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牧

　　把创造力和相关的潜在皆诉诸神话与传说，毋宁是天地给你的赏赐，何况那并不只是一时的，是恒久，而且广大，无限，支持着你探索、突破的勇气。纵使在你远远离开那原始天地，长久之后，它还存在你心神之中，即是惟一的自然界，甚至在阔别之后，依旧不改。自然于是存在你思维和想象，并因为那思维和想象变化无穷，与你维持着强烈，略带腼腆的秘密关系。叶慈想象他因为这样的向往，就寻到一些令人喜悦或心悸的鬼神灵觋之类意象，即将化为白色的飞鸟，在那里栖息，旋飞，和爱人“在海波上浮沉”。

　　我心萦绕无数的岛屿，和许多丹黯海滩，

　　那里时间把我们遗忘……

　　I am haunted by numberless islands,and many a Danaan shore,

　　where Time would surely forget us……

　　而即使这其中缺乏爱尔兰式的神话与传说，那些阴郁、生动的形象来萦绕你的心，时时刻刻，只要眼前的山与水都如此完整地以形以色以声存在我们的世界，那激越的活力撼动着我们的思考与想象，启发我们的诗，甚至反复创作我们独有、秘密的另一组全新的神话系统。雪莱（Percy Bysshe Shekkey）这样形容他对自然界形上与形下的追寻：

　　

　　穿越许多倾听的屋室，窟穴，废墟，

　　以及星辉的树林，疑惧的步履追逐

　　但愿能和死逝者介入侃侃的高谈

　　我呼鸩羽有毒之名，童稚的哺食；

　　它们置若罔闻——渺茫不见，

　　而我沉溺思索着人生

　　命运……

　　直到有一个春天当万物苏醒，百花风蕊竞开，少年诗人一时感悟，忽然发觉有什么影像落在他的身体，“我警呼，继之以击掌狂喜！”那是知性之美（Intellectual Beauty）对雪莱的宣示。我们在这转折的进程里体会到少年的心情，即使时光遥远，形象渺茫，死者的音容和神貌犹栩栩然存在于那些必然以及偶发的事件关头。其实，超越那一切的还有人情之美，是我们诗的源头吧，“如自然之真”。爱，希望，忧伤，快乐，工作和休息，所有那些都教我们好奇，想在其中发现什么，体会什么。起初就缘附这些纷纭的事件思索着人生，所以就有归来和离去，遗失和拾得，足音，叹息，徜徉，相遇；所以就有一山风雨“如忧郁飘落”，或者“云彩恰似寂寞”从水边悄悄飞过。

　　但有时我也怀疑这样率性弋获的文字是不是诗的开始，虽然率性最接近诗的真。我不怀疑，即使在那简单的少年心思里，当我们一意觅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刺激反应，晨昏继续，这样寻找，倾听，追逐，介入，思索，是不是诗的开始？有时我想这其中必有真意，久之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那种专一，执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样持续的追寻和思索终于，至少，培养了少年超越平常的感性，如雪莱所说的，接近了鬼神，在陌生的屋室、窟穴、废墟和树林中间，能和死者的幽灵对谈，发掘人生命运的启示。唯其如此，经过这么彻底的介入，似乎在形下与形上之间找到一些相通，一些区别，急着加以把握，设法去理解。

　　我自觉地开始写诗，不但在篇幅里驱遣文字以追摹心情和感性的痕迹，并且完全有意地尝试将那些文字一组一组规划，界定在不移的形式当中，遵守我心目中想象的诗的纪律，如何发生，展开，终结一些困顿中摸索出来的典范，回忆起来，已经是大学时代了。我可能无端就厌倦了太多的感性抒情，精巧的隐喻，和象征的雏形吧。我想创造另外一种语法，通过它来试探陌生或不寻常的理念，尤其抽象如忧郁和寂寞之类，看看迥异的思维能不能寻到合适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它自己；而我应该只是一个见证的人，文字的组织者，小心翼翼地布置，驱遣，虽然在那试验创作的时代，我知道我因为选择了诗的表达方式，属于艺术的前卫阵容，终于享有异常的自由，在修辞语法中出没，有时甚至超越了艺术或哲学的命题，隐遁在繁复的文字结构中，似乎也因此可能为一已的时代面貌创造一种异类。其实，在这情形之下，我应该承认我已经自觉地开始抗拒着一己惯习的思考模式和诗的方法，为自我设定挑战的层级，去面对障碍、困扰，并因此感觉优越。所以每当有人质疑我转折的表现是否执拗、不合理的时候，我犹窃自暗喜，为自己之能迂回进程，并可能得到连续的突破，感到这样自觉的工作可能就是对的，必然指向一定的计划创作。

