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印裔北美作家莎娜·辛格·鲍德温（Shauna Singh Baldwin）的小说《身体铭记的一切》（What the Body Remembers）以印巴分治为背景，通过女性视角叙述了女性身体所经历的来自宗教、种族和文化的暴力。小说中的女性之死不是肉体的自然衰朽，而是女性在性别、习俗和国族的网络中所遭受的规训、惩罚与剥夺；作家将女性的命运置于特殊的殖民主义与民族独立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展示了女性身体如何成为欲望和权力的场域，从女性视角揭示了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所忽略的内容。
伴随新印度诞生的印巴分治是南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印巴边界的流血冲突产生的社会影响、心理创伤至今犹存，因此也成为作家们反思殖民历史、民族文化和性别问题的重要题材。印度独立之后，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之后，伴随着印度独立50 周年，同时也是分治50 周年，印度不同地方语种的作家都有以印巴分治为题材的创作，因此形成了分治文学。“这一回写（write back）项目是根本性的，因为直到今天，1947 年的暴力行为仍未受到惩罚，父权制史学继续将女性，尤其是被强奸的女性，排除在国家建设的叙事之外。”女性作家们也参与了这一回写，从性别视角重现印巴分治所导致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为分治文学做了重要的补充。
印裔北美作家肖娜·辛格·鲍德温（Shauna Singh Baldwin，1962—）的小说《身体铭记的一切》（What the Body Remembers，1999），一出版就获得了英联邦作家奖。小说以两位女性萨提亚和卢普交替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印度独立前后两个锡克教家庭的故事。作家把女性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地编织进家族和民族的历史之中，以女性的身体经验诉说历史对个体特别是对女性个体的冲击。一夫多妻制下女性的苦闷，独立运动中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印度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复杂关系，以及独立前夕印度社会的严重分裂及不可避免的血腥冲突都得到了丰富的多层次的表达。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部作品作为分治文学的历史价值，及其多元的女性叙述视角。关于小说中女性死亡的文化分析并不多见，狄普提·米斯瑞（Deepti Misri）在《记忆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Memory）一文中分析了小说中的库苏姆之死，没有涉及小说中其他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在主人公卢普成长的过程中，她几次目睹了女性的死亡，母亲因分娩而死，丈夫的第一任妻子萨提亚自杀死亡，分治时期一家人逃亡前夕嫂子库苏姆被父亲杀害……小说中女性的死亡并非肉体自然的衰朽，大多是家庭和民族内部暴力的结果，这构成了卢普及萨提亚的身体所铭记的重要内容。本文集中探讨小说中出现的女性死亡的文化内涵，分析女性身体所遭受的文化规训及创伤，凸显其对性别、宗教、民族所具有的反思意义。
身体的生产：传统的规训
