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钰

　　内容提要：作为首部印度英语文学史，艾衍加尔的《印度英语创作》提倡英语“本土化”改造，追溯还原了印度英语写作的诞生发展轨迹，确立了印度英语文学这一独立学科，并有意识地强调印英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泛印度性”特征，致力于建构符合印度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国家共同体想象。在印度独立初期乃至之后的过渡时期，艾衍加尔从文学史角度整合民族文化、塑造国家认同，有助于“婆罗多之地”印度成为国际国内通行的现代国家符号，对印度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英语文学在印度的溯源与划分一直是文学史界富有争议的话题。早在20 世纪初，英国文学史家就梳理了英国人在印度的文学书写，称之为“英印文学”（Anglo-Indian Literature）。爱德华·奥腾（Edward Farley Oaten）1908 年出版了《英印文学简史》（A Sketch of Anglo-Indian Literature），布帕尔·辛格（Bhupal Singh）1934 年出版了《英印小说概略》（A Survey of Anglo-Indian Fiction），然而，他们的文学史编纂都仅限于英国人在印度的创作，而把印度人使用英语创作排除在外。直到1941 年，乔治·桑普森（George Sampson）在《简明剑桥英语文学史》（The Concis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中才用极为有限的篇幅介绍了迈克尔·达特（Michael Madhusudan Dutt）、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等印度作家。他虽然把印度作家列入英语文学史之中，但认为其影响可忽略不计。

　　印度本土学者艾衍加尔（K.R.Srinivasa Iyengar，1908—1999）于1943 年提出“印度英语文学”（Indo-Anglian Literature，简称“印英文学”）这一概念，并把它与“英印文学”加以区分，指出印度英语文学是印度作家使用英语创作的文学，“是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就像梭罗和海明威的创作属于美国文学一样”。艾衍加尔于1943 年、1945 年和1962 年出版了三部关于印度英语文学的史学著作。其中，1962 年出版的《印度英语创作》（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最为综合全面，该书由艾衍加尔1959 年在英国利兹大学所授《印度英语文学》课程讲义集结而成，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全书共二十八章，依次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作家作为各章节的标题与介绍对象，清晰地呈现出印度英语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并将其大致分为先驱、复兴、觉醒、革命与独立五个历史时期。著作梳理了印度知识分子使用英语写作的状况，涵盖了印度知识分子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英语创作，为印度本土的英语创作发声，确立了印度英语文学这一独立学科，并为直至今日的印度英语文学史书写提供了范例。国内学界对艾衍加尔关注较早，黄宝生、周至宽和倪培根1981 年合译的《印度现代文学》，在“印度英语文学”专章中，翻译了艾衍加尔的论文。但目前学界还没有对《印度英语创作》一书以及它对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作用进行过详细分析。

　　印度英语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弗朗兹·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说道：“语言和集体之间有支撑的关系。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印度本土批评家也颇为尖锐地指出，英语是外源殖民语言，英语写作是一种自我殖民，目的是为了博得西方读者青睐，攫取商业利润。“身为作家的印度人，他首要的、根本的事情是描写印度主题，以一种印度语言进行创作……除非运用印度语言，否则，印度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文学”。“印度英语写作总是着眼于稀奇古怪的读者群体，挑选可能吸引西方的主题和情境。事实上我很想说，印度英语文学是长在温室里的植物，而不是从露天的土壤里冒出、发芽并茁壮成长的。”面对批评家们的指控，艾衍加尔是如何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合理性进行建构？又是如何在背负殖民语言的包袱之下完成其对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体的建构与想象是否取得了成功？艾衍加尔文学史书写背后所反映出的印英之间、印度内部各地方语言文化之间复杂的矛盾及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完全不同于西欧范式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图景，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印度在独立初期的国家身份建构问题。

