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慧君

　　阿垅（ 1907-1967），文艺理论家、“ 七月派”诗人、军人。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作为“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在1980年后层出不穷的“胡风集团”相关材料中，对阿垅的研究较为单薄，且多作为胡风案件的附庸。在历史中“失声”，或与其狱中早逝、妻子早亡不无关系。

　　作为反胡风运动的祭旗，“小人物”阿垅的命运随着两篇文论的发表而改变，让人扼腕叹息。

一、因文“获罪”和批判的发端

1949年，阿垅参加了第一届文代会，标志着他将以新的文人身份迈入新中国。早在30年代初，阿垅就多以笔名“S·M”发表诗歌等作品。1934年，阿垅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十期，毕业后入首都警卫师（88师）。1938年8月，他的系列抗日回忆录《闸北打了起来》、《血，不会白流的》等在大后方的《抗敌》旬刊连载。抗战初期，阿垅参加淞沪会战负伤，这期间写有报告文学《第一击》等。1939年前往延安“抗大”学习，由于眼球受伤，去西安治疗，此间写作报告文学体长篇小说《南京》（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是第一部纪实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的作品。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同时编写地下同人刊物《呼吸》，并创作大量文学作品刊于胡风的《希望》等杂志。1946年底行动暴露被国民党通缉，逃出蜀地前往江浙，与其他“胡风派”成员交往渐密。由此可见，共和国前，阿垅具军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又关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政治背景，其人其文在文学史独显特色。

　　一届文代会筹委会请胡风提交国统区的作家名单，他写了绿原、阿垅、路翎三人，又觉得不妥，没有交出，但这三人最终仍被邀请了。文代会结束后，阿垅受鲁藜、芦甸之邀，离开上海，于1950年1月11日到天津，任天津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创作组组长和天津文学工作者协会(后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编辑部主任。2月，参与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的编辑工作。2月1日，发表《论倾向性》，刊于《文艺学习》第1卷第1期。3月1日，又以笔名张怀瑞发文《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以下简称《略论》）于上海梅志、罗飞等主编的《起点》第1集第2期。

　　意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副刊（第五版）《人民文艺》（周刊）于3月12日第39期，以半版篇幅刊出陈涌（杨思仲）的批评文章《论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该文在《文艺报》第2卷第3期同时刊发。3月19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史笃（蒋天佐）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以更为严厉的口吻指斥阿垅的《略论》一文。

　　阿垅的文论何以挑动了解放区文艺先锋们敏感的神经呢？首先要回归文本，尽量客观地还原阿垅所要表达的文艺思想。在《论倾向性》一文中，阿垅引经据典表达了“艺术即政治”的中心观点，他所谓的“倾向”可以理解为如今学界使用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文学底倾向性，就是这个党性；也就是一种阶级性，一种思想性”。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也承认艺术的多样性，在政治的必然下，写、说是自由的。接着具体阐释：首先，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自由”。因为一个上升的政党应该乐于公开自己的“倾向”，而它的“倾向”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只有没落、反动的资产阶级，才会强调所谓的“艺术自由”，意图让人们忽视政治的失意而专注于审美，这本身也是一种“倾向”。其次，他反对把艺术和政治对立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他拥护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的文艺与政治统一的一元论艺术观，即“文艺服从于政治”、“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作家应该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深刻思考出发，理解政策、融入政治，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第三，强调艺术的首要条件是真。作家要如鲁迅一样贴近现实、描摹现实，不要为了迎合“倾向”而虚构现实，否则艺术就是欺骗的、无力的。第四，为了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掌握倾向性的同时，也应熟知“敌情”，可用对立面的形式来包裹我方的精神内核，以更好地传播。文章的最后，阿垅重申“毛泽东底旗帜，鲁迅底方向，就是我们底倾向。我们底文学属于人民和历史，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值得玩味的是，此时的中国，“毛泽东底旗帜”和“鲁迅底方向”实质上并不相容，对鲁迅的坚守也为胡风派的日后悲剧埋下了地雷。