女性身体的生产使其成为母亲，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这是自然赋予女性的功能。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的这一自然能力被不断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母亲”便与母神、大地、国族相连，与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相统一，成为被歌颂的符号。女性主义理论家发现了男权社会创造的“母亲神话”，开始反思“母职”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波伏娃指出：“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于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从波伏娃到弗里丹再到费尔斯通，“母亲神话”不断被解构。女性主义理论家对历史上不断歌颂母亲的牺牲精神充满警惕，她们从女性解放的角度重新审视母亲这一古老的形象。在印度，“母亲”被看作女性承担的最高尚的社会角色，女性虽然地位低微，但在成为母亲特别是成为“男孩”的母亲后，在家庭中的地位会大幅提高。而无法生产“男孩”的女人，就被看作无用的甚至不祥的女人，这是自史诗时代就奠定的男权观念，《摩诃婆罗多》中可以见到诸多对生育儿子的母亲或者对“生育儿子”本身的赞美。
然而女性怀孕、分娩这一成为母亲的“自然”过程，同时伴随着身体的痛苦，女性承受着男性无法想象的痛苦，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女性的这一生命体验却被文学世界忽略了。《妇女与性别》一书指出了这一缺憾：“女性分娩的经历在西方艺术中是看不见的。艺术家朱迪·芝加哥曾经指出，战争和死亡的形象不胜枚举，但是分娩的形象并不存在。”这一缺憾需要女性文学进行弥补。
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女性在个体生命体验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女性主义学者们一般认为，分娩并非完全是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建构。……我们构建和经历怀孕以及分娩的方式是由社会决定的。”“事实上，怀孕是累人的事，对女人来说，对个人没有好处，相反，要求她做出沉重的牺牲。……分娩本身是痛苦的，而且很危险。”肖娜·辛格·鲍德温在《身体铭记的一切》中，以富有女性意识的笔触描写了女性身体的体验，呈现出分娩之时女性的身体如何成为新生和死亡的战场，女性身体的痛苦又如何成为代际相传的规训手段。
小说通过卢普的视角，展示了女性的身体生产如何伴随着新生和死亡、痛苦和恐惧。因为母亲不断的孕育、生产，卢普和姐姐很少看到健康的自由活动的母亲。在母亲生产的过程中，卢普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听到母亲的呻吟，六七岁的她对这神秘现象充满恐惧和不解，只能躲在旁边偷偷哭泣。“从破晓时分起，妈妈的每一次尖叫都让卢普流泪。妈妈做了什么要经受这样的折磨？是什么在她里面撕扯，喷血，让她的眼睛黯淡无光？”妈妈的生产过程并不顺利，助产妇说孩子位置不顺，腿会先出来，整个痛苦的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卢普心想：“时间太长了，妈妈怎么能忍受这么多的痛苦呢？”
母亲的痛苦并没有让她身边的成年女性悲伤或者忧虑，相反，却成为她们教育下一代年轻女性的机会。小说通过这一细节展示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过程。老年女性纳尼成为传统男权观念的执行者，传统观念内化在她的思想意识中，她会通过任何可能的机会向幼年的卢普姐妹传达，努力塑造符合社会规范的女性。卢普和姐姐在母亲门外惊慌失措地等待，母亲的每一次呻吟都让卢普泪流满面，但外祖母纳尼对她们说：“唉，学着吧，要知道我们女人是干什么的。”助产妇顾吉瑞说：“学习就是慢慢记住，就像小火慢炖。”另外一个助产妇说：“现在开始学吧”。卢普正沉浸在对妈妈的担忧之中，外祖母推了她一下，她一个踉跄跌进母亲的房间，看到女人们围成一圈，母亲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还在女人们的口号之下一次次用力。这一场面让读者看到了在传统锡克教或印度教文化中，女性的生产被视为平常之事，生孩子是女性必须完成的职责，这一普遍观念使女性个体的苦痛被完全忽视。在母亲痛苦的呻吟中，外祖母想到的是趁机教育两个女孩。卢普的姐姐表现出某种老练，她说：“每次都这样”。外祖母正是通过这样的“现场教育”让女孩们认识到女性的职责和使命，并渐渐对其中的痛苦习以为常。或者说，忍受其中的痛苦被看作是应该承受的日常。
