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发见的张荫麟佚文五篇，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通过对明末抗清女杰刘淑英心期志业、文学审美和人格精神的发微，与其他篇什一同构建了张荫麟对晚明以降女性文史研究的互文关系，凸显了他“颂红妆”的独特研究视角，以及对历史上“奇女子”的着意与同情；二是补充了他在抗战时期密切关注现实和议政的一些基本文献；三是《关于中国科学史论文集录》一文不仅可以见出他对于科技史研究的史料储备，还隐现了他的传统医学、音律学等未及展开的科技史研究维度。
张荫麟（1905—1942）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钱穆推之为“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陈寅恪曾向傅斯年举荐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然而张荫麟年仅三十七岁即英年早逝不禁令人叹惋！张荫麟生前仅出版《中国史纲》（1941）一书，另有《通史原理》《宋史论丛》《刘琦与顺昌之战》三书已成未刊。其他零星刊载于报刊杂志中的学术论文，经过后世学人的不断裒辑，终于在2013 年汇辑成三卷本的《张荫麟全集》（陈润成、李欣荣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80 余万字；下文简称“《全集》”）。《全集》全面再现了这位史学天才的著述风貌，有功于学界甚大。笔者先是在《大公报》中发现张氏的若干佚文，撰成《现代史家张荫麟佚文七篇考论》，后又在其他刊物上陆续搜集到张荫麟的五篇佚文，考虑到其价值的重要性，今复分述如下。
一 《明末女杰刘淑英传》的特殊意义
周忱在《张荫麟先生著述系年》中，曾标注说《刘淑英传》“题目、发表年月、刊登杂志，均未检得”，2013 年出版的《全集》也同样未作收录。今笔者在1926 年北京出版的《弘毅》第1 卷5 期中检得该文，题作《明末女杰刘淑英传》，署名“张荫麟”，文长3814 字。文章发表时，张荫麟正就读于清华学校高等科一年级，故可视为其早年文史类论文的重要代表。文录如下：昔明遗民温氏撰《南疆逸史》（注一），以刘淑英与沈云英合传，皆明末奋起闺阁，投簪委珥，为宗国效命者也。云英事得文人之颂扬，其姓字久脍炙人口（注二），而淑英无闻焉。语功烈，淑英诚不如云英之伟，而淑英娴工文翰，所作卓然是传，则非云英所可及矣。淑英所作，有《箇山遗集》七卷，其中有触犯清廷之处，而淑英又曾起兵为匡复之图，当文网森严之时，此书之命运，盖可想见。后文网虽稍弛，而其子孙无谋流布之者，以是湮晦三百余年。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尝求其稿而不得，至民国三年其乡人始为刊行，又十二年予始获见之。剞劂绝劣，诋舛累幅，不可卒读，然犹可藉以窥见其生平，窥见其才识于百一。因兼稽《南疆逸史》及《安福县志》，叙次淑英之事迹如右。
刘淑英，江西安福县三舍村人，以泰昌元年（1620）生。母萧氏。父箇初公铎，博学尚气节，天启末公知扬州府事。未数月，以文字贾魏忠贤怨毒，被逮京师，拷掠且死。时淑英方七岁，其母挟之追随北上，日夕号泣狱门，狱吏狰狞，悲悽万状。欲求昭雪，亲故摇手闭门而已。母女痛欲身殉，公曰：“无庸”，既指淑英曰：“是异日当为媛中英，可授以书”。余无语。公就义之日，犹睠睠以淑英为念，其绝命诗曰：“黄鹄飘然辞帝畿，无炊草木泪沾衣。旧巢不覆君恩重，北海仍留稚女归。”明年思宗即位，魏阉伏诛，受魏党诬陷者悉获昭雪。诏赐箇初公祭葬。于是母女扶榇南归，停柩卧侧，昕夕哭临，而贫无以葬也。未几淑英兄炽夭逝，家益孤苦矣。
淑英幼而聪敏，识志异常人，其父钟爱备至，躬自教读，遇难前一月，在逆旅中犹以唐词授之。母女既归自京师，其母承父遗志，力贫使淑英就傅受学。淑英亦至勤笃，其所诵览，女范姆训而外，广及经史传记，且渐学为诗文。今集中所传，少作当不少。《南疆逸史》谓淑英学极博，自兵法剑术至佛门经咒，莫不精贯，其或然欤？
及笄，适宁夏巡抚王振奇次男蔼，阀阅豪家，而门庭雍睦，婿复俊慧，人世罕觏之嘉耦也。淑英于归之际，其母曾以箇初公手稿千余纸付之。夫妇恒清夜校理，灯前对坐，共展遗编，唱随之乐，蔑以加矣。《箇山集》中写情爱之诗，仅有数首。《子四时歌》（三百录二首）云：“昼长花意懒，闲翻十率词。舍笑问彀（此字疑误）率，投侬一卷诗。（右一首）不解采莲曲，罔知宛转歌。侬织苏娘锦，郎笼右军鹅。（右一首）”足见其家庭生活盖极优雅而富情趣。集中又有《谒注生阁》诗，自序曰：“戊寅（崇祯十一年，时淑英年十九）之季，游螺水，谒注生阁。阁飞望鹭院，翠波如翼，朱阑欲浮。焚香眷属，皆有求嗣文帖，声音杂沓。外子率余凭阑倚眺，连翩登阁者红衬桃唇，绿袅柳腰，燕燕莺莺，娇声弱态，眸问扇引，笑语娟娟，真解舞花枝也。复有村姑老妪抱孙携子而来，钗串珊珊，欢呼牵袂。忽曰：‘何处郎君娘子，恰如一双玉树！’皆相率投果分花，且曰：‘兆君归家，必产麟儿。’次年果生子。”淑英纪此游之诗共八首，兹录其一云：“期到清溟月里游，一林香弄木阑舟。水天相印人如玉，归把萱花并压头。”可以想见其温柔缱绻之情矣。
