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妍

　　今天这个被我们研讨的的文学刊物，是一个叙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又被中国当代文学史叙写的文学刊物。在当代文学史中，能够叙写历史，且被历史叙写的刊物仅有数家。不仅如此，它还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简写本”（陈村语）。一家文学刊物能够斩获如此殊荣，足见其在当代文学史的位置之重。对于这样一家分量如此之重的文学刊物，在纪念它创刊五十五周年之际，想说的话题可以有很多个。比如：一家刊物的历史演变与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变迁；巴金与一家刊物的精神品格与文学精神；一家刊物的变革举措与代际交替；再比如：一家刊物的入选作品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一家刊物的文学品格与当代“纯文学”的生成；由一家刊物栏目的变化看当代文学审美标准的流变；等等。我们还可以将《收获》放置在新世纪无序文化的背景下，探讨它如何呈现新世纪文学变局，它的读者群如何由学院的专业读者、大众层面的广大文学爱好者变换为专业研究者和业余少量“铁杆”粉丝。

一、以细读和点评的方式表达对《收获》的敬意和期待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我对《收获》一直保有由衷的敬意。这敬意源自我在阅读过程中汲取了它的丰厚馈赠。回想起来，我对《收获》的阅读是从它的1979年1月的第二次复刊开始的。在此之前的1957年7月至1960年5月的创刊期和1964年1月至1966年的第一次复刊期，《收获》并未引起大学时代的我的自觉关注。发表在这两个时期的《收获》的代表作品，大多是通过日后出版的单行本的形式来补读的。当然，多少年后，因从事文学研究，我才知晓1979年以后的《收获》是某种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但当时，对于《收获》的变化史，我却全然不知。清晰记得：1979年1月以后出版的《收获》，对于八十年代大学生而言，就是一个纯然的文学新生命。那时，毫不夸张地说，1979年1月后出版的《收获》是一代大学生的青春期读物。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相信“纯爱”一样，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也相信“纯文学”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通过阅读八十年代的《收获》，我感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收获》比文学史教材更深入我的心灵。从作品认知文学史，可能是八十年代大学生的中文课堂的学习方式。不像今日的许多大学生，宁愿先成为教科书和理论书的接受者和阐释者，然后再阅读作品。也正因为那种没有约束的阅读，八十年代与《收获》相识的日子，真是一段最值得怀念的是大学时代读书时光。普通读者的自然、自由、自在，比起后来所谓的专业读者的分析、批评，更让我感受到阅读的幸福。可，一种读法和一段时光一样，有时是不由阅读者自主选择的。一个时段对《收获》表达敬意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自2004年，我参加了北大评刊小组后，对《收获》的敬意的表达是通过细读的方式来实现的。大概只有这种超越个人趣味的细读，才能够体现一位专业评论者的工作态度。特别是在2011年，继徐则臣、刘晓南两位《收获》点评人“卸任”之后，我接手了点评《收获》的工作，更是别有感触和收益。点评工作虽然是以作品为重点，但已经不再仅仅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考量了。作者、作品、编辑之间的相互关联，乃至栏目背后与一个时代文化的隐秘关系都是时时浮现在我脑海中的问题。如果以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来看，就有这些问题引发我思考。即：在新世纪文学的背景下，被网络、市场、新意识形态多方争夺、也多方排挤的《收获》刊物，其编辑方针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其编辑功能有何种转换？编辑的自主性如何实现？编辑的立场怎样调适？这些问题当然源自我们对《收获》的敬意，同时也寄予了我们对《收获》的期待。

二、编辑方针：由“圣殿”向“食府”转型

《收获》的编辑方针在1957年7月24日的《创刊词》中就已明确表明：“‘收获’的诞生，具体体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是一朵花，希望它成为一朵香花——有利于社会主义祖国，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粮。”后来的《收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始终处乱不惊地遵循着这一总体方针。不过，《发刊词》所言的编辑方针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内含着不同的难言之隐。姑且不说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的需求是否原本就难以达成契合，单说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这两个话语单位的内部需要本身就处于变动之中。但不论如何变动，总体说来，《收获》的编辑方针是与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同步的。即《收获》自创刊期至新世纪迄今的五十五年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观念一道，经历了从“神圣性”到“去神圣性”的历史转型。对于这个复杂的转型过程，我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一，创刊期（1957年7月至1960年5月）：政治化的神圣性；其二，第一次复刊（1964年1月至1966年）非理性化的神圣性；其三，第二次复刊（1979年1月《收获》）至九十年代末：文学本体化的神圣性；其四，新世纪以来，“去神圣性”。

