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静

　　内容提要：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人们想象历史的主体，被寄予了启蒙希望。80 年代中期的电影《黑炮事件》呼唤知识分子挣脱枷锁，实现自由解放，获得自我主体性。电影中的知识分子赵书信寻找黑炮棋子，找回棋子，并把这一棋子丢入棋盘，整个过程展现了知识分子渴望精神逃逸、安放自我个性空间的主体冲动。同时，这一过程也暴露出知识分子主体性内在的问题，即这种主体性一方面使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化工程这一盘大棋中的“棋子”，另一方面孕育了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伦理合法性。

　　不同时期人们想象历史主体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工农兵”被建构为绝对的历史主体；比如今天，商界精英、政坛权贵、人气明星等则被想象为新的主体。每一个时期想象历史主体的方式都是为了证明当下的“合法性”，也是因为这一点，想象历史主体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在20 世纪80 年代转型期，知识分子成为历史想象的主体。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想象和重建与80 年代的改革一道而来，同时，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式微也与“激情与梦想”的80 年代一同结束。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何以可能，何以重建，又何以渐衰，与整个80 年代的启蒙精神紧密相关。理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是理解作为启蒙希望的20 世纪80 年代的重要途径。

　　李新宇曾经梳理过20 世纪80 年代知识分子主体性的重建历程。他认为，80 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白专典型”，以陈景润为代表的“书呆子”；另一种是以罗群、钟亦成、许灵均为代表的文化英雄。前者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工具特性，后者虽然展示了知识分子的美好人格，却暴露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欠缺。从80 年代中期开始，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开始转变，知识分子主体人格泯灭的悲剧形象是觉醒后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审视。在这里，李新宇提到的20世纪80 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形象之一，是张贤亮的《浪漫的黑炮》中的赵书信。在众多的张贤亮作品中，《浪漫的黑炮》较少被提起，但是该作改编的电影《黑炮事件》（黄建新导演，1985 年）却因其独特的艺术性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黑炮事件》讲述了矿山公司的工程师赵书信因为寻找一枚黑炮棋子而引发的荒唐事件。在寻找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透露出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对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呼唤以及主体诞生的艰难。作为线索的黑炮棋子，对于这一主题的彰显尤其关键。

一 寻找棋子：知识分子的主体冲动

《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一直在寻找一枚黑炮棋子。赵书信的黑炮不过是一盘象棋32 枚棋子中的一个，并无特殊之处。但正是黑炮的普通，才显示出赵书信自我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放在20 世纪80 年代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中才能够彰显出来。

　　进入“新时期”，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改革开放”的转变，知识分子也从“臭老九”转变为科学文化的代言人，从而具有了新的合法性。正是在此时，知识分子形象在文学艺术中凸显出来。最典型的代表即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作为“红”与“专”拨乱反正的话语策略，陈景润不问世事埋头科研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的全民偶像。陈景润的独特性在于无涉政治，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学与真理，从而创造了科学奇迹。此时，以陈景润为代表的一个个埋头科研的“书呆子”式知识分子虽然单薄，但彰显了新时期从文化“废墟”上站起来的人的光辉，彰显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因而具有了赞美人性的意义。也因此，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的自我主体性。紧接着，陆文婷（电影《人到中年》中的主角）、罗群（电影《天云山传奇》中的主角）、许灵均（电影《牧马人》中的主角）等知识分子在苦难中依旧坚持爱国献身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无论是“书呆子”型知识分子还是忠诚型知识分子，都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政治话语相契合。从“工农兵”主体到“知识分子”主体，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询唤的客体。也因此，此时的知识分子之主体性虽然有其历史意义，但终究有缺陷。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知识分子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由发掘美德以歌唱其人格光辉，转向暴露缺陷以探讨其人格弱点；由呼吁改变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转向致力于改变知识分子自身；由哀其不幸而为之请命，转向怒其不争而促其反省”。知识分子不再是整齐划一为转型话语服务，其形象更加丰富多元，比如王一生（《棋王》）、赵书信（《黑炮事件》《错位》）等，他们是带有孤独感的精神苦旅者。而有趣的是，这两位精神苦旅者都爱好象棋，王一生是“棋呆子”“棋王”，赵书信则因为寻找一枚棋子引发误会，造成了一场重大经济损失。