虽然“欢乐极兮哀情多”，淑英结缡方数年，而摧阑折玉之死神，竟曳蔼郎去矣（注三）。嗣是淑英奉老母，抚幼孤，仍栖安福城南婿家。以娇花正放之年，茹兹巨痛，每当冷烟秋霜之候，痛夫念父，幽恨何穷！集中什九伤春悲秋之作，盖非无病之呻吟矣。
虽然孰谓此伤春悲秋之少年嫠妇，一旦乃能提戈崛起为国驰驱哉！然忠愤义慨之足以壮懦刚柔，虽巾帼亦无例外。观者！当清虏屠掠东南，福王被杀之岁，淑英揭义旗于故乡矣。淑英散家财，募士卒得千余人，并其僮仆婢媵，部勒成一旅矣。
淑英之归也，乡党多非笑之，谓一少年嫠妇不当与偏将周旋以自取辱，然淑英不顾也。呜呼！天下古今震世骇俗之事其不受世俗之嘲弄讥笑者有几耶？于是淑英深自韬晦，不复与世相闻。始营葬其父，并校刊其遗稿，独辟一小庵于幽地，曰莲舫，迎其母归养。咏诗奉佛以遣余年，而亡国之悲，怀抱终世。“回头羞顾影，按剑悔未时。未死心先绝，将歌意转悲。”淑英遁世后之作，可以此诗概括之矣。淑英遗文有言：“伯夷怨商亡，灵均忧楚灭；天崩地裂，跬步难容。而今则痛山河之非旧，怜遗卵于覆巢。铁壁铜郛，四面火聚，筋骸异识，尽为怨府。较之庄姜共姜之所遇盖什百焉。命也如斯，则其怨当亦天地圣贤所共鉴矣。”呜呼，其言所挟之悲痛，百世之下犹足以感动诸者也！淑英卒于何年，今不可考，集中有《感白发诗》，知其辞世必在中年以后，“索居世相遗，长逝罕知时”（注四），其斯之谓欤！其斯之谓欤！
淑英生平有诗侣二：曰筑芳女，曰康雪庵夫人。其诗集皆曾倩淑英为序，而二集予皆未尝闻见，岂已亡佚耶？淑英曰：“余与筑芳女敻隔西南，偶相视于潭水孤村，野荻萧疏之径，开卷则飞英羁翠拂人眉袖。”如此诗中美境，现二女诗人，料非画工所能着笔矣。淑英评筑芳女之诗曰：“如寒潭日沸，如碧峭霞然。如蒹葭冉冉，挂百尺之松魂；如啼莺呖呖，传万里之归梦。”意其必有大过人者欤？淑英与康雪庵夫人交谊尤深。淑英父与夫人父，曾结盟好也。《箇山集》中有秋词自序曰：“夫人康雪庵，予素仰丰神，若月明云汉，可望而不亲也。金秋（其年不可考）偶偕诸媛过访。倾若观慧，不减昭仙雅集。夫人独以奇句出示，使余一唱三叹。”尔后二人时有唱酬，往还益密。每深闺夜话，互诉衷曲。观淑英《断香铭纪梦》中雪庵夫人之言曰：“余两人故有同病之伤，而惭同命之好。……余将不测，当为之作诔，以究痴源幸矣。”则二人相解相怜，不独文字之交而已。《断香铭》作于顺治癸巳，时淑英年三十四，而雪庵夫人果于是岁卒矣。淑英叙雪庵之诗曰：“夫人之诗，愁红棲翠，一往情深。不知者以为采桑团扇之遗咏耳，独吾讽而有感，何也？往者湘沅无波，江水安流，余侪何知？自恤其纬而已。夫人亦自念十载以前，乐羊之学成，杜羔之名旋立，盖笾豆晏晏耳。天降丧乱，九壤震溺。‘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当斯之际，如之何其勿怨也？漆室之女，无故而抒一叹。其性情所激，曾何诗有？而痴志苦胆，流映千古。夫人之诗，亦若是焉矣。”由是观之，新亭饮泣，禾黍兴悲，斯乃雪庵夫人与淑英所同者也。淑英读雪庵夫人诗之所感，实吾人读淑英诗所当感者也。
淑英之论诗，尝深慨夫后世“流风日伪”，咏歆不出心坎，而“饰词慝膺”。又曰：“诗非女子能也。女子或能诗则根乎性质，发乎自然；或浓或淡，或奇或拙；不知其为而为诗，非博识淹闻摹仿而然也。”其后百余年，袁枚论诗，即主此意，世至今称道之。
淑英所为诗词都九百五十五首（注五）。历代女作家作品之见存者，莫此为富矣。此集疑为后人汇收其遗稿，未经淑英删汰者，故其中未成熟及不脱陈套之作品颇多。然亦未尝无“根乎性情，发乎自然”，足以不朽者。爰选录数首，以殿兹篇。（诗略）
注（一）温氏《南疆逸史》成后，以惧触清廷忌讫，未梓。至清道光间李瑶得其遗稿，为改削其干碍字句，并加补订刊行，改名《南疆逸史》。李瑶于书中叙例，仅称旧史温氏而不名，即所录温氏原序亦不著名字，岂李瑶已不知原作者之名欤。惟据原序知温氏为万季野友人，卒于万后，逸史之作盖季野授意也。
注（二）清夏之蓉有《沈云英传》，旧日中学通用之国文读本评注第一册选之。
注（三）《南疆逸史》谓淑英十八而寡，大谬。观上引淑英《谒注生阁诗序》，记十九岁事，其期年王蔼尚存也。据淑英订镌太仆刘公《来复斋集·后序》，蔼卒于壬午前，即淑英二十二岁前。惟正确年月则不可考。
注（四）用拙译Words worth 诗句，见《学衡》第三十九期。
注（五）《箇山集》中诗有不类淑英口吻者，疑是后人羼入。