　　所以，好像就还在那“沉溺思考”的阶段里，有一天，我开始写《给忧郁》，一首遵循着某种特定规矩的诗，共四节，每节十行，以“异域”两个字直接开启了暗晦的意象。异域先是阴冷呈现在方寸之中，转而又回归古代，沉闷无欢，是我们死后的异域，何等遥远，幽冥，其中来回出没的是一不可名状的神似，是我们的主人：“你无惧于黑暗”。诗的确维持着一种具有设计痕迹的语调，通篇藉与忧郁抽象对话进行，或快速或缓慢，试图将我心中蕴有的意念揭示在控制的文字当中，环绕那暗晦的意象转折，既用以为忧郁写客观的定义，更蓄意发抒属于自己的情志，对诗的主观格局毫不避讳。这首诗发表时，我在题目下转引了欧阳修的一小段文字，一个戛戛其难的修辞疑问：“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于是就在同一年同一个月里，相去不过几天，开始写《给智慧》，也是一首形式有条不紊的诗，共三节，每节十四行，看得出来是以英诗商籁体为念，从那形式演化出来的；诗前也有引言，这一次正是曾以他的《给忧郁》感动我二十一岁心灵至深的济慈（John Keats）：“哀愁即智慧”（sorrow is wisdom）。诗既然是对智慧献颂之辞，则“你”宜乎指的是智慧，但意念与形象还是不免于变化，往往被以“你”的名呼出的对象又一转而为或人：“让我们交换彼此的翅膀”，仿佛就是济慈——他二十一岁的诗就以荷马和味吉尔悬为艺术向往的鹄的。我生涩的格律诗以智慧与济慈来回为倾诉对象，时而分离，时而合一，在散见的典故间游移，或莎士比亚的蟾蜍云雀，或宋词婉约的宫墙柳，或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当然还充斥了济慈不同凡响的意象和观念。但那时到底知道多少形上形下的人生奥秘？忧郁可以设法捕捉，感受；但智慧？哀愁在什么情况下真可以归属智慧？

　　我有能力演绎，诠释，将那些发展为接近知性的论述？我的能力显然微不足道。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自己高悬起向往的目标。所以我说那是我真正自觉开始写诗，当我有意、立志放弃一些熟悉的见闻，一些无重力的感叹类的辞藻或句式的时候，我当然是在私自执行着个人的砥砺，练习，期能朝向更深更远，更超越的领域从事创作。我想我在那两首中规中矩的少作里并未提供太多需要更进一步思索的命题，但那哲学性的抉择却让我觉得珍惜，把它当着是一件证据，挥别必然的愚 。何况，应该就是在发觉原来写过忧郁可以紧接又写智慧的时候，我体会到一个人的意志竟已凌驾趣味好恶，体会到有一种值得鞭策的计划创作显然可以胜过喜怒哀乐衍生的小品，为长远的挑战而设。诗的创作是有组织的，那计划必须笃实执行，策略随时评估，修正，将前景统摄于眼界最远能及的天外，认识并且确定你的目标。

　　我知道在忧郁和智慧之后，我将继续类似思考的命题，一些立即、迫切的命题。我向内心要求可以持续的力，我必须写一系列探索、追问的诗，它们彼此连贯，呼应，平衡，这样一系列表达我的意志的诗。

　　这系列诗的下一首即是《给命运》。

　　写《给命运》其实是在一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现在回想起来，知道这必然就是我计划中的写作，为了完成一系列组诗非执行不可，终于选择了命运，最顺理成章的题目，灵魂，泪水，血液之余，听见霹雳，狂风的声音，以黑暗为主调，直指贝多芬赫赫的死面。同年写《给寂寞》，坚持将寂寞人格化，以情绪和思维，以记忆和梦，显示为一多愁善感的知音少女，迷惘，悲伤，疲倦乞怜，遂依偎着我：寂寞竟“软弱而求宠地靠着我的肩，睡了”。命运和寂寞的表现截然不同，当然是蓄意的，在安排的字里行间寻找不同的骨骼、肌理、血色。

