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

　　因为眼疾体衰，已有许久不读虚构体的小说了，我把有限的阅读兴趣，更多地转向纪实体、解密性的作品，还有亲历性的散文随笔了。这情形恰如李国文近十几年来不再写小说，而把笔力转向了为期刊专栏写文史类随笔一样。因为退休多年，也有许久未能面见到李国文了。无论是作为他的作品的责编朋友，还是作为他的作品的读者，有时还真怪想念他的。而对我来说，最便利见到他和他作品的方式，便是翻阅手头的那本杂志——《文学自由谈》。因为我知道，他作为这家刊物的特约专栏作家，似乎已有十多年了。此外，便是偶尔翻检到昔日他给我的信件，和刊发在《钟山》上的作品。

　　凡是阅读《文学自由谈》的人，总喜欢首先翻阅李国文为期刊所写的特约专栏稿件。年底闲暇，偶尔之间翻阅2009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不由得就被封面上那幅白发老人的照片所吸引住了。脑海里顿时浮现的印象便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一位温文尔雅的文人。展现在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有着硕大的脑袋，稀疏的白发，慈善的面容下，那睿智的目光里，闪耀着博识与才情，贮满了人生的磨难与艰辛。

　　他就是我和《钟山》所熟悉的作家朋友李国文。按理说，我们的相识并不算早，那只不过是新时期初始的时候。1957年反右运动时，当27岁的李国文因短篇《改选》获罪被错打为“右派”之际，我只不过是一个不到18岁的中学生。当时我或许听说过王蒙和刘绍棠之名，却不知李国文其人其名。直到二十多年后，国文平反并旋即以《月食》和《冬天里的春天》震响文坛之时，作为刚刚创办不久的《钟山》的编辑，我这才有了结识国文并向他约稿的机会。当然，约稿之前，我除了拜读过他的短篇《月食》之外，已得知他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却在南京读过国立戏专。上世纪80年代初，国文已是全国著名作家，而《钟山》尚不过是个省级地方刊物，我只不过是个毫不知名的文学编辑。当时初为编辑的我，首先想到的约稿方式只能是打乡情牌，以家乡刊物之名来京约请家乡作家为《钟山》写稿，寄希望于以乡情打动作家。

　　大约在1980年初《月食》发表不久，我即去北京国文家里作拜访性约稿。那时，国文家尚住在复兴门外铁一区一条不甚宽敞的小巷里，家里似乎只有国文夫妇俩人。除了书房雅致整洁，充满书卷气，给我印象尤深之外，只见那时的国文大约五十来岁，身板健硕，红光满面，言行敏捷，待人热情宽厚。几乎很难看出当年被错打成“右派”，流放铁路工地长期从事强体力劳动的痕迹。当我亮明身份，以家乡刊物编辑之名义热情约稿之时，他先是询问了江苏一些作家朋友，尤其是陆文夫和高晓声等人的情况，然后便谦称自己作品一向不多，一时间很难应允何时供稿。我知道，像他这样知名的作家约稿者甚多，而他的创作数量又有限；我也能感受到国文委实是个热情坦诚、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第一次上门约稿，初次相识，是不大可能携稿而回，满载而归的。我需要更大的热诚与耐心，也需要以更为有效的组稿方式才能尽快地组约到他的作品。

　　当然，伴随着这一专栏的设置，还有我对像李国文这些“右派”们的生活经历的尊重与理解，对他们所持文学主张与文学精神的赞同。据我所知，国文在1957年那场政治劫难之后，旋即就被发配到边塞的铁路工地，长期从事强体力劳动，有了更多的人生苦难的体验，却失去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这对于素来喜欢创作的作者来说，其内心的痛苦，自是可想而知的。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李国文与其他优秀作家一样，内心的文学火光却从未熄灭，对生活对社会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大约正因如此，李国文等“右派”作家才能在1979年新时期甫始平反之后，即纷纷拿出新作，重出文坛，并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力军。

