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

　　一个作家的成为作家，总会有些少年时代就发生的“因由”，即使实在没什么，也会被研究家捣鼓出来。把种种视其为由头的事体归放在一起就很有趣，比如，黑塞少年时，就幻想成为诗人，左拉则到升高中了，还是选的理科；福克纳从小书就读得不多，拉辛则十岁开始就读了大批量的古希腊；海明威年少时当见习记者，受了初步的文字训练，尤奈库斯却从小就只是整天呆在公园里，为任何一个木偶剧激动；莫泊桑有个舅舅是诗人并小说家，还有个颇有文学修养的妈，可我们知道，多数作家没有这样的舅和妈。把这些加在一起，只能说明什么都是而什么也都不是一个作家成就为作家的早年因缘。这样去说事，自然是想到寻究赵本夫跟文学的因缘而一时兴起——他的出身于大家之族、生活在民风强悍的徐州，从小就听厌了长辈讲酷烈的往事，少年便在形格势禁中悄悄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篇，从业过多种职事，居留过乡村、小城、都会……如前所述，从这一切看出他后来成为作家的原委略无抑或少有道理，然而，这些对于一个人性格、气度、世界态度以及心理结构的最初形成的意义却无法忽略；而且，说一个作家会被童年和经验所决定，并非无稽之谈。比如，那种对于乡村的熟识和依恋，对于暴虐的厌恶和排拒，对于乡野式的自然、自由的神往，对于城与乡的体察和感怀，对于现实与理想的执着和考辨……大体都会引发相关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寻摸其心性的成因，寻摸到可能构成影响他创作的某些基因。

　　说到本夫，绕不开那篇《卖驴》，以一篇处子作在全国评奖中拔得头筹（我以为位列第二实际上是有些“合情”却未必“合理”的原委）是否罕见而特别令人刮目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它确实体现了这位年轻人丰厚的生活积累、慧敏的思想识见并上达的艺术技巧。作者后来有过“那个时代痕迹”的自审，其实，换成“时代色彩”的说法，便可以做出“正量”的解读，我们现时大概有意无意地漠视了一个人的心理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时代痕迹或曰时代色彩，实在不是一个可以鄙薄、该当回避的东西。那当儿，我多次分别参加过全国短、中、长篇的评审，私下以为，彼时，其公平性、公正性以及与之相应的权威性、影响力，都很为了得，或许为后来的情形难以相比。本夫当年“一举成名”的效应，因而可想而知，他自己受到的鼓舞不言自明，家乡丰县人的自得后来更溢于言表：所谓丰县三大宝：泥池、狗肉、赵本夫。饮物、吃物、人物的品牌，它丰县是备齐了呢。

　　如今，即使从他以《卖驴》为文坛所知算起，赵本夫也已经写了三十多年。三十年足令“河东”转“河西”；也足以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呈现、为一个作家“崛起”抑或“沉没”、为我们做出观测、评估提供充分的可能。众所周知，在这个时段里，如同世事的迅疾流转，文坛的变幻空前，思潮摩肩接踵，作家频仍转身，奔竞挟带了孟浪，成效联袂了失落。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沉稳的作家做到“ 定力”伴同“ 活力”，“ 坚持”而能“ 远行”，一如本夫的我行我素而长盛不衰，不事张扬而佳作迭出，说明了作家自身的“强固”，也从普遍的层面启示着我们做出某些贴近文学根部的思考。

　　回眸迄今为止本夫的主要小说作品并企图做出理丝有序的评说，不能不感受到一种“挑战”，我是说，批评者那等习与成性的“归类”、“分期”法，会在这里遭遇尴尬。我说过，作品给论者以被归类的便捷，不啻作家的悲哀。通常会从各各的独特性上做出解说，本夫这里却为我们启示了另一种解说方位：他的作品对于“归类癖”的免疫力，很可以说成总有些一以贯之的东西，你不想顾此失彼就无复可分。诚然，作家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就曾用了表现现实关系、表现现实与历史的关系、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为自己的创作“分期”，那要不是接受采访时图了说事方便，大体也就是面对记者的“姑妄言之”。事实上，那些强固的一以贯之的东西，都会并不含糊地给“归”与“分”以否定与质疑。

　　对于“现实”的关注及其灵通表现是本夫艺术态度的要点之一。这一要点往往因为作品浓酽的乡土性、传奇性、诡秘性特别是其作业方式而受到忽略。这忽略本身就昭告了在本夫的作品包括早年表现农村生活、农人心态的作品里，世俗与精神，历史与现场，实然与应然，原就是相依相生浑然一体的。《卖驴》、《远行》、《绝药》、《寨堡》、《鞋匠与市长》等等皆然，即便写鸟的《绝唱》、写狗的《白驹》，你也不会去归结进“写动物”的小说，出神入化的物类性灵、憧憬自然的社会逃遁，牢牢系结的仍旧是属人的喧嚣世界，深深反照的依然是人类的精神性相。似乎可以说，历史——现实——理想，是本夫小说始终连缀的作业线。现实是他的立点，是其写作动机赖以生成的处所，他立定于此，眷顾我们曾在的地方，眺望我们想去的地方。远征历史，固然是为了洞若观火地烛照现实；描绘应然的理想，也正是指向令人掣肘的现实。他以此“ 做实”也“ 做活”了小说，也以此“ 做大”并“ 做远”了小说，力图以具象接通大象，以有形涵茹无形，是他的一份心向往之的愿景，一种不断求索的努力。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喻，本夫的文本，何以多涉“乡土”而不囿于“乡俗”，多涉“神奇”而不落入“离奇”，也就不难理喻，何以用“乡土作家”来界定其人，显见得很不靠谱——他对乡土的依恋，是以超时空的人类反思和理想化的家园寻觅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的大跨度，总是表现为超越故事本事而得以生发高情远致；他不是那种能把身边琐屑、小小悲欢说得津津有味的作家，他的叙事不是涉及日常的问题，而是涉及时代的问题，不是涉及一方领土，而总是从诸多“关系”的把握、从总和的意义上抵达社会与人的种种大的关目、大的题旨。

