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为什么沉沦这样严峻的命题，在众多评论家和诗人那里却表现得越来越淡定。在剔除外部因素以后，我们应该反思：除了消费文化语境的因素以外，有无诗歌审美本体的弊端可以反躬自问呢？傅元峰认为：“现代汉诗在抒情主体方面表现出与传统汉诗、域外诗歌的差异，探讨这些差异，并对诗歌抒情主体对文化理论的反哺进行研究，也具有重大的诗学意义。”如果诗歌界的研究在学理和学术的层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即使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纵然进入压迫性的“小众时代”，也会在文学史的长廊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我们冀望学者们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介入这样的研究工作。

　　对现实主义作品和思潮的评判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新世纪中国现实的审美想象》虽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但是我们希望将这个话题深入进行下去。同样，对“新写实小说”的反思也是同样重要的话题，但是也绝非是“历史考古”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期待更加深刻的批判性的介入。

　　本期我们刊发了刘静生先生评电影《山楂树之恋》的文章，文章虽然短小，但是问题提得尖锐：“文艺作品要表现 ‘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无异于作茧自缚，永世不得‘羽化’。”其思想的犀利可见一斑。本来是想组一批同类稿件，形成阵势的，但终究没能如愿。我们希望能多发此类有见地的文章。

　　夏天过去了，我们期待秋天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