　　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赵书信为何要大费周折寻找一枚普普通通的象棋棋子？而这种行为付出的精力和金钱与其实际收益并不成正比。然而，这一令人费解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极其简单，即赵书信喜欢下象棋，自己经常用的一盘棋少了一颗棋子，他想找回来。而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恰恰与赵书信的普通形成对应。与以往刻苦钻研或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不同，赵书信虽然专业能力突出，但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为了集体利益完全牺牲自我的人，用同事评价他的话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怕，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他就是有些怪脾气，让他干点坏事他没胆，让他学雷锋，他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他是个好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并不像陈景润那样可以为了科研废寝忘食，放下七情六欲和一切爱好，充当一个技术化身的机器人。他有自己的私人欲求和爱好，而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象棋的爱好上。

　　爱好象棋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下私人爱好具有别样的意味。在之前的革命年代，私人爱好是被严厉打压的，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需要共同的集体信念，需要把所有精力集中到暴力冲突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私人的娱乐爱好损害了革命斗志和集体信念。由此，“绘画绣花”式的私人休闲娱乐会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批判。于是革命运动结束后，对个人娱乐休闲的痴迷也就成为一种摆脱集体革命意识、赋予自我主体性的方式。《黑炮事件》借象棋凸显出政治权力关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空间的严格控制。对市民日常生活中所充斥着的强烈的政治性因素的质疑，反映出人们渴望有一个能显示自己潜能、能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发挥自主性与多样性。“越是接受国家高度整合、与集体时刻保持一致，越是需要在追随主流之外给自己提供另一个‘平行世界’或隐秘的宣泄口。”原著《浪漫的黑炮》之“浪漫”正在于此，电影《黑炮事件》之黑炮的寻觅与追踪的意涵也是在此。赵书信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外，在为矿山公司和国家的利益尽职之外，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而这一精神空间正是主体性生成的重要前提。因此，象棋作为同一性之外的精神逃逸空间，具有特别的意义。

　　然而，赵书信对于黑炮的寻找遭到了质疑与监控。首先，是与黑炮之“黑”形成对立的“白”。这里的“白”是行政层面的表面庄重却内在贫乏。赵书信雨夜发电报寻找黑炮，引起公司行政层面的注意，他们为此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影片用大量篇幅展示的行政会议成为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片段：会议办公室用了夸张的白色：“白色的桌布、白色的椅子套、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所有的人都穿着白衬衣、喝着白开水。白色本是透明的、纯洁的，然而这里却因‘黑炮’的阴影使人产生一种沉重感和压抑感，使得白色在这里产生一种绝妙的讽刺意味。”这里的白色“在庄严神圣的外表下，散发着冷漠、麻木、僵化，象征着已经僵化然而并未死亡的官僚机器”，正是这一套僵化的官僚体系捆绑着赵书信，使他难以冲破。

　　其次，对赵书信寻找黑炮的质疑是长期同质化的社会成员对多元人格的怀疑。赵书信“腕上戴着一块瑞士名牌的全自动双历金表”，但是行为举止却“畏畏葸葸、欲进还退”，并且“目光张皇”，这让工作人员想起父亲说的——只有搞投机倒把的人才买得起昂贵玩意儿，而不正当的交易往往用“黑炮”这类隐语、黑话。寻找黑炮的赵书信就此引祸上身。在这里，凡是不符合自己认知和常识的一律被认为是有阴谋的；20 世纪80 年代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呼唤独立多元个体的存在。

　　再次，对赵书信提出怀疑的还有外籍专家汉斯，即绝对严密的资本逻辑对个体多样性的质疑。汉斯在赵书信家里看到他的棋盘上除了棋子还有一个黑盒子，于是问赵书信：“这是什么盒子？”赵书信回答：“只是一个盒子。”汉斯继续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赵书信回答：“没什么。”汉斯不相信，把盒子放在耳朵边晃晃，又小心打开，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诧异地说：“你说说这是为什么？中国人真难理解。”这里取代黑炮的黑色盒子并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它只是不符合人们认定盒子一定要用来装东西的大众逻辑，就像赵书信发电报寻找黑炮，公司领导最后也没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花一块多钱寻找一枚棋子，毕竟买一副新象棋也花不了几个钱。在这里，一切不符合经济算计逻辑的行为都被看成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而赵书信不遵循这一逻辑的行为便彰显出独特的启蒙性——启蒙一个自我主体的诞生，正如有评论所说：“《黑炮事件》里‘赵书信性格’的成功创造，艺术地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率先觉醒，鸣响了震撼人心的一炮！”

　　正是这一行政逻辑、经济逻辑之外的发电报找棋子的行为，彰显出赵书信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冲动，让赵书信具备了成为主体的可能。这样的主体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不需要多么高尚，也不需要事事符合经济逻辑，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去过一种符合法律道德、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同时又有自己私人爱好和欲求的生活。