　　创刊期（1957年7月至1960年5月）《收获》的编选方针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标准的规定之下。这一点，正如《收获》编辑的日后回忆：《收获》在创刊期是统一在毛泽东提出的“六大标准”之下的。可以说，在这个政治标准之下，《收获》的创刊期才可以发表如下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流派的“花朵”，如：老舍的话剧《茶馆》（1957年创刊号）、柯灵的剧本《不夜城》（1957年创刊号）、李英儒的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年第6期）、郭沫若的剧本《蔡文姬》（1959年第3期）、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1958年第2期）、柳青小说《创业史》（第一部）（1959年第6期）。这些优秀作品所提供的“精神食粮”，在政治立场上竭力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六大标准”，或者说被规定在文学的“新方向”之下。比如：老舍的《茶馆》固然取材于老舍熟悉的“小人物”生活，但其叙事动机则来自于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中国的赞颂。再如：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借助于为曹操翻案的历史剧，“充分理解这个时代推崇的是开辟历史‘新纪元’的‘风流人物’”，显然是对共和国初始时期时代精神的呼应。当然，优秀作品在审美意义上不可避免地逸出了当时政治标准的规定。但是，无论是依据政治标准，还是依据审美标准，创刊期的《收获》所刊发的作品皆秉持着文学的神圣性，即《收获》的编辑方针所提供的“精神食粮”是文学“圣殿”中的精品。

　　而到了《收获》（1964年1月至1966年）的第一次复刊期，《收获》的编选方针随着文学激进思潮的控制，只能被迫统一在“三突出”的文学创作原则之下。这个时段《收获》发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第1期）和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1965年第4期）皆接受了“文革”时期政治权力话语的严格规定，且将文学的神圣性发展至一个非理性的极致。

　　直到1979年1月《收获》在“新时期”第二次复刊，《发刊词》的编辑方针才呈现出新的生机。即《收获》编选方针以回返文学本体的方式实现文学的神圣性。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1979年第2期）、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1980年第1期）、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年第1期）、张辛欣的短篇小说《我在哪里错过了你？》（1980年第5期）、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1980年第5、6期）、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1982年第2期）、路遥的小说《人生》（1982年第3期）、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3年）等传递了新时期文学的蓬勃之气，参与并引发了新时期诸多重要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此后，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末，《收获》的“精神食粮”丰富、多样、高质，参与、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诸多重要文学思潮，如：“现代派”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顽主文学”、“新历史写作”、“女性主义写作”、“解构主义写作”等。直至世纪之交的《收获》风波，《收获》始终参与并推动新时期文学的叙写，并接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脉。只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收获》所秉持的文学的神圣性，与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相比，并不限制在主题、题材、思想等内容层面，而是内化为由语词、句子、基调、结构等一并构成的文学的先锋精神，即“纯文学”性。在“纯文学”的旗帜下，各种文学的先锋探索都被《收获》所接纳。如：1987年《收获》相继发表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第 1期）、张承志《金牧场》（1987年第2期）、余华的《一九八六》（1987年第6期）、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1987年第5期）、苏童的小说《1934年的逃亡》（1987年9期）、王朔《顽主》（1987年11月）、格非的《迷舟》（1987年11月）等。再如：九十年代《收获》连续推出了诸多名作、力作。余华的《呼喊与细雨》（1992年第5期）《活着》（1992年第 6期）《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第6期）、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1993年第2期）、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1996年第1期）、叶兆言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1996年第5期）、苏童的长篇小说《菩萨蛮》（1997年第4期）、刘醒龙的长篇小说《爱到永远》（1997年第5期）。基于此，我更愿意将《收获》看作“中国当代纯文学简写本”。

　　总之，《收获》无论在创刊期、第一次复刊，还是在第二次复刊，它的编辑方针都一直秉持“精神食粮”的神圣性。即巴金主编的《收获》期刊，固然经历了太多的难以掌控的社会历史变局，但编辑方针中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依旧是文学的神圣性。用王安忆的话语表达即是“审美的神圣性”。即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反神圣”倾向在中国日渐走俏，《收获》也还是坚持了文学的神圣性。