张荫麟撰写人物传记，对于传主的甄选极为审慎，他先是以谨严的笔墨考证人物生平经历，再进一步阐发其心期志业。今细读《全集》中的《张衡别传》《纳兰成德传》《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以及此一篇佚文，无不如此。对于是文的撰写动机，张荫麟曾有夫子自道：刘淑英与沈云英“皆明末奋起闺阁，投簪委珥，为宗国效命者也。云英事得文人之颂扬，其姓字久脍炙人口，而淑英无闻焉”。因是，此文实具有“发潜德之幽光”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这是其一。其二，此文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与《全集》中的《评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1928）、《王德卿传》（1929）、《所谓“中国女作家”》（1929）等若干篇什一道，构建了张荫麟对于晚明以降女性文史之学研究的互文关系，展现出他“颂红妆”的研究维度。张荫麟对明清女性文学文献极其熟稔，对其中所深蕴的文学价值也是别有会心的。如，他认为乾隆年间的王德卿为“清代女文人之最杰出者”，她“论诗文之理，则语语精绝”；明末刘淑英诗词篇什宏富，其中自有“根乎性情，发乎自然，足以不朽者”；而对于吴县许飞云的《读诗私议》一书，他更是推崇说：“是能不为小序及朱传所囿，而自辟蹊径者，可谓闺阁中之方玉润、崔东壁矣。”至于在女性词学史上地位仅亚于李清照的顾太清，张荫麟在论及其词的版本考辨时，将日本铃木虎雄发现的“天游阁钞本”与国内的《天游阁集》（风雨楼丛书本）进行对勘，则尤在其次也。
更进一步，张荫麟对明清历史上“奇女子”的着意与同情，不仅在于对女性文学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她们独立的精神人格的发明。他将女作家分为“女子的著作家”和“有著作的女子”两类：前者立于著作家的本位而著作，不结纳“名士”以博其揄扬，不借助性别以增强其作品的吸引力，其诗文背后自有其独立的精神价值；后者是以著作为装饰，以性别为作品之商标，多喜以文自炫，而其中实无根本者。以此而论，王德卿“识见学诣为我国女子中所罕觏”，行事孤芳自挺，品格高峻莹洁，常自笑以为闺中狂士，是为“女子的著作家”。刘淑英一生遭际非常，身历社稷鼎革之痛，以“伤春悲秋之少年嫠妇，一旦乃能提戈崛起为国驰驱哉！然忠愤义慨之足以壮懦刚柔，虽巾帼亦无例外”。当其尽散部属归于乡里，“乡党多非笑之，谓一少年嫠妇不当与偏将周旋以自取辱，然淑英不顾也。呜呼！天下古今震世骇俗之事其不受世俗之嘲弄讥笑者有几耶”。由此观之，刘淑英今存的近千首诗词之中，也自有一段不灭的精魂隐在。
如若将张荫麟这一“颂红妆”的研究，与他其后的《中国史纲》（上古编）关于史料选择的五条标准——“新异性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作比照，则他对于明末的刘淑英、乾隆年间王德卿等女性的研究和阐发，可归属于史料“内容的特殊性”或“新异性”，以及对“真与美”的文化价值判断标准。天不假年，倘若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能得以完帙，他对于历史上“奇女子”这一维度的研究或者会在他的通史撰写中占据一席之地，论述也可能更加具体深入。
二 抗战期间议政的三篇佚文
张荫麟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始终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关切，他说：“所谓民族意识，就是各个人认定全民族的福祸利害，荣辱安危，即是自己的福祸利害，荣辱安危，而自愿献身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奋斗。”感发民族意志，提撕民族精神，张荫麟对于艰苦卓绝的抗战始终具有一种历史的自觉与强烈的关切，并且能够针砭时弊地提出一己之意见和建议。这些构成了他参政、议政的现实基点。今发见张荫麟抗战期间三篇佚文中的第一篇刊载于《新粤》1938 年2 卷4 期，题作《战时教育问题》，署名“荫麟”，全文约600 字。先是1938 年2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成立“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征集各方面的意见，拟定具体办法，以供教部参考施行。1937 年7 月至1938 年初，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界在日军全面侵华的压迫下混乱不堪的局面，文章认为战时教育研究委员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处置战区或准战区（准战区例如广东江西两湖）学校”。