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历史学家认为：近代欧洲的兴起是源于城邦之间的竞争，竞争产生自由、创新，促进交流与相互激励发展。后来城邦发展为国家，国家之间继续竞争又合作，成就了欧洲。经济学界认为：地方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地方竞争从地方试验开始，如安徽分田到户的个人承包制带来农业的改革，深圳等特区的建立探索自由贸易和开放。地方试验积累总结经验后向其他地区推广，地方之间的相互竞争带来市场的开放和扩大、贸易和商业的自由、人员的流动，各种创新的冲动层出不穷，如此，中国经济在短短三十年之内取得惊人发展。

　　在我看来，文化乃至诗歌也有类似的发展规律，诗歌的地方性发展阶段是当代汉语诗歌走向高潮必然经过的阶段。“地方性”诗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流。我试从三个方面简单论述之。

一、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由地方性文化构成的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其实是各种地方文化的大融合。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中国文化本质上是由地方性文化构成的。

　　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谈的是中华民族的大融合问题，文化的发展与此还不完全一致，即使在汉族内部，不同地域也形成不同文化，互相竞争、此起彼伏，最终冲突、吸收并融合为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上世纪初的国民革命发源于相对边缘的岭南地区，并依赖海外华侨的支持，也符合这一历史规律。中国历史观里有一种循环观，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的理解是每一种地方文化都会有它辉煌的时刻。

　　当代文化、文学仍然是由多种地方文化构成的。比如1980年代文学湘军、1990年代文学陕军，音乐界电影界的西北风，云南的舞蹈一枝独秀，2000年代东北的二人转、小品也曾引领潮流，新时期以来四川的油画人才辈出，第三代诗人也多在四川，广东兴起“特区文化”和“打工文化”，1980年代的港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地方文化……地方文化不断兴起，此起彼伏，精彩纷呈。作为首都的北京在这方面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舞台或者说传播平台，上演的是地方文化大戏，地方文化来这里争奇斗艳，五彩缤纷。地方文化在北京接受最严格的检验和选拔，脱颖而出的地方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主导文化，引领潮流。

二、第三代诗歌与诗歌的地方化趋势

当代诗歌的地方化趋势其实从第三代诗歌就已经开始了，并在不断扩大之中。

　　当代诗歌从朦胧诗算起，是“自上而下”的产物。朦胧诗发源于北京，也局限于北京。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得益于文化专制与垄断，比较早地接触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读了所谓的“灰皮书”，向其学习模仿后——而且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学习，引进至中国语境，没想到给封闭已久的沉闷空间打开了一扇窗口，朦胧诗迅速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广泛影响。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其实是隐含危机的，具有泡沫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示范性创作类同于精英号召或领导指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民意或民众基础，为什么“朦胧诗”被认为“朦胧”，其实说的是这种诗歌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和心理需求及基础，并不能真正打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入他们的内心深处（当然，个别的天才的作品例外，比如多多等，但多多等当时恰恰不受欢迎和重视）。这种震动的情况只不过因为相信这些高干高知子弟们是见多识广的，他们说的东西可能是好东西，再加上专家们善意地扶持和评论，人们才勉勉强强先接受下来，但其实不一定经得起时间考验，其实可能只具有时代价值而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年轻一代学者指出：其实是出于一种急切的现代化的愿望，人们将先锋小说过早经典化，但现在看来却有些承受不起。我觉得，朦胧诗的情况也完全类似，以至一个海子出来后，仅仅二十多年，朦胧诗都似乎有被遗忘和遮盖的迹象。

　　但朦胧诗毕竟开了一个头，随后，诗歌继续发展前行，第三代浮出水面。有意思的是，第三代几乎全是外地的，一个中心开始分散为多个中心，四川、华东（南京、上海、福建等），还有东北等地，诗歌力量开始以地方团体的形象出现。

　　四川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80年代中期，朦胧诗之后，四川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试验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当代诗歌的发源地。相对于朦胧诗，四川的诗歌更有某种原创性。他们下接地气，比如悠久的巴蜀文化；上承开放诗歌局面之春风熏陶雨露沐浴，四川在文化艺术很多方面走到时代前列。第三代诗人作品以手抄、民刊的方式传播，逐渐被广泛接受。四川诗人是朦胧诗之后最早挑起起义大旗的，他们提出“PASS北岛，超越舒婷”，宣布新的诗歌时代开始了。莽汉、整体主义、非非、四川七君等一支支诗歌队伍各立旗帜，相互既独立、竞争又融合，四川诗歌因此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第三代许多优秀诗人接连涌现，成为1980年代的一道诗歌景观。四川诗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影响到全国各地，也可以说他们开启了地方性诗歌的风气之先。

三、当代诗歌地方性格局的状况及其走向

关于当代诗歌，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确实，进入新世纪以后，借助网络化全球化的潮流，地方性诗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当代诗歌呈现着极为复杂的局面。网络化，从纵的方向即上下的交流贯通导致诗歌的“草根性”出现；全球化，从横的方向即中西汇合将中国诗歌纳入一个更大的格局和空间。在一个大的开放性局面中，地方性诗歌显得一枝独秀，就像盛唐诗歌在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时代里，地方性诗歌一度兴盛，当代诗歌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况。

