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重新梳理一遍这文本的最后。“新路” 是还要走下去的未来。新路不曾走过，因此它才是再生记忆的路。那么时间要流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时间水流从我的身上流过而不能复归。这多悲伤！ 诗人并没有在语言上体现悲伤，而是把隐喻放在其中。事实上，每个人都对时间怀有敬畏。时间强大得不可战胜，更是不可逆回。“我汲取的水” 是有限的记忆，遗漏的水，是不曾记住的人生经历，而存留在“我心底黑暗的池子里” 的水，则是留住了的记忆，那记忆却是在黑暗里，有些看不清。但我怎样才能感知这些不太清楚的记忆呢？为了能触摸到这些记忆的温度与质感，我不能只是看、想、回忆，我要把被时间剥蚀的“衰老孤单的手沉进这些水池”，为的是能与时间融在一起不分开，为的是能“抓住” 那就要失落的东西，把生命濡湿一些。某些东西，是在时间里软弱下来的。它谦卑善良，总会让人停下来，驻足观望那树上的茂密枝叶（昨天是一棵枝叶茂密的树，我在树阴下回想）。可是，怎样让茂密枝叶的树在灵魂深处婆娑起舞，从而让记忆嘹亮起生命的雷电？“我” 在这里是有着精神性质的我。我的记忆，是带有爱与梦的回响。那些水一样的记忆是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为了记忆而挣扎着活。为了记忆，哪怕只有我一个人能读到能看见，哪怕“我孤单”，我也“只在昨天里生活”。

　　诗人意欲表达这样的一种思想：生命的消亡与记忆难分难舍。标题的“挣扎”，暗喻生命的律动，记忆的复活与消逝。如果记忆没有了，那么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好在，记忆仍能让他回顾昨天、现在与明天，触摸到实实在在的生命本体。这种“冷抒情”所带来的内心效果的震荡，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何况这震荡，是来自内心对时间与记忆的嗟叹与惋惜。诗文本诸多的属性是随着镜像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定然对文本有着整体性的警醒作用。在聂鲁达看来，这些似乎都很正常不过。他以普通、不值得一提的物象作语言的因子，也是人类的一种“泛感情” 存在。这些，恰恰是“四元素” 所能求证的。也就是说，自然物象的葳蕤葱茂，也是彻底的“敞开” 或“解蔽”。在文本写作中，随手都可拿来为文本所用，并能让语言素朴亲切。因为人们对一些物像早已经司空见惯。

　　诚然，诗人以语言为载体，承载灵魂的诉说，构建了一个生存于斯毁灭于斯的大地。这个大地在诗人的眼里，是春的青涩与夏的葱茂，是秋的丰赡与冬的冷凝。是郁然繁盛的精神家园在诗人心中的永远。在这个永远的精神家园里，只有死亡，才会消除痛苦的身体之疾；只有死亡，才能了却苦难的折磨；只有死亡，才会消灭人类阶层不平等的分化……这个精神家园里的诗人，比比皆是。他们是沉浸在神灵世界的里尔克、是“孩子的手照耀了我黑暗的手” 的安德拉德、是在生命的山水里“诗意栖居” 的荷尔德林、是被大地的粮食喂养得精神永存的安德烈·纪德……诗人，无惧死亡。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她） 的思考，是一个时代的思考。他（她） 让生命的祈望在一种“亲密性” 中回归本然，彰显人类整体的大生命关怀、大悲悯情怀。

　　这种人类的大生命关怀与大悲悯情怀，是那般的美好，美好到了让诗人时时想着要拯救或逃离现实。这也许正是性情孤傲的诗人与日益烦忧的社会生活梦想的“精神疏离” 有关。由此，我想起一位大哲学家的诗性之精神游历：在德国北部菲尔德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森林小屋，简单的陈设中只有木板和床。小屋的主人经常在屋前的长凳子上默坐，看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冈和缭绕在山上的白云，那是他的思想，还是他诗意的倾诉？只有他的心灵、群山和白云才可听得见那些自然生命的籁响。这种“海德格尔似的孤寂” 所产生的诗意，让诗人与哲学家向往。笛卡尔也经常用突然失踪的方式躲到一个偏僻之地，过上一段非常人的隐居生活，得到一种“没有被任何痛苦笼罩的幸福”。美国诗人爱伦·坡也是如此，他能在幽静的灵境中享受美妙的诗意，让生命得以皈依。