　　《略论》一文，开篇引用马克思《新莱茵评论》的中译文本两段，并作了三点解读：第一，革命者应该写也必须写，最好用生动的象征的方式描写；第二，把革命领导者神化，抽离了血肉，脱离了现实，是公式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第三，贴近生活地再现正面人物才是努力的方向。阿垅由此为引，阐发如何描写正面人物：在描写对象上，赞同毛泽东歌颂工农兵的方向要求，但同时认为也应描写其他阶级，因为阶级斗争本就存在正反两方和中间分子等；在人物处理上，反对只有正面人物才能做主角的方式，谁做主角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和阶级斗争都很重要，不能用“公式的形态”伤害现实和艺术人物。阿垅始终强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现实主义，忠于现实而写作，正面人物并非必须十全十美，反面人物也并非应该十恶不赦，“脸谱化”的人物是苍白的，应创作出深入人心的人物典型。此文篇幅不长，观点清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创作单极化的趋势，可在“十七年”文学中得到印证。

　　再看批评者，陈涌指出，阿垅援引毛泽东语，对原意“作了鲁莽的歪曲”，阿垅只强调政治性与艺术性的联系，而规避了区别，是非辩证的。陈涌认为“艺术即政治”的观点是唯心的，将此解读为“不论什么人，不论什么作品，只要把艺术搞好便够了，好的艺术便自然是好的政治了，而一切要想更好地学习政治、更好地服务于政治的企图，都是多余的了，都是只能产生‘公式主义’的了”。继而认为阿垅带领创作者远离党和政府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指导，仅凭个人之力去认识生活。陈涌对阿垅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是美，是亲爱的东西”这一观点，也持否定态度，给予只注重作品艺术上的形式主义而忽视先进观念传达的注解。紧接其后，梳理了恩格斯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发展，认为恩格斯起初强调“忠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是针对资产阶级读者，后来读者无产阶级居多，文艺就应该起教化、启蒙作用，这是阿垅未及的。最后，陈涌总结：阿垅的文章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事实上，在阶级斗争一向都异常尖锐的中国，并不是培植为艺术而艺术理论的最好的环境，完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体系（假如有这样的体系的话），是抱守不住的了，而且一个多少有点革命要求的作家，他也要求某种程度的即使是颇为朦胧灰色的战斗，但又不愿意（至少今天还未认识到）把自己的艺术更多地靠近群众的政治，他还希望保留自己一小片残缺不全的‘艺术王国’的国土。于是他便起来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不管阿垅曾经怎样地大量引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古典著作的词句，又不管阿垅自己明确地意识到与否，我以为他的理论的实质便是如此。”

　　与陈文相比，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政治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因为阿垅的开篇引文遗漏马克思披露所评论的两部作品作者身份的两句话，史笃就大肆指责阿垅“冒充”、“污辱”和“玷污”马列主义，甚至断言阿垅故意隐瞒，目的是“为了盗用马列主义词句”，“然后做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在史笃的解读下：“他的中心思想：是阶级立场、或世界观、或政治，虽然不是不关重要的，算是武器之一吧，可是现实主义却是极关重要的，不仅同样是武器之一，而且会做出对世界观的伟大的胜利来的！他的中心思想：是工农兵既然当了权，没有办法，就算它在历史的意味上是个主角吧，但是如果把问题单纯地即机械地向文艺提出，却是颇欠妥当的。”他所归纳的阿垅的理论逻辑则是：“工农兵和其他阶级吗？——在于立场和态度；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吗？——在于立场和态度。立场和态度吗？——在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吗？请看巴尔扎克！”史笃判定阿垅四条罪状：“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提倡“深入私生活的创作方向”、“对工农兵和其他阶级无分轩轾”、用“现实主义征服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史文也有高度深化的定性总结：“马克思是教导作家们掌握真正的、具有深广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而在反对非现实的神化的描写的同时，反对了‘深入私生活的’把革命领袖人物的尊严卑俗化了的描写。”“必须号召和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们面向新的人民，面向正面人物。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分彼此，同等重要，那就恰恰等于放弃了对正面人物的深入，也就恰恰违背了历史所交给文艺的主要任务：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来独往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把世界观的重要性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实际是否定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作用，也就是取消了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

　　以现今的研究角度重读这四篇改变阿垅乃至胡风命运的重要文章，不免哑然失笑。阿垅的文章虽稍显生涩，部分观点也未跳脱时代的局限，但逻辑清晰，真诚热切。而陈文和史文有断章取义、生搬硬套之嫌，二人都未针对阿垅的主要观点从学术方面进行论争，而是截取词句加以主观臆造，拔高到政治认识错误的层面，最后的总结几乎完全脱离了阿垅文章的本意和思想维度。