女性身体生产的痛苦并非必须承受，卢普母亲因生产而死也并非不可避免，故事发生在印度独立之前的20 世纪上半叶，现代医疗已经伴随英国殖民者进入印度，然而在特殊的殖民主义时期，当追求民族独立的话语成为主流，西方的医疗技术及医院本身也受到传统印度人的抵制。卢普母亲的死，很大程度上是封闭落后的文化观念导致的。在传统印度教社会，与生产有关的经血被认为是肮脏的，处于月事中的女性要单独待在一个专门的小房间，与丈夫隔离。女性的生产被看作绝对私密的事情，家中的男性都要离开，更遑论作为社会空间里面的异性医生。卢普的爸爸因为接受了英国文化影响，思想有点开明，本想带妻子去拉合尔的医院生产，但纳尼不同意，誓死阻拦：
纳尼坚定地站在门口，牙齿褐黄，满是皱纹的脸像个干瘪的枣子。她听说了爸爸的决定。她庄重地蒙着面纱，语气坚定地对爸爸说：“不，她不会去的。难道我死了吗，你要把她送到医院去，让那些陌生的男人们看见她的身体？难道还不够堕落吗？我的外孙女——她指着从过道里刚进来的马达妮——九岁了还不带面纱四处跑，每个扫地的都能看清她长什么样！你不是小人物，你是地主（lambardar），你必须做个表率。我的女儿要待在这里，为这个家再生个儿子。”
外祖母慷慨激昂的辩论强调了女性身体的私密性及其对身体的羞耻感，女儿的身体不能被医生看，即使病重也要闭居内宅，外孙女的身体不能被底层人看，要蒙上面纱隔离起来……不然就被认为是“堕落”。她挡住了女儿去医院的路，女儿在家中生下孩子后高烧不退，很快离世。外祖母坚定地维护传统，比下一代的男性还要坚定，她甚至不惜拿女儿的生命做赌注，女性的身体在此成为传统和现代冲突的战场。固守传统，抵制西方先进技术，这种执拗的闭塞的观念使女性成为牺牲品。
固守传统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潮中民族传统不仅是人们的生存观念和行为模式，还是他们身份的标志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武器。作家描写纳尼这个人物，展示了女性个体如何被传统同化，并扮演传统文化的保卫者及压制女性个体的力量，同时，作家也反思了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所遭遇的危机。
外婆让卢普姐妹看着母亲的痛苦，让她们从小接受这种痛苦，让她们认识到这是女人必须要承受的，是无法逃避的。这是卢普所接受到的女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要温柔，顺从，一直保持愉快，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丈夫生气。卢普的成长过程很好地证明了波伏瓦所提出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
从小说中的情节来看，锡克教女性的成长离不开老年女性的教导，而她们遵从的是宗教经典，包括印度教经典和锡克教经典。在这样的环境中，卢普认识到所有讲给她听的故事都不是为了听（listen），而是为了教导（teach）。卢普逐渐熟悉了史诗中罗摩和悉多的故事，碰到困难她就会想到这就像罗摩对悉多的考验；萨提亚在痛苦时候也会想到罗摩和悉多。卢普看到的周边女性的生活也为她的成长提供了范本，如妈妈一直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少抛头露面，好朋友胡玛不到十岁就嫁给了父亲选定的男人，姐姐马达妮在婚前专注地学做家务，做女红，嫂子库苏姆嫁过来之后，她的温柔和顺从成为父亲教育卢普的模范。卢普曾经对这些都不以为然，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和她们不一样。”但在她长大的过程中，这个声音在慢慢弱化，她逐渐地实践了传统和社会所要求的女性规范，最终由一个有着自由反叛天性的女孩变为一个顺从温柔的女孩。
接受了女性规范的教育之后，卢普通过个人身体的感受对女性的整体命运有了更多的体认。当卢普分娩的时候，她在恐惧中认识到，自己和母亲一样，必须要承受身体的痛苦。小说形象地描述了卢普身体的感受：
因为整夜紧咬着毛巾，她的下巴有些僵硬。四肢沉重，浑身疼痛。疼痛来自下面肉体的撕裂和鼓凿，她口干舌燥，似乎一群飞蛾在口中筑巢。
一绺头发在卢普的嘴里，有血水咸涩的味道。一波又一波，她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紧咬牙关。床单湿了，肺部剧烈起伏，肌肉拉伸、撕裂，骨头在她身体里移位。
几个小时之后一个婴儿喷出，热的，像熔岩滑出，经过她扩大的出口，紫色的负担终于和她分离了。
