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寒

双重存在：俗世与灵界

贾平凹把他新近长篇小说《带灯》的故事地点，安设在名唤“樱镇”的地方，它是“秦岭里一个小盆地”，“辖管着几十个村寨，是个大镇”，“曾是秦岭里的三大驿站之一”，旧县志上记载——“接待过皇帝，也寄宿过历代的文人骚客，其中就有王维苏东坡”。但素有“掌故癖”的贾平凹，这一回对乡镇过往历史点到为止而无意铺陈，其叙事聚焦于当下生活，故事背景是——“开发的年代”，“这年代人都发了疯似地要富裕”。小说开篇即有交代：与樱镇一山之隔的华阳坪，小金窑“长成大矿区”，“热闹得很，有十几万人，每日里仍还有劳力和资金往那里潮”，村寨拆迁，老屋推倒，寄生的黑皮虱随风翻山，落户樱镇，与当地白虱子杂交出灰虱种。“世上让我们生虱子，各人都有了痒处”。物态的虱子附着肉体，不停爬搔、咬噬，隐喻着人的内心欲望与骚动，更隐秘的皮虱滋生在人们心间，“虱情”叙述即此获得象征蕴涵，隐含着社会转型期物欲主义在古老乡村的滋长、泛滥，也暗示着古典乡土传统伦理秩序遭此渗透与冲击，走向倾废与崩塌。

　　小说取名《带灯》。带灯是主人公，樱镇镇干部，原名叫“萤”，只因读到古诗“萤虫生腐草”一句，心里“不舒服”，遂改名“带灯”——萤火虫不就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人人感觉“这个名字拗口，不像是人名”；但她本人颇为自得，“从此，别人还叫她萤，小萤，她不应声，必须叫带灯”——你从她改名，即可看出她很有些个性，带着“小资情调”。这样的个人性情自然与乡镇工作环境存在严重抵牾。贾平凹如是形容——

　　带灯不习惯镇政府的人，镇政府的人也不习惯带灯。而镇政府的工作又像是赶一辆马拉车，已经破旧，车厢又大，什么都往里装，摇摇晃晃，咯咯吱吱，似乎就走不动了，但到底还在往前走，带灯也便被裹在了车帮上。镇街上的“闲人”们，则调用一句中国谚语评说——“一支花插在牛粪堆了”，他们替带灯遗憾：“你咋还在镇政府干呢？”她本人对此唯有自嘲：“牛粪堆上的花鲜艳么！”

　　将小说人物置放于某种不协调的背景中，造设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对峙关系，就此既凸现人物个性，又彰显环境特质——这是小说家常用的叙事模态，小说情节因此获得某种叙述张力。贾平凹深谙此道，他刻意强化这一叙述张力，竟“安排”这个“小资女子”从事她最不适合的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镇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镇政府于是成立了社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带灯被任命为“综治办主任”。让一位“小资”女性担任镇政府“综治办主任”，其个人性情与职务工作之间实存的强烈反差与对抗，着实表现出现实的某种荒诞性存在，也构成小说叙事的胶着漩涡。

　　由此，小说情节主干在两方面展开、行进，小说结构表现为双重、并行线路——

　　其一是带灯的职务工作与行政行为。作为“综治办”主任，其“主要职责”是——“做好全镇村寨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及时掌握重点群众和重点人员”，“处置非正常上访”，“强化应急防范措施”；其“责任目标”是——“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全年不发生进京、赴省、到市的集体访，非正常访和重访事件”，“认真按照规定进行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估率达百分之百”，“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治安、乱点整治合格率达百分之百”，“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深化和巩固平安、和谐、小康的‘三村’、‘三产’成果，进一步推进到机关、企业、校园、医院、景区、工程”。为此，带灯排除、梳理“樱镇需要化解稳控的矛盾纠纷问题”，开立条目，从“药铺山村陈保卫和陈二娃的林坡纠纷”到“北鹞子岭村和屹岬寨的水渠纠纷”，共计三十八项。此外，她还得为领导收购土鸡蛋等农副产品，用于乡镇送礼；而遇有突发事件，她须得为领导担责受罚——最终就是因为樱镇元、薛两族血腥的群殴事件，她受到撤职及行政降二级处分。

