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仰操

　　自古以来记述人的文字太多了，甚至形成了固定的体裁，如姚鼐《古文辞类纂》列传状一类，章学诚《文史通义》列传记一类，林纾《春觉斋论文》列史传一类，所指相同，除主流的古文外，尚有笔记体，如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所列轶事类、历史琐闻类多是。至民国，古文淡出文坛，尚有徐一士、黄濬、瞿兑之等撰著笔记，其中多记有清一代人物，但终被新文学的潮流遮蔽，胡适、郁达夫等人鼓吹的传记文学自此大行于世。一时代均有责任对前代人物进行追忆、品评，自古如此，今世亦然，在台有刘绍唐等主编《传记文学》等长期发掘民国人物，在大陆对民国的重评则方兴未艾。述说民国人物应是一种严肃的事业，如柳鸣九所说“记述他们为文，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怀念，也不仅是机械的简单记录，更不是讲套话式的应景，而应该是‘一桩精神文化的使命’”。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温故书坊”系列，所“温”者多为民国人物，其中有张昌华的文集多种，如《曾经风雅》、《民国风景》、《故人风清》等，堪为代表。

　　往事非烟，同一传主，因材料、立场及用笔的各异，各人所呈现的风景自然不同。本文试图用比较的方法，给张昌华所撰人物传记的特色一个恰当的位置。当下民国人物传记热之前，早有若干先驱者做了相同的工作，如周作人《知堂随想录·北大感旧录》、张中行《负暄琐话》系列，他们所写的人物多有重复，如辜鸿铭、章太炎等人，而呈现的面貌各异，这就给本文的比较提供了可能。周作人、张中行自民国走来，带着深刻的民国印记，而张昌华亦是“旧派人”风范，喜书法印章、乐书窗读月。虽然都是怀旧，却因各人的境遇、天赋不同，而呈现的“旧”各不相同。下面以他们对辜鸿铭的记述为焦点，谈谈怀旧的三种式样。

　　周作人虽然常谈“寿则多辱”，却从晚清、民国直挨到了“文革”前夕，其一生所见所闻可谓多矣。他晚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与写回忆文章，以1960年开始写的《知堂回想录》最著名，其中涉及北大故交，如《卯字号的名人》、《北大感旧录》等，均短而有趣。歌德曾著自传《诗与真》，周作人从这里受到了启示，认为自传均有诗（虚构）与真实（事实）两种成分，话锋一转，强调自己的文章“里面并没有什么诗，乃是完全只凭真实所写的”，排斥诗歌的感叹与小说的描写。周作人一生以散文为业，而非诗与小说，早在1920年代重编其译文《空大鼓》时已表露对尼采的戏剧式抒情风格的排斥，作文追求平易，到晚年更返璞归真。因此以真实为旗帜，周作人在材料的选择上便以个人见闻为主，且看他对辜鸿铭的记述，正是《北大感旧录》的第一位。

　　他先描述了大家对辜鸿铭的印象，“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紧接着描述其外貌、履历。履历是这样写的，“辜鸿铭早年留学英国，在那有名的苏格兰大学毕业，归国后有一时也是断发西装革履，出入于湖广总督衙门”，话至此，周作人谨慎的加了按语，“依据传说如此，真伪待考”，之下又讲了两件亲历的轶事。从全章看来，周作人基本做到了求真的要求，甚至排除了个人的主观评价，如辜鸿铭从新党到守旧派的形象转变本是关键的问题，但他一笔带过不予评论。他这一平实风格的自觉，可与其1950年的同题文章《辜鸿铭》做个比较，那是他为《亦报》写的小杂感，其中有辛辣的讽刺，认为辜鸿铭缺乏热诚，没有革命家的骨气，该文最后笔锋一荡，竟然呼吁去国的林语堂与傅斯年归来，显然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