　　为什么中央机关报在短短一周里，接连两次以如此“急就章”式的文章，批判这位此前未被重视的理论家？虽无确凿证据，但胡风对此事是周扬针对自己的批判的认定，也不是毫无根据。批评者超出阿垅原文的发挥，似乎都指向阿垅的理论导师——胡风。

二、反批评的流产及失败

《邓拓的后十年》提到，1950年3月前后，时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直接领导《人民日报》。可见陈文、史文或是经过胡乔木、邓拓、袁水拍等相关负责人过目批准的。同时，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顾问是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目前没有资料表明，这两篇批评文章是刊物授意下有目的的组稿，但联系中共权势文人与“胡风派”的分歧，以及阿英对身在天津的阿垅的不庇护等事实，借批评“小人物”阿垅敲打“胡风派”的“警告”意味甚浓。

　　陈涌是周扬的得意门生，由延安“鲁艺”走上文学批评之路，早在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中，就表现活跃。建国以来，继批评阿垅后，他也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萧也牧，一直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都有力作问世。然而，据涂光群回忆，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人民文学》编辑受命组织陈涌写批评路翎小说的文章，但陈涌通读其全部小说后，给予“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肯定评价。虽然后来也写了批评文章，但调子不是很高。鸣放时，陈涌发表了探讨文艺理论典型问题的《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一些问题》，成为他日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罪状，“批判胡风的同时，接受胡风的影响”。从上述情况可以推断，陈涌为文有其自觉的正统姿态，也存有相当独立的评价标准和思考空间。而早在1948年，蒋天佐已与阿垅就《语言片论》、《语言续论》等论文展开争鸣，胡风当时在通信中批评阿垅行文不够严谨，因而被抓住了“间隙”。阿垅的“引文”问题被蒋天佐注意已久。此时蒋天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与胡风私交尚密。

　　1948年香港燎燃的“批胡之火”，已然烧到了新中国。茅盾在第一届文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国统区文学的报告，“虽然没有指明，但实际上是把胡风文艺思想当作十年来国统区文艺工作中各种缺点错误的主要根源”，胡风被视为国统区文艺的精神领袖和实际组织者之一，本应以“低人一等”的政治姿态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却仍在原地坚守。

　　陈文发表两天后的3月14日，文化部举行文艺干部学习第九次报告，主讲人周扬本是谈关于遗产和传统的问题，但其中特别提到阿垅的上述两文，态度激愤，把此当作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他指着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一把坐的，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还说，他们小集团中间也有为革命牺牲了的东西，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看，那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这是第一次公开指名“胡风小集团”。作为中共的文艺权威代言人，周扬针对“小人物”的这一反常动作，释放出了浓重的火药味，映射出更强硬的后台。这是上层领导对“胡风集团”的正式警示。

　　当事人阿垅从天津来京，受到很大震动。会后便与路翎谈到准备写检讨。两天后（3月16日），路翎致信上海的胡风：“守梅前天来听周扬的报告了。我没有听。但听说，报告里提到了《论倾向性》、《正面与反面人物》，认为是思想问题。听了的人都紧张，但也不着边际。这详情，大约守梅会告诉你的。他有颓衰退阵之意，我和芦甸（和他同来的）劝他下工厂，写报告。周扬曾说过，要展开思想斗争。不错，这是思想斗争。但要看怎么个斗法。”可见此时政治对文艺和知识分子前途的影响巨大。周扬此番矛头直指“胡风集团”，“胡风派”将其解读为形同三十年代胡杨之间的“思想斗争”。这场文艺批评活动遂在对抗情绪中逐渐升温。

　　阿垅在史文发表当天给胡风去信：“我抄了《科学的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在我底笔记本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抄最后一节话，而关键却在这最后一节话。其次，这书译文又错了。但是，虽然译错了，但是最后两句话却是存在的，我底错误在这里！抄本上，没有抄下！而书，买遍了杭州，在上海也找不到，就写了那篇东西！一直到这里来时，杭行兄才送我这书，我才得到这书。非常痛苦和泄气，自己，也可以说白活，活该！但是，对师友们，我底罪过多大！芦甸说，我下次到北京时最好找周扬谈一下。我很冲动。你以为怎样？我要说明，由我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去看他，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即使只是这么一个问题呢？”天真的阿垅以为，只有引文错漏这一个问题，且想要“自己一个人负责”。