　　说本夫当然也绕不开那篇《天下无贼》，不是说这一短章在显而易见的程度上扩大了他的社会知名度，我是以为，用了“天下无贼”这一旨在艺术强调的“妄语”为题的文本，集中地、极端地表意了他在社会、人生、人性复合理想上的一个要点：他从这里，以他从容的观测、宽厚的心地、和衷的态度、和煦的体察，拓示出人性固有的倾向，拓示了人类向善、向群这份大的感悟、大的情怀，呼唤了以大爱这一“促进文明的因素”这一“伟大的导师”（弗洛伊德语）为底里的道义和良知。善与恶原本皆为文学表现的题义，只是我向来以为，设若一味地、无节制地表现邪恶，消弭了文学的温情爱意，文学将会堕落成冷漠的文学、魔鬼的文学；尤其是，爱是需要学习和灌输的，在物欲极度高扬、人际深重隔膜的现世，真情暖意就不只是一种心灵的滋润、创痛的疗救，也是一种向人和世界深度探测的途径。

　　如果不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我很认同“三流作家拼积累、二流作家拼技巧、一流作家拼思想”的说法。本夫有言：决定一个作家能走多远的，是思想、精神。如果说早年《卖驴》、《“狐仙”择偶记》的出手不凡，不凡之处正在于思想力和精神性的初露端倪，体现出面对时代与人的“应景”而又“乖时”的独到思考；那么，到了《祖先的坟》乃至《即将消逝的村庄》等等，其思想力、精神性在文本中便得以暴筋露骨而又血肉丰满地生长。跟历史对话、跟自然对视，成为本夫通常的、基本的写作姿态和艺术方式。到了长篇《地母》，这种对话、对视被全天候全方位地扩制、增容了，当三部曲以充满野性的壮大和粗犷推演出亘古以来的演进，当构成整个世界的城、乡这两侧有机进入富有意味的对称，我们便面对了人类文明的追问，面对了莫可奈何的生命困顿。如果要说开阔视界、激扬思情，本夫的做派可谓臻于极致了。难怪作家自己慨叹，《地母》之后，超越自己很难，他调集精气神了，倾注全身心了，他历时二十多年以来的积累和思虑，连同他的才情和才干，在这里和盘托出了。我说过，这一长篇系列是其“浩茫心思”蓄之既久之后在小说领地的一次着陆，是其心灵宿求历经辗转反侧而在艺术国土的一次偿愿。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落点，作为一种精神的愿景，他大体以他的小说完成了。即或从这里画上句号，也已经是一个无憾的漂亮的句号。当然，还可以据此认定，本夫成就为一个行之久远的艺术创造者，一切并非一蹴而就，回望其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我们注意到那种“一以贯之”的同时，也分明感受到步步走来的足迹——分明感受到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也体现为他未曾止息的思路开扩、精神升腾的进程。

　　可以说，思想的高蹈、精神的高致未必是成其为作家的必要条件没有疑问，只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离不了这个充分条件同样没有疑问。面对共同的世界，如何考量、怎生发见不能不有赖于此，若然作家是有“等级”的，它不能不是一种衡度的标准。鲁迅当年借助狂人之口，道出“历史”写满“吃人”，本夫遍读过史册，中国史、世界史都读过好几遍，他读出了一切酷烈的争斗，盖因拥有权力亦即占有财富的欲望，包括对“大地”的占领。《地母》中潜在了把大地当什么的追问，是当“财富”？还是当“母亲”？这是一个相当直白的提问，也是一个碍难抉择的关口，亘古以来，通过了的大概仅仅为少量贤达。于此，本夫应对他所树立的大目标反过来向他提出的要求，也许还须得更多的艺术磨砺，比如，在艺术传达的过程中，他是否还得松动一点（趋向）“目标情结”，淡化一点“倾向意识”，是否还须得借助一些与之相应的通达高远的形象和意象，还得继之以对称于“乡土”、超越于乡土的世界临照和普世关怀。所谓大象至于无形，大音至于希声，大巧至于若拙，这在艺术经营上是一个碍难抵达的至高要求，却也不妨说是有志于“大”者须得面对的要求。

　　在终极的意义上，一个诚实的作家，其艺术理想跟生活理想通常是一致的。生活中本夫的自律自控，他的崇尚简单质朴，他的选择可以在城里坚持“种植”的居所，他的闲聊中屡屡及于享用物质文明上的节制和淡然，他的几近成为口头禅的那句“要那么多东西干么”，都彰显了其人的一种襟抱，足以让我们触摸到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精诚。回忆起来，“大哉本夫”的慨叹，就发生在他一次自明心志的当口；彼时联想到大哲苏格拉底，想到他在当年惊叹于琳琅满目的雅典市场：“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呀！”本夫可谓跟前贤不期而遇、同声相应了。记不清是谁说过，只以为他说得极好，“安于简朴的生活，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我无意去议论本夫是否临近了哲学家、是否就是位大作家，那不怎么好说。我只是以为可以有几分把握地论定，进入艺术创造，没有一点“高屋建瓴”的气势，没有一点“清心寡欲”的修炼，没有一点“古今之变”的明达，作家尽可源源生产乃至频频受奖而无以言“大”，更无论在诸如友善与纷争、自然与社会、文明与洪荒、发展与迷失的种种悖论中做出真实并真理的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