　　其二是带灯的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带灯丈夫原本是镇小学教师，因酷爱绘画辞职去省城寻求发展，小说中他只“出场”一回，匆匆而来又急急而去，夫妻短暂相聚，还是不欢而散。带灯的婚姻名存实亡，个人生活中丈夫“缺位”——这自然是小说家的有意安排，贾平凹在叙事中“放逐”了带灯的丈夫，就此为她的另一番情感体验腾出辽阔的生长空间。带灯的“儿女情”寄托在元天亮身上，他是“樱镇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留在省城，一路升迁，当上了省政府副秘书长（最终当上了省委常委），此人有文才，写散文，出了好些书。元天亮是樱镇的一张“名片”，他的故事在乡民口间流传，成为乡村传奇。带灯只是在一级公路通车典礼上“远远地看过”他一面；此后，她读他的书，有个晚上梦见了他，他“竟然三番五次地就来到梦里”；再后来，她“萌生了要在手机上给元天亮发一条短信的想法”，发出后有了回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连篇累牍，感情潮涌——她对他生长出“柏拉图之恋”，在旷日持久的、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无尽怀想中，她的单向思犹如乡间野生植物一般肆意生长，并在贾平凹的叙述中获得超凡脱俗的意义。她记住元天亮返乡的日子，记住他的生日，为他开列处方，借手机短信，她朝他隔空倾诉，情深意长地向他抒发——

　　我不知道我能否为你做点啥，一手握自信，一手握自卑，两个手拍打着想念你。

　　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有这个想法我很高兴和安然，同时也释然自己把自己从庸俗中解脱出来终于到达永恒的路口。

　　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

　　在贾平凹的叙事中，带灯的职务工作与其心灵活动，表现出两重性特征：她一方面厌倦、甚或厌恶自己的职务工作，“我厌烦世事厌烦工作，实际上厌烦了自己”，“我想我的生活怎么过才能有意义，才能快乐，想来想去还是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她快意于自己对元天亮的单相思，迷醉地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其实也不想自拔。带灯对自身存在的两重性状态显然具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她自我分析：“我的工作是我生存的需要，而情爱是我生命的本意”——“工作”与“情爱”、“生存的需要”与“生命的本意”，在贾平凹的叙事中，构成带灯现实生活中意义背反的双重存在。她身处俗世，心向灵界。

价值缺位：现象叙事与精神贫弱

作为成果丰硕的当代作家，贾平凹对自身创作已然具备相当的理性自觉，他在《带灯》“后记”中自陈：“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自认：“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事”，“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他不无自嘲地称：“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以此表述自己的创作心志——无补天之力却存忧天之心。

　　就小说叙事的社会内容而言，《带灯》确实反映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历史情态。樱镇人当初在老村长元老海率领下，曾协力抗阻开隧道通高速路，后来却禁不住“发展”的诱惑，引进大工厂、大项目，开办挖沙厂。经济杠杆以利益刺激的蛮力，搅翻了古老乡村的宁静与优雅，引发“乡土中国”的一场内在裂变，传统伦理秩序急剧崩溃，道德规约顷刻失效，法制秩序未能应时构建，法治社会遥无踪影——这是“后伦理”时期、“前法制”时代，乡村社会于此坠入历史的“混沌纪“（或曰“混乱期”）。个中情形，正如一位小说人物所言：“过去村寨里还有着庙哩，有祠堂哩，有德高望重的老者哩，人和人一有了纠纷，不出村寨就化了，现在讲究法制，但又不全是法制，谁都可以说话了，但谁说话都又自以为是，所以放个屁都想刮一阵风……”庙宇毁了，祠堂拆啦，传统信仰体系荡然无存，元老海时代的樱镇犹有道德自律的古旧遗风，元老海之后不再有德高望重的老者，乡土治理遂全盘交付国家基层政权。