文中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由教育部或地方（省市或县）教育当局，遴派干员，严加督查，使各校尽可能在一定的限度内维持常态；第二个可能的办法是尽快促成这些区域的高校迁地。前者的困难是师生的安全将难以保障；后者的问题是不免“动摇当地的人心”，或将“助长智识界畏葸偷安的心理”。从潜在取向上看，张荫麟对于学校迁地的做法是持质疑态度的，因他始终认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知识界是要鼓舞士气、引领全国抗战精神的，他们的第一要务绝非为谋求一己之绝对安全。但在1938 年6 月之后，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界事实上采取的正是第二种办法。
第二篇佚文刊发于《新粤》1938 年2 卷5 期，题作《抗战与领袖：宋明历史的一个教训》，署名“张荫麟”，全文2100 字。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一次南移，让人不免关联起历史上的三次“南渡”。“南渡自应思往事”，对史家的张荫麟而言，他势必会在相似的历史情景中寻求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因是，他开篇即言：“现在纵览国史，很自然的会特别注意到宋明的末世。过去我族与外寇斗争，彻底失败，而至于丧却全族的自由，只有这两次。这两次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最主要而且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个精明强干而能号令全国的领袖。”
之下的两段，张荫麟以清简流畅的文笔叙述了南宋末世、南明弘光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得出“精明强干而能号令全国的领袖”的重要性。历史绾合现实，镜鉴启人生智，即使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也不能说张荫麟的判断完全错了。尽管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党权高于一切”之类的口号或标语是反感的；也尽管综合国力、民族意志与必胜信心、战略战术、战争技术装备等均会影响到抗战的胜负，但抗战中“领袖”的作用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更何况在抗战的初期和中期，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事实上的顶点。但在该文的最后，他也谈及了自己的隐忧：
反观现在，关于这一种原因，我们则可以不必深忧。廿余年的内战，幸而终于陶铸出一个全国共戴的领袖，其在军事上的阅历和智慧，在世界同类的人物中，可算是数一数二的。而全国材智的人又集中在他左右。不过我们要特别注重“能号令全国”这一点。直到现在，全国军民果已完全绝对地受他的号令了吗？最近四川的事，是这个问题的很好答案。我们要知道，口口声声说拥护领袖是不够的，要使得他能指挥全国任何军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这是抗战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今后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
文中提到“最近四川的事”，指的是1938 年初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去世后，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遭到川军首领抵制，并由此酿成“百日政治风波”的事件。在他看来，要实现“能指挥全国任何军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必须建立在政治修明的基础上。今《全集》中的《论修明政治的途径》一文是直到张荫麟1942 年去世后《大公报》方才刊出的政论文。《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认为其文语旨切直，所以踌躇再四，一直搁置了十个多月，后来为了纪念这位亡友才特地刊载。在文中，张荫麟认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症候是“政治的瘫痪”，其具体表现为：“上层的意志无法贯彻于下层；法令每经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切政治上的兴作和运动有形式而无精神，多耗费而少功效；巨蠹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严而不能绝；这便是政治的瘫痪。”