　　《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一些震动，特别是在天津。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方纪，最先同情阿垅，写信安慰他不要过于紧张，但当方纪觉察到批评背后的势力后，延安文艺整风培养的政治敏感使他立即出面在天津接连召开座谈会，开展对阿垅的批评。其间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插曲，被批评者阿垅对方纪的划清界限不甚了了，想起不久前方纪曾托人带信鼓励他，此信阿垅曾给别人看过。方纪知道后，认为这是阿垅对自己的要挟。天津市委为了严肃党纪，于日后给方纪以警告处分。

　　受牵连的《文艺学习》主编、同为“七月派”诗人的鲁藜一直督促阿垅检讨。阿垅由鲁藜写信介绍，在3月21日面见周扬，交出检讨信，并请他看了自己摘录马列文论的钞本。3月23日，在上海的胡风给已调到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路翎去信提到：“梅兄匆匆来京谈话，不知如何？见到谈起时，可告我。”

　　26日，《人民日报》第5版以《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其21日的检讨信，编者按语：“现在阿垅先生来信表示接受批评。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言辞并不激烈。

　　阿垅的自我批评得到了周扬等的认可。4月5日，全国文协在漪澜堂举行联欢茶会，阿垅被召出席。《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袁水拍和周扬先后要他再写一点东西。

　　在“胡风集团”内部，“阿垅事件”的应对方案仍在热议。绿原4月5日给胡风去信：“前天我看到梅兄的《启事》，非常痛苦。我原以为可以不必做声的，但看来其中或有若干劝戒和考虑的。梅兄太真诚，太坦白，不能承担这种威吓性的诬蔑；不过我觉得总该对那些原形们反刺一下才好。……形势变化了，斗争方法也应该变化；对象底本质虽然依旧，但衣装换季了。我们首先必先站稳，努力做到减少天真无‘邪’的误解，不使扩大这个可能。”把周扬一方和自己放在较为平等的“斗争”地位，以为“反刺”可以如30年代一样自由施行，可见“胡风集团”对最高决策者和文艺形势仍然抱有幻想。

　　路翎在4月8日致胡风的信中写道：“他（谢韬）高兴梅兄在报上发表的那检讨，说那样把自己摊出来是有利的。他们那里的人印象都很好。”又说：“梅兄前天曾来，他们要他写一点思想上的批评，他预备写。我的意思是，具体地说明自己哪些论点是错误的（例如翻译的文字的问题，论政治性时没有注意到一定程度的政治与艺术的游离性，说到观念和现实的‘敌对性’时太偏了，说到阶级立场与现实主义时没有把握好那矛盾统一的关系，等等），但也要在中间指出，对方的哪些论点（例如蒋天佐的关于生活的胡说）也是不对的。把批评对方包在对自己的批评里。”冀汸主张针锋相对。方然认为要说理，可以写文章反驳，但不能再被抓住漏洞。胡风则认为，这是“周扬们”的试探行动，不能示弱。

　　4月15日胡风致信路翎，赞同让阿垅“写一篇”，作为“退兵的一战”。

　　4月16日胡风给武汉的绿原去信：“梅兄是受逼出来的吧，但主要还是他自己太弱。……数月前，我劝他不要写论文他还一点也不注意呢。听说还要写一篇或多写。……我觉得，写一篇交代一下，那实在是必要的，多写与否，那就得看情况了，这也完全看他自己。第一炮之后，问题已经不完全在周老板，看看董事会作何估计罢，他是非看董事会的脸色不可的。但当然，还得看看对手，还得看看群众反映。但董事会无内行专家，又要自己人不丢脸，又不明实况；群众反映不出来；对手呢，已装死躺下了。不过，我看他们自己怕也觉得弦上之箭发得太快、太猛，过早地暴露了阵地，有点不容易搞罢。这些时，就在积极方面提拔什么，消极方面骂骂鸡，表示他们不是专做这个方面的箭手，也分散群众的注意。也可以说，梅兄启事是救了他们一手的。”胡风意识到事件不是周扬与他的个人恩怨，而是“董事会”的文艺领导，但对“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政治意图仍然认识不足。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作出了《关于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很快设立“批评与检讨”专栏，与《人民日报》对阿垅的编者按一样，批评和检讨为天经地义，反批评则超出范式。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遭到讨伐。《 光明日报》、《 文艺报》、《 大众诗歌》等先后发表了批评文章。《文艺报》5月25日2卷5期上，发表了批评路翎的文章《评〈女工赵梅英〉》（张明东）。与此同时，周扬约见路翎。