　　然而，在新世纪之后，或者说，在后巴金时期，《收获》的编辑方针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的新世纪十年各种价值观的失序，文学位置的边缘化，不仅使得当代文学消散了重大问题的关注点，而且也使得文学的神圣性遭到空前的质疑和消解。特别是，支撑《收获》的文学神圣性的精神内核——先锋精神也失去了其反叛的方向。进一步说，新世纪后，曾经从《收获》出发、将意识形态规定下的文学体制作为反叛对象的“先锋派”不仅深陷身份迷失的困境，而且面临反叛对象暧昧不清的焦虑之中。就连当初确证“先锋派”安身立命的充溢着创造性实验倾向的语言系统都呈现出庸常、平淡、迟钝、乏味的公众语言特征。即新世纪后，《收获》赖以依靠的“先锋派”所建立的“纯文学”精神已然成为先锋文学精神所亟需反思的对象。加上新媒体对青年读者群的争夺，使得曾经发行百万册的《收获》的鼎盛时代一去不复返。种种困境，使得《收获》编辑方针的调整势在必行。“精神食粮”由文学“圣殿”逐渐降格为文学“食府”。

　　为此，新世纪以后的《收获》减少了以往文学“圣殿”的神圣感，而增加了曾经让业内人士感到“纳闷”但的确好看、可口的各式“营养餐”。无论是余秋雨开设的“旧城迷藏”、“记忆文学”、“苦旅余稿”等文化散文专栏，还是如周梅森的《国家公诉》（2003年）《我主沉浮》（2004年第2期）、张欣的《浮华背后》（2001第3期）《深喉》（2004年第1期）、虹影的《上海王》（2003年长篇专号）、六六的《心术》（2010年第4期）、麦家的《刀尖上的步履》（2011年第5、6期）等类型化小说与影视剧作品都已表明：《收获》已经由“纯文学”神圣性精神的倡导者，逐渐转向了对大众阅读趣味的关注，在满足了大众读者群的消费心理的同时，也缩减了文学“圣殿”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与此同时，《收获》也增加了“人生采访”、“一个人的电影”、“生活在别处”、“西部地理”、“封面中国”、“八十年代”、“田野档案”等非虚构栏目，从不同的地理位置讲述个人不同的精神历史，在虚构世界之外为读者提供了现实感和历史感相融合的优质文学“食品”。但是，无论如何调整，《收获》的编选方针一如既往地坚持“纯文学”性，依旧让“纯文学”作品居于主打地位。所以，新世纪之后，《收获》“长篇小说”栏目重点推出的仍是“纯文学”名家的力作。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李锐的《银城故事》（2002年第1期）、阎连科的《受活》（2003年第6期）、贾平凹的《秦腔》（2005年 1、2期）、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年第 6期）、张洁的《知在》（2006年第1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2007年第2期）《天香》（2011年第1、2期）、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2008年第6期）、苏童的《河岸》、莫言的《蛙》（2009年第6期）；“中篇小说”栏目也“短篇小说”栏目既持续地推出莫言、叶兆言、迟子建、红柯等名家杰作，也适时地推出了徐则臣、巍微、张惠雯、金仁顺、鲁敏、笛安、张悦然、周嘉宁等新人新作。此外，自2009年第1期开始连载迄今待续的黄永玉的自传体长篇《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确信无疑地表达了《收获》的“纯文学”品质。在新世纪，能够如此耐心地连续刊载这样一部“纯文学”绵密质地的长篇，大概只有《收获》独家。或许，这种连载方式，也寄予了它对“纯文学”的挽留和凭吊。只是，《收获》“盘中”震荡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比如：新世纪最初几年里，《收获》推出了某些“纯文学”底线之上的平平之作，因此受到文学评论者的质疑。如有评论者指出：“进入新世纪之后，《收获》对时代的发现基本上是停滞的。翻开如今的《收获》，我们很难发现它与10年前的《收获》有怎样的分别。”再如纪念五十周年庆典的2007年第4期也因质地平平而受到文学评论者的批评。

