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指出，新时期文学40 年的创新经验在于：用文学的方式捕捉和处理现实和历史，以文学的方式勾勒和表现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同时构建文学自身的民族特性和现代品格。在具体阐述中，以莫言研究为着力点，阐述当代作家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一起成长，善于进行多方面的学习和自我提升，从朝气蓬勃的青春写作与时俱进到“赋到沧桑句便工”，坚守和调整文学的理想精神，以现实主义为主潮，及时地描摹时代风云历史变迁，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和百年中国留住深刻的精神印记。

　　莫言是和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由稚嫩而丰熟的。没有新时期文学的波涛涌动，没有众多同代作家的声气相求与创新竞赛，就不会有莫言的文学探索和不断成长；一批优秀作家，和莫言一道，走过了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的历程，在文学与时代的互动中，在时代精神与审美情怀的调谐中，从浮躁凌厉、狂飙突进，到风格老成、蔚然大观，共同构成新时期文学的壮丽风景线。莫言获诺奖，是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是新时期文学创新变革之成果的重要标志。我们认为，新时期文学是继“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形成的又一文学高峰，而且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它的基本风貌。以莫言研究为路径，对已经走过40 年的新时期文学的创新和变革经验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总结，恰逢其时。及时总结新时期文学经验，将其提升到理论的新的高度，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会对今后相当长时段的文学艺术创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莫言获奖之后，也有人宣称这是莫言个人的成就，与中国当代文学状况无关，其间的褒贬不言而喻，意在打压新时期文学的辉煌成绩。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明确回应的。莫言的创作与他的同时代之中国文学的血脉相融，互生共振，是不容置疑的。

　　诚如陈众议在莫言获奖后的第一时间发表的《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莫言》一文中所言，“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又一次转向，即它终于转向了中国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学价值，他的想象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同时通过他肯定了中国文学；这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不失为是一个好消息”。莫言是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但是，做出这一判断可以毫不犹豫，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阐述，却也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全面地进行新时期文学的评价，不是我们的这个选题的预定目标，由莫言研究扩展到总结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的若干方面，也可以凸显新时期文学的独特成就所在。

敢问路在何方：学术拓展的可能性

新时期文学变革创新的进程一直是在研究者的关注和参与中向前推进的，无论是在其鼎盛时段还是在低迷之中。相关的成果累积丰富，数量繁多。进一步发展突破的空间何在呢？

　　新时期文学经验丰富驳杂，就其要点而言，就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捕捉和处理现实和历史，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勾勒和表现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社会生活中蕴含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同时构建文学自身的民族特性和现代品格。

　　前者是要表现新时期以来的时代转型，进而扩展到中国的近现代史乃至更为廓大的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从现实和历史中寻找时代转型的历史渊源和精神资源，展现这一转型的全方位、多层面的壮阔图景，勾勒中华崛起、民族复兴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及其激起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跌宕起伏和巨大嬗变。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与复兴的伟大召唤下，在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中，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悲壮进程，在新时期文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而表现对象的丰富驳杂，历史风云的壮阔诡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高屋建瓴的考察，都显示着文学的非凡气度和成熟心态。在把握和评价现实与历史的角度上，作家们有同有异，不但要观照作家们的文学观、文化观，还要考察其历史观和思想文化渊源，如何处理时代与文学、历史与文化、个人与族群、道德与审美等诸多命题，并且做出深度阐释。

　　在后者，是将视点转向文学发展自身，重在梳理本体论意义上新时期文学的方方面面，它是如何走出“文革”造成的文化和文学的毁灭性灾难及其遗患，也对“十七年文学”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价，重新建构和探索文学自身的艺术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中与世界文学对话而又不失民族风格和东方气派，处理好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调谐问题，处理好创新与继承、借鉴现有的文学经验的问题，实现文学自身的历史转型，激活浩浩荡荡的精神创造力，在语言萃取、叙述方式、意象营造、心灵世界和历史风云的描绘上，获得新颖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而且，在审美风范和艺术创造上，文学与社会审美心理，文学与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各艺术领域，都存在密切的互动，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予以必要的观照。

