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金龙

　　新世纪已走过十年，在乱象叠生的当下，中国当代的知名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在一种巨大的历史求真冲动之下，纷纷祭出大部头作品，以试图“记录”历史、“书写”历史。然而进入历史的方式多种多样，文学评论家郜元宝在一篇文章中讲道：“中国作家太喜欢离开他们熟悉的某个角落而企图把握宏大的历史问题，结果大都以失败告终。”在众多的书写历史的行为之中，张昌华的写作也可以算作其中有个人特色的一类，他近年来撰写出版了一系列文化名人小传，其中包括《 曾经风雅》、《 民国风景》、《 故人风清》、《 百年风度》等等，在上个世纪中国百年历史天空里，撷取其中闪耀的星斗，孜孜不倦地勾画出了一个灿烂的百年中国的星空，王侯将相、文人学者都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在他的写作天地里，一幅漫长的画卷铺展开来，随之展开的是百年中国沧桑变幻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精英的灵魂变迁史。在历史纷繁复杂的种种表象之下，他的名人小传写作始终以“人”的标准一以贯之，将历史还愿为“人”的行为、选择、心气……形成了一片富有生命力的图景。

一、人物：名士风流

张昌华的人物小传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近百位文化名人，涉猎范围非常广泛。有身世煊赫但命途坎坷、结局暗淡的民国公子和“旧王孙”；有极尽个人操守、气节，民国时期特立独行的从政学人；有文人本色、英功盖世的神武将军；有毕生钟情于个人喜好，玩物却不丧志的京城遗老；有风采卓然、慈眉傲骨的大学者……

　　古有魏晋时期的名士，飘然欲仙、潇洒倜傥，在乱世中放荡不羁、吾行吾素，种种怪形异态绝非侪辈所能接受，但却让人真实地体会到一股风流态度，生命在他们手中真正得以最自由地舒展。民国虽不比魏晋，确也有着众多名士风流的吉光片羽。封建王朝倒塌，新的社会形态、文明进程尚在步履蹒跚、跌跌撞撞之中，新旧交替，外来的思想、事物也开始冲击着沉睡千年的帝国之根基，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势必会空前绝后地生出多少奇人异事：提倡男人留辫子、纳妾而女人要缠足的怪杰辜鸿铭；敢向洋人叫板、创造“弱国也有外交”神话的外交家顾维钧；高呼“蒋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的狂人刘文典等等，这些或许已经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人物，除了这些“名人”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熟悉的风流人物，如“中国水彩画之父”李剑晨、聋哑作家周楞伽、“二流堂主”唐瑜、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读过小传之后便知道，他们在自己身处的时代、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国界里所发出的光芒足以照耀一片天空，他们的名字从未被历史淹没，也不应该被历史淹没。张昌华便将他们的种种风流都重新呈现出来，记录过从，钩沉史料，为他们做匆匆的速写，以一瞥其风采。

　　如他所写的民国四公子之首的袁寒云，人称“袁门子建”。生在帝王之家，却从来无心问政，他只钟情与文友们对酒当歌，醉心于裙钗胭脂之中。与老师方地山，也全无师生礼法约束，亦师亦友，吟诗喝酒同风流。他是沪上青帮“大”字辈，论帮中辈分，比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还长一辈；他还曾出面牵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并被推举为主席，包天笑、周瘦鹃、严独鹤、钱芥尘等沪上名流都出席其中。袁寒云的名士风骨还表现在他穷困潦倒，甚而三餐难继时，宁肯不惜脸面卖字乞生，也不向权贵们伸手。他的民族气节也为人称道，不当汉奸，不为日本人所利用。他这一生大起大落，风流潇洒，病逝后，送葬之人有黑白两道、官商巨贾四千余人，还有可称奇观的是数百名烟花女子为他披麻戴孝，感其恩情。张昌华把这样一位民国风流名士的行踪点滴记录下来，如此名士早已不再，如此风流也难以寻觅。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历史车轮前进过程中遗留下的辙声，余音绕梁，让人追忆感念不已。

　　还有另一散淡之人，民国公子张伯驹，生于官商巨贾之家，但他不认官、不认钱，醉心诗词、书画、戏曲，成了京城第一大玩家。张昌华在书中引用章伯钧的话评价说：“中国文化有一部分，是由统治阶级里最没出息子弟们创造的。张伯驹就在玩古董字画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贡献。”他把自己私人所藏国宝献给国家，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反右”运动中仍被打成“右派”，而他却毫不在乎这种政治评价，以散淡之人自居，毫不理会政治风云，只经营自己琴棋书画的生活。也只有这样的名士公子，才能有如此的作为和心境。