　　与周作人这一写法相对的，可举温源宁《辜鸿铭先生》，从头至尾全是主观的评价，诸如“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礼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等判语处处可见。温源宁用英文写作，其机智的议论更多受英国essay的影响，但要给周作人的文章找一种比较近的典范，大概是明清的笔记了。周作人是现代“美文”的倡导者，最早鼓吹英法随笔，但自三十年代以来，他阅读和品评更多的是明清笔记，这一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风，乃至产生了独特的“文抄公体”。传统的笔记内容“杂”，不拘类别，形式“散”，长短不拘，因此笔记作为小专题写作，仅是局部的琐屑的记录。如徐一士所著笔记《凌霄一士随笔》中有“辜鸿铭之文多诙谐语”一则，仅仅摘引辜鸿铭《幕府纪闻》若干条，呈现对象的一斑而非全貌。周作人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再抄引别人的文章，而是以回忆为材料，所呈现的辜鸿铭仅仅是一个侧面，即通过亲闻的两个轶事凸显辜鸿铭怪的一面，而无意于做整体的评判。

　　虽然是记录琐事，周作人仍有独特的别择，“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别择的条件之一是趣味。周作人向来不板着面孔做文章，创作《知堂回想录》更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如与曹聚仁通信时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最所不能，这回写的恐怕更是上边是大学生不要看，下边是中学生看不懂，弄得两面不讨好，奈何”。无论如何，周作人最后呈现的文章多趣味，文字多质朴流畅，如写辜鸿铭的车夫一段，“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不禁让人捧腹。其语言虽偶尔点染若干文言词，句式却是充分欧化了的，用长句，多从句，却层次分明，不失为现代语文的范本。

　　张中行的文风晚成，是周作人的学生辈，虽继承了前辈的许多特征，仍有自家的面貌。周作人喜写民风民俗，张中行写名人更写市井人物，分明是一路下来的。他也写辜鸿铭，列在《负暄续话》的第一位，篇幅是周作人的近十倍，严谨详实。张中行难逃周作人所言的诗与真的两难困境，却更为洒脱，坦白“我这些琐话，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琐屑，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

　　张中行与辜鸿铭素未谋面，在史料层面，很难依赖个人经验，他的工作起步于周作人所止步的地方，如周作人谈辜鸿铭的怪，却不讲其原因，只是一句“可是后来却不晓得什么缘故变成那一副怪相”带过，而张中行所探讨的恰是“怪”背后的原因。张中行的文章没有周作人那么随意，虽有闲话插叙，更多严谨的铺排，如谈辜鸿铭的“ 怪”从外到内或由小而大，从“ 字”、“ 文”、“ 性格”直谈到“思想”，层层递进，尽力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他所用的材料小半来自前人记忆，大半引自传主的文字，就篇幅言，所引的文章占了全文的一半，正继承了周作人“文抄公体”的传统。即便是引前人记述的材料，张中行大多加以考辨，文章内部形成了众多的对话关系。其中有呼应的，如引《辜鸿铭特辑》中陈昌华谈辜鸿铭中文字古怪的例子，之下用自己的藏书加以印证；有商榷的，如引温源宁《辜鸿铭先生》的一个论断，之下提出相反的可能性。在众多引文与考辨之后，张中行的结论更为平实可取，如论“用处世的通例来衡量，确是过于怪，甚至过于狂；如果换为用事理人情来衡量，那就会成为，其言其人都不无可取，即使仍须称之为怪物也好”。除了对材料的辨析外，张中行同周作人一样有选择性，如启功所言“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张中行熟悉辜鸿铭的各种掌故，对不确的材料尽量略过，还有的如“有关妇女的脚的，因为欠雅驯，从略”。

　　写史却不忘诗，“新潮”的周作人对“保守”的辜鸿铭很难有了解之同情，而张中行作为历史的观望者，对民国知识分子群落有深广的怀念，正如吕冀平从中读到的“苦味”，“这苦味大概是对那些已成广陵散的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感伤，也是对未来的人、未来的事虔诚而殷切的期待”。张中行开篇便直抒对辜鸿铭怪的偏爱，认为“怪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来于真，或说痴，如果有上帝，这痴必是上帝的情之所钟，我们常人怎么能不刮目相看呢？”直至篇末，仍止不住地重复，“这可爱还可以找到更为有力的理由，是怪经常是自然流露，也就是鲜明的个性或真挚的性情的显现。而这鲜明，这真挚，世间的任何时代，总嫌太少；有时少而至于无，那就成为广陵散了”。这一广陵散式的怅惘几乎出现在每篇文章里，这是张中行不同于周作人趣味的热的表现吧。