肖娜·辛格·鲍德温以充满女性意识的笔触，细致描写了分娩的身体感受，通过卢普所目睹的母亲的生产以及自己的生育体验，生动地呈现出女性成为母亲的艰辛和苦痛。从外祖母到母亲，再到卢普，痛苦在延续，身体的规训也得到完成。作家通过卢普的视角，把被传统忽略的女性痛苦呈现出来，通过母亲之死，引发读者的震惊和同情。纳尼在女儿的葬礼上嚎啕大哭，她不断捶打自己的胸膛，直至渗出血印，她是为了完成印度葬礼的传统仪式，也是在宣泄无法言明的痛苦。
被抛弃的身体：不育即死亡
当女性的价值被规定为工具性的传宗接代，不育的无法成为母亲的女性就自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甚至成为被惩罚的对象。小说中萨提亚的死亡表现出传统价值观对不育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的无形而沉重的压迫。而殖民主义时期特殊的政策，也加剧了这一传统观念的压迫性。19 世纪中期，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解决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统治的困局，时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提出了“无嗣失权”的政策，“一个王国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的男性继承者，则该王国在其统治者死亡之后，其权力重归东印度公司”。这一有利于殖民者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印度人的贵子传统以及上流社会的一夫多妻制。萨提亚的丈夫萨达尔吉是拉合尔地区运河工程的工程师，经常与英国人一起聚会，但为了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处处西化的他为了有儿子还是遵从了一夫多妻的传统。萨提亚是萨达尔吉的第一任妻子，卢普目睹了她因无子被丈夫冷落直至死亡的过程，也从中体会到女性不育所遭受的惩罚。卢普16 岁时，嫁给42 岁的地主萨达尔吉，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这个三人婚姻对于萨提亚和卢普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卢普少不更事，但她因为能够生儿育女以及从外祖母那里学到的温柔顺从，逐渐赢得了萨达尔吉的心。萨提亚慢慢被萨达尔吉冷落。卢普生下儿子之后，萨达尔吉带她和孩子一起去了供职的拉合尔，萨提亚和几个仆人留在故乡拉瓦品地，被丈夫彻底忘记了。
作品细腻描摹了萨提亚面对丈夫又结新欢的境遇时心理上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由哀伤到嫉妒、刻薄，最后发展到无法控制的愤怒和绝望。开始，她在卢普面前表示可以与之作为姐妹和睦相处，但无法压抑心中的嫉妒和愤怒；卢普生下女儿后，为了维护自己在婚姻中的优越于卢普的地位，她开始争抢孩子，说服丈夫由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无视卢普与孩子分离的痛苦；卢普生下儿子之后，她又想占有儿子，但最终萨达尔吉选择带着卢普母子去拉合尔共同生活，萨提亚彻底绝望。她对丈夫由哀怨变为愤怒：“你要知道，萨达尔吉，她可以带来生命，但是我——我能够召唤死亡。”小说详细描写了萨提亚由忧虑、担心到痛苦、愤怒、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最终，萨提亚和病重的朋友穆塔一起到锡克教圣地朝圣，在朝圣者逼仄肮脏的屋子里，她主动接触咳嗽不已的穆塔，感染肺病死去。“萨达尔吉，从此刻起，我开始走向死亡。在世人面前走向死亡。但是世人不知道，五年前我就死了。”萨提亚用死亡向丈夫表达了抗议。詹妮弗·兰道尔（Jennifer Randall）把萨提亚看作文学史上“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类型，她们表现出嫉妒、歇斯底里，同时大多具有不育的特征，她们的疯狂和死亡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她们的迫害。
萨提亚的痛苦来自于丈夫的喜新厌旧，也来自于她所认同的男权中心的传统思想。作家描写了萨提亚被丈夫冷落后极度绝望的内心活动：
