祈求命运的垂青，却又昂着头，哪怕像极了莎乐美手中先知约翰的头，因为“先知”，哪怕只有一瞬，也意味着享有了丁点的“神”性，文字，哪怕世界毁灭，留乎人心，似乎都是不朽。在这种“罪”的折磨与“神”的诱惑下，作者们辗转反侧，寻求某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超越”：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写实主义，魔幻写实主义，玩世写实主义，他们都在寻求一件叫做“不朽”的东西。

　　然而，他们在西方的“存在”中煎熬的同时，却忘了东方的“道”。为什么一定是有罪的？在这个没有基督的土地上，读者无所谓施舍，作者也不需要怜悯，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彼此遗忘。在文字的国度里，我们都是邻居。恰如刚才，就在刚才，有快递来敲我的门，是我订的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在核查无误后，我自以为礼貌地向他说了声“谢谢”，然后在“砰”的关门声中，他好像才刚刚转身，都无法确定是否听见了我的客套话。当然，他不会在乎，可是我也只是客套。但是，你会和你的邻居这么漫不经心地客套吗？客套是这个社会的礼物，漫不经心则是自我存在的方式，如果你会，那么你会和家人这样吗？遗忘，是对于社会隔阂最好的选择，它不是冰冷的，而是温暖的。如果外衣太粗糙，才能让你强烈感受到它的存在；鞋子太小，才会割脚。文字，也是这样，它提示你存在的方式或许只是让你不舒服，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与你的隔阂，那么我想，它还没有“得道”。如果可以，我希望我“漫不经心”写下的文字没有给读者唐突，最终，它总要被遗忘的。但是，且慢，在遗忘之前，我怕我还有话说。

　　我只是想写一本爱情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以为，只有爱能解救“存在”，只有爱能“超越”。于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我到底是爱着这个人，还是因为爱这个本体？”再进一步追问，我们为什么能爱？仅仅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吗？我们通过“爱”所构建的世界，是如何直达每一个人的，活生生的人的？这就产生了胡塞尔所谓的主体性悖论：构成世界的主体把握自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怎么竟然构成了“整个”世界，即构成为它的意向性产物（intentionales Gebilde）？爱，这个意向性产物，何至于有如此的魔力？

　　于是，我在还没有动笔的时候，就选择这不会是一个得偿所愿的故事。因为“圆满”只是“爱”之彼岸的东西，“爱”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是用青春来做赌注或牺牲品的，如果我们只是追寻所爱之“人”，那么就必然失去“爱”的纯然；而如果孜孜不断地寻求“爱”的本体，那么，不完整的“人”将会“隐匿”。这样的“二律背反”原因很简单：我们终归是“人”，不是“神”。哪怕我们掌握了部分“文字”，哪怕我们的文字是“象形”，哪怕象形似于“图腾”，哪怕图腾象征“神话”，哪怕神话参与了“创世”，我们还不是“神”！只拾“神”的牙慧。我们不能得到“圆满”，所有的“小团圆”都是虚妄，这恰是我最初想要告诉读者的。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文字改变了我。我发觉自己越来越庸俗，其实想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晨光》这个故事就是庸俗的啊！生活就是庸俗的呀！庸俗是抵抗庸俗最好的武器，我也不得不被裹挟。简言之，故事老掉牙了，掉得连缪斯女神赐予的牙慧都盛不住了。所以，我选择自我反抗的方式是回归“道”。

　　什么是“道”，什么是文学之“道”？我以为，就是不着边际的言说方式。当你的思维被束缚了，那么那“溢出”的，“逃离”而出的，就是“道”。这种“道”，摆脱了一切意识形态，它追求一种“逍遥”，而非西方式的“超越”。“以天下之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这种曼衍之“卮言”就是一种“道说”。但是，这样的说话方式，谁受得了？所以，韩愈才说：“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这就必然造成一个后果，我所乐此不疲，有所企图的“道说”，恰恰是读者最难接受的“说道”。

　　我所谓的“道说”在哪里？其实就在那些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与“画外音”里。但是，我“僭越”了，如同我生生自己画了一幅油画，然后又当上了评说者，然而，我最在意的不是这幅画，而是我对此的“审美”或“审丑”。所以，我偏离了“道”的方向，我一次又一次犯了中国人常常犯的错，即以为“文学”是工具，而忘了——“文学”就是“道”本身。所以，在这本小说中，主人公的面目是模糊的，因为他们都不幸成了作者“说道”的牺牲品。我必须向他们默哀与道歉，我没有赋予他们生命，因为我志不在此。

　　所幸，文字有自我纠偏的功能。因为恰如上面所言，它本身就是“道”，所以，我相信，主人公虽面目模糊，但绝不惹人厌恶。他们并不鲜明的个性，正暗合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总是试图出位，但终归被遗忘。遗忘而不毁灭，我想，离“逍遥”也不会太遥远了，“青鸟殷勤为探看”啊，没办法，在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又一次启灵于神灵。

　　我们都是“鸟人”的子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鸟”的“神性”让渡给“人类”的同时，其“神性”也降低了，其与“人类”也血脉相连了。所以，“道”也弥纶天下，人人都有“道”性，在《晨光》中，我将这为数不多的“神”性，给了其中一角色，“老邱”。他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先知”的角色，所以他表面上必须是失败的，必须是“沉沦”的，因为我的内心告诉自己，“道”不允许这种实体化“先知”的存在，所以，他开始必须被生活所痛殴。而当若干年后，他被生活同化，则“神”性也离他而去，泯然众人矣。可是，到底哪样的他更“可爱”呢？而男主角“李文”呢？他其实是我想象中的“文”，软弱而固执，有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点儿小冷静，其实是冷酷。但是，当生活真的要压迫他的时候，相信我，他一定不如“洛云”，因为“落云”，哪怕消散，也是“自由”。而“李文”，只有在解决了生活温饱的基础上，才发出他的“哲思”，而这哲思，是无力的，只能用来“哄骗”女主角。

　　

　　而女主角“小艾”，我曾将他想象成我们自己。她从头到尾都没有拒绝过“李文”，那只是所谓命运的捉弄，她曾向往“自由”，但又决定背弃他，而最终，她还是被“李文”“抛弃”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祈求“文”的垂青，在他面前没有任何自我的抵抗，或者，更可悲的是，所有的抵抗其实都是为了他，而这“抵抗”，却又是“文”的圈套，但“文不在兹乎！”“文”根本没有办法保护我们，他自己都无法庇佑自己。所以，不能怪“文”，因为生活，生活中哪里才有“道说”的方式呢？

　　雷蒙德·卡佛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至少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没有在谈论“爱”。我是惭愧的，因为我或许背离了“爱情”与“小说”的本质，那就是“故事性”。但是，当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反复透露出对“本质主义”的担忧与厌恶时，我不得不从哲人与诗人直达本质的企图中抽身，不得不放弃对于这个世界“存在”本质的追求，不得不怀疑“文学”的所谓“本质”。而我所自觉不自觉的方法就是采用了最不“文学”的方式，最破坏故事性的方式，“插入”大段的“思辨”式描写，来“妄图”达到东方的“道”。

　　没有办法，这就是我“道说”“文”的方法，在言说他的同时，背弃了他。远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逍遥”，只是见证了一段生硬的“存在”。

　　【注释】

　　①杨澄宇：《晨光》，译林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