　　具体而言，学术创新的突破大约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新时期文学的全时段研究。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40 年。40 年，在以数千年构成的历史长河中是非常短暂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对莫言和新时期作家，40 年间足以成为其文学追求的基本完整的过程，那些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逐渐磨洗净尽，内在机理则全部展现出来。从在场到回望，视点的改变，可以纵览近四十年的文学全过程，可以把握其内在的律动。新时期文学这40 年，是一个发生、成长、蜕变、丰熟的过程，是百年新文学中仅有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一大批作家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

　　现有的研究，以同步研究为主，有步步登高之感、步步惊心之叹，却也会有身在庐山当局者迷之虞。站在40 年后的当下回望之，则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曾经是浪潮迭起的各种文学思潮，经历40 年的时段，也足以对其进行较为充分的理解和研究。如80 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其兴也勃，备受称赞，但其衰也忽，却出人意外。还有许多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学宣言和文学事件，都应该在较长时段历史中才能看出脉络走向，看出其得失所在。从在场到回望，视点的改变，可以纵览近四十年的文学全过程，可以发现其较为完整的起承转合跌宕腾挪。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的。近四十年的新时期文学，恰巧经历了兴起、低迷和重振的完整周期，完成了一个螺旋。比如说，《伤痕》和《班主任》都是从讲故事开始的，孤凄母女误会恩怨的故事，好老师坏学生的故事，但是，在许多年间，讲故事被认为已经落伍过时，唯新是趋的文学实验首先就抛弃了故事。时至今日，讲故事的人莫言站在高密的家乡大地，向着全世界讲述古老东方的现代传奇。但这不是简单的去而复返、卷土重来，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其二，关于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的理想追求。新时期文学变革和创新的源源活力，正是来自莫言和同时代作家们对理想主义的恒久追求。这也是要回答一种本质性的质疑。以其名字命名了世界最重要的包括文学奖在内的诸多人文与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在遗嘱中写道：“一部分奖金赠与在文学上创造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人。”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理想主义倾向？还是像有些人那样，指责莫言的创作丧失了理想主义呢？相关联的问题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至今，果真失去了主心骨，失去了理想情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这种理想主义，又不是先验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作家人生阅历的增长、思想情感的起伏变化而调整，也曾经在历史转折、时代转型中轰毁和重建，由此而富于丰厚的蕴含。

　　其三，作家、文学思潮变迁与文学变革的关系。20 世纪80 年代的文学思潮此起彼伏，波涛汹涌。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阶段，是刘心武、王蒙、蒋子龙等中年一代分别成为其标志性人物。对于莫言和同代作家而言，他们许多人还是刚刚在文坛亮相的“新秀”，还只是配角和追随者，到“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文学狂欢节，与上一代作家形成二水中分、双峰并峙的景象。而且，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铁凝、余华、格非等其时的青年作家，从那时起就一直活跃于文坛，成为经久不衰的当红主角。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每一次浪潮掀起，都不乏领潮流的弄潮儿如耀眼的流星般划破天际，引人注目，让人们对其产生很大的期盼，但并非少数的作家却好景不长，稍纵即逝，无缘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成败得失，进退弃取，个中经验，确实需要深入探讨。

　　其中的奥秘，试言之一二。“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概念尚可探讨，两者的构成也并非绝然两分，但是，前者注重东方精神、本土文化之发掘与更新，后者强化艺术探索、叙述形式之变革，以此表述，我们认为是大体可行的。莫言作为二者兼得的作家，把两种追求融为一体，在“寻根文学”启示下深潜于故乡的田野，在“先锋文学”式微之后，仍然坚持把艺术探索进行到底，由此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从“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中走过来的一批优秀作家（他们对精神和文学的拜金主义持严正的批判立场，但他们信守的理想主义却各有分说，如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余华等）在这三条上都做得非常精彩而独特。个中经验，确实需要深入探究。