“政治的瘫痪”涉及整个政治机构中上下级关系的处理。而新发见的第三篇佚文《论中下级政治干部人员的培养》，在这一问题上有比较切实的议论。是文发表于《决胜》周刊1940 年5 卷24 期，文长1750 字，署名“张荫麟”，全录如下：
本文所谓的政治干部人员包括三类：（一）在政府机关中工作者；（二）在党部或青年团部中工作者；（三）在政府或党部等所主办或支持的社会服务机关中工作者。
上层的政治指导人物大抵要靠历史的因缘造成，而非一时人为的力量所能培植得出的，故本文不论，而专论中下级政治干部人员的培养。健全的中下级政治干部为一个革命团体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无待烦言的。所谓健全，至少要包涵以下的三种意义：（一）对于所任职事，技术上有充分的能力。（二）对于所任职事的意义与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用旧时的说话，所谓能“敬业”。（三）以所任职事为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当作进身的阶梯；以热烈的感情，竭忠尽瘁以赴之。
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所任的职事大抵是不会产生赫赫之功与鼎鼎之名的，但却是目前抗战建国的基本工作。就其不会产生赫赫之功与鼎鼎之名看来，它表面上是轻微的。就其抗战建国的基本工作看来，它实质上重要无比的。我们的国父从前时常劝人要求做大事，不要求做大官。中下级政治人员所任的职事正可以说是“事是大事，而职非大官”。但是忽略职事之表面上的轻重，而宝贵其实质上的小大，原是恒人所难得。“不卑小官”，自古就认为罕见的事。这种操守，一方面固然需要个人的道德造诣，同时也需要社会风气的鼓励和推助。质言之，要“做小官”的人“不卑小官”，而神圣其职事，竭忠尽瘁于其职事，一方面固然需要他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对主义之宗教的热诚；一方面也需要他的“社会环境”，至少他的上司、同僚和下属之间，有一种“不卑小官”的气习，不以“官阶”的高下而视人的价值，不以“官阶”的高下而改异接遇的态度，同时上之于下有一种“同甘苦，均劳逸”的精神。不幸旧式政治所遗留的“衙门气习”正与此相反。在旧式的“衙门”里，尊己抑下和“奉上凌下”是天经地义。一个为前后左右所轻的人，决不会重视自己，处于前后左右所轻视职位的人决不会重视自己的职位。轻视自己和自己的职位的人决不会竭忠尽瘁于他的职事。尊己抑下和“奉上凌下”的旧式衙门气习一日不打破，健全的中下级政治干部（至少健全的下级政治干部）一日不会产生。没有健全的下级或中下级政治干部的革命团体很难是成功的革命团体。短期的训练诚然能给与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以新的刺激、新的生力，而为党务之急；但是旧的“社会环境”、旧的“衙门气习”若不从全盘的有计划的改革，则“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秋阳的功效终究是有限的。以上的话虽然是卑之无甚高论，但显然是造就健全的中下级政治干部人员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旧式的政治天然会产生“奉上凌下”的“衙门气习”呢？我以为旧式政治与新式政治的根本差别有如下述：在旧式政治里，“官员”的结合大抵是雇主与雇员的结合。固然有些雇主对于雇员也讲“敬”，有些雇员对雇主也讲“忠”；但那只是小数的例外。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雇主与雇员间的联系力是利害。统制着旧式政治团体的是雇主的意志和目的。雇主之实现他的意志和达到他的目的是靠俸禄和刑赏，换言之，即是靠利诱和威压。“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自尊自大也是人之常情。为利害的关系，雇员不得不“奉上”；为自大欲的发挥，雇主与雇员自然会“凌下”。