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开伟

　　王蒙先生是我青少年时代曾经尊崇的作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同在新疆工作，当时，我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艺术剧院与他所在的新疆文联，仅一街之隔，可以说是邻居。但彼此很少交往，只是在新疆文艺界的一些会议上经常见面，如此而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王蒙先生创作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并最早在复刊后的《新疆文学》连载几章时，我即拜读（王蒙先生在2013年该著正式出版的情况简介中自云1981年曾在浙江《东方》杂志发表过其中片段是不准确的）。

　　陈冲先生在评价文章中说：“可是那时候包括摘帽右派是不许发表作品的，所以这种写作是一种非法的地下写作。一旦被人发觉，后果不堪回想。”这也是夸大其词，其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王蒙从北京调到新疆文联后，尽管是摘帽右派，但从事的是专业创作，是准予公开发表作品的（并非像当时流放到新疆石河子的摘帽右派艾青先生不准用本名发表作品，只能用化名）。一九六四年王蒙就曾在《新疆文学》用本名公开发表过歌颂三面红旗光辉的《春满吐鲁番》、《民丰小记》等。王蒙先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创作《这边风景》，也是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担此重任，并非秘密的“地下写作”。如他自己在后记情况简介中所说的“我得到了诗人铁依甫江（当时新疆文联领导——余注）与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研究室主任阿布拉尤夫的支持，他们批准我不必坐班，可以在家专心创作”，他确实是享受着特殊优待的幸运。王蒙的这部长篇小说充斥着政治情结，政治情结成全了他，但也限制了他的文学思维，限制了对文学本质意义的创新。政治和文学有时统一，有时则是矛盾的，过多地纠结政治情结，必然影响文学的纯粹性，必然影响文学的创新高度，《这边风景》是典型的政治情结的产物，它必然是畸形的怪胎，不是正常的文学创作结晶。七十年代初期，“文革”结近尾声，但极左思潮大行其道，这是一个荒缪的时代，此前，最高领袖就曾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反修防修”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严重警示，全国都陷入陈腐的政治迷雾，王蒙先生为了紧跟当时形势，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适应当时政治需要，以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和农村四清“运动”为背景，创作了《这边风景》这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生败笔，文学败笔。

　　经过四十年的历史过滤沉淀，这部作品先天不足的致命弱点，更加明显和突出。这就是从头至尾充斥着以极左思潮为主导方向的“文革”思维。作品充斥着一些主观色彩浓厚的叙述，而这些叙述又是受当时政治宣传所制约的，这就是强调所谓“政治正确”，而忽视生活的本质真实和文学的精神高度，流于对历史本质真实的表面，涂抹掩饰和扭曲，与实际客观真相拉开了距离。

　　王蒙先生本人不得不承认，“这是‘文革’后期的作品，并无大智大勇大出息的小说（不是大说人），在拼命靠拢文革思维，求政治正确的同时，怨怼锋芒仍然指向极左其用心亦良苦矣！”的确，作者在“小说人语”中对“极左”也有所批判，但这仅是现在修改出版进行的补救，改变不了全书“文革”思维的实质。

　　我当时对王蒙先生这种拥抱政治的态度是持保留看法的。文学不是政治的奴仆，它不能听命政治的躯使，不能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与政治达成妥协或同谋，不然文学的主体和真实性就会丧失，文学的尊严和历史价值就会受到践踏与亵渎。这样的作品绝对不会产生长久的生命力，它注定是短命的文学。以王蒙的精明和机智，当然是能够明白这一点，他在后记中坦率自云：“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作者也确认了它先天的绝症，将草草地将它埋藏。然后在房屋的顶柜里，像在棺木里，它的遗体安安静静沉睡了四十年。”这部作品被几家出版社婉拒出版，使王蒙不得不承认失败，然而人到老年仍然迷恋时利的诱惑，仍然不甘寂寞，四十年后，他在自己儿子王山等怂恿下，在花城出版社愿送人情许诺下，企图让这具文学僵尸起死回生，“仍然活着，而且很青春”，实际结果是文学僵尸，依旧是一具文学僵尸，充满着陈腐的气息，哪里会有一点“青春”色彩呢？王蒙竟然被自己的儿子和研讨会上那些吹捧所迷惑，这不能不使人惊讶！在古今文学史上，不少明智的作家常常“悔其少作”，事隔四十年，王蒙不仅不为当时趋时创作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自省，反而认为这部趋时的作品，仍然有起死回生的必要。这种青春不悔的勇气，也许是蔽帚自珍的特殊现象，也许是年老执迷所致。陈冲先生提出：“你这样的作品还值得出版吗？”这确是读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有趣的是王蒙先生这部作品，原名《风景这边独好》（七十年末期初连载时也用此名），2013年4月被花城出版社接纳出版死而复生时删掉了“独好”两个歌颂倾向的关键性字眼。这当然也是出于今天的政治需要，陈冲先生在6月27日《文学报》发表文章提出问题：你从这边看到了什么风景？作者让我们看到的这边风景当然不是单纯指伊犁地区绮丽的自然风光，自然生态环境的“独好”，而是寓指当时伊犁非自然的人文景观，即政治生态环境，我们从这边风景看到的是什么“独好”的人文景观呢？翻阅这本小说，作者描写头号人物维吾尔族生产队长伊力合穆从外地出差归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边民外逃的萧条场面。作者是如此描述“一九六二年”，说是苏修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活动，欺骗和裹胁我边民六万余人外逃。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各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正直的公民在思索在纳闷，在焦急地互相询问：“这到底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在伊力合穆刚下车看到毛主席肖像时，激动地说：“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族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的事业的担子……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有那些披着马列主义自称是我们朋友的人。正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就是主人公思考迷信的结论。在当时无疑是政治正确的这种思想迷信贯穿着整个作品，不需要经过事实真相和历史的确证，接着，作品描写库图库扎尔对前委科长后变成苏俄侨民的素大煽动外逃活动的严厉批判：“这可以确定无误地告诉您，我是中国人，我将永远在中国生活，如果您进行煽惑……”态度多么义正词严，这当然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但如果当时个个都是如此坚定，那六万余边民是怎样选择外逃呢？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如何能够展开煽动的阴谋？我们国内国外民族政策没有一点失误么？事实真相到底怎样？这尚是留给历史解秘的谜语。

　　同样，王蒙先生笔下的“四清运动”也泛滥着极左陈词滥调和人与人间扭曲的斗争。无论是尼牙孜对伊力哈穆的诬陷与攻击，或是四清工作组长章洋对伊力哈穆的“突击”和偏见，都充满着阴暗和阴谋，充满着变态的人性丑恶，显然四清工作队长尹中信身上不乏善良的本性和清醒，但挽救不了当时畸形的政治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虚假的人文景观，“这边风景”绝非独好，而是弥漫着极左的毒雾，是没有任何美好可言的，即使王蒙在作品结尾极力歌颂“祖国的青春是伟大的”：“四清运动中各队订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正在开花，到处是新渠道、新道路、新林带、新条田、新居民点，到处是新的玫瑰园、葡萄园、苹果园”，这些都仅仅是生活中的假象，掩盖不了极左思潮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

　　写于2013年7月4日长沙望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