　　依照我的编辑经验，我知道，在名作家与不知名期刊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不平衡的关系。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名作家一旦有了重新创作、发表作品的机会时，他首先考虑的，或许不一定是稿酬的高低，待遇的厚薄，而在于对期刊和编辑的情感、友谊的信任程度，还有文学观点的契合程度。诚如当年刘绍棠对我所说，作家与编辑的友情固然重要，但作家好不容易写出一部作品，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作品在不知名期刊发表之后会不会打瞎了，以至不为人知毫无影响，好似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毫无声响一样。当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代表《钟山》编辑部拜访一些名作家常遭到冷脸和怠慢之后，我才想起要开办“作家之窗”专栏来吸引名作家们为《钟山》写稿。我以为，这是无奈却又是最有效的组稿方式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4年第3期《钟山》的“作家之窗”专栏终于推出了李国文的一组文稿。李国文曾在创作谈《论眼睛》一文中道出了编辑部的良苦用心：“写完《驳壳枪》，接着写这篇创作谈，还要奉献上一页作品目录。据说，编辑部还请人给我写了篇专评。编辑部这种‘一桃杀三士’的做法，我不得不叹服其用心良苦，而且深悔当初应允的草率和欠考虑。”接着，他深有体会地说出了一条深刻的创作规律：“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绝对重要的。”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来翻阅这篇谈论创作的短文时，依旧深以为然。不是吗，长期以来，我们（包括我自己）有许多作家恰恰不是用作家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分析问题，倒常常被政治家或他人所取代了。这种惨痛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是许多“右派”作家们用大半生的人生磨难和创作弯路所换取来的，也是他们这辈作家所独有的，倘说是刻骨铭心的经验之谈，大约一点也不过分。

　　可惜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李国文的创作已获得长、中、短篇小说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作品的影响亦是诸多同辈作家所难以企及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国文的创作成就似乎并未在文学评论界得到应有的回应与反响。对他作品的研究，似乎还远远滞后于他实际所取得的成就。这究竟是因为他人缘不佳、性情使然，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无意入仕，即使是对文坛官位也全然不感兴趣？抑或是另有他创作个性与风格上的局限？一时间，我无法解答。他使我更多地想起古代那些文学才华显著却从来不愿入仕的文人。

　　好在总还有人对国文80年代中期的创作有过中肯公允的评述。诚如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在《灵智的明灯》一文中所说：“从《童心》到《花园街五号》，到《春归何处》，李国文几十年的创作，就是用他的心点燃在人生道路上一盏一盏灵智的明灯，他以此慰藉读者，也以此慰藉他自己。”李国文及其创作，显然不同于王蒙创作的机智多变，不同于刘绍棠小说的乡土田园风味，也迥异于从维熙大墙文学的沉重悲愤。即使他90年代后所写文化随笔，似乎也绝无邵燕祥杂文中的辛辣与锋芒。

　　在我参与《钟山》编辑工作的二三十年间，除了我个人去京单独拜访李国文之外，还先后带领傅晓红和苏童拜访过国文，此时国文已与《钟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他先后为《钟山》写过2篇短篇2篇中篇小说，此外，还发表过4篇散文、随笔。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便是发表在《钟山》1996年第2期的中篇《涅槃》，并旋即获得1995—1996年全国鲁迅文学中篇小说奖。我以为，这既可看做是继短篇小说奖和茅盾长篇小说奖之后，李国文中篇小说的新收获，也可视为国文与《钟山》长期友好合作的硕果与回报。

　　在《涅槃》里，国文以生花妙笔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介于官场与文坛、官员与文人之间的特殊人物形象，表现了这种政治型的文化人在新时期向市场化转型期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畸变，从而生动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景观与中国文人的尴尬情状。这一艺术形象不同于国文以前写磨难中的心灵美一类作品，在揶揄调侃的笔调中，在历史与现实的重叠里，分明注入了稍许嘲讽的意味；也使他与王蒙、刘绍棠、从维熙、张贤亮等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地区别开来。这当是李国文独特的创造。

　　在我与他的多次接触中，他从未向我讲起过他错划为“右派”，发配荒漠边地从事强体力劳动的苦难，也未说过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地道的文人，一个正直纯粹的的作家。他的文人习性与气质似乎注定他要写《涅槃》中那个似官似文、亦官亦文的特殊人物。