官愈高则利愈大，而自大欲也愈得发挥；官愈卑则利愈薄，而自大欲也愈受压抑。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卑小官”自然是罕见的例外了。在新式政治里，政治工作人员的结合是主义的结合。统治着一个新式政治团体的是一种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这理想的实现是靠头脑股肱口舌爪牙等等之通力合作，相互为用。他们之通力合作，相互为用是基于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基于利害的计较。对于理想之实现，一切必需的器官都有同等的价值，贵头脑而贱口舌，或重股肱而轻爪牙，都是毫无意义的。并不是从事新式政治工作的人本质上没有趋利欲和自大欲，只是理想主义和宗教的热情把他们克制了。新式政治与旧式政治的根本判别在于理想主义和宗教的热诚之有无，或是否自上至下贯彻于整个政治团体，并且支配着整个政治团体。我们现在的政治已完全是新式的政治了吗？抑或还有些旧式政治的残留？我们要彻头彻尾干新式的政治呢？抑将敷衍因循于旧式的政治与新式政治之间呢？这是今日一切从事于政治工作的人所当时时自省的。
文中，张荫麟首先对中下级政治干部的身份进行界定，其次对革命团体中下级政治干部的“健全”进行疏解，指出安身立命的理想性、事业型“敬业”和技术上的必备能力是“健全”的基本条件。在新式、旧式政治的对比中，张荫麟指出“在新式政治里，政治工作人员的结合是主义的结合”，维系力量是“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新旧之间的“根本判别在于理想主义和宗教的热诚之有无，或是否自上至下贯彻于整个政治团体”，因此有必要在上下级之间、社会环境中养成“不卑小官”的社会风气，在上下级之间形成一种“同甘苦，均逸劳”的精神。
但张荫麟在抗战中期的1940 年发表此文，终不免有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了。事实上，国民政府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不但未能调和，反而有急遽恶化的趋势。因此，在两年之后的《论修明政治的途径》（1942）一文中，张荫麟对上文的观点进行了补正。他说，上下层人员之间精神上的脱节，其主要原因“是上下层之间生活的甘苦差别太大，政治瘫痪的程度与上下生活之甘苦差异的程度及最下一层之苦的程度成正比例”。如此，他就不仅是从政治理想、革命精神等角度奢谈上下级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事实，从经济上提出处理的具体办法了。他的对策是：“平均上层政治人员和下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至少大大减少两者间的距离。这有两条路，一是提高下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二是降低上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前者直接是财政的问题，间接是整个经济机构的问题。后者是上层统治者的人生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从政治本身所能解决的。”如此，此一篇佚文《论中下级政治干部人员的培养》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它至少是张荫麟思考现实政治中上下级关系的一个具体环节；《全集》中缺少了这个环节，他思考的连续性也就无法体现出来。
三 《关于中国科学史论文集录》的史料价值
青年时期的张荫麟学术眼光就甚为独到，常能“自辟蹊径，开风气之先”。他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即是如此，论者以为张荫麟“撰写一系列的论文考证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著述和成就，讨论数学及科技的发展，并翻译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新著作，开辟了一条研究科技史的道路”。今据《全集》，这一系列的论文、译文共计14 篇，题涉西学东渐、机械、数学、科学家个案研究等多个方面，最早的一篇《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发表于1923 年12 月，最后一篇《燕肃著作事迹考》刊载于1941 年6 月。