我不是妻子，因为我的丈夫抛弃了我。我不是寡妇，因为他还活着；我不是母亲，因为他把给予我的儿子又带走了，我不是姐妹，因为我没有兄弟。没有父亲，我只是妈妈的女儿。
因此，我什么都不是。
恐惧的咬噬，怒火的烧灼，这是此生这具肉体所了解到的唯一真理。我已经变成了我痛恨的卢普所拥有的一切——依赖他，紧抓着他，祈求着他残余的爱。
萨提亚的内心独白表现出印度男权中心观念如何影响了她的自我认知，她无法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框架来认知女性生命的价值，只能从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来确认自我，当丈夫、兄弟、父亲这些男人的角色在她的生活中不存在了，她就无法认识也无法建构自己的价值，虽然身体还在，但生命的意义却被彻底消解了，因此她完全否定了自我（什么都不是），主动选择了死亡。萨提亚的心理和情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她对自我的认识完全以男性为中心，因为丈夫的抛弃，没有儿子，没有父兄，她丧失了生活的力量。
通过萨提亚的死亡，卢普认识到自己与萨提亚的同质性并更深地体会到萨提亚的痛苦，她醒悟到在这个三人婚姻中，萨达尔吉通过她折磨萨提亚，也通过萨提亚给她带来了痛苦。她看起来比萨提亚幸运，只是因为自己可以生儿子。作者在此对印度因循已久的求子、贵子传统进行了批判。因为不能生育，萨提亚被丈夫抛弃，而卢普生下女儿之后，丈夫渴望她再给他生儿子。卢普自己也被“要生儿子”的执念控制，在第二次生产的时候，她连续问了近十次，“是个男孩吗？”。对儿子的渴望直接反映出印度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因为男尊女卑，女性也希望在来世能变成男性。小说的前言以萨提亚的口吻叙述了一个婴儿的出生，她还记得她的前世，她曾经按照宗教导师的意见行事，也向寺庙供奉了大量的财富，可是在此生依然是一个女孩。“我不是男孩”，这如同咒语一样，决定了女性无法改变的厄运。
萨提亚临终之前，两个女人之间由互相竞争的关系走向了和解。萨提亚对卢普说：“原谅我，卢普，我希望你作为女儿来到我家，而不是作为姐妹。”卢普在萨提亚的眼神中感受到了她的愤怒和希望，似乎萨提亚要在她的身体里再生，“因为卢普那一瞬间的感受，那充满孤独同情的时刻，萨提亚将在卢普身上继续活下去，这是每一个老年女性再生的方式，在一个背叛的年轻女性身体里，一个更年轻的女性再生了。她们会成为真正的姐妹，那是萨提亚生前从未成为的。从此刻起，卢普将是萨提亚的容器，承受着萨提亚的愤怒、自豪和欲望向前。”卢普感受到了萨提亚身体感受到的一切，那种孤独、愤怒和隐隐的希望。
萨提亚的死亡，表面是卢普取代了她，实质上是因为她无法生产无法成为母亲而被抛弃。萨提亚主动选择了死亡，她用这种决绝的方式，表达了对女性身体工具化的抗议。就像卢普所听到到的神秘的声音，“小妹妹，有时，我们选择死亡，因为这是我们被看到被倾听的唯一方式。”
身体的毁灭：荣誉谋杀
当女性身体成为工具性的存在，女性就成为男性的附属物，在特殊的民族危亡时期，女性身体又被类比为追求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家族、国族的荣誉，女性必须保证身体的纯洁，而为了保证这种绝对的纯洁，他人甚至可以使其消失。小说通过描写印巴分治时期家族内部对女性的屠杀，令人震撼地表现了女性身体如何成为民族欲望和暴力的战场。印巴分治前夕，随着英国殖民者在地图上划下一条线，印巴边境出现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之间产生了疯狂的仇杀，昔日芳邻瞬间反目成仇。新印度的诞生伴随着分裂和流血冲突。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女性首当其冲，成为被戕害的群体。印度学者布塔里亚·乌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面》中描述了这段历史：“分治，让一亿一千二百万人离开原来的家园，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潮。期间，一百万人死亡，超过十万妇女被强奸。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分治的伤口还未愈合，伤疤仍殷红。”除了历史学家对印巴分治展开多层面的研究之外，作家们也在小说中呈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对个人和民族造成的伤害。旁遮普作家阿默丽达·普瑞塔姆（Amrita Pritam，1919—2005）的文学创作也是从探究这一历史事件开始的。她说：“1947 年，印巴分治期间，传统的价值观崩塌了，我开始描写那些在动乱中被屠杀的人们的生活。”她的诗歌《致瓦瑞斯·沙的歌》（Ode to Waris Shah）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作品富于感伤情调，表达了印巴分治的血腥屠杀带给人们的悲痛。诗中写道：