　　研究唐诗就知道，初唐和盛唐中间，就出现过一个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吟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较大发展。

　　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像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诗艺的摸索和雕琢。事实上，现在中国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一趋向。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骄傲感，这跟19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1980年代的风气，对自己的家乡是很鄙弃的，所以大家都往外跑。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每个地方的人总能找出一些自己家乡的优点。比如云南、贵州的人觉得自己环境好，广东深圳人觉得自己有钱，陕西、河南觉得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总之，每个地方的人都自我感觉很好。这种地方性不断得到加强，就会产生很有创造性的文化。

　　当前已有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呈现崛起之势。江南是中国诗歌传统最丰富深厚的地方，朦胧诗之后，当代诗歌在江南也发展迅猛，第三代很多著名的诗歌团体就出现在江南，如他们、撒娇等等。进入新世纪以后，江南诗歌也在积极进取之中，比如著名的江南“三月三诗会”，采取纯民间形式，恢复古代的文人雅集形式，成为多年来江南和全国诗人的盛会。“三月三诗会”目前已历九届，先后在苏州、常熟、池州、同里、江阴等地举行，每届上百位诗人参加，是国内最自由随意的开放性诗会，融踏春、饮酒、吟诵、创作于一体。“三月三诗会”由江南诗人庞培、陈东东、潘维、张维、杨健、长岛、江弱水等发起，其发起词里是这样写的：“江南山水平远，历属诗之胜境。三月三，大地回春，根据汉代以来的民间风俗，每年农历的这一天，人们纷纷到水边饮宴，去郊外春游、踏青。漫长的冬季过去，温暖的阳光拂面，诗人从纽扣眼里取出明媚的春风。‘忽听儿童欢拍手，花梢吹落美人筝’（杨蕴华诗：《春日》）。1633年（癸西春）‘三月三虎丘诗会’首次在中国苏州的乡间亮相，且以纯民间诗人雅集形式，历久弥新，在中国南北各地造成深远广泛的影响，诗人和百姓同乐，和自然、节令同庆。今天，我们力主恢复这一传统，尝试这样一份古老悠久的诗歌精神，在新诗即将抵达百年诞辰之际，通过汉语诗的不断更新，面向新诗的力量之源——民间；于每年的三月初三（农历），不避年龄，不讳风格，定期在苏州的虎丘（诗会发源地）或江南周边地区，举行一年一度的‘三月三诗会’。”确实，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新的诗歌的开始。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地方，又是传统和古典保护最好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守护了传统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反而能获得创新的力量。

　　广东近年也堪称一个诗歌试验场，由于外来流动人口众多，各种生活方式及文化与思潮碰撞，珠江三角洲产生了诸如郑小琼、卢卫平、谢湘南这样的打工诗人，书写剧烈转型时期的阵痛与复杂，本地诗人黄礼孩、黄金明等，恪守最纯正的抒情传统，视诗歌为信仰和宗教。广东诗人还与港澳诗人来往频繁，香港的黄灿然、郑单衣，澳门的姚风等等，也是这个大区域内的一员。其他各个地区，如深圳、珠海、中山、佛山等地，诗歌也很活跃。

　　湖北，也是中国当代诗歌极为活跃的地区。湖北诗歌人群庞大，许多市县都有诗歌群体。而在诗歌追求上，既有《汉诗》这样的前卫群体，也有《象形》这样观念价值互相认同的同仁刊物，还有《中国诗歌》这样相对稳健、照顾各种风格派别的诗歌阵地，此外，宜昌等地的诗歌小团体也不容忽视。总之，新世纪以来的湖北诗歌，精彩纷呈，蔚为大观，各种选本中，如果按地区统计，湖北总是排在前几位。

　　新世纪诗歌还有一个特点，许多以往基本被诗歌史遗忘的地域，诗歌也有崛起之势。比如山东，青年诗人尤其是70后以整体阵容涌现，朵渔、江非、路也、轩辕轼轲、王夫刚、邰筐、徐俊国、辰水、阿华等等，每一个在70后诗人中都堪称一等一的高手，这些年更是分散流向全国各地，成为一景。还有甘肃，娜夜、古马、叶舟、阿信、张子选、梁积林、李志勇等等，均为内力深厚的实力诗人。此外，云南前有于坚、后有雷平阳，年轻一代诗歌也正在成长，有可能逐渐成为诗歌高地。而陕西、福建、海南、宁夏等地的诗歌群体这些年也陆续开始进入大家视野。

　　由于地方性诗歌的兴起，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时代，也有人形容为诗歌的“春秋战国”时代。诗歌的地方性除了激发诗人的创造力之外，无疑还将带来诗歌的普及，培育诗歌的市场，夯实诗歌的基础，然后，也就将自然地带动诗歌的上升与发展。

　　可以想象，经历诗歌的地方性阶段之后，再经受全国性乃至国际化的审视和检验，将出现某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诗歌风格，某个可能被共同认可的大诗人，同时保持着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状态……也许这就是我们理想和期待的诗歌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