　　第五首《给时间》探问遗忘与记忆，藉那疑惑的表情反复思索时间的消息：

　　告诉我，什么叫遗忘

　　什么叫全然的遗忘——枯木铺着

　　奄奄宇宙衰老的青苔

　　果子熟了，蒂落冥然的大地

　　在夏秋之交，烂在暗暗的阴影中

　　当两季的蕴涵和红艳

　　在一点挣脱的压力下

　　突然化为尘土

　　当花香埋入丛草，如星殒

　　钟乳石沉沉垂下，接住上升的石笋

　　又如一个陌生者的脚步

　　穿过红漆的圆门，穿过细雨

　　在喷水池畔凝住

　　而凝成一百座虚无的雕像

　　它就是遗忘，在你我的

　　双眉间踩出深谷

　　如没有回音的山林

　　拥抱着一个原始的忧虑

　　告诉我，什么叫做记忆

　　如你曾在死亡的甜蜜中迷失自己

　　什么叫记忆——如你熄去一盏灯

　　把自己埋葬在永恒的黑暗里

　　遗忘和记忆不可捉摸，不可方物，惟时间或可能将它显影，但也可能抹煞净尽，所以我虽然把这首诗系在本系列发端的第二年，或更晚，但也未必就是。现在回想这一组诗之写作，到此已经有些时日，接下去惟余二题即将停止，不免有些感触，因为七首以献颂节制的诗当中，我自己衷心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给时间》。不错，一个刚告别少年岁月的人对时间能有多少认识？如何干预那超越想象之魔力运行，咄咄书空？然而，此刻重读这遥远的作品，感觉悠悠闲闲的文字铺陈起来的，并不是完全没有把握，对遗忘和记忆之为物，对时间。在以后这漫长的日子里，我又屡次试探时间，从不同角度窥伺它的形貌和声音，或者说，想象它之无形，太希冥默，如何去体会其寂寂空灵而不觉得失落？我调整过不少角度切入互异的背景，替换光影强弱，甚至创造截然不同的心态，知与未知，每隔一段日子就绕回到这一点，触及时间的问题，并且有些新发现；但我还是珍惜这首少作其中自然取择的比喻，一种沉甸以扬跃的结合，时间的动静：“钟乳石沉沉垂下，接着上升的石笋”。

　　第六首《给雅典娜》，我想应该写于两年后的柏克莱，是看一幅希腊女神雅典娜铜像摄影后连续草成的三短诗结合之作。我确定那是某一出处不明的铜像，而不是石雕，因为盔甲和判然庄严美丽的侧面有岁月累积的浅锈，青铜的痕迹，令我深深着迷。若干年后我曾援笔以散文记载心目中的雅典娜如下：“她蓝睛，冷艳，通常作戎装打扮，甲胄俨然，持干矛与盾牌。”这个观察或许残留了当初写作此诗神往心驰之所凝聚，或许是一种祓除，提升。我在巴黎罗浮宫亲眼目睹的雅典娜披薄裳，褶绉宛然，足蹬凉鞋，略无戎装印象。现在看这首以小型组诗的独立结构参与一略具规模的较大型的组诗，最深的感想是，原来我也把雅典娜也当作一个抽象概念，正如忧郁、智慧、命运、寂寞、时间和接续而至的死亡之为抽象意念；其次是我自从四年前开始在这个计划里写作这一系列的献颂之诗，一路颇自限于某种格律，于声音、语气、用色，和一般的造句遣辞各方面，都步步为营，看得出有些城府，不少羁绊，鲜少自由。但我虽然有计划，知道这系列之单元将处理怎么样或哪一类题材，却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大纲，起初并不知道“时间”以下是“雅典娜”，并随之风格转变，倾向自由的新形式，而“雅典娜”以下是“死亡”，却又回到严峻、凌厉的格式，以它结束早年青春岁月全力、持续追求的一组仿佛永远追求不到的诗，以隐喻浮现抽象，试探形而上的意识，观念，生命里势必对我们显示的知性之美。