曾经 旁遮普的一个姑娘哭泣
你写下了长篇传奇
今天 成千的女孩在哭泣
她们在呼唤你 瓦瑞斯·沙
起来，啊，苦恼人的朋友；
起来，看看旁遮普
尸横遍野，切纳布河流淌着血
有人用毒药灌满了五河
还是一样的河水 现在激怒了大地
长笛丢在了哪里，爱情的歌在哪里响起？
朗恰的弟兄忘记了吹起长笛
鲜血如雨淋湿大地，坟墓渗出血滴
爱的公主们在墓园嚎啕大哭
今天所有的丘艾登们（Quaido’ns）都成了爱与美的盗贼
对旁遮普人民在印巴分治过程中所遭受的创伤，诗人充满同情和哀伤。除此之外，阿默丽达·普瑞塔姆还创作了分治题材的小说《骨架》（Skeleton，1950），描述了分治给女性带来的苦难。
另外一部有代表性的分治题材作品是耶谢巴尔的《虚假的事实》，虽然作家是男性，但他也关注到了这一历史事件对女性的伤害，小说中对分治时期的暴力场面也进行了正面描写：
“三个拿大刀的和一个拿斧头的年轻人走进车厢，见一个人捅一刀，然后把他推出去。他们把乘客连同行李、包袱和箱子一齐往车厢外面扔，附近还有人在打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个年轻妇女大叫一声，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时，走过来一个青年，他左手拿着长矛，右手从年轻女人的头巾下伸过去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门口，使劲一脚，把她踢到车下。接着，她又举起长矛，朝着张嘴惊叫的老太婆刺去。穿白衣的穆斯林跪在拿大刀的年轻人面前求饶，可是刀已经从他的肋骨里刺进去了。”“一个人像耍杂技似的，高高地举起一根长竹竿……竹竿顶上挂着一个裸体女人，女人两腿张开悬在竹竿上。腿上的鲜血在晚霞中显得特别刺眼。她的脖子和胳臂无力地低垂着。”
这些分治文学中的早期作品对印巴分治中不同教派间的冲突进行了细致描绘，令人触目惊心，但作为年轻一代的英语作家，肖娜更进一步描写了在家庭内部的暴力，描写了亲人们如何以家族荣誉之名杀害女性，这更令人震惊。作家通过库苏姆被公公杀害这一情节以及公公对事件的叙述，表现了宗教纷争对人性的考验，对女性身体的毁灭性伤害。
卢普是从哥哥和父亲的口中听到库苏姆死亡的消息的。哥哥吉万在部队服役多年，印巴分治时期，他匆忙回到村子看望家人，结果看到家里一片狼藉，院子里一条床单盖着一具尸体：
他提起近处床单的一角，摒住呼吸，揭开了它。
下面是一具女性的身体，四肢都在关节处被切断了。这身体被切成了六部分，排列在一起，看起来似乎是一具囫囵尸体。
“她看起来心甘情愿，”过了一会儿，他说：“几乎像是她自己肢解了自己。但是，我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一个女人能要求别人对她这样做吗？她怎么能真的想那样，嘴角带着微笑走向屠杀者？她的手像这样——松开的，她的脚像这样——没有跑的姿势。她的腿被从大腿根儿处齐整地砍掉，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用剑？为什么她的腿上没有血？没有先强暴一个女人就肢解了她——因为她是废物，绝对的。”
吉万在对妹妹卢普叙述他看到的情景，这一叙述中我们会发现他对妻子贞洁的高度关注。他揭开被单看到了妻子的尸体，悲伤万分，但是在如此悲伤的情境中，他依然分辨出妻子并没有被强暴，是死了，成了“废物”，之后才被肢解的。这表明妻子保护了自己的贞洁，这令吉万感到欣慰。
从父亲的回忆中，卢普知道了嫂子库苏姆是父亲亲手杀死的。在分治的消息传来时，父亲还曾经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平日里友好的穆斯林邻居会保护自己，但在冲突发生时，邻居要求他们一家改宗伊斯兰教。这时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宁死也不愿改宗，计划带着一家人逃跑，但带着女人们逃跑是危险的，家里的女人中只有库苏姆年轻。父亲对卢普这样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因为吉万，库苏姆信任我。她年轻，还在生孩子的年纪。我不能忍受穆斯林污辱她，即使只是一种可能。每天我都会听到那个异教的种子被播种在锡克女人的子宫里。不，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完成我的职责。