　　在林希的回忆中，有位领导写阿垅教唆青年进行反革命活动，从中挑拨造成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进而制造对立，再由对立加以反对。这从侧面反映出刊物对“胡风派”成员的“不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抗情绪。

　　“胡风集团”几乎全员卷入来势汹汹的“清算”。在当时的文艺界，其他作家作品也都受到批判并做了检查。跟“阿垅事件”一样，看似可大可小、内里暧昧的批判活动，却是文艺界“变天”的先兆。“胡风派”成员在通信中强化了矛盾，坚守了拒绝示好的清高，瓦解了“周扬们”逐一击破的企图，还因此加深了集团内部反批评和话语权的争夺意愿，逐渐将事态推向不可逆转的发展。

　　阿垅接受了胡风、路翎等人的指导意见，于4月25日初稿完成《关于〈论倾向性〉》，5月4日完成《关于〈略论〉》。在第一部分中提到：“我的错误所以弄得不可饶恕和不可解释，是在抄本中漏抄了最后两句（这抄本请周扬同志看过）。……由于《论倾向性》又牵涉到这个机关（文协），我既必须负担完全责任，也得感谢鲁藜同志底善意和督促，因此在《人民文艺》上发表了主要对于这一点的信。”阿垅坚持自己的错误是引文的疏漏，并重申“完全负责”的立场，也透露检查不完全出自自愿，也有地方文协的促使。

　　5月25日寄给周扬，请求指示，提供批判，要求发表。

　　6月12日，接到周扬6月9日的退稿和信，周扬在信中指责阿垅“阉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底本质的核心”，认为他取消自我批评(《人民文艺》上发表的信)和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好处，仍然要求阿垅“首先在论点上自我检讨，然后可以对于公式主义的倾向提出批判”。周扬实际想借阿垅之文批评胡风，分化“小集团”。但是阿垅的不合作、不接受改造出乎他的意料，他仍强迫对方检讨。

　　6月22日路翎给胡风去信，谈到阿垅寄给《人民日报》的长文被退回：“我曾建议梅兄，再写一稍稍有力的信，再把文章寄去、或改一改再寄去，看他怎么办？弄在小刊里发表是不好的。如果他再不理，就真的弄到上面去。”胡风6月25日复路翎信：“你对梅兄的建议对。其实，他一收到就应该自己考虑，马上知道只应该那样做。改一改，也可以的。那也是由于自己天真，还没有想到应该说几句空话，当作大旗。他应该，无数遍地寄来就寄回去。”其实胡风自知，“梅文也不过为了去顶一顶，当然不会有结果的”（胡风8月24日致路翎的信）。

　　1954年胡风分析“阿垅事件”：“他（阿垅）从反对公式化概念的实践要求对创作问题做了追求。应该说，他的实践要求是真诚的，他从马克思的著作里寻求对于这问题的启事，也是为了想得到正确的理解的。但是，不但他的斗争要求被完全抹煞了，还被戴上了‘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在政治热情那样高涨的当时，这是一个承受不起的打击。你认为他有错，甚至完全是错的，也应该肯定一点他为文艺事业的追求精神，用分析去说服他和读者的。但却给他戴上了这样可怕的帽子，这就使得小人物不敢独立地主动地去追求马克思主义，只好背诵领导人已经说过的话。美其名曰说是保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但却用‘伪造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去打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实际上是把小人物拒绝在马克思主义的门外，使马克思主义成了专利品。 ”

　　胡风建国初坚辞《文艺报》编委工作，拒绝成为“拉线人偶”，如今彻底失去了在中央媒体的话语阵地。但由于他自己的反批评文章仍能发表，所以只产生了阿垅是“小人物”、说话没有政治圆滑性所以被压制的逻辑。他对周扬等人把“小人物”拒之马克思主义门外、欲独霸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的动机，是把握精准的，这是延安整风的“思想政治遗产”。但同时，他只认识到周扬等人想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专利，未意识到自己的同人集团对统治者造成的不安，以为自己的对手只有周扬们，却没有怀疑到这是周扬背后国家统治者的旨意，这才是“胡风派”悲剧发生的最大隐患。

　　《文艺报》7月1日第2卷第8期，发表短论《我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作者陈淼批评阿垅的这份检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的一例”，还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仅仅肯定了阿垅勇于承认错误的好的一方面，而未能更进一步指出他的检讨不够正面，不够深刻的地方”，也是不够妥善的。