　　这是一个追求的过程。

　　起初我只知道，为了找到我的诗，我有必要将惯习俗见的诗先行摆脱，戒除一般刺激反应的模式，摒弃感官直接守候的五音、五色，有必要反其道而行，进入一个思维的和高度想象的创作模式，讲究知识、理性、纪律，甚至在这条在线暂且将自由诗的权宜放到一边。这个过程当然也不是天大的难事，因为那一一割舍的举动，其实，正是获取、掌握信念的时刻，逐渐接近着我心中真正意向的诗。这个过程看似一种自我箠楚，但实际上是无痛的，因为你每走一步就愈越提升，站在更高更广的地位以观来时路，不但对自己的选择突破无怨尤，而且静言思之，亟思奋飞超越。这是我第一次自觉执行并终于加以完成的创作计划，这样的一个过程。

　　多少年后，有一天我从学院的书堆里抬起头来，感受到旧文学加诸于我的庄严，沉重的压力，一则以欣喜，一则以忧虑，而且我的阅读书单早在抒情传统里更增添了大量的叙事诗以及戏剧等西方古典，深知文学领域广阔，繁复，不是瞑目枯坐就能想象的；这对于任何一个在学院里身体力行接受训练的人是压力，对我这样尚且怀抱信念要把诗写好，把文学的创作当作一生追求的志趣的人，更形成一种洪钟巨响，使我即刻觉悟，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主题和表现方法太容易流于平凡的巢臼了，知之无益，假使我不能从我的阅读经验里体会古典或现代文学的蕴藉内涵，以及各自合宜、有效的表现方法，转益多师，再一次出发去搜索，寻找我的新诗，为自己的文学理念和形式下定义，则学院的纪律和专属特权，传统文学累积加诸于我的启示，和快乐，岂非多余。

　　就当这样的疑虑左右摇撼着我的时候，这一天我就提笔写下了《延陵季子挂剑》。

　　我心里在想的是，到那一年为止，我已经潜心于柏克莱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学业达三年之久，然则我是不是荒废了一向耿耿于怀的诗创作？在通过学位考试的翌日，回头检视长久以来的自我期许，承诺，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失落了什么？而且，果真如此，是不是也辜负了谁，或“我心萦绕的岛屿”，那些年少愚 寻觅的神与鬼？

　　我为你瞑目起舞

　　水草的萧瑟和新月的寒凉

　　异邦晚来的捣衣紧追着我的身影

　　嘲弄我荒废的剑术

　　果然，我的心情如彼，笔墨落实者如此。延陵季子名季札，为春秋时吴王寿梦少子，传位不受，历聘列国，故事见《左传》与《史记》，襄公二九年观乐于鲁，叹其次第粲然；古诗《徐人歌》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记其友谊重然诺的传说。我写《延陵季子挂剑》定稿前一年至少写过三个草稿，皆弃去。现在是因为思考方向已定，正探索新的表现策略，遂想到友情然诺的主题，自觉可以权且进入季子的位置，扮演他在人情命运的关口想当然所以必然的角色，袭其声音和形容，融会他的背景、经验，直接切入他即临当下，发抒他的感慨，亦诗以言志之意。然而这个写法虽然未脱诗言志的古训，却因为所言实为我姑且设定乃是延陵季子之志，就与平常我们创作抒情诗的路数有异，其发生的动力乃是以客体缜密的观察与一般逻辑为经，以掌握到主观神态与声色的纲要为纬，于是在二者互动的情况下推展一个或简或繁的故事情节，亦即是它富有动作的戏剧事件。