　　还有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中的莫言现象。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对历史的反思不断深入，新历史主义蔚为大观，莫言是这一文学思潮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对历史的反思，视角独到，底蕴厚重。正如张清华在《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一文中所谈：莫言的小说创作推动并且完整地反映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叙事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首先，这一思潮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即有很多“新”意，结构主义等理论对当代小说叙事观念的影响早就表现在小说写作中；第二，《红高粱家族》明显地反映了由“启蒙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过渡；第三，作为新历史主义叙事的代表作的《丰乳肥臀》，体现了这类叙事的各种典范的特点与成就；第四，《檀香刑》又重现了鲁迅式的“血的历史”的主题，具有文化反思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而又可以看成“重返历史主义”的叙事典范。

　　优秀的作家，不会只追随潮流，不只是开创潮流，他必须一骑单出，奇峰突起。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加剧，莫言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是最早地以鲜明的批判立场，以及多样化的文学表现方式，介入对社会现实的全面关注，其《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等作品都产生过重大反响。丰收成灾而引发骚乱，这本来是常规的报告文学题材，但是，莫言的勇气和个性却脱颖而出。如同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自序》中追忆的那样：“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终于渐渐地摆脱了沉重的政治枷锁的束缚，赢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也许是基于对沉重的历史的恐惧和反感，当时的年轻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离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把笔触伸向遥远的过去，尽量地淡化作品的时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纤细的脖颈难以承受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难以担当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是作家内心痛苦的宣泄，这样的认识，一时几乎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谁还妄图用作家的身份干预政治、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

　　不只是莫言，王蒙、刘心武、张贤亮、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作家，都曾经是潮流中人，但他们的独特个性不曾在潮流中被淹没，却在潮流涨落中，在各自的艺术追求中，走得更远，差异分明，区分度更高。

　　其四，莫言与新时期以来的宏大叙事文学景观，也是有待研究的。尽管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的终结”，曾经被中国学界炒得纷纷攘攘，宏大叙事也被认为早该寿终正寝。顾彬批评中国当代小说不应该没完没了地讲故事，暗含的尺度就是“故事的终结”以及“历史的终结”。“碎片化”“手机文学”和微博、微信文字的风行似乎正印证了这些论点。

　　但是，利奥塔的号召力并没有走出理论界，在作家们的创作中，就看不到有多少人受到其影响，尤其是相当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在人生阅历和理性思索上有较多的积淀，在文笔磨砺方面有极多的积累，正处于炉火纯青的创作状态，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大规模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坚韧努力和对文学的史诗性追求，让我们感到宏大叙事的强大生命力，也让我们由此而切入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民族特色的思考。

春草明年绿：理想精神的顽韧与轮回

为了避免这样的平面铺展而失去论述的深度，让我们对如何发现和整合新时期作家的文学理想予以一定的展开。

　　文学理想，是作家的社会理想与美学追求的凝结，是推动作家变革创新的内在动力，牵一发而动全身。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文学和除旧布新的时代一样，高歌行进在希望的田野上，启蒙精神的复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鼓吹，都是建立在一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心态之上的。自从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价值观念的嬗变，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人文精神”的失落，“玩文学”的时兴，文学向商业化写作靠拢，著书都为稻粱谋，不为罕见。但是，鱼龙混杂，玉石俱存，才是正常的文学生态。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不是要看到其低端为何，而是要考察其高端所在。以这样的方式去观照中国当代文学，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想主义并没有衰减，而是以新的方式得到张扬——这种张扬，可能是旗帜鲜明的，也可能是润物无声的，而两者都是需要仔细辨析的。