　　博尔赫斯《沙漠》：“在距离金字塔几百尺之外的地方，我弯腰掬起一把沙，然后走一小段距离，让它静静地洒落。我低声说：‘我在改变撒哈拉的面貌。’ 我的行为微不足道，可是并不精警的说话却很真确，而我本来以为说出这句话要用上一生的时间。这个记忆，是我在埃及停留期间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在经历了初期“极端主义” 诗歌创作后，博尔赫斯开始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幻想式的创作。他将神秘主义意蕴下的魔幻现实，臻于化境。诗句富有幻想性和主题的哲理性，强化了历史与现实时空的界限，以 “无限数” 求证哲学思想的核心。而 “无限数” 的概念，尽管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得到论证，但博尔赫斯能够。他借助虚构完成虚构。以镜子般的 “不确定性” 和时间的无法更改，介说生命的诸多无奈，传承文本时序的循环，又能以无序的文字，组构庞杂的意象。《沙漠》 证明的是“人本价值”。“改变撒哈拉的面貌” 是混淆现实与虚幻的手段。“人本价值” 也是人本意义。但是，当意义被改变的时候，这个意义就不再有意义了。它可能是一个符号，一个标识历史曾有的进程，置放在时空段的一个标识。记忆所能存留的行为本质，却是拉动整个世界的力量。它在一种特定的场域改变了这个“意义” 本身。《沙漠》表达的是对个体生命精神的肯定。是对 “改变意义” 的一种理解。它与人对世界的经验分不开。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须具备的精神内涵。“掬起一把沙”，是细节，证明我们自身有着改变这个世界的手段和方法。对于看似难以达到的目标，实则不难，只要去做。哪怕最简单的事情，这个世界也会多了这简单之外的意义。在沙漠上建立永恒时光城堡不是不可能。《沙漠》 是博尔赫斯面对问题的本质时所做出的一种“行为承诺”，或者说对“问题改变” 精神本质的考量。他强调“人本的价值” ——从虚无到存在，从存在再到虚无，再到对“人本价值” 的认定，都在证明思想价值是改变世界的重要理由。“距金字塔几百尺外的沙漠”，是我们常常忘记的、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存在。它虚空、庞大、可理解为一个维系某种观念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并非牢不可破，它是游荡的世界。能为人的记忆与幻想而存在，予以实现的思考。

　　与《沙漠》 相似，《沙之书》 的喻意，是可以无限翻阅的一部书，又是无法读透的不存在的一部书。人的宇宙与自然的宇宙，有如“沙之书”。无限的概念是通过人类对空间的探索与提示，得出的结论。它以判断为内容，其有限的实体，是非梦幻性的：“那就是自以为远处的回廊和楼梯以及六面体会不可思议地停止——这是十分可笑的。” 透过既定现象，我们无法看到本质，单纯庞杂的现象会让人感到手足无措，从而失之于浩瀚、无穷大小。《沙漠》 是博尔赫斯式的寓言，他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他让不可知变成可知。他找到了人的思想与宇宙的思想相互沟通的所在。如同人在现实中创造了梦境的一切。此循环可到达无限，此无限可揆度人本之外的一切，直面人类的生存问题。提供改变的力量，或者是借口。

　　博尔赫斯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漫游的时候，他的幻想的迷宫一定是与现实接续在一起的。《沙漠》 是生命个体在世界大范畴的精神漫游。这个精神漫游有着深刻喻义，它会赋予人类以大生命精神。让人类在风、海洋、土地里进行思考，通过雨水和花进行交谈，妥协地领会它们，记住或者忘却它们。而生命的意义，在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生命不会止息，文明也不会停滞。人类所忧伤的无法改变的，可通过幻想来接近。“行为” 与“记忆”同样具有价值，否则我们没有存活在当世的意义。“距离” 是时空矩限，也是心灵矩限。“最有意义的时刻” 不是那些瞻仰历史的存在，是为这个存在进行着“微不足道的行为”。这证明：世界的改变，可以由个体的思想来决定。在博尔赫斯看来，一瞬间的记忆与一生的记忆是相同的。