　　这也就是说，我在使用一种诗的策略发展那特定的故事，但又不一定顺头中尾的次序呈现，而就像古来那些启人疑窦，却回味无穷的传奇之类的叙事文学一样，或发端于叙事末而徐徐倒叙或以跳跃的方式省略，衔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我相当确定，在这平生重要的时刻我竟选择用诗的形式去掌握一个所谓故事之情节，应该和那前后所读书有关，尤其是西方古典。何况，我正在重新思考“诗言志”的问题，开始怀疑整个抒情传统的宽与广，深度，密度，乃至于效用等问题。在累积的阅读领悟之余，思考到一个诗人创作当下主观，自我的流露和诗的客观表现，那种普遍，超越或结合了美学和道德的潜力，应该如何对应，相提并论。我们如何评估这二者的关系？我们通过创作追求的是诗还是诗人？我相当确定我要的是什么，所以才认清了这一种合宜的结构，并加以实践，在一种戏剧性的独白体式里一方面建立故事情节，促成其中的戏剧效果，一方面于细部决不放松，期能将言志抒情的动机在特定的环境背景（包括时间、场域，和人际互动的关系）表达无遗。

　　选择延陵季子的故事来发展上述诸类属于诗的理想，或许可以略加说明。季子北游过徐，以宝剑示徐君，徐君甚悦之。季子承诺聘事毕南旋则以剑相贻。迨季子归途经徐国，君已死，季子挂剑墓前遂去。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然诺，失误和延宕，无穷的遗憾，曾经使我为之极端感动，自少年时代就觉得其中含有无穷的教训，启示。我的诗由这基础开始，提出个人的诠释。所谓个人的诠释，当然，根据悉在自我，我的思索和想象，戏剧的理与势，诗的必然。首先，延陵季子闻徐君已死，赴故人墓前，作剑舞。当其舞踊收放之际，正是细说别后，悔恨倾诉之时，所以季子将他北游的见闻和经验和盘托出，一个南人在高度文明的北方的遭遇。此处为了创作，我擅自增加一枝节,即以季子北游之余既心向往于北地胭脂，和齐鲁衣冠，更不期然被孔子讲学所吸引,诵诗三百，变成“一介迟迟不返的儒者”。孔子弟子七十人独不见季子之名，何况根据《左传》，季子于襄公二九年观乐于鲁，孔子方八岁，所以延陵季子当然不可能是子路和子夏等人的同门。我增加这一节，纯粹是为了戏剧张力的思考。

　　就因为这一份对文学的信心，我们承认说故事说得好的时候，言者谆谆也能触动道德的思维，但又不免感叹，深怕从美学上看，其中文体风格常有不逮，或流于平铺，或流于冗杂，汉文学传统所见的叙事诗空有情节大纲，往往欠缺诗的回荡之力和悬疑、转折，乃至于破解的密度结构。但我们知道诗的形式，毫无疑问，除为抒情言志之外，也合为叙事与戏剧表现所用。在这之前，我曾经为了设想韩愈贬官的心境作《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从他颇见气势的煞尾两句“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接写，揣摩一个儒者的风度和口气，不避重复屡用“我”字，则前后所提到的经验和观念等，都是为了流谪朝洲途中侘傺之余犹不免倨严骄傲的韩愈而设定，想当然如此，乃是不能免的。稍后作《流萤》，续采第一人称观点，但寻仇的“我”除对事发当夜记忆犹新，也颇能全知地领略整个悲剧的教训，思念前生未了的爱，似乎也对那致命的厮杀流露悔恨之情，这样一个亲眼看见被他误杀的妻，就是仇家的独生女，已经化为萤火在废园旧楼间飘流——一个死去许久的侠客，白骨早风化成缺磷的窘态。从个人这样对照的创作过程，我发现为了达到以诗的密度维系故事结构于不坠，更保证诗的抒情或言志功能可以发挥到极限，同时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给读者，我最好的策略就是采取一种独白的体式，径取一特定的第一人称之位置，置于稍不移易的场域，通过文字语气之指涉逐渐揭开前后因果，使之交集于一舞台之当下，故称为戏剧独白体，相当于英诗的dramatic monologue。