可以说，科技史作为张荫麟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持续其学术研究始终的。但这些文章并不包括《关于中国科学史论文集录》一篇佚文。此文见载于《清华周刊·书报介绍》1925 年19 期，全文计28 页，分为赘言、正文两部分。赘言文长1200 字，旨在阐述文献编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国学术不获发达的重要因素，以及编写这一“论文集录”的最初动机。他说：“我之搜集这个目录，实因被工具缺乏的困难所压迫，所以不能已语言。下面一个不完备而范围极狭小的目录，本来供自己的参考，当初非为目录而作目录，其无甚价值，自不待言。但是发表出来，或者于有与我同样的兴趣，而受与我同样的压迫的人，略有裨益。”
此文正文包括算学类14 条、天文及地学类17 条、理化类14 条、音学类9 条、医学类6 条、通论及杂类15 条等六部分，总计75 条目。张荫麟的遴选标准是严格的，他说：“本文缺漏固多，然亦有许多因其内容广泛，或剿袭成说，无甚创建，遂摈而不录。”每一条目包括题目、作者、发表刊物及刊期，亦间附一些扼要的简评。在“算学类”的李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一文后，张荫麟标注说：“此为关于中国算史已刊行之著作中最精博者，惜剞劂多讹，甚望其能重印单行也。”在A.C.Moule《中国之指南车》（The Chinese South-pointing Carriage）一文下，他标注道：
此文考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机械之构造，有中文译本，见《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一期，改题为《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按：此文即张荫麟1925 年所译）。又按旧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及Alexander Wylie 氏所著之Chinese Researches 中，均有一文，关于中国发明磁之指极性之历史，今未及重检也。后一篇中谓唐僧一行已知磁所指之北极与北极星所指之北极有差。据此，则唐代已发明磁之指极性。而近日东西学者谓中国指南针之历史，最古仅可溯至宋沈括《梦溪笔谈》之说，当不能成立矣。然Wylie 之说未注明据根何书，而彼今已死，又无从起之九原而问，此诚尚待研究之问题也。这段文字极是关键，可以看出时年21 岁的张荫麟完全是以学术“预流”的水准，与东西方汉学界进行对话的。他先是在Alexander Wylie 所著的Chinese Researches 中，发现唐代的僧一行已知磁所指之北极与北极星所指之北极有差，所以他推论说：“唐代已发明磁之指极性。”而是文中“近日东西学者谓中国指南针之历史，最古仅可溯至宋沈括《梦溪笔谈》之说”，指的是谁呢？据张荫麟对日本山本山下博士《指南针与指南车无关系考》的提要，可知山本的重要论点是“宋以前中国人尚不知磁之有指极性，故使用指车时代，乃尚在未知磁之指极性之时代”。但遗憾的是，Alexander Wylie 之观点所据的史料并未标引，所以张荫麟说“此诚尚待研究之问题”。而在发表于1928 年6 月《燕京学报》上的《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一文中，他又指出：“磁之指极性虽在秦汉已发现，惟罗盘之用，则在十一世纪中乃盛行。沈括（一〇六三）《梦溪笔谈》始称之，并知其所指非正南，而稍偏于东。是时，或其后至迟一一一九年间，罗盘已用于航海（《萍州可谈》）。”由此可见，张荫麟的论点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这篇佚文还提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文中所列有医学类6 种、音学类9 种，前者涉及中国古代医学史、医药医术及经络学等内容，后者为乐器、音律的中西比较等论题，可知此两领域亦为张荫麟所密切关注。但在今《全集》中，除《〈双忽雷影本〉跋》（1927）略涉唐代琵琶乐器外，并未见有相关著述的撰写，是有待佚文的进一步发见，还是他未及展开的学术领域？这是尚待学界继续探究的问题。
谨以此文纪念天才史学家张荫麟先生诞辰11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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