二 找回棋子：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可能与不可能

赵书信作为知识分子有独特的主体精神，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还是在某些瞬间展示了强大的自我意识。当赵书信找回丢失的黑炮棋子时，发现包裹已被公司领导拆开检查过，这一刻他表现出少有的逆反。一向顺从的赵书信愤怒地将棋子扔到了矿石堆里。那枚遗落在奋勇前进的火车和坚实牢固的铁轨旁边、乱石堆中的棋子是赵书信主体诞生的瞬间。在这一瞬间，赵书信不甘于自己的私人生活被监视、管控，不满于行政干涉他小小的爱好，不屈从于理性逻辑的规训，他渴望脱离和叛逆。然而，离开后只迈了几步的赵书信就停下了，他转过身来，从乱石中捡起这枚棋子，在火车的隆隆声中离开了。捡回了棋子的赵书信让主体诞生的瞬间迅速坍塌，赵书信终究没用勇气突破束缚，这样一个“天真、善良、诚实、宽厚、勤奋自谦，又兼耿直、与世无争，除了工作，别无他求”的“好人”，终于被判定为不符合现代化的精神文明，不能够担当“四化”的重任。

　　重新捡起棋子，对于赵书信来说是艰难的，他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甚至受到教堂钟声的召唤，在教堂门口徘徊不前。然而，赵书信在看到一个小女孩之后转身离开了教堂。电影中，赵书信多次与小孩彼此认同。在戴锦华看来，电影所展示的小孩与赵书信之间的互相认同，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上，赵书信无疑还不是一个‘成年人’”，由此认定赵书信的性格是一种残缺人格。当公司领导当面问赵书信为何花那么多钱去寻找一枚棋子时，赵书信唯唯诺诺地说：“是，以后我再也不下棋了。”饶曙光也批判性地说：“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从来就没有对自我的忧患，对失去自我的忧患。赵书信毫无自我意识，他只记得自己是整盘棋中的渺小的一子，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个人，有个人的荣誉、尊严、人格和价值。赵书信没有个人权力，没有个人尊严，却有拧在哪里就钉在哪里的螺丝钉精神，鞠躬尽瘁，给点草吃还要挤出奶来，到头来连下棋的权利也被剥夺，自己却不悲不哀。……编导正是从人的本体论高度追究中国知识分子长期失落了的自我和主体意识，形象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要从自我意识的丧失与奴性心态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是多么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孩童的赵书信的确是残缺的，无法成为独立意识的启蒙者。

　　然而，如果赵书信没有向领导承诺放弃下象棋呢？象棋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娱乐，在80 年代是别有意味的。“80 年代中后期的语境中，在‘此岸’/‘彼岸’之间确立了一块跳板，即‘审美’这一‘自律性或自指性的概念’。究其实质，这是一种更为激进的个人主义。它不仅提出‘个人’作为一切文化创造的核心，认为个人可以摆脱一切社会限定而进行自由的文化创造，而且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关系上，它采取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态度。感性、情感、体验等个人主观经验被作为跨越人的分裂式生存的解决方式，个人可以在‘审美’之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主体，从而试图更为干净地撇清其与国家/社会等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关系。‘审美’成了一块避开社会实践而能够实现人的自我解放的‘飞地’。但同时，这个具有绝对的自控能力、在审美中自我解放的个体，与中产阶级关于自律的个人、道德化的自我想象完全合拍。或者说，这种最终在审美生成中完成的‘个人’想象，实际上是完成了关于中产阶级自我的建构。”也就是说，寄托在象棋身上的是一种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也许在20 世纪80 年代它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但是它本质上酝酿的是中产阶级消费伦理的合法性。就此而言，赵书信找回棋子后的挣扎，也许爆发出短暂的知识分子主体性，表现为对整齐划一的同一性的抗争和不满，渴望能够在集体规训之外有一个安放自我的精神空间，但这种精神的空间最终导向的却是资本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想象与建构。

三 棋子归入棋盘：现代化工程中的知识分子

电影最后，赵书信宣布“再也不下棋了”，并且把找回的黑炮棋子丢进棋盘中。而归入棋盘的黑炮不仅仅完成了失而复得的圆满，也隐喻了电影呼唤的赵书信之冲破障碍阻力，成为现代化工程中的主体。实际上，整部影片对赵书信形象之可爱可怜都是建立在现代化建设工程的维度上来审视的。

　　赵书信之可爱是因为他作为工程师、知识分子、公司技术部门的员工兢兢业业投身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为整个公司的发展提供最新的行情建议，在设备出现问题、其他人都手足无措的时候迅速解决问题，从而保证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精通德语，能够和德国专家交流、对峙，保护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失；即便被调离核心岗位，去修理厂工作，他依旧干劲十足，从不抱怨。这个时候的赵书信被影片展示得那么可敬可爱。而影片把不重用赵书信的后果展示为，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几百万的WD 机器化为一堆废料，从而生产出这样的意义：“信任、重视知识分子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之所依。”赵书信作为懂技术、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工程的重点团结对象，于是，这里赵书信的可爱可敬便成了现代化层面中的可爱可敬。