一 提倡英语“本土化”：平衡各邦语言认同

英语在印度的传播和使用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密不可分。1837 年殖民当局以英语取代波斯语作为行政领域官方语言，1844 年开始优先录用掌握英语的印度公民为公职人员，1847 年起英语成为印度各邦的教学语言。与此同时，殖民当局为达成分而治之的目的，鼓励使用本地语言作为地方行政用语，地方语言在区域政治和初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这两个因素影响，印度独立后政府在推行语言统一时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印巴分治使国大党原本设想的印度斯坦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梦想彻底破灭。南方各邦又不满北方“印地语霸权”，各地发起强烈抗议活动，积极阻挠印地语成为印度唯一官方语言。另一方面，英语作为殖民者的语言，业已渗透到印度的教育、商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成为邦际交流和对外宣传的唯一媒介，甚至成为印度精英分子宣传民族独立的语言工具。

　　在此背景下，虽然在20 世纪40 年代末的一系列制宪会议上，天城体印地语最终以微弱优势胜出，成为印度官方语言，英语仅可在之后十五年内作为官方语言使用，但五六十年代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持续在印度发酵，并引发南印地区的多起动乱。1951 年，斯瓦米·西塔拉姆（Swami Sitaram）及他的追随者们进行绝食抗议，要求将原来马德拉斯北部的泰卢固语地区独立出来，成立安得拉邦；次年，波提·斯里拉穆卢（Potti Sriramulu）为安得拉邦独立绝食至死，从而引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和暴乱；1953 年，联邦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通过建立安得拉邦的法案（Andhra State Bill）。安得拉邦将泰卢固语设为邦官方语言，成为全印第一个按语言划分出的邦。1955 年，印度联邦建立官方语言委员会，就印地语取代英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广泛征求意见。这一举措遭到南印泰米尔语地区的强烈谴责，他们不愿接受印地语的国家官方语言地位，并称之为“印地语帝国主义”，而宁愿以英语为国家官方语言。在泰米尔纳德邦（旧称马德拉斯邦），当地教师和学生召开马德拉斯邦反印地语大会并举行激烈的抗议活动，两名学生抗议者在活动中自焚致死。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甚至提出，如果联邦坚持将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取代英语，它就要争取把南印四邦的泰米尔人分裂出去，建立独立的德拉维达斯坦国。

　　随着语言争端与动乱冲突逐步升级，艾衍加尔等本土学者非常害怕苦心得来的国家统一再度遭到破坏，担心印巴分治的悲剧会再次上演，因而有意加强和巩固英语在印度的官方语言地位。然而英语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是殖民者的语言。那么该如何使英语摆脱殖民语言的桎梏，使之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服务，便成为当时印英文学史家的责任和使命。艾衍加尔对此的解决方式是提倡英语“本土化”（Naturalization）改造，强调英语是本土语言的一份子，强调印英文学是印度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印度英语创作》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英语已成为我们的英语，而不只是英国人的英语，美国人的英语。同样，印英文学是我们的文学。尽管它有种种局限，但仍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民族。”

　　为了证明英语是印度本土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艾衍加尔总结了当时英语在印度全域广泛使用的现状，论述了英语在大众传媒、报刊发行和学术著作出版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以1957 年印度报纸发行为例，50 种英语报纸的总发行量为1,005,000 份，而57 种印地语报纸的总发行量仅为394,000 份；且英语报纸全国发行，印地语报纸则仅限于北印度地区。同样在1957 年，印度大学学术出版机构共出版图书1845 种，其中英文书籍778 种，梵语书籍333 种，而印地语书籍仅有26 种。英语在全印行政管理、高等教育、邦际联系及国际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正是由于在当时的印度，没有一种语言能像英语一样在邦际间畅行无阻，因而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倾向于使用英语或双语（英语加本地语言）进行创作。罗易（Raja Rammohan Roy）使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作；提拉克（Lokamanya Tilak）用马拉地语出版了《狮报》（Kesari），用英语出版了《马拉特报》（Mahratta）；奥罗宾多用孟加拉语创办了《法》（Dharma），用英语创办了《敬礼祖国》（Bandemataram）和《羯摩瑜伽行者》（Karmayogin）；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同样也使用母语古吉拉特语和英语发表文章，并创办了在全印颇具影响力的英语报纸《青年印度》（Young India）和《哈里真》（Harijan）。