　　张昌华的名人小传所选择的人物中，有很多如此这般的风流名士，这是历史的遗迹，是不能磨灭的中国精英们的身影和光芒。作者曾讲道：“我想象中的民国范儿，应该是有品味、有风度、有趣味、个性张扬的人物，但在个人操守上是清白的，最起码是有道德底线的。”为他们立传，则是对这种风流的追想和怀念，以别样的眼光进入历史，感受滚滚红轮之下，“人”所彰显的风姿，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魅力。

二、事迹：拾趣者说

张昌华的名人小传的传主自然有民国时的风流名士、奇人怪杰，也有我们现如今耳熟能详的学者名人，那些百年中国的文化界不能绕过的人名：胡适、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章太炎……也都出现在他笔下。关于他们的生平撰述已经太多了，他们的人生履历都是“富矿”，但持续不断地挖掘，也有枯竭之日。张氏作传，很多时候都回避掉了著名传主的生平大事，那些人所共知的丰功伟绩已经不能再反复翻炒。他写人物，不对人物进行全面的评价和生平概述，而是攫取其中有“趣”的部分，用几个鲜活的特点或瞬间，把人物形象点缀得丰满可感。这里的“趣”并非是狭义上的八卦故事、花边新闻，而是那些非正式、非官方、非严肃的评价角度，可能与“高尚”“伟大”无涉，但从这些角度进入一个“人”，才真正把活在历史中的那些名字还原成了一个个活“人”。

　　在他的系列小传中，关于季羡林的有两篇：《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和《季羡林及其师友们》。这两篇小传都没有直接正面地描写季羡林的人格、学问或成就，也没有把读者比较熟悉的那些小故事加入其中，两篇文章各取不同的角度，都很有“趣”。

　　《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这一篇主要概述了季羡林出版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日记，从这份日记以及季羡林对待这份日记的态度，侧面将季羡林这个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内容朴素、率真，甚至到粗糙、离谱的程度，活脱脱地把一个求学时期的青年学子的日记出版，绝对赤诚地袒露一个青年人的心迹。对国事、家事的批判，对文学前辈的印象、批评，都和盘托出，日记不仅记录了丰富多彩的清华生活，还有内心深处的秘密，与朋友的喝酒、闲聊，还有关于性幻想的描写，都一字不删地展露出来，如此纯真，实在是难能可贵。季羡林近百岁高龄，已是当代中国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大师、前辈，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真诚地面对自己和他人。张昌华正是撷取了这一点，来展示大师的人格、襟怀和气度。

　　而《季羡林及其师友们》这一篇，主要笔墨也没有放在季羡林个人身上，而是记叙了近百年来他与陈寅恪、胡适、汤用彤、胡乔木、吴作人这几位先生交往的过从，把这些来往梳理成文，展示了季羡林先生丰富多彩的人际世界和色彩斑斓的人文情怀，对于季羡林这个人物形象的丰满和传记文章境界的开拓，都有很好的意义。其中季羡林与胡乔木的交往过从，写得尤其耐人寻味。季与胡是清华大学的同学，胡乔木在建国后，官职越做越大，但他从没忘了季羡林这位老同学，对季的友情有增无减，多次走访。但季羡林却因为不想“攀高枝”，一次都没有回访过，直至胡乔木逝世后才撰文纪念，平淡从容，温馨感人。在如今一些人给胡乔木简单地贴政治标签的时候，他却是胡的知己，发自内心地从情感上为其辩白，这一段写来感人至深。

　　还有写到夏志清的小传时，作者也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地位显赫的大学者，而是把他写成一位“老顽童”。从没有架子，有幽默感，求学时做过一些荒唐事，但是又有一副“侠骨柔肠”，也很念旧，甚而有时候像小孩子一样“记仇”任性。诸如此类的种种，选取的都是生活中有“趣”的片段，写出的是一位似乎长不大的可爱小老头儿。

　　张昌华的人物小传大多都是这样写成，不会按部就班地将人物生平大事加以罗列，而是捡拾生命历程中那些真实而现货的碎片和琐屑，用这些零零碎碎的拼图，拼出鲜活的“人”的轮廓。在历史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些属于“人”的特点，让历史更富有生机和活力，更能渗入人心，形成会心一笑的共鸣。