　　而赵书信之可怜在于，他受到官僚体制的压抑，这样的官僚体制携带着“文革”的鬼影。电影中不断出现红色意象：“红雨伞、红轿车、红地毯、红广告牌、红太阳，影片不断用红色刺激我们的感观和想象，令人想起‘文革’中那吞没一切的‘红’海洋：红标语、红袖章、红宝书、红像章、红中国。”而赵书信和现代化的工厂常常作为黄色出现，“WD 工程七层楼高的支架，码头集装箱库以及工人穿的工作服，戴的工作帽，都是用的橘黄色”，而“红色不时吞没、侵蚀黄色，暗示出了现代化的危机”。实际上，影片中红色（或曰“文革”思想遗产）的问题并不在于强调阶级、热衷革命斗争、颠倒是非黑白，影片中的“红色”人物周玉珍和武克功在道德上并无可指责之处，他们并不提倡斗争，也强调要尊重知识分子、关爱赵书信，但是他们耽误了公司的效率，阻碍了负责业务的经理李任重的工作，并给公司在技术上、利润上带来损失。由此，我们发现，《黑炮事件》所要呼唤的赵书信的主体性，其本质是建立在现代化工程科技、效率至上基础上的主体性。所以，当黄建新说“从黑炮的丢失到黑炮的回归，就是怪圈的完成，此时‘黑炮’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前了”的时候，我们忽然就明白了，黑炮的意义变迁在于，逃逸在国家管控之外，安放着自我精神空间的黑炮棋子，在回归后转而成了国家现代化工程这盘大棋中的一枚棋子。在这里，黑炮终于失去了光彩，赵书信如果能够获得主体性，那也只是现代化发展工程中发挥其技术价值的一员，只是配合现代化这架机器高速运转的一颗螺丝钉。“即便被当成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也仍然是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一枚棋子，而不是经济建设的服务目标。”而这也许才是赵书信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下棋了”的真实原因，因为作为精神逃逸、自我主体之寄托的黑炮或者说象棋都已失去意义。

　　放弃象棋的时刻，被黄建新呈现为令人窒息的黑暗。寻回黑炮的赵书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带着这枚棋子回到家里，在自己黑暗的房间中陷入深思。镜头从赵书信的后背拍摄，黑暗的房间里只有半边有亮光，他细细把玩着这枚黑炮棋子，终于把它丢在棋盘上；镜头切换到赵书信后背的远景，即房间中更大的空间收入画面，在这个长达四十多秒的长镜头中，房间里那一束光越来越暗，最后房间几乎一片漆黑。这最后一次出现的“黑炮”终于回归棋盘，而此时黑炮的回归，却注定了作为主体的赵书信永远被围困在多重压抑中。

　　黄建新曾说：“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年代，改革的浪潮扑面而来，势不可挡，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一点大家都深信不疑。但是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不能决定一切，人才是最重要的。为中国的未来准备具有现代人格的人是历史的要求。”他在理智上以为启蒙了赵书信、改造了官僚化的领导，让他们都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人，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完美。毕竟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文化界，关于主体性的强调其本质是“把‘个人’直接而明确对应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观念……实现‘人的现代化’（即所谓‘配套论’），目的是建构更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国民’”，可是黄建新在电影的情绪表达上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赵书信放弃象棋的无限哀悼。

　　另外，对比陈景润、许灵均、陆文婷等知识分子，我们发现，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前期反思“文革”的深沉创痛时，电影并没有创造出特别深刻复杂的人物形象，反倒是在现代化潮流面前创造出了赵书信这类如此深刻、有批判力度的形象。回到福柯所讲的反思性、批判性是启蒙的特质，可以发现，只有在现代化和启蒙已经全面展开的80 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具备了反思自我主体的可能性。因此，赵书信的困惑、挣扎，黄建新的思考、质疑，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是，他们无论如何反思，似乎都没办法拯救自我。

结语

人们一惯认为，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下滑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必然到来的，似乎是物欲横流使“文化英雄”被边缘化。然而，借由《黑炮事件》中的象棋，我们似乎发现，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之失落内隐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叙事逻辑之中。电影呼唤知识分子挣脱枷锁，实现解放和自由，获得自我主体性。然而，这种主体性一方面使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化工程这一盘大棋中的“棋子”，另一方面孕育了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伦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