　　此外，在印英文学史的书写中，艾衍加尔特别强调英语在印度现代化及国家独立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司瓦德西”（Swadeshi）英语的使用，强调由富有修辞、比喻、典故与引用的英式英语向简明、直接、注重功能性与效用性的印式英语的转变过程。他在论述甘地文学时指出，“与早期沉重的印度写作相比，他（甘地）写作时所使用的英语简洁、准确、明白。多亏甘地做榜样，印度英语写作变得极具功能性”。随后，艾衍加尔将1919 年苏伦特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在孟买的演讲与1948 年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Chakravarti Rajagopalachari）在马德拉斯的演讲作比较，指出随时间推移，印式英语在甘地及其之后时期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人们一改往日繁复冗长的修辞风格，转而频繁使用简单明快、极具效用性的短句：

　　Do not rejoice at wrong.Rejoice in the right.Try to bear misfortunes bravely.Show trust in others and have faith that love will prevail.This is what Paul said.This is what Gandhi said.May God bless you!（不要因不义而欢喜。为正义而欢欣。勇敢地承受不幸。对别人表示信任，相信爱会战胜一切。保罗是这样说的。甘地也是这样说的。愿神保佑你！）

　　当然，换个角度讲，简单明快、注重效用性的英语也是当时印度社会政治之所需。在甘地看来，殖民时期印度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当政者被西方现代文明之光所诱惑，他从根本上抨击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观念，认为：“现代文明所做的......是使人为自己对奢侈、放纵的贪求所困，释放出无序竞争的巨大力量，结果给社会带来贫困、疾病、战争与受难这种种罪恶。”甘地的独特成就，即“为一个志在在新的民族国家里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借用所有从属阶级。在印度这个个案里，人口最多的是农民。而正是甘地的意识形态，为将这个阶级借用进入发展中的印度国家政治结构，找到了历史可能性”。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以简单直接的英语取代繁缛复杂的修辞也是印度精英分子有意识地把目光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市民阶层转向农民阶层，并不断去动员广大农民阶层的政治需要。

　　艾衍加尔提倡英语“本土化”的另一个手段是阐明印度本土语言对英语的影响，强调地方英语对帝国英语的重构。当一种西方语言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开枝散叶后，其音韵、词汇、句法及使用必然与本土语言发生互渗，因而印英文学对英语的挪用，“绝不是单纯地把本土或‘标准’形式嵌入文本，而是在本土与‘标准’的交界面上创造了一种新话语”。艾衍加尔这样描述拉伽·拉奥（Raja Rao）的小说《根特浦尔》（Kanthapura）：“拉伽·拉奥在前言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使用英语写作，风格又为何如此反常，这是因为他试图在英语中加入方言（也就是坎纳达语）独特的习语、节奏和语调。这不是矫揉造作的‘巴布’（babu）英语，也不是那些在孟买、加尔各答或新德里高级俱乐部里上流人士说的英语。这只是乡村居民的日常用语化入了英语，就好像透过有色眼镜看到一副熟悉的风景。”之后，他便援引了拉伽·拉奥本人的话，“虽然我使用了‘陌生’（alien）这个词，但英语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它是我们的学识上的外套，就像之前的梵语或波斯语一样，但它并不是我们情感上的外套。我们天生是双语的，许多人同时用本地语言和英语进行创作。但我们不可能像英国人那样写作，也不应该那样写作......印度人的生活节奏必须融入我们的英语表达中，就像美国人或爱尔兰人的节奏业已融入他们的表达中一样”。显然，拉伽·拉奥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弃用”和“挪用”英语，改造“标准英国英语的概念”，并试图用杂糅性、解辖域化的英语来描述本土鲜明而厚重的文化意象。这种地方英语的建构方式也是之后的印度英语作家一直沿袭至今的写作策略。

二 挖掘印英文学“印度性”：加强民族文化和国家身份认同

“印度性”（Indian-ness）是讨论印度英语文学时常被提及的概念。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它“运用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印度的某一语言”，而“一个不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能否真实地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情感、心理与精神追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正如米纳克什·穆克吉（Meenakashi Mukherjee）所说：“如果我使用马拉提语写小说，别人不会叫我印度马拉提语作家，而仅称我为马拉提语小说家……马拉提语不会背负文化、传统和文明的重担。没有人会写一篇关于马拉提语小说‘印度性’的博士论文。而同样起源于我国的英语小说则不同，‘印度性’不但会成为学术著作和书评常会讨论的关键问题，就连作者本人似乎也受其影响。”正因如此，艾衍加尔在其文学史书写中就着重强调印英文学的“印度性”，有意识地在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筛选，使过去服务于现在；同时还积极提取印英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元素，强调印英文学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以加强个体对国家身份的认同及民族凝聚力。