　　对公共图书馆招聘信息中需求专业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公共图书馆专业需求排前三位的是图情档、其他专业以及人文社科类，占比分别为 28．1%、23．8%、17．3%。 其他专业主要是传媒、会计以及外语等专业。统计分析显示，随着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在免费开放政策下业务范围的扩大，人文社科类和传媒类等专业与图情档专业形成竞争关系。对计算机学科的人才需求集中在省级以及沿海地区公共图书馆，县级以及偏远地区图书馆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对数字资源建设的关注力度较小，从而对计算机学科人才的需求较低。总之，公共图书馆对人才的专业需求呈多样化趋势。

　　《涅槃》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约自那以后，国文的创作即从小说转向散文随笔。近10多年来，他主要为《文学自由谈》和《随笔》开专栏，成为“特约”作家，同时也为《钟山》和其他刊物写散文随笔。据我所知，他曾先后在《钟山》发过《三国三题》、《〈红楼梦〉的最后一次丑剧》、《可怜一曲〈长生殿〉》和《唐末食人考》4篇散文随笔。此外，还在《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刊物上发过数量不少的散文随笔。这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他已从写小说转身，改为专写散文随笔了。

　　对于国文在70岁左右由写小说转为改写散文随笔的缘由，如前所说，简言之，可视为作家的自觉追求和文学创新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作家文学才华和学识修养的体现。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精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华丽转身，曾经发生在老一辈作家（如茅盾、巴金）身上，也曾经发生在与国文同辈作家身上（如王蒙、从维熙）。然而，国文近十几年的散文、随笔毕竟又有着他自己鲜明的个性与特色，因而，往往如同他的八九十年代的小说一样，同样吸引着读者和文学界关注的目光。

　　如前所说，年近七旬，国文在尝试写了几百万字，长、中、短各种小说体裁，并陆续荣获过全国大奖之后，他的创作便开始自觉地由虚构体小说转向了散文随笔，我以为，这不仅是一种新的选择，一种华丽转身，或许也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规律使然。聪明如他者自然明白，昔日的生活积累与苦难人生中获得的体验已经宣泄、倾诉完毕，他今后的创作需要重新选择与定位，调整自己的创作方位，更需要补充、调动新的知识结构，开辟新的创作领域。对于一个有自觉追求、勇于创新的作家来说，一旦发现文思不畅、创造力衰减之时，他是决计不愿重复自己的。于是，年过七旬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并理解他为何及时从小说创作抽身而出，转而为《文学自由谈》、《随笔》等期刊开辟特约专栏，主要致力于散文随笔创作了。

　　即以发表在《钟山》上的几篇随笔而言，《三国三题》借三国三题抒发自己的情怀，《可怜一曲〈长生殿〉》则取材于清代文人洪昇与他的名剧《长生殿》的命运沉浮，实际讲的是中国文字狱的兴衰，引人联想的，却是当代文坛所演绎出的一出出冤假错案，抨击的则不仅是封建帝王，还有文场那些专打小报告的小人。而《唐末食人考》考之二十四史等文史典籍及野史文献，实际笔墨所向，仍然是现实生活中，那些以革命的名义所施行的种种非人道反人道的野蛮行径。在揶揄嬉笑的背后，实则充满着一个作家对现实的关注精神。在一批“右派”作家里，他没有像刘宾雁那样以报告文学的方式直接抨击现实生活中种种腐败现象，也不会像王蒙那样以俏皮幽默的小说针砭现实，他采取的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巧妙地借古喻今，介入现实话题。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初，当我编发李国文给《钟山》的一篇篇文化历史随笔时，还以为这只是国文在小说创作连获大奖过后，偶尔为之地写些散文随笔以作创作调剂之需，其后，当我得知他在《文学自由谈》、《随笔》、《当代》、《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上连续发表长篇文化历史随笔，成为特约专栏作家时，我才明白，对于写惯小说且又是“获奖专业户”的作家来说，这实在是一次国文由小说到散文随笔的华丽转身。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他陆续出版了随笔集《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李国文说唐》、《楼外谈红》、《大雅村言》、《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且大为畅销、一版再版之后，我方才领悟到，对于李国文创作华丽转身所取得的卓著成绩，是应该值得文学评论界给予更多的评论与关注的。