　　鲁藜也读到了周扬的退稿信，他赞同周扬对阿垅反批评文章的处理，并说，“周主编的回信，说发表了反而于作者不利，也是一种照顾，也是对的”。

　　接着，在天津，7月间鲁藜去文化部信，在一次文协常会中，阿英有一个书面意见，说到北京来信催促对《论倾向性》进行检讨。鲁藜则表示，他得残酷地但公平地说话。8月1日，鲁藜在《文艺学习》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文艺学习〉一卷初步检讨》。阿垅写信给路翎，抱怨鲁藜“拿他来洗手”；路翎气愤地说：“我们是一些私生子！”

　　鲁藜写作前后曾经连去北京三次，因周扬当时要出国，鲁文由文化部的人看过。在杂志付印前一两日，鲁藜给阿垅看此文，向阿垅允诺可以回答。因此阿垅又修改了《 关于〈 论倾向性〉》、《 关于〈 略论〉》，“ 第五部分附带的话”中提到：“这两篇，写成后曾经寄给周扬同志请求发表，得到他底指示后，直到现在才作了一些补充。一方面，我深信批评以及讨论，是为了互相补充，互相提高；而不应该互相损害。一方面，我更深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最好是采取民主讨论的精神。”8月 9日，阿垅第二次投文至《人民日报》。8月15日收到编辑组信，称在研究处理中，但此后未发表，去信也没有回答。

　　袁水拍后来说，阿垅收到退稿，毫不理睬他们的意见，反而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字数，在12月份又寄到他处。袁再寄回，告诉阿垅，“如果拿出达到两个半版面的篇幅来刊登他这样的文章，是不符合《人民日报》的方针的”，仍要阿垅压缩、修改。阿垅在收到退稿的当天，又原封不动地寄回，“ 还说非登不可”。袁水拍不再理睬阿垅。阿垅的文章便留在《人民日报》文艺组，一年，两年……一直到1954年底。

　　无奈，阿垅又写了《我底商讨和我底探寻》一文，打算交给鲁藜发表在《文艺学习》上，结果被鲁藜拒绝，转而把文章交给阿英。阿垅写信问询阿英，被阿英以“正赶总结，稍缓详谈”的理由拖延。9月15日，阿英在天津文代大会上，发表了总结报告《为新的人民文艺继续努力，以争取下阶段的辉煌丰收！》，阿垅的《论倾向性》在报告中再一次遭到批判，认为他意图否定解放区十年来的作品，是“ 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 欺骗”。

　　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阿垅写信给毛泽东，痛陈了遭受批判的整个过程，并提出了自己对这场批判的一些观点和思考。如今已经难以知道这封信是否发出，以及是否送达毛泽东。具讽刺意味的是，阿垅命运的推手，就是毛泽东本人。

　　来势凶猛的批评使阿垅处于极端困境。天津文艺界已将阿垅归为“反动”行列。他于1948年完成的三卷本共近八十万字的诗论《诗与现实》，至1951年艰难出版。文集刚出版，《光明日报》“读书与出版”便发表了一篇几百字的批评，批评文章的标题是《完全是浪费》，宣布《诗与现实》的出版完全是浪费。新华书店不肯批发，《人民日报》也不让登广告，书无法销售。

　　胡风后来谈到阿垅的困境：“后来《文艺报》又加上一篇，今年《文艺月报》又加上了一篇。三篇批评共同的特点，一是绝对不提一句那里面对于朱光潜等的斗争，这些斗争完全被抹煞了，一是都谴责阿垅在那里面批评了马凡陀即袁水拍同志的诗。每一篇批评都要使阿垅的处境变得更坏下去，他又知道决不会让他回答的……”1953年5月23日，芦甸给在朝鲜的路翎的信中提到：门兄已下厂，调京暂无可能，也就只好在天津了。9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胡风、路翎应邀参加，阿垅被冷落。

　　1954年第3期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了吴颖的文章《亦门的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算是对《诗与现实》的正式批评。指责阿垅“一贯贩卖”“自我膨胀、自我深入”的理论。阿垅写了一篇长文给以答辩。但《文艺月报》和《人民日报》一样，不理睬阿垅的答辩文章，而日后又成为他“猖狂反扑”的一大罪状。