　　艾衍加尔对印英文学“印度性”的挖掘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方面，在文学史书写中并不遵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史学观，而坚持印度民族主义史学谱系建构，着重强调印英文学对印度教哲学精神、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的重视及继承关系。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国家与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一书中这样写道：“（印度民族主义将）社会制度与实践的世界划分为两个领域——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前者代表着经济、政治、科技等外部世界......而后者则代表着具有文化认同‘本质’标志的内部世界。一个人越是接受外来物质文化的影响，就越需要保持自身精神文化的独特性。”换句话说，被殖民者越是在物质文明上模仿西方，就越是需要在精神上对自身文化加以捍卫，以保留东方文化的精神优势。为捍卫自身文化之优越性，艾衍加尔把印度英语文学对古代印度教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的继承加以钩连。在论述早期英语诗人朵露·达特（Toru Dutt）时，他这样写道：“她转向梵语（著作）——创作女神之母、印度种族记忆的深泉。现在，朵露可以在好客的土地上感受到自己的双脚，满足她灵魂深处对种族意识根源的秘密渴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毗湿奴往世书》和《薄伽梵往世书》给了她女性想象力自由发挥的空间……她是一位用英语写作的印度诗人——她是纯粹本土的，是一位真正的印度女歌手。”之后，艾衍加尔又花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奥罗宾多·高士及他的散文著作《神圣人生论》（The Life Divine）和史诗著作《萨维德丽》（Savitri）。从奥罗宾多的哲学著作中，艾衍加尔看到了西方形而上学与印度瑜伽行者的区别。“在西方，至少从柏拉图时代以来，智力、理性、逻辑常被认为是掌握知识的最佳工具，甚至精神体验也被召唤来通过智力的检验，看它是否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印度，情况则恰好相反。在东方，尤其是在印度，虽然毫无疑问，形而上学思想家也试图通过智慧来接近终极现实，但他们把思想建构放在次要地位，而排在第一位的永远是精神直觉、启迪之光和灵性体验。没有精神体验的基础，没有灵性直觉和启迪之光在每一阶段的亲证，所有纯粹的智力建构都没有任何价值。”不仅如此，艾衍加尔在论述罗梅什·钱德拉·达特（Romesh Chunder Dutt）、辩喜（Vivelkananda）、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C.拉贾高伯乐迦利（C.Rajagopalachari）、K.D.塞斯纳（K.D.Sethna）、迪利浦·库玛尔·罗易（Dilip Kumar Roy）等人及其著作时，也同样着力于挖掘其英语创作中的东方文化精神内核，巧妙地、不同程度地凸显印英文学受印度教哲学精神、神话史诗及民间故事之影响。通过以上例证，不难窥见艾衍加尔为印英文学治史的初衷和立场：其一，他致力于为印英文学寻找印度精神之根，并有意识地进行东西方精神文化的对比，突出东方文化之优越性，以印度古代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来平衡目前物质上落后西方、语言统一上依靠西方的颓势；其二，他沿袭了自孟加拉历史学家塔里尼查兰·查托帕德亚伊（Tarinicharan Chattopadhyay）的《印度史》以来所形成的印度民族国家新历史谱系的建构理念，即以印度教为根基、以印度本土其它宗教为辅助，排斥外来民族与宗教（诸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印度民族主义史学观，强调古代辉煌的印度教文明是印度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正统来源，也是当代印度摆脱异教统治、重建古代光荣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艾衍加尔也试图论证，印英文学与印度其它语言文学一样，使用的是印度本土特有的叙事方式，表现的是地道的印度生活与印度情感，语言并不影响其叙事模式和情感本质。在评价纳拉扬（R.K.Narayan）的创作时，他这样写道：“他（纳拉扬）在迈索尔定居，迈索尔的方言是坎纳达语，但他用英语创作……纳拉扬的教育背景完全来自南印。他是属于印度，甚至是属于南印的：他使用英语就像我们过去穿英国兰开夏郡的腰布一样——但他的思想和情感、灵魂的悸动、意识的自由流淌，都来自印度的土壤，他完完全全是土生土长的。”纳拉扬笔下摩尔古迪小镇的地理风貌、社会景观及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无一不展现了印度尤其是南印独特的文化面貌；他的叙事模式与风格，也是从本土故事的无限贮藏中生成的，是印度教文化观念的体现。“在纳拉扬的小说中，通常有一次逃离、一次连根拔起、一次秩序混乱——但随之而来的是回归、重生和恢复正常……毫无疑问，纳拉扬似乎把世界仅仅看作是各种力量的平衡……纳拉扬小说的灵魂不是讽刺喜剧精致的自我调整机制，而是有关于超越的奇迹，是爱、美、生命与和平的复归。”不难看出，纳拉扬圆形叙事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正是印度教哲学精神中以退为进、静观其变，并“希望借助神秘的精神力量来达到新的平衡”的叙事观念。同样，这一时期的文格德拉默尼（K.S.Venkataramani）、安纳德（Mulk Raj Anand）、拉伽·拉奥、巴塔查里亚（Bhabani Bhattacharya）等印度英语作家，在创作时也更多地植根本土叙事，反映印度人在印度这片土地上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格德拉默尼的《农夫穆鲁甘》（1927）描述印度南部高韦里河岸边农村的生活画面；安纳德的《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7）都是以印度底层人民及其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拉伽·拉奥的《根特浦尔》（1938）则以甘地的不合作运动为故事背景，被艾衍加尔戏称为“甘地往世书”；巴塔查里亚的《饥饿》（1947）取材于孟加拉大饥荒，触目惊心地描述了一场“夺走加尔各答和孟加拉200 万无辜生命的人为饥荒”。印英文学与印度本土其他语言文学所表现的印度日常生活与家国情感并无二至，英语文学创作及其背后蕴藏的思想情感同样可以真实地反映印度和印度人民；并且由于相较其他本土语言，英语具有流通上的中立性，因此在承载建构印度“文化统一”的使命上更具优势。