　　不过，以我近年对《收获》的阅读体验来说，我以为，新世纪以后《收获》所提供的“精神食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纯文学”的底线，同时，也试图在底线之上也适时地扩展“纯文学”的容量和边界，以期实现“纯文学”这一概念的开放性和现实感，真可谓在“纯文学”的底线之上，保持弹性。正因此故，《收获》铁定保障所发作品的文学品格、人性深度和平民意识，不改版，不登广告。但与此同时，《收获》也会因大众消费文化和影视传媒文化的合流而松动某些类型化小说的文学门槛。不仅如此，新世纪之后的《收获》还有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新世纪以后，《收获》很少因率先发起某种思潮而推出作品，却更倾向于采取用作品推进或参与某些思潮。甚至，新世纪之以后的《收获》较之于其他刊物，对待文学思潮的态度和行动更为审慎。比如：在新世纪之后兴起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青春文学”、“非虚构”写作等主要文学潮流中，《收获》的反应稍有“滞后”之嫌。但在各种潮流的中，慎开风气之先，而宁愿以文学的方式适时地收割各种文学思潮中的文学精品，进而成为新世纪的文学“食府”，可能恰是《收获》在新世纪之后对其编辑方针的低调坚守。

三、编辑功能：从“桥梁”向“经营者”过渡

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曾经将作家和批评家的矛盾关系比喻为“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还风趣地描述了双方斗嘴、互不相让的逼真情境：“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集，第551页）这比喻特别在行。“厨司”好比作家，批评家则为“食客”。“食客”可以对“厨司”品头论足，但“厨司”却不能反过来说要“食客”自己来掌勺试试身手。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关系，作家和批评家总是难以协调。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相处得再好，也难免会潜存着怨偶般的隔膜情绪。幸好有编辑。编辑比评论家更懂得作家的甘苦，却又比作家更包容批评家的让人生厌的挑剔的品性。

　　《收获》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名刊，在其编辑功能方面，确有一套独到、有效经验。事实上，自巴金先生主编《收获》期间，就以职业编辑家的目光确定了编辑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功能。不仅如此，巴金先生还以身作则地实践了一些具体举措。如：参与见证文学史上的大事件；重视名家，不薄新人；编辑与作者的“鱼水”关系；原稿退还制度；根据时代变化调整栏目；建立紧密的编读关系；在定价方面，力求低廉，等等。凡此种种具体举措，都形成了《收获》在编辑功能方面的优秀传统。即便在1986年《收获》开始自负盈亏，没有任何拨款和经费，不刊广告，没有赞助，没有后援的艰难情况下，也仅凭一本杂志，以独特的艺术品位在市场中获取生存空间。

　　但是，新世纪之后，《收获》如何在多种重压之下继续生存？《收获》固然需要继续继承巴金先生提出的“苦练内功”的编辑理念，也可以出台高稿酬的具体举措，还可以在排版、校对、印刷等编辑流程方面细致用心，但当务之急的工作则是对其编辑功能的理念进行转变。即：新世纪之后的《收获》，其编辑功能已由“桥梁”转变为“经营者”。为什么？新世纪之后，市场化的强大冲击，使得一切文化生产者、传播者若想生存，就要首先成为经营者。同样，在全球性的文化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时，《收获》除了学会经营，没有其他更好的生存之路。

　　但是，《收获》所意欲经营的效果不是时下流行的商业利益。如畅销书一般的发行量和名噪一时的反响对于《收获》而言算不得什么。《收获》所要经营的是它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负责任、守承诺的中介关系。《收获》曾经对文学史所承担的、对作家和读者所承诺的“纯文学”品质不能改变。因此，《收获》，如果从编辑功能来看，作为文化产品的经营者，有其特殊规定。新世纪以后，《收获》虽然转换为文学产品经营者，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和经济组织。一般而言，《收获》编辑部自身并不生产文学产品（巴金主编时期为解救稿源问题属于特例），它需要向名家“拉稿”或从自然投稿中发现优质作品。而且，《收获》作为经营者，向读者这一特殊的消费者提供其传播、销售的文学产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提供优质“精神食粮”为目的。这两个方面的规定，使得《收获》作为经营者必得履行它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约定义务。