三、历史：百年流水

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变动最大最多的时期之一。从清王朝覆灭到北洋军阀的混战，从中华民国再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政权几经易手，更迭繁仍。中国的历史在这一百年里也常常被分割成为几个段落加以剖析阐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方面面都遭遇着接续或断裂的命运。在这风云变换的百年中，历史包含了太多沉重的内涵，被不同的话语塑造成不同的形态。然而，在这形态各异的“历史”中，“人”是一以贯之的线索，是没有切断也无法切断的脉络，我们不能将整个大历史讲述清楚，却可以把历史中的人提取出来，人物的百年流水，正是见证了百年历史，身世起伏也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而摇曳生姿。

　　张昌华的传记作品的传主，大多都经历了上世纪的百年中国，历经几个“朝代”，坐观百年中国的政治变迁。他所写的这些社会精英阶层的人士或许不能够完全代表整个中国的历史状貌，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提供我们观察历史的入口，在这些人物身上管窥历史发展、政治风云，因有了切身的生命体验，虽然是主观经验，但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也更加客观。

　　在《故人风清》一书中有一篇长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这篇文章与别篇不同，文章没有像其他小传一样，以人物不同侧面不同特质为小标题来结构全篇，而是以百年的时间顺序为脉络，分不同的阶段，叙写杨宪益一生的历程。名为“流水”，看似流水账一般的记录，却是把一段颠簸起伏、精彩又坎坷的生命历程展示了出来，与此同时，百年中国的历史也随之展开。

　　杨宪益年少时就不在乎封简礼法，生有反骨，喜好自由。他出国留学后，关心政治，在海外积极参与各种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热衷于运动、革命这些青年人喜欢的热血沸腾的活动，并在这一时期收获了未来与之相伴一生的英国女子戴乃迭的爱情。四十年代回国后，在国共内战之时，种种因缘际会，让他参与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之中，内战结束后，他便也置身于欢迎新政权的行伍之中。然而新政权并没有给他持久的愉悦，50年代后期，运动频繁，杨宪益也不断被“运动”着。直到“文革”开始，他与夫人分别被抓捕，70年代二人出狱。“文革”结束后，他的命运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杨宪益接受了道歉，并被政府委以重任。但他对自己的“走红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开始远离政治，但因“文革”而带来的家散人亡的创痛永远无法弥合，在妻子过世十年后，他也离开人世。杨宪益的一生是和中国的政治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都做出过自己的选择，就像整个国家因为某些节点而改写了历史一样，他的选择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起起伏伏。他只是个知识分子文化人，并没有长袖善舞、操控时局的能力，只能随着百年中国的流水而动，他只是这水上的一叶小舟，无法掌握自己的航向，只能跟随历史的大潮而漂向前方。

　　

　　张昌华的人物小传中，有很多传主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去往台湾，他们在海峡对岸的生命经验，或许也可以见证岛上的几度春秋、风云变换。如文人将军孙立人的事迹和经历，作者也是极尽客观地呈现了这样一位功高盖主的将军在海峡那边后半生的命运沉浮，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也足以见出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他们在另一块土地上见证了百年中国后半部的另一支血脉的历史。

　　张昌华写这样的世纪人物，也尽可能地做到了没有把个人好恶强加进去，叙述人物的事迹时，他没有对某一个政权做出过任何褒贬的评价，没有对某一次政治运动、革命妄下断言，也没有对传主人物的生命选择做出任何评点。政权无所谓好坏，过去的历史也无法被改写，既然没有判官的义务和企图，也没有自作聪明的一家之言，那就寻找在这历史中的人，这才是真正可以感知到的，不会被洪洪巨流吞没的温度，不会被漫天风沙遮蔽的身影。人物的流水见证历史的长河，以“人”为线索、为标准，尽管没有直言，或许自然可以丈量出历史的尺度，勾勒出历史的形貌。

　　张昌华的文化名人小传的写作现在已经有了颇为丰厚的成果，近百位文化名人在他的笔下复活，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同的风度翩然，总是让人神往、追忆。那蒙了一层灰尘的百年中国历史，也逐渐在这些复活的人物身上熠熠闪动。张昌华曾坦言道：“我非史学工作者，缺少史学家的见识、严谨和科学。我只单纯地凭我所感兴趣的一些纷杂的史事，用文学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与读者共同分享传主的风雅而已，绝没有‘演义’。”文学毕竟是感性的，是来自人心、来自灵魂的触摸和跃动，用心去体会个体生命，进而感觉到历史的温度，这些其实已经足够。

　　【注释】

　　①仅2011年之内就发表出版了王安忆的《天香》、贾平凹的《古炉》、方方的《武昌城》、格非的《春尽江南》（“乌托邦三部曲“最终篇）等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

　　②郜元宝：《当代文学和批评的七个话题（中）》，《上海文学》2011年第11期。

　　③张昌华：《故人风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④张昌华：《百年风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⑤张昌华：《曾经风雅·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