　　而且，因为作家们的时代共性和创作个性，这种理想主义又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在人文理想和艺术理想方面，情况就更为复杂。两者都处在动态之中，两者的关系也纠结不清。譬如，贾平凹曾经自称的单纯入世、复杂处世和冷静观世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社会背景之下面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他的《废都》，表现出万念俱焚的精神溃败，但他没有一味地沉沦，而是很快地调整了精神姿态和写作姿态，以《秦腔》《古炉》和《带灯》等再度崛起，尤其是《带灯》中的同名主人公，一位年轻的乡镇机关干部，为了守护自己的精神理想，奉献出全部的光源，尽管这萤火虫般的光亮极为有限，而且在严酷的现实中遭遇灭顶之灾，但带灯的精神和信念仍然令我们感动万分。阎连科的近作，从《受活》《丁庄梦》到《四书》，被有见识的学人认为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写作，这显然不是简单地用理想之有无就可以说得清，又不能不谈到他的理想的图式与现实的纠结的。这些作品中的人们，都有一个潜藏于心中的桃花源式的梦想，并且为此而艰辛努力，并非只有简单的批判与控诉。就说《四书》中那个取代了“老大哥”形象的孩子，他曾经有一副助纣为虐的帮凶面孔，却在对《圣经》的释读中心有灵犀一点通，最终将自己钉在殉难的十字架上，获得自我的救赎，这岂是没心没肺的施暴者所能为之？在市场化时代持精英立场写作的张炜、李锐、张承志等人，他们对拜金主义持严正的批判立场，但他们信守的理想主义却各有分殊。再如，在顾城那里，审美理想和人生信念显然是分裂的，因此才造成“诗人之死”与“常人之死”的论争。王蒙从“少共情怀”到写作《中国天机》，其政治智慧的飞升，文学观念的调整，幅度可谓大矣。张洁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无字》，对爱情从充满美好憧憬到撕心裂肺的绝望，是她的风格从“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到理想幻灭之际极端写实而近乎狂癫状态的既对应又对立的漫长过程。从纵向上说，它是与时俱进而又矛盾重重的；从横向上讲，它难以一言以蔽之，而是在作家同一时期的多部作品中错综交织出其丰富性和多侧面的。

　　莫言和新时期诸多作家，在社会理想和价值观上，是随着人生道路的展开和社会现实的嬗变而变化的，由单纯变得复杂，由脆弱变得坚实，由活跃变得沉稳。在文学观上，则随着思想境界的扩展、艺术视野的调整和创新尝试的得失总结而修正、充实、拓宽。我们的思路是，在文学场理论的启迪下，从社会生活与时代变迁、作家生长的共性与个性、文学体制和导向、读者的期待与评价等关系的互动中，讨论具体作家文学理想的形成和演变，进而综合出宏观的新时期文学理想的基本图景。

　　依照我们的理解，在新时期文学舞台上，从“五四”时期的老作家冰心，20 世纪20 年代后期涌现出来的巴金、丁玲，直到当下的“80 后”作家和网络写手，在薪火相传中，构成多声部大合唱；占据这40 年间文坛中心位置的，则是王蒙、张贤亮、刘心武、蒋子龙等建国初期十七年登上文坛的一代，和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等共和国的同龄人一代。虽然两代人年龄、经历差异很大，但是，共和国初期的革命理想教育，“红色经典”和俄苏文学，带给他们最初的社会认同和文学认同，成为他们生命中难以抹除的深刻印记。同时，两代人也有各自的代际标识：前一代人中，他们的理想激情在建国初期即已迸发，而遭遇最重大创伤是在“反右”运动中，王蒙、张贤亮、高晓声、刘绍棠、陆文夫等纷纷被难，到乡村和边远地区进行思想改造。莫言和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则或深或浅地卷入“革命造反”狂潮，其后又分别走向乡村、工厂和部队。这样的两代人，大都由此而接近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的最底层体验到严酷的生活和民众的生存真相。新时期以降，他们凭着各自的文学追求和个人天分而登上文坛，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接受了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也经历过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先是从“文革”的巨大创痛中走出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后来又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洗礼，走向高远超迈，登上文学高峰。他们是新时期文学的全程参与者，也是新时期文学变革创新全部经验结出的丰硕成果。