　　而《收获》若想履行它与作家之间的约定义务，经营者的判断力至关重要。我非常认同一位名叫林塞·沃特斯的美国学者所说：“人文学就其根本性质来讲是关乎判断力的”。也信服于约翰·麦克道尔的话，判断是“富有责任的自由之运用”。对于刊物而言，编辑的判断力是刊物是否能够选取优质稿源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收获》对它与作家之间的约定义务的实现程度主要取决于编辑对作品的判断力的精准程度。譬如《收获》的新浪博客上每月贴出的最新一期的作品简介，不光介绍内容，而且隐含了《收获》的编辑功能——判断力。只是，《收获》不光对作者的产品作商业价值判断，而且要作审美价值判断。所以，如果必要，一位经营者的编辑功能完全可以坚持《收获》对文学产品提出修改意见的传统。特别是面对名家作品时，一位经营者不必松动他所坚持的审美判断力。如果必要，编辑对名家的审稿标准不妨“严格”一些，而对新人的审稿标准则不妨宽松一些。譬如：叙事一向非常高超、谙熟读者心理的海外女作家张翎的作品就存在着在高难度处取巧的惯性。《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中篇，2011年第4期)这篇小说的重头戏——游客讲故事的叙述方式与多丽丝·莱辛的《喷泉池中的宝物》中的讲述方式重合，重要人物徐老师送别亡夫的情节设计与《红与黑》中玛蒂尔德吻别于连头颅前额的场景相似。《何处藏诗》（2012年第4期）看上去是那么光滑，甚至光滑得没有瑕疵，而且，初读时，确实流畅、好看，甚至不乏情感的冲击力，但回头想来，小说中关键的情节设计似曾相识，有些省力。当然，如果仅仅是以一般性的文学水准来判断，这样的作品相当不错。但如果以《收获》编辑的判断力而言，名家作品偶有取巧，《收获》就会痛失力作。事实上，对于一位名家而言，作品的水准倘若再向前一小步，要比新人向前一大步难得多。但也就在这一小步的距离内，或许可以显现得出一位当代名家和一位经典作家之间的距离。而《收获》编辑的判断力大概难就难在丈量这段微小距离时所持的态度，即自觉地警惕名家效应。如果说《收获》编辑的“桥梁”功能意味着坚持一位编辑的职业精神，那么“经营者”的功能则意味着坚持一位编辑的判断力。当然，《收获》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如王安忆所说：“《收获》的编辑不像有的编辑那样给你一些很具体的意见。他们也叫你修改，但都很理解你，肯于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尊重你的意见。”但尊重读者和容忍硬伤是两回事。

四、编辑立场：坚持“纯文学”底线之上的调适

同样道理，《收获》若想履行它与读者之间的约定义务，经营者的理解力至关重要。理解意味着某种立场的调适。即：《收获》的编辑立场固然继续坚持“纯文学”底线，但也必得有所调适。调适，或许可以理解为《收获》谋求生存的一种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收获》坚持自身编辑立场的另一种方式，即知晓新世纪以后刊物和编辑的限度。新世纪以后，虽然《收获》与其他文学主流期刊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顶尖的作家队伍、巴金开创的编辑传统和海派文化的前卫观念，但它毕竟不可选择地相遇了一个“纯文学”处境尴尬的市场化经济时代。或者说，新世纪之后，《收获》与“纯文学”一道对其所遭遇的各种困境无法视而不见。姑且不说《收获》所遭遇到的文学生态环境的诸多外部要素的冲击，单说其内部要素的危机，如：读者群流失、作家队伍“老化”、代际更替缓慢、“纯文学”概念的封闭性，等等，就很致命。内外交困，难免不动摇和考验《收获》的编辑立场。

　　《收获》的编辑立场通常被认定为“纯文学的坚韧的守望者”。如果借助于作家冯骥才的话语表达，那就是坚守巴金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文学的良心”（冯骥才语）。只是，在新世纪文学背景下，坚守“文学的良心”和坚守“纯文学”底线一样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何况，新世纪以后，随着巴金辞世，社长李小林淡出，《收获》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从其所置身的各种困境中突围出来。而在《收获》所面临有困境中，我以为，最严峻的考验则在于：《收获》所坚持的“纯文学”立场如何应对新世纪文学的变局？要知道：新世纪之后，《收获》所坚守的“纯文学”立场的局限性确如一位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家的描述：“艺术可以理解为不过是一种反抗普遍倾向的、濒临灭绝的媒介而已，它缺乏任何由于内容的可传达性而取得的社会影响。仅仅是一小撮精神贵族仍在借助于某种艺术，拒绝对社会的屈从，准备反击时代所具有的征服性力量。”当新世纪之后“纯文学”整体上已然显露出阿多诺所说的衰疲症候且无法彻底改变时，《收获》在以“纯文学”立场进行抵抗的同时是否也削弱了文学对时代、对现实、对人心的征服力量？