我呼唤库苏姆——她在阳台上，正看着村边暴徒们手中的火把在闪着光焰。我带她到我的起居室，告诉他山特·普兰·辛格说过的我们锡克人必须做的事，我现在必须做了。她理解了。她从来没有惹过事儿。她说我应该把她带到前屋，你妈妈的房间，那样，她的儿子们，他们和雷娃娣·布阿站在阳台上，就不会听到她的叫声。
在你妈妈的房间，我念诵贾普吉的头几行诗句以获得力量，拿出短剑。然后她转过身去，这样我就看不到她的脸，她摘下头巾，把脖颈裸露在我面前。”
在父亲的叙述中，库苏姆是自愿被公公杀死的，她为了保卫自己家族的荣誉，自愿选择死亡，自愿献出自己的身体。女性成为男人和族群的荣誉象征，她没有自我，为了避免被敌人强暴的可能，她们被亲人剥夺了生命。狄普提·米斯瑞指出：“在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互相残杀，与所有战争中的典型现象相似，女性成为群体暴力的主要象征和互相残杀的靶子。”当卢普的父亲叙述这个事件时，他一方面表现出了悲伤，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找到了高尚的借口。在他的观念中，卢普，或者所有年轻的女人，都只是“子宫”，他或者说所有的男性，都害怕这些“子宫”被敌人播下种子。为了避免这样的可能性，他们决定消灭这些子宫。卢普听着父亲的叙述，不断追问，不断让父亲讲述这个事件。这一叙述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父亲是如何用荣誉掩盖暴力和血腥，如何把女性被杀描述为慷慨赴死，遮蔽了女性在亲人暴力面前的恐惧和伤痛。
结语
印度教文化中女性的身体是工具性的存在，女性身体蕴含着牺牲和献身精神，也被当作民族主义的符号。《身体铭记的一切》通过女性视角，描述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及印巴分治等历史事件对女性命运的影响，揭示出殖民主义时期女性所遭受的双重压迫。早在20 世纪70 年代，斯皮瓦克就指出了殖民地女性的处境，“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属下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属下就被更深地掩盖了。”肖娜的小说通过女性的身体经验和记忆，凸显出宏大叙事背后被忽视的女性痛苦的生命体验，剖析她们被规训、惩罚与毁灭的过程。小说中的所有女性都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萨提亚、卢普还是库苏姆，她们的身体都不属于自己。在整部作品中，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中的圣歌：“上师是我的救主……”不断出现，但女性只是忍受着苦难，“上师”并没有出现施以援手，在现实面前，宗教何为？作家通过女性身体的苦难记忆，对印度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同时，作家也从女性身体的角度，对女性主体性的价值进行了呼吁：“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辈子都应该毫无难为情地看一次女人的身体。看她不像任何人的财产，看她，不要用你的眼角余光……看我，我是人类，虽然只是一个女人，看我，我做了女人该做的事。不要把我看作一个容器，一个玩物，一个幻想，一个女仆，一个装饰品，要把我看作神（vaheguru）的创造。”作家让历史上被忽视的印度女性讲述个人的生命体验，回答了斯皮瓦克等理论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发出的“属下能说话吗”这一提问。而女性声音所揭示出的困境，也是印度这个未能完全摆脱殖民主义影响的国家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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