　　此外，艾衍加尔在印英文学史书写中还着重描写了印英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印英写作对印度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做的贡献。他认为罗易、狄洛济奥（Louis Vivian Derozio）、罗纳德（Mahadev Govind Ranade）、奥罗宾多、辩喜、甘地、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等许多印度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都撰写英语著作来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推动印度现代化改革和国家独立进程。艾衍加尔在文学史书写中多次提及“印度母亲”（Mother India）这个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隐喻。在论述奈都夫人（Sarojini Naidu）时，他这样写道：“莎洛季妮·奈都不仅是一位诗人，她还是印度母亲最有天分的孩子。她时刻准备好分担母亲的痛苦，无所畏惧地表达母亲的痛苦和希望，并努力勇敢地挽救母亲、挽救这个时代。”“她（奈都夫人）再次审视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看到了一副新的景象——被锁链束缚的母亲的景象——她发誓要打破这束缚。”除奈都之外，艾衍加尔在论述泰戈尔、奥罗宾多、安纳德、拉伽·拉奥、巴拉蒂·萨拉巴依（Bharati Sarabhai）、拉古纳塔（Raghunathan）等作家时亦先后多次提及“印度母亲”，“这种个体和国家间的‘拟血缘关系’对于塑造公民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建构主权国家的合法性具有重要意义”。艾衍加尔在编纂文学史时有意识地将民众对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投射到“印度母亲”这种天然可共情、可感知的意象上来，有助于弥合宗教及意识形态分歧，为民众建立跨地区、跨党派、跨种族的广泛联系打造坚实基础。

三 印英文学史对国家共同体建构的作用及局限

国家共同体的建构，按照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在他的新作《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一书中的说法，即“公民认同国家并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威默认为，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本质是公民与国家间政治权力关系问题，即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与公民形成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其中的关键是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跨越族群界限的政治联系。威默通过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论证了共同的语言空间是如何帮助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政治同盟。