　　《带灯》以樱镇镇政府为社会叙述的主体单元，贾平凹的笔触直指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基层要津，其小说叙事准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的“神经元”。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是国家行政治理的根基与前沿，直接面对普泛的乡民社会。“以前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后来农业税取消，计划生育也要“人性化”，镇政府工作重点转移为“发展”（经济增长）和“维稳”——“发展”与“维稳”之间的现实关联与内在冲突，构成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突出问题。

　　即此而言，小说《带灯》的叙事着实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敏感度与敏锐性。贾平凹的樱镇叙事呈现出当代中国乡镇政府的实景：它一方面不得不穷于应付上级的种种检查与评比、任务与指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疲于应对乡村种种问题与突发事件，诸如“土地问题、山林问题、救济物质分配问题”等等，自然，最严重而峻急的是——“上访事件”，再一方面，镇政府人员本身“整天忙的就是补窟窿，窟窿却越补越多，稍有空闲，不是喝酒便下棋”，基层组织的腐败由此表现得触目惊心。贾平凹以“综治办主任”（带灯）为主人公，“综治办是黑暗问题的集中营”（带灯语），因此带灯的职务行为事实上构成小说蕴涵丰富的“上访”叙事——这委实是大胆的现实揭示，它直面当下敏感的社会事象，且由此揭见层叠累复的社会矛盾。

　　但就小说叙事的思想蕴涵而论，《带灯》则表现出某种精神贫弱的征象。贾平凹呈示出当代中国乡村的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其叙事的现实描画声色活灵，颇具工笔写实功夫，但缺乏坚实、有力的主体思想渗透。其叙述表现出精神取值的两难：他既对镇政府人员的素质与作为颇有微词与非议，又对他们的现实处境多有同情；他既涉及乡村社会“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的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等诸多现实矛盾，其叙事逼真而灵动地展现出乡村社会现状，但对现实问题则缺乏主体精神的凝神观照与判断。

　　由此，《带灯》的叙事态度表现出主观情绪浓郁而主体理念弱化的征象，作家对乡村窘境表述出无奈感叹，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表达出深切忧虑，但主体价值理念的缺位，使得其叙述实际止于乡村表象与世相，而缺乏对现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并非要求作者在小说中提供解决当下乡村问题与乡村矛盾的“灵丹妙药”，但我们有理由要求其叙事具有内在的价值立场。作家对现实问题或许心有迷茫，但其精神世界应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它是作家经由对世界与生命的体验，凝练而成的主体意识。

　　从《秦腔》悲忧“乡土中国”解体，唱一曲伤怀挽歌；到《高兴》铺陈“农民工”苦酸故事，又勉力声张虚拟的“快乐主义”；再至《古炉》摹写“文革”迷狂，却迷醉于传统伦理的道德说教——“伤心人”贾平凹要么强撑精神打捞一根快乐“稻草”，要么扭头回顾，从古典伦理搜捡思想资源，其现实叙事缺乏主体精神的沉思与探究，缺乏对现实社会与生命存在的价值把握与观照，其文本因此缺乏坚实的思想蕴涵，其叙述浮泛于现实表象。我称之为——“现象界叙事”。

精神梦游：心理应急与诗意烘托

在我看来，价值理念的缺位正是当下中国文学的一大病症，贾平凹的创作也表现出这种征象；并且，正是作家主体价值理念的缺位，导致“现象界叙事”在当下中国文学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伤心人”贾平凹的文学叙事染带着这一征象，而自称“讲故事的人”的莫言，其“叙事流”泥沙俱下，只不见创作主体的精神搏动，其创作也没能达及对“现象界叙事”的精神超越。“伤心人”沉溺于他的伤心事，“讲故事的人”被他的故事裹挟着，作为当代中国的一流作家，贾平凹与莫言的文学叙事均泥滞于现象世界，缺乏对世界与生命本质存在的主体探寻。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当下中国文学尽管层出不穷地生产汗牛充栋的叙事文本，却没能为当下中国社会提供新的认知立场与思想资源，其文本生产的亢奋与繁荣，终究无法掩饰精神生产的疲软与委顿。