　　我致力以诗的戏剧独白体创造特定时空里的人物，规范其性格、神气及风度，揭发其心理层次，为他个别的动作找到事件情节为依据，即以《延陵季子挂剑》开始。这些年来，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偶发地回到这系列诗的写作，但我从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要保持一个“否定的肯定”：不知道这一首诗完成后，下面一首将会处理什么，什么人或事，因为我同时还在从事其他工作，但我确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到这个体式，回到那样一个我选择的人物正处在一截取的生命情节里，正从事他必然只属于他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挂剑》之后五年作《林冲夜奔》，又三年作《郑玄寤梦》和《马罗饮酒》的原因，我处理的人物事件彼此差距甚大，但论诗的发生与完成都有一个共通的形式。林冲的故事来自说部文学，去延陵季子的原型极远自不待言。《郑玄寤梦》据《后汉书》列传所载这一个寤梦的传说加以扩充，探索一个皓首穷经的弘毅之士怎样看视末代的时运气数，当纷争崛起的军阀南北猖獗，而学术至此似乎已经累积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或危殆可忧仿佛岌岌然随时将经不起新时代的考验而至崩溃。处理这样的人物，我惟有谨慎以意逆志，应该就是以我一己之意逆取那人物之志，谨慎地，但有时也不免就放纵诗的想象，使它与所谓可信的史实竞驰，冀以发现普遍于特殊，抽象于具体，希望获致诗的或然,可能之真理。我以这个理念与方法探求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也追索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戏剧诗人马罗。我当然没有经验过他们的经验，但我愿意，而且以最大的自觉诚心去设想他们的处境、思想和感情。

　　到了八○年代写《妙玉坐禅》和《喇嘛转世》时，我回顾自己于戏剧独白体的创作其实已近二十年，虽然处理的题材随时代变化，原始信念依旧，对那些天地间屡次遭遇的人物好奇不减，持续以诗的想象和文本传说之饤饾尝试推演，而其中最令我怡然的是《喇嘛转世》的写作。我幸运能有机会在一首诗里宣说，即使这个世界混乱污浊，暴力血腥一至于此，终因为那西藏密宗小喇嘛的转世出生，他不吝为人知的肉身和精神已经为我们衔接起一种普世的信念，就是我们多么向往、期待的爱、和平。这喇嘛的事是在80年代中以后传出的，在一个扰攘不安的年代，于混乱和暴力之外，我们听得见他超然的呼声：“找我找我在遥远的格拉拿达”，一个幼童的呼声，却如此沉着，有力，充满了希望。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这诗的完成使我特别感动，无非因为前此我在这一系列的戏剧独白中触及到的多为怀疑、无力、失望灰心一类的主题，甚至《妙玉坐禅》亦复如此，揭示一表面冰清玉洁的女尼终不能压抑内心汹涌的狂潮，为爱欲杂念所折磨，致不能安于禅修，走火入魔。我回顾那许多年的创作，竟有了这样一种倾向厄难的着眼，不免愕然，但想想或许在过去比较长的岁月里，因为阅读和思考方向的关系，对于人性或者人在紧急关头危机处理的能力，总是怀疑的，永远濒于败绩，甚至导向死灭，是所以举目望去人生无尽的悲剧。而诗之功能就是为了起悲剧事件于虚无决裂，赋予庄严回生，洗涤之效，以自觉、谨慎的文字。

　　我也刻意探求过快乐和崇高的主题，例如胜利。在中断十三年之后，我又回到这系列戏剧独白的创作，所以我说纵使没有一个原始纲目限制或指引我不同阶段的写作计划，但我也有一个自觉、谨慎的心思，能在逐日进行的书写之余，自然想到这平生的承诺。我写《平达耳作诵》以凸显美丽、灿烂、胜利的主题，通过希腊诗人平达耳在特定的发生于公元前四七二年的一点,后设地赞美杰出的马术、竞走，与快跑，一个男性竞技者超越其余，不凡的表现：超越而不凡，因为他的生父是浪迹南边的神，生母是海里浮出来的水妖。一次偶发的遭遇导致他的诞生，虽然他们都已不知所终，但秉自神异的骨血在成长过程里因为一对灰眼大蟒蛇的照顾抚养，自然就在运动会竞技项目里轻易击败其余，获得胜利。平达耳为胜利者谱作诵诗，结构完整，修辞宏伟，韵类崇高，千古流传自无可置疑，只是诗人心思绵密，却疏忽未交代生母的下落，终于就是不完美的，变成一件千古憾事。