　　印度具有与中国相若的悠久文明和众多人口，但是由于历史上一直缺少像中国一样“书同文”的条件机遇，导致其政权分散、上下不通、中央权威不足，整个社会上至精英阶层下至底层百姓一直处于缺乏国族认同的状态。印度政治家拉达克利希南就曾经提出，很羡慕中国人有着统一的语言文字。历史上波斯人的统治曾使印度一度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但在英国统治期间印度才真正达到了某种统一。英国殖民当局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大力推行英语教育，使得印度各邦打破原有沟通阻隔的藩篱，初步完成了邦际间的政治沟通与整合。1947 年，印度获得国家独立，英国殖民者的离开使得印度人首次拥有了现代国家中独立的政治权力，当时的尼赫鲁政府雄心勃勃地推行民族独立计划，其宪法规定了印地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而英语应于1965 年后退出使用。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力推行印地语割断了非印地语地区民众所属的族群共同体与国家层级的中央政府之间的纽带，使得当地人民感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印度政府不得不在此后颁布《官方语言法》，规定英语今后仍然作为辅助官方语言继续存在。

　　我们一般会认为，异民族的语言无法表达本民族的情感、心理乃至思想，这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放在印度很难成立。印度的国家共同体建构是植根于其殖民历史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间阶层”，而这些人后来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主力。1861 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当时的领导人之一阿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有一句名言：“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同样，在印度国家独立之后，也需要重新创造“印度人”，以增强其对国家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与个人情感息息相关，很难通过强力驯服公民的语言民族主义精神得以实现，这样反而会使国家失去与公民之间跨越族群界限的政治联系，导致单语言空间内地方政治势力的壮大，最终造成国家因公民认同缺失而面临解体风险。

　　因此，在建国初期，如何对英语这个殖民时代的遗产进行重构和再利用，使其成为印度整合民族文化、塑造国家认同的有力工具，是艾衍加尔为印英文学治史的初衷和定位。他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定性是从当时的历史现实出发的，其印英文学史书写也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其一，艾衍加尔有意识地提倡英语“本土化”，逐步梳理印度人的英语写作历史，使其成为团结内部人民、实现“文化统一”的联结和桥梁。艾衍加尔首先厘清了“英印文学”与“印英文学”的概念范畴，声明前者是在印度的英国人以印度为题材创作的文学，而后者是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并顺理成章地，将乔治·桑普森在《剑桥简明英国文学史》中写进“英印文学”专章的泰戈尔、奥罗宾多和曼莫汉·高士等知名作家重新归类到“印英文学”之列，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和国际认同度，扩充了印英文学史的广度和宽度。他还将印英文学史按时间顺序大致分为从1820 年起源到1947 年独立后的五个时期，其中特别为20 世纪上半叶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功勋卓著的奥罗宾多、甘地、尼赫鲁和专注于描写本土人民现实生活的“三大家”安纳德、纳拉扬和拉奥分别列专章叙述，鼓舞人民为国家独立和建设不断奋斗，加深了印英文学史的深度和厚度。

　　其二，艾衍加尔还特别强调印英文学的“泛印度性”（pan-Indian）特征。印度文学史家苏吉特·穆克吉（Sujit Mukherjee）曾经说过：“在印度，我们可以适当地遵循美国学者的方法，不仅将文学视为语言绽放的花朵，也将其视为文学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部分来自环境的非语言因素形成。”艾衍加尔的文学史书写正是将英语写作视为印度本土环境和印度文学传统的产物，突出印英文学在印度土壤中成长并延续了印度自吠陀时期以来的文学传统。“印英文学，虽然看似披着异族外衣，但在本质上完全是印度的。它是古代光荣传统的现代表现，这一传统滥觞于吠陀时代……印度文学，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应该是一种神秘纽带，将个人与国家，地方与中央连接起来。”由此可见，艾衍加尔将印英文学赋予了某种超越个体与地方的崇高属性，反映了他对文学史书写应服务于国家共同体建构的治史理念。