　　周作人晚年作文不拘一格，不忌讳用欧化长句，张中行的文字则别有风味，多用短句，初读质木无文，细读方能感受其源于口语却精练含蓄的魅力。张中行对语言的运用有强烈的自觉，其《文言和口语》推崇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造就的白话文，认为其成就是与口语“不即不离”，要求在口语的“鲜明流利”外加上“深沉委曲”，“这深沉委曲，是来自内容的精粹和深远，以及表达方面的精炼和典重”。张中行的文章正是朝这个方向去的，正因此，方获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吧。

　　与周作人、张中行的文学成绩或声望相比，张昌华只能叨陪末座了，但其文仍有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的作用。张昌华对民国的纪事是有计划的工作，其文章结集者自2002年《书香人和》至2012年《故人风清》有六七种之多，均以民国人物为对象，虽各集有重收，却有了上百位人物传记的规模。他写民国人物传记，虽然全是名人，领域却很广，从艺术到科学，从文人到武将，以小型传记的规模一一道来，影响甚至更远。张昌华在自序中提及一件琐事，有年轻读者称他为“扫盲教师”，由此可见一斑。他写过《 辜鸿铭的东西南北》，占了《 曾经风雅》的头一位，篇幅又远超张中行，因倾向于通俗与普及，使得材料、立场及用笔又与前辈们不同。

　　周作人偏史，张中行诗史并重，那么张昌华则重诗。他详细介绍传主一生的趣闻轶事，乃至有浮泛的成分。关于辜鸿铭的传记材料已经出了多种，如伍国庆编《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宋炳辉编《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黄兴涛编《名人笔下的辜鸿铭、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等，张昌华文晚出，所用材料均出自以上各书。上述二手材料多出于印象式观察，不能完全信赖，但张昌华的文章引用过于频繁，且不加批驳，自然会有所失察。此外，多轶事的罗列，但很少对传主本人的功绩实在的考辨，因此文章有搜罗奇珍的趣味，却很难真正进入传主的深处，萧乾早在《书香人和》中指出“惟恐不足的是，‘书香人和’，论人有余，品书不足”，即便到后来，张昌华对传主著作的评介仍是有限的。

　　张昌华写的是诗，而且是赞美的诗，虽有材料的不足，却自有其功绩。周作人、张中行的文章深刻却不流行，其他的传记材料丰富却难分辨，而张昌华能够占有大量的材料加以深入浅出，为普通读者说法。他写民国人物，多选择一些有趣的角度，如辜鸿铭则依次介绍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教在北大、扬我中华”、“名士风流、独领风骚”等。张中行写诗却非常含蓄，张昌华写诗却充满激情甚至止不住地现身说法，如赞美辜鸿铭“‘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等等随处可见。张昌华的集子愈晚出者愈好，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重史料的如《蒋梦麟二题》、《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选题精的如《“ 不如青史尽成灰”：刘绍唐和他的〈传记文学〉》、《“ 脚编辑”余大雄和他的“晶报”》，开篇奇的如《诗酒台静农》、《 闲话西滢》等。

　　民国离我们并不遥远，却横看成岭侧成峰，尤其是对民国人物的追忆，作者站的或高或低所呈现的风景迥异。就站的位置说，周作人几乎是俯视的，只是以有趣的态度看辜鸿铭的怪，张中行却是直视的，不彰善隐恶，展现其全貌，而张昌华离民国更远了，则将民国理想化了，仰视各位名人雅士，呈现的是理想的激情。他们怀旧的式样各异，对于今天的人们却都是必要的，正因他们，人们才逐渐地接触那段并非一团漆黑反而光芒四射的岁月。

　　

　　【注释】

　　①参见柳鸣九《名士风流：中国当代“翰林”纪事》前言，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②参见董桥《名家翰墨》序，收张昌华《名家翰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③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④参见周作人《辜鸿铭》，《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794-795页。

　　⑤参见温源宁《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⑥参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⑦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卷，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⑧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后序，《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333页。

　　⑨周作人：《与曹聚仁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136页。

　　⑩张中行：《负暄琐话》小引，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参见张中行《负暄续话》启功序，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页。

　　?吕冀平：《负暄琐话》序，收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

　　?参见张中行《文言和白话》，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7-341页。

　　?参见张昌华《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自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萧乾：《书香人和》序，收张昌华《书香人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