　　直至1954年10月，“胡风集团”感到迎来了转机。31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听取冯雪峰、陈企霞的检讨，并展开对《文艺报》作风的批判。在11月7日的发言中，胡风以阿垅为例，指出《文艺报》对于进步作家和小人物的无情和无休止地压制，并在后面几天的发言中多次提及。胡风想借此博取支持和声讨当权势力，他自信此时的话语权在自己手中，想要在新一轮的博弈中取胜。胡风要利用阿垅的反批评失败实现自己一方的政治翻盘。

　　11月9日，阿垅在天津写信给邓拓：“袁水拍批评压制批评的‘老爷’态度，完全说得对。但他本人，对于我的《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从五零年一直到今天，时间经过了整整四年，不但不作具体处理，而且如同石沉大海，因此，在我的感受里他自己就是一个‘老爷’，比被他批评的‘老爷’还要‘老爷’得多。如果他今天已经认识到‘老爷’不对，他就应该有具体的行动表现才对；光在口头上说说并没有真实的意义，光骂别人而不检查自己更是一个矛盾，而且还掩蔽了他自己的矛盾。”实际上，袁文是经由毛泽东修改发表的，题目也为毛泽东所定。

　　袁水拍在11月30日，曾给阿垅一信，退回了积压四年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关于你的两篇稿子没有登出的原因，过去已谈过。你一再把稿子寄来，不作任何改动，不理会编辑部的建议，实在使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你又不愿接受我们的退稿，因此这两个稿子只得放在这里。在文联、作协最近召开的会上，这件事又提起了。我已向大家承认把稿子放在这里的错误，现在我也向你承认这个错误。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把你的两个稿子退上，请收。稿上写了几个红墨水字，弄脏了原稿，向你道歉 ！ ”

　　袁水拍回应胡风就此对他的指责：“阿垅先生当时虽则写了自我批评的信，但对他的严重的错误的文艺思想是没有自我批评的。即令如此，《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是欢迎他的写信的精神，……周扬同志和我都诚恳地当面和书面请他就论点进行检查。报刊的读者也这样要求他，他自己也曾经这么说。可是阿垅先生在当时是怎样对待党报和人民的期望和自己的诺言的呢？他不承认也不愿意纠正他的理论上的错误，反而写了两万几千字的包括了大量繁琐的引证，离开了中心问题并违反了他写那封自我批评信的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的反驳陈、史的两篇文章，寄给周扬同志。周扬同志给阿垅先生写了复信，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向他提了意见，退回了他的稿子，这是在1950年6月。到8月，他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不改正文章的错误，又增加了文章的字数，把稿子寄到报社，要求刊登。并声明不得改动，还要求《文艺报》也必须刊登。他的理由是，《文艺报》转载了批评他的文章，必须以‘同等待遇’。当然，大家知道，党报并无平等对待任何意见任何文章的义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成为没有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商店了。我们认为，即令为了进行正反两面意见的争论，我们也不能为了他而刊登这样长的文章，何况他的反驳性质的稿子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在群众面前的公开检讨。我们把稿子寄回给他，希望他至少要做到写得平易些、精炼些。”

　　1954年12月，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称：“我现在仍认为四年前我们对阿垅的批评，即使有缺点，在基本上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

　　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胡风势力在这场由反批评引起的话语博弈中惨败。阿垅个人成为最大的被利用者和受害者。这场博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周扬背后的支撑者是执政党的最高领导，这是一场绝不平等的较量。

三、阿垅悲剧的原因

从1950年阿垅的文章被批开始，经由他4年多的反批评尝试的失败，反映出文艺领导者对“胡风集团”的态度由最初的“隔山打牛”式的警告，逐渐明朗化为有规模地逐一击破，直到最后“连根拔起”。阿垅作为“胡风集团”的资深骨干，其人生的悲剧也就并不偶然了。

　　自1938年在《七月》发文与主编胡风相识，文学爱好者阿垅凭借其诗学天赋和勤奋，成为胡风身边聚拢的“七月派”诗人之一。他的诗歌理论在战乱中形成，初具雏形，在胡风的指导下完成专著。他的文艺理论浸润了胡风的思想精华，也融入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位正直的诗人，同时也是英勇的军人，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共产党提供情报，交由胡风代转，二人除了文学的探讨，也多了对时局的参与和对新的国家政权的热盼。如此赫赫有功之人，只因捣灭“胡风集团”的需要，就被无情冠以“反动军官”的罪名，最终家破人亡，病死狱中。