　　其三，艾衍加尔顺应了时代号召，其印英文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下更能胜任印度民族文化的“整体研究”，客观上更有利于印度文化和国家形象在国际上广泛传播。印度独立后，受到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鼓舞，一批书写印度各种本土语言的文学史相继涌现，像希沃丹·辛格·乔汗（Shivadan Singh Chauhan）所著的《印地语文学的八十年》（1954）、苏库马尔·森（Sukumar Sen）撰写的《孟加拉语文学史》（1960）、默罕默德·萨迪克（Mohammad Sadiq）的《乌尔都语文学简史》（1964）、克里希纳·柴塔尼亚（Krishna Chaitanya）的《马拉雅兰语文学史》（1971）、曼苏赫拉尔·贾维里（Mansukhlal Jhaveri）的《古吉拉特文学史》（1978）等。这些著作丰富了印度文学史的地方研究，但均受限于反映当地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演变轨迹，无法从宏观上把握和总结印度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不利于印度“文化统一”的国家形象构建与国际传播。而统一完整的印度文学史著作，在印度独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建树，直到在K.M.乔治（K.M.George）主编的两卷本《比较印度文学》（1984，1985）与S.K.达斯（Sisir Kumar Das）撰写的两卷本《印度文学史》（1991，1995）等问世后方才有所改观。而在20 世纪50 年代至80 年代，艾衍加尔书写的印英文学史著作《印度英语创作》不断再版，不仅指导了印度几代学者运用英语进行创作，更承担了在国际上讲述印度故事、传播印度文化的对外窗口功能，为印度树立国家形象、争取外部共识创造了积极有利的交流环境。

　　不过，艾衍加尔的印英文学史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从自身观念来讲，由于继承了以印度教为根基，排斥外来民族与宗教的印度民族主义史学观，艾衍加尔的印英文学史尽量简写甚至淡化了印度穆斯林作家的英语创作，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印度穆斯林英语作家阿赫迈德·阿里（Ahmed Ali）和阿米尔·阿里（Aamir Ali）等人，及他们从穆斯林视角出发描写家庭生活和当地政治活动的作品等，在书中正文并没有提及，仅在附录的参考文献里昙花一现。这种观念在本质上复制了西方文学史中的殖民意识和民族偏见，尽管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独立后的印度于“民族性”和“文化统一”上达成共识，但也存在强行回避印度多民族、多宗教历史的问题，为之后印巴冲突持续、印穆对立加剧埋下隐患。

　　其次从治史对象来说，印度英语文学最初是受英国殖民文化和殖民语境影响而产生的，英语的传播和使用也“并非以印度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尽管印度历代知识分子不断通过英语创作向国内外展示印度传统文化内核，在国际国内的政治文化领域硕果颇丰，然而随着后殖民时代的来临，印度英语创作却逐渐陷入了某种“底层叙事”悖论：要么脱离底层，一味迎合中上层阶级的审美趣味；要么当其一旦触及印度社会底层最深层次的矛盾，便无法摆脱向西方展示黑暗印度、奇异东方的嫌疑。这是艾衍加尔所预料不及的，也是当前印度英语文学创作的内生性矛盾所在。

　　最后从语言状况来说，英语毕竟是随着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是西方殖民者曾进行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和时代烙印之一。由于以英语为载体的西方文化强势介入，印度即使在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也难以摆脱精神上对西方的依赖以及“西方中心说”的影响，就连艾衍加尔本人也承认，印英文学与英语文学之间渊源深厚。21 世纪以来，国际上政治格局风云突变，印度国内民族复兴意识不断觉醒。特别是2014 年莫迪领导的印人党上台执政后，强调印度教主体意识的政治势力逐渐崛起，他们致力于原生的、独立的国族形象构建，因此自上而下大力推行印地语。由于天然带有旧时代殖民色彩的标签以及新兴统治阶级的不断抛却，印度国内英语的使用似乎正在走上日渐式微的下坡路。这也是艾衍加尔的印英文学史力所不逮之处。

结语

透过艾衍加尔的印英文学史书写，他对印度知识分子受到古老民族文化与西方殖民文化的双重影响给予高度关注，希冀在印度与西方文明碰撞交互的时代背景下，追溯并还原印度英语文学的诞生发展轨迹，致力于建立符合印度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国家共同体。了解印英文学史的编纂背景与治史理念，对我们理解独立初期印度国家形象、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以及认识印度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路径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