　　我以为我至少也正面、集中地宣说了胜利的主题，在《平达耳作诵》这首赞美的诗里，但隐隐约约似乎强调的反而是怎么样的一种遗憾和轻度的失落感。或者竞技者超越的体能和技术是我们都看得到的，深受称扬，如诗人在奥林匹亚颂歌里所热衷渲染的，展现了力量与美的极致，说不定他就不觉得遗憾或失落，诗也因此证明为力量与美的极致，纵使我们念念不忘的是那英雄人物的生母何等晦暗，缺少交代，但那毕竟不是诗的结构，修辞，或韵类有错，而是诗人有错。

　　第二年作《以撒斥堠》。

　　以撒是我六○年代认识的一个朋友，犹太人。他来自波士顿，平时以打零工度日，热衷翻译中南美洲以西班牙文写的新诗，有所作辄以示我，喜不自胜。我们在柏克莱的反越战示威声中喝茶，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知识分子的街头运动，日本赤军连，和中南美的反击革命，尤其是切·格伐拉之死，以及墨西哥非法移民在加州的困境。他偶而会对我倾诉家庭出身的纠葛关系，犹太背景和他的性格、习性，甚至“命运”等问题，但那时我可能并不完全明白，更不了解其严重性。有一天，以撒对我说要离开一段时日，我问他要去哪里，他说这不方便讲：“因为我有任务在身，不能泄露秘密。”他答应到达目的地后会给我来信，但只能谈天气，不能谈别的；若回归有日，就在纸缘写《旧约》里《诗篇》一句：“我们把琴都挂在柳树上，因为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

　　终于，那一天我真的收到以撒从南斯拉夫寄来的信，发信地点是诺未色，大概是一个离多瑙河不远的古城吧，因为他提到河水闪光，但接着连日下雪不断。除外，信里并未多说。我虽然好奇以撒去南斯拉夫做什么，甚至怀疑他可能只是返波士顿探亲，故弄玄虚，但信封上确实贴有南斯拉夫戳记的邮票，又教我不得不信。但以撒到底去南斯拉夫做什么？后来我果然又收到他的一封信，又用打字机描写了半页雪景，并且如约在纸缘打上：“我们把琴都挂在柳树上，因为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不久就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在柏克莱一直不减温暖的春天。我问他到底为什么目的去了南斯拉夫？他莞尔说道:“这本来是个秘密,但我的任务是为族人的斥堠。”

　　《以撒斥堠》是一首相当长的诗。从上面的缘起本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怎么样的时候，忽然为了什么不足为人道的什么原因，选择去到一个地方——这样的动作，使我愿意集中精神和心力去探索——与其说我想找出他出走的原因，不如说我真正、原始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平生邂逅的相识造像。我想说明的是，这其中总有一些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从指认的证据，征象，以撒的血缘，他的族群意识，一些对我无限神秘，重复出现的神色，或空白，都停留在虚实之间；以撒的性格、阅读、知识判断，他强烈的好恶、偏激、智慧，以及他屡次流露出来的不道德倾向，对平凡小事，严重地迷惑了我。我也考虑过换一个方式将故事铺叙即罢，甚至改采散体，直接系其年月，说不定更容易让读者采信，接受。不错，这其实好像是一个回家和离家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离开继之以回归，而终于又离开的故事，但我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把那地方当他的家。权衡之余，我发现我可能就是必须固守着诗，因为除了诗这样的形式，其中自然扩充的包容，方生未死的限制，寓确定于游离状态之中，有机稀释，复归于凝固，只有诗能有效、准确地表达以撒的散漫、随性，与完全非我能掌握的不确定性。而且我相信，惟有诗的形式能同时储蓄内在无穷的潜力，并屡次于转折之际不妨害它次第展现我指定、选择的题旨，随我心之所欲，设想这其中值得层层剥开的，美学或道德的矿苗以发现火焰，和珠玉。

　　我知道我持续在这些诗里追求的是什么，在诗的系列创作里追求一种准确、平衡的表达方式以维系颉颃上下的意念，将个性疏离，为了把握客观、执着、抽象、普遍，但即使当我深陷在驳杂紊乱的网状思维中，欲求解脱，我知道我耿耿于怀的还是如何将感性的抒情效应保留，使它因为知性之适时照亮，形式就更美，传达的讯息就更立即，迫切，更接近我们向往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