　　在“精神无根” 的时代，博尔赫斯还常常以“洞” 的概念来喻指其本象。洞是黑暗，是失落了的无尽光阴和茫然无绪的状态。“洞” 与“精神无根” 间有一种缥缈混沌的关联。世俗的庸人，日复一日甚或一生一世地沉湎其中。人类叹惋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忧思和自然光辉对于人本的照鉴，更是要以人性的光芒对灵魂时时拷问。在这个时代，社会意识形态之原质力量，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多大的影响？面对坎坷悲怆时，每个人的心境又将如何映照？是否都有着对于生命本态不能自如伸缩的巨大无助与无奈？他（她） 都渴望有一种神性的力量，让一种孤寂在祈祷中与自己的前世灵魂相遇。这时，诗人内心涌动的——是毁灭和新生，是黑暗和明亮，是痛苦和幸福。让我们在生命的另一个侧面，读到或看到一个又一个炽烈的景象，丰饶与自然相关的“本然之物”。

　　同样的一些文本，语言却是闪亮的。其主旨，是为了表现对于大地的热爱和眷恋。如，阿根廷诗人里卡多·莫利纳里的《站在普拉塔河边唱给十一月的颂歌》：

　　某一天，田野、鲜花、绿树，你们将把我记起；

　　大地，人们孤独的祖国……你们将把我看望，

　　我独坐河边，看群群野马没入大河中央；

　　或者看着灯心草如何随着潮涌风吹轻轻摇唱。

　　诗文本语言，表达着一位精神游子对故土依恋的情怀。亮丽、耀眼。在自然风光照耀下的亮色。那远地故乡的河水，照亮了诗人和孤独的祖国。“大地” 已然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而诗人所拥有的，是另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精神故乡”。即：一个人生命心灵的真正依附所在。这是他（她） 在抒写诗作时非凡的生命体悟。这正是一位诗人与他生存的大地有着某种关联的缘故。对于诗人而言，最难抑的，是他自身的命运与这个世界的某些关联。诗人在大地上行走，大地上任何一种物质都会与他有关，活着与死亡，都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和谐肉体与灵魂之必然——在对物象附以精神时，精神的存在必然要高于一切的存在。就如同鸟儿，只有飞翔才最美，飞翔时带动的天空最美。那么在鸟儿的眼里，天空存在最重要。

　　一个诗人不热爱大地，就不是真诗人。梭罗说：“诗人和崇拜自然的人肩并肩地走，前者的天地更加自由。即使你是身处户外，要是外面的门打开了，内心的门却关闭着，也是没有什么用的！”①他道出了人与自然的某种默契。也启引了我散文诗创作的灵思。那些诗的“四元素”，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将如何发现，并在文本中作为诗的有效因子，加以利用？这确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诗歌写作，离不开大地。大地盛装着诗的有效因子。无处不在的诗歌元素，弥天漫地。如何采撷为诗所用？在对卑微事物的关怀里，我们将看到什么？悲悯。同情。慈爱。劝戒。等等，无不如此。因为有了诗，才有了超越于肉体之上的灵魂。因为有了灵魂，才有了构架于诗语言之上的思想的旋涡。在复杂的思考里，作为诗元素的积极冶炼者来说，也许散文诗的容涵量，最适合于文本喻象的存蓄。就像一座树林，最适合盛装大量的鸟鸣。这些鸟鸣，是一座森林的元素。缺之不可。若缺之，森林则无生趣。

　　如此，诗文本写作，必须在每一句里，都有着思想脉波的闪动，都是在拷问一位诗人对生命苦难的忍耐力和承受力。但是，面对大地这个隐藏着巨大文本所在的依附，我们到底写什么？又该怎样来抒写自己的内心？我们对于灵魂的阐示又会各自有着怎样的不同？面对众生，我们是否敞开了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地方，盛放悲悯和坚忍？我们是否伏下身来静聆那些苦难、听听沁血沁泪的声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又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性质，能让一位饱经风霜的诗人的灵魂得以安顿或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