　　为此，新世纪之后，《收获》依据时代、现实的变化和读者趣味的变化，作出了坚持“纯文学”底线之上的一些调适。首先是在栏目上进行调适。《收获》一如既往地将小说作为主打栏目，同时又增加了非虚构文体专栏的比重。前文所述的各种非虚构栏目应时代、现实而生，机动灵活、内容广泛、文化意蕴丰富，历史意识自觉。无论文化随笔、电影访谈、人物传记、历史回忆，都有效地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对接，充分实现了《收获》所坚持的“纯文学”理念的开放性。再加上这些顶级作家的深厚的文字功力，使得这些非虚构文体专栏既受到读者欢迎，又具有文学的审美性。如李辉的“封面中国”专栏不仅拆解了常规意义上的传记、散文、历史故事之间的边界，而且谨慎地绕开概念化的“大历史”观，以个人化的独特视角、细节化的描写重现了历史的鲜活本相。其次，在作家队伍上进行调适。除了继续由当代名家构成主力阵容，还不断推出文学新人新作。新世纪之后，朱文颖、徐则臣、盛可以、葛亮、鲁敏、笛安、张悦然、颜歌、苏瓷瓷等“70后”、“80后”新人，被相继推出，既为中国当代文学培育了“纯文学”的后备军，也为年轻作家的“纯文学”理想提供了一个高端平台。此外，《收获》在新世纪之后突破了大陆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既定格局，将严歌苓、虹影、张翎、陈河等海外华人军团视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推动了扩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此外，近年来《收获》出版了一年两期的长篇专号，汇聚了宗璞、李锐、余华等当代名家，哈金、虹影等海外华文作家，王海鸰等类型化小说作家，孙睿等网络作家，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呈现了新世纪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兼容、多变的格局。

　　

　　当然，《收获》坚持“纯文学”的编辑立场不是为了引领时代风尚，而是为了持续地推出优秀作家的优质作品。这一定位，正如《收获》副主编钟红明所说：“《收获》的贡献，是它以审美的敏锐和海纳百川的气度，打造了一个文学的平台，使许多作家许多优秀作品在这里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文学推手，但从不自以为是领袖。”但《收获》所持的“纯文学”立场的危机也在这里：如果优秀作家确实能够创造出优质作品，那么《收获》所持的“纯文学”立场自然得以实现。可是，如果优秀作家出现了质量不稳定的下滑现象时，《收获》所持的“纯文学“立场将出现摇摆。比如当红作家麦家的《刀尖上的步履》的模式化情节、庸常化语言就挑战了“纯文学”的底线。此外，《收获》对于自己一手培育起来的作家，难免不怀有特殊的情感，但如何处理人情与事理之间的关系，恐怕更加考验《收获》的编辑立场。

　　《收获》自1957年创刊迄今已经走过了五十五个年头。它经历了不同时代的不同外部要素的冲击，却一直保持着开放的胸怀、淡定的气度、恒定的立场、真诚的品性。这种精神品格的守护，固然是对巴金的人格精神和办刊理念的继承，同时也是《收获》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新世纪“纯文学“期刊纷纷变脸的生态环境中，《收获》仍然坚持“纯文学”底线，在一个底线不断被击破的当下，着实令人感动。但是，《收获》也难以自制地随着“纯文学”的命运而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前途未卜的历史困境中。而决定《收获》未来命运的元素，大概不在于《收获》自身，而在于整个文化体制的变革以及思想界、文学界对“纯文学”的深切反思。

　　【注释】

　　①⑩巴金、靳以：《发刊词》，《收获》1957年创刊号。

　　②钟红明、蔡兴水、沈亦文、梁轶雯：《〈收获〉50年·历史篇——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南方周末》2007年9月20日。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④过桥：《看〈收获〉2004年第2期》，《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 4期，第 7页。

　　⑤马季、叶匡政：《仍在坚守还是已经失落》，《中国图书商报》2009年5月26日。

　　⑥刘晓南：《看〈收获〉2007年第4期》，《西湖》2007年第12期。

　　⑦⑧鲁迅：《花边文学》，《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0页、第551页。

　　⑨巴金：《 致〈 十月〉》，《 编辑杂谈》（ 2），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

　　?[美]林塞·沃特斯：《 希望的敌人》，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33 页。

　　?王安忆、蔡兴水：《 在〈 收获〉上收获》，《 南方周末》2007 年 9月 20 日。

　　?约亨·舒尔特—扎赛：《 先锋派理论·英译本序言》，[德]彼得·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页。

　　?钟红明、姜永平：《〈收获〉：纯文学坚韧的守望者——与〈收获〉编辑部主任钟红明对话》，《西湖》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