　　探究当下中国文学“现象界叙事”的成因，此间要素有三：其一，就历史因由论，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当代作家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严格而严厉的“规训与惩罚”，主体精神长期被宰制形成精神暗疾，并且传代遗存。其二，就体制环境论，迄今为止，当代中国文学国家体制的客观存在，依旧内在地规制着作家精神世界的自由探寻。其三，就主体状况论，作家在当代生活中社会担当的弱化颓势，导致其文学创作缺失应有的文化功能与精神命意。

　　《带灯》在摹写樱镇现实生活的同时，另行豁开主人公的私人空间——那是由带灯对风景的审美体验及对元天亮的“柏拉图之恋”交融营构而成的诗意境界，贾平凹对之着意铺陈、烘托。怀抱“小资情调”的带灯，被作家赋予诗人气质，在灰暗的职务工作之余，或者干脆抛开行政事务，她醉心于——“逛山”，即看风景。“她看见过无数的小路在牵着群峦，乱云随着落日把众壑冶得一片通红”，“有梅树大如数间屋，苍皮藓隆，繁花如簇”，“风怀其中，色彩摇曳”……诸如此类的风景描写，或则铺张渲染，或则画龙点睛，牵拉开小说优雅的审美境地。而带灯发给元天亮的一封封手机“短信”，既表现出对传统“书信体小说”的文体吸纳，也于现实描写中豁开人物内心独白的心理表现天地，弥散出浓郁的抒情氛围。贾平凹将“短信”几乎均匀地布设在故事行进中，樱镇现实故事与带灯内心世界双面展开，形成小说叙述的突出表征。

　　或许，在贾平凹的叙述逻辑中，带灯的风景审美及其“柏拉图之恋”，是她的“小资情调”的派生物，是她灰暗的职务工作重压下的情感反拨。为此，他特意安排带灯丈夫远走省城，将其“放逐”出小说叙事，却让另一位远在省城的人物——元天亮，在她的心灵世界里矗立而起，灿若神明。但带灯对元天亮的情感疯长，显然缺乏坚实的现实逻辑，她的单相思表现出虚无缥缈的质地。小说“下部”取名“幽灵”，带灯患上“夜游症”，夜夜梦游；贾平凹叙事将之归因于——她受元、薛两族群殴事件牵累而遭撤职、降级，领导是“丢车保帅”，她则“代人受过”。但纵观小说中带灯的行事与心思，“梦游”委实是其精神一以贯之的恒常特质，她的“逛山”看风景、“短信”抒衷肠，无不具有梦游属性，是她灰暗现实生活中一次次“阵发性”的精神梦游。她痴迷地沉溺于自身的精神梦游，“夜游症”的最终发作，实在是其精神活动的合理结果与逻辑归宿。

　　而最值关注的是：贾平凹与他的主人公一起沉醉于精神梦游。他既快意表现带灯的风景审美，又肆意渲染其单向恋情，而对她精神梦游的心理特质，则缺乏应有的叙事警觉——或者说，其叙事缺乏对主人公精神特性的理性审视。面对灰暗现实，人物的精神梦幻或许是一种心理应急反应，是应对，也是回避；但作家既不应回避现实矛盾，也不应沉溺于人物精神世界，他的文学书写应该抱持更高的价值理念，其文学叙述应该表现出价值判断。即此而言，《带灯》实在是一部精神梦游之作，梦游的不惟有其主人公，还有其创作者——作家本人。

　　【注释】

　　①②贾平凹：《带灯·后记》，《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4页、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