　　换一种眼光去考察，新时期文学进程，大半就是在这两代作家之间和同代人之间的精神激荡、心灵对话中展开的。这种理想，不仅关乎个人未来的发展规划，更受特定的时代精神影响，有宏大的社会抱负，它是具有社会乌托邦和个人献身性的。其后，经历了“文革”动乱的颠倒黑白、毁灭文化的冲击，经历了新时期初期的社会和文学的理想主义高扬，也经历了市场化时代价值观混淆对精神和文学信念的颠覆，然后将理想情怀再一次地艰难地重建起来。因此，依次而展开的文学理想研究，重点要把握三点：

　　其一，这样的两代作家，其文学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历史的起伏跌宕，在其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中，都留下浓厚的印记。

　　其二，这样的两代作家，理想的建构在其少年时代即已形成，无论其朦胧、空洞、荒诞、虚幻与否，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他们的思想结构，理想的具体指向可以调整，但不能将理想的位置彻底删除，旧的理想的轰毁，引来的是新的理想的寻找。

　　其三，就形成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而言，它是有理想的，虽然这理想有其脆弱的一面，却也有顽强的不可摧毁的一面。理想，在文学和作家中比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社会生活鱼龙混杂，美丑杂陈，包容万有。文学却是有选择的，有主观的评价尺度，有自身的魂魄：广义而言，真善美是永恒的；狭义而言，民族和时代的命运，对有见识有抱负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而言，是内在地融入生命的。这也是我们必须高度注意的。

赋到沧桑句便工：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同行

莫言获奖，首先是他个人的光荣，也代表了新时期以来40 年中国文学创作的群体成就。莫言是和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的，也是它的重要代表者，莫言是百花烂漫中的一支奇葩，是千帆竞发中的一位弄潮儿。可以和莫言列为一个群落的作家，信手数来，就有贾平凹、阎连科、余华、王安忆、韩少功、李锐、张炜、铁凝等，这还仅仅是在小说家的范围里“点将封神”呢。正如莫言在获奖之后的第一时间所言，“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很好的作家成群结队，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资格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想我是很幸运得了这个奖，头脑要清楚，绝对不要轻飘飘的，要站稳脚跟”。而且，就在莫言获奖后的几年间，中国作家在海外获奖的喜讯频频传来，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奖”，刘慈欣和郝景芳双获“雨果科幻文学奖”，曹文轩获“安徒生儿童文学奖”，这也算是给我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据吧。

　　新时期文学凸显出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具有相当的可成长性。它从十年动乱的荒芜中挣脱出来，在民族的大悲大喜的情感迸发中，以稚拙而勇猛的状态生发和成长，从雨后春笋的遍地鲜嫩，到大树参天的宏伟壮观，开创了文学的全新局面。求诸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史，这样的景观确属罕见，堪称是一种当下中国所独具的文学特色。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所言，“中国的当代中国文学就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这40 年的历程发展过来的，中国当代作家身处这种大变局中，既是参与者又是见证者。在整个改革不同的历史节点上，他们很多作品都是在见证伟大民族的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他们始终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同行，引领时代，记录时代”。

　　作为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时代同行，与时代一起成长的绝好例证，莫言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致辞《讲故事的人》中，就讲述了自己和时代的关系，也讲到了自己的文学成长的足迹。1981年，莫言发表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作品清纯唯美，真挚动人，却没有脱离好人好事新人新事的模式；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系统学习和世界文学的启迪，促使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一鸣惊人；90 年代中期的《丰乳肥臀》，显示了莫言创作向历史深处和人性深度的开掘，它引起的激烈争议则充塞着政治与市场化的杂语喧哗；21 世纪以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在写法上是对本土文学形式的皈依和重构，在精神上逐渐变得开阔、宽容和自省。