　　作为读者，作为国文发在《钟山》作品的责编和朋友，我自然为国文转身致力于散文随笔之后所取得的卓著成就而高兴不已。作为评论工作者，有时我又不免为评论界对国文创作的关注度不够，及总体评价与国文随笔创作成就的不对称而深表遗憾。为此，我宁愿相信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所说，李国文是“卓然一随笔大师”，是“学识好、见识好、心态好、用功好、夫人好的‘五好先生’”。这当是对国文为人为文的中肯评价。在当代作家中，由写小说转身写散文随笔者甚多，然而，能达到此种境界与成就者，委实并不多见。

　　作为国文的编辑朋友，我也曾对国文小说创作正值高峰走红之际，忽而转身散文随笔创作，并迅捷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与条件，产生过一些疑问及纳闷。为此，在1998年还曾在国文《涅槃》荣获全国中篇奖，我去他家拜访，表示祝贺之意时，询问过他。之后，我还写过一篇《李国文的奥秘》，试图作些粗浅的探寻。

　　论说起来，青少年时写诗，中青年写小说，老年改写散文随笔，也可算是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了。其缘由大体与年轻时激情浪漫，适合写诗歌，中年有了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适合写小说，年过七旬，跨入老年的门槛之后，大部分作家的创作心态已能摆脱前期创作的伤痕色彩，淡薄了功利观念，当然更没有时下某些青少年作家功名利禄的浮躁情绪。他的创作更主要的，乃是自娱心态下的自然流淌。观之茅盾、巴金的创作是如此，李国文、从维熙等人也大体这样。因此，在《李国文的奥秘》那篇短文中，我简略地写道：“也许，保持娱乐心态，增进学识修养，坚持散步健身的习惯，便是国文维持良好创作心态的奥秘了。”此外，“和谐的家庭关系，也是国文创作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然，说不同年龄层次的作家操作不同的文体，这只不过是一般的创作规律而已，至于每个作家的创作转向哪种文体，成就如何，可就该另当别论了。具体地说，李国文年过七旬的创作指向真可谓是一次华丽转身了。仅谈他刊发在《钟山》上的几篇随笔，还有《文学自由谈》上的部分特约稿件，我即能体悟到国文随笔的某些特色，及所取得的明显成就。

　　在我的印象里，国文的随笔文笔灵动，史识俱佳，且趣味性、知识性颇强，好读耐读。国文的随笔，大都取材于古今文人的奇文轶事，且将历史与现实、官场与文场，还有小说家的笔力、悟性与文史家的学识，都巧妙地糅为一体，互为表里，故而常能将读者引入无尽的遐想，烛照出现实的影子。他往往诉说的是历史典故，却常能让人联想到无情的现实。阅读国文的文史随笔，时令读者不由地叹服作者的博学才识与对现实文坛的熟悉关注程度。所取题材、所立题旨，似乎是信手拈来，随意比附，实则包蕴着作者丰厚的学识与才华。正是这学识与才华，方使他能自如地驾驭他的历史文化随笔，使之区别于其他作家，也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散文。

　　尽管1998年我在《李国文的奥秘》一文里，试图探询国文能够成功华丽转身的奥秘，但毕竟囿于某种局限，并无多大把握。及至2000年前后陆续地又读到他的另一些文史随笔，尤其是收到他亲手写给我的两封信时，我仿佛这才找到解开这一疑问的钥匙。原来，2000年底退休前我寄来一本自印的《编余絮语》给他，他在复信中写道：“身可退，心不可休，有一支笔继续发出声音，自娱而且娱人，还是大有可为的，愿与君同勉之。祝万事顺遂！”四年之后，当我也从编辑岗位退下来时，我总也忘不了国文先生对我的教诲，仍然放不下笔耕生涯。

　　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明白，我与一般作者的散文写作是不大可能达到国文的境界与水平的，盖因国文先生的随笔，是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熟读《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经典名著为根基的。我的写作自娱尚可，是否能娱人，就不敢言说了。

　　国文先生出生于1930年，2010年是国文先生八十岁寿辰。值此之际，我除了真诚感谢他对家乡刊物以及对我的热忱帮助之外，也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继续为自己为读者，奉献佳作，既自娱，也娱人。文末，当我再次端详刊在2009年《文学自由谈》上国文先生那幅坦诚从容、淡泊名利的照片，阅读他那些不卑不亢、无欲则刚的随笔时，我遂相信，我的祝愿终究是不会落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