　　“胡风集团”具有同人集团性质，这也是不可为当权者所容的本质原因。有研究者一语中的：“胡风所有的编辑组织活动都是在他成熟的文艺理论理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其中包含的对整个文化环境的设计，是胡风全面推进国人思想和中国文化生态的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同时，正是在组织和经营一个具有特殊质素的文化生态的过程中，胡风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凸显出来，而这一分歧正是一个‘集团’得以集结的根由，也是这一‘集团’必然被剿灭的原因。胡风对杂志同人性质的选择和坚持，使‘胡风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公共领域’的一些特征，‘公共领域方式’与意识形态方式构成了直接和尖锐的冲突。正是出于对这一冲突的敏感和警惕，批判者最终以宗派主义的名义将‘胡风集团’这一‘异端’一举 剿灭 。 ”

　　志同道合者谓之同人。胡风将1937年7月创办的杂志《七月》定义为同人杂志，“希望通过刊物寻找、团结和培养‘一股新兴的文艺力量’，能对中国文坛形成一种冲击，推出一批鲁迅先生所期待的‘闯将’。同时，这批‘闯将’可以代表胡风独特的文艺见解，能够将他特殊的文艺见解‘ 化为实际的文艺创作’”。 杂志的作者们“ 又反作用于期刊风格的彰显，成为同人刊物无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作者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圈子里，或多或少都被打上了刊物的深刻印记，他们的作品格调存在一定的同一性”。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 集团”和“ 宗派主义”，也就产生了批评阿垅即批评胡风的效果。

　　胡风及“七月派”一直以鲁迅为师，想要跟随其脚步，成为不受政党左右的独立文人。所以，1939年5月、1941年2月，董必武、周扬、周恩来先后两次约胡风去延安，胡风都放弃了，除了一些自谦的表示，也有怕被归入阵营、绑手绑脚之虑。胡风创办刊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促进他理想的文化环境的生成，保有自主掌握话语权的能力和文人独立于政权党派的自由空间。“胡风集团”并不排斥党性文学，也未真正威胁到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文艺建设，但局势已然不同于鲁迅时代，中立空间被看作对统治者的挑战，同志和敌人的站队选择为统治者时刻注意。自新中国成立始，政治统领文学、个人服从集体和国家是悬于头顶的制度要求，属明线；文人和文学的自由度以及政党控制松紧度，属暗线，此时未明。从这一角度上分析阿垅的反批评，可视为“胡风集团”对暗线的试探，对今后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的摸索。可惜，当权者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时间和机会。

　　【注释】

　　①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②阿垅：《阿垅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7-557页。

　　③同上，第558-567页。

　　④陈涌：《陈涌文学论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115页。

　　⑤阿垅：《后虬江路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8-567页。

　　⑥王丽丽：《阿垅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坚守与探索——对1950年那场理论批判的回顾和再探讨》，《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

　　⑦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73-75页。

　　⑧宋连生：《邓拓的后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⑨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⑩吴永平：《阿垅“引文”公案的历史风貌——罗飞〈为阿垅辩诬〉一文读后》，《粤海风》2006年第6期。

　　?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页。

　　?同上，第 575 页。

　　?本文所引胡风集团书信多见于《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日报》编辑部1955年版，后文不一一作注。

　　?林希：《白色花劫》，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6-87页。

　　?李辉：《 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9 页。

　　?林希：《白色花劫》，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阿垅：《后虬江路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罗飞：《为阿垅辩诬——读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一篇书评》，《粤海风》2006年第2期。

　　?李辉：《 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0 页。

　　?同上，第 77 页。

　　?见路翎7月15日致胡风信。

　　?阿垅：《后虬江路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吴永平：《阿垅“引文”公案的历史风貌——罗飞〈为阿垅辩诬〉一文读后》，《粤海风》2006年第6期。

　　?常楠：《阿垅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兼谈阿垅与“1950年理论批判”》，《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5期。

　　?林希：《白色花劫》，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李辉：《 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6 页。

　　?同上，第 198 页。

　　?同上，第 202 页。

　　?同上，第 212 页。

　　?林希：《白色花劫》，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0-91页。

　　?王丽丽：《 胡风编辑策略中的“ 异端”因素》，《 学术月刊》2004 年第 11 期。?[韩]鲁贞银：《关于“胡风编辑活动和编辑思想”访谈录——访谈牛汉、绿原、耿庸、罗洛、舒芜》，《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汤赟赟：《胡风编辑的同人杂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