　　这一代作家们也都经历过几度的嬗变：贾平凹从《满月儿》《浮躁》到《秦腔》《带灯》，王安忆从《雨，沙沙沙……》《流逝》到《长恨歌》《启蒙时代》，他们几乎都是以稚嫩而清新的目光，从表现新时期之初特有的理想气息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起步，经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文学创新大潮，90年代的市场经济洗礼和人文精神重建，新世纪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追踪时代巨变，捕捉时代的情感脉动，在持续的探索和变革中几经转折、渐入佳境。他们的创作样式，也随之由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转向长篇小说，这不仅是文本篇幅的扩张，更是作家的才能、作家表现社会生活的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广度的巨大拓展。

　　说起来，作家的创作有不同类型。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等，创作起点甚高，发表之后，立即被奉为经典；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被誉为成熟的大树；张爱玲更是被人称为“她的好小说在24 岁之前就已经写完”；他们一出手，就登上文坛的制高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作家们，普遍地经历较长时间的从稚嫩到丰熟的成长轨迹，而臻于“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境界，可谓大概率现象，不乏其人，但能够形成莫言这一代作家的共性，却也要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济。

　　新时期之初的文坛，刚刚挣脱“文革”十年的困境，亿万人的情感在压抑已久之后乍然迸发，一呼百应，众口交传，才形成空前的文学热。但是，它的艺术水准和作家的文化视野，却局限甚多。不要说对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了解甚少，就是讲起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到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擘，乃至从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到张爱玲、白先勇、金庸，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补课。这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时代使然，也大大增加了新时期文学的提升难度。因此，必须有一种冒险犯难、追求真知的勇气，一个饕餮的胃口，才能走出困境，开创新机。莫言和同代作家，以空前热情和博大胸怀，拥抱中外文化的既有成果，迅即实现华丽转身，走出“文革”文学的扭曲偏畸，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迅速登上世界文学的高地。此谓天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则是作家变革创新的强大推动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40 年，社会发展变化的节奏加快，剧烈的社会冲突和世事沧桑，给作家带来日新月异的感受，为其提供了足够的故事、情节、人物和精彩瞬间。作家们也及时地领悟到了时代的丰厚馈赠，追踪这乱花迷眼、纷纭万状的现实，捕捉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大时代的魂髓。作家在成长，时代也在成长。莫言对此就有清醒的自觉：“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人的丰富性得到了最强烈、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说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物质基础或资源基础，剩下的我想就是作家的胸襟、气度和才华了。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老作家抱怨，他们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时代外部政策的限制。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从自己身上来找原因，你不能怨这个社会没有给你提供条件，应该怨自己。”此谓地利。

　　还有人和。莫言、贾平凹等领今日风骚的这一代作家，大都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受到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熏陶，分担过动乱年月的苦难和迷惘，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知感恩的受益者。对共和国的艰难建立和曲折成长的在场见证和深度参与，对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的完整体验和思索，得天而独厚，可遇而不可求。如古人诗云“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代的动乱给他们造成教育缺失的普遍缺憾，却也促使他们始终保持了学习和追寻的热情，沐浴中外文化，在对艺术表现力量的积聚和深化中，留下了与时俱进的坚实脚印。

双线展开，左右开弓，瞻前顾后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合型的课题，它要兼顾两个线索：一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40 年的文坛全景中，对莫言文学创作实践做出深度总结；二是以此为支点，对新时期文学做出点线面结合的整体描绘，对新时期文学经验做出提纲挈领的勾勒，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鲜活的经验。如何能够将作家、文坛、时代三者进行有机整合，很好地完成本项目所提出的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经验的深度总结，是本课题的难点所在。

　　为此，我们的研究方略如下：

　　第一，双线展开。以莫言的文学经验作为本项目的重点所在，总结莫言的文学经验，将莫言视作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研究莫言，本身就寓有总结新时期文学经验的命题。因此，在选择莫言研究的切入点时，注意考察莫言与新时期文学的关联性，尽量从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共有的某些特征着眼，以便与特定的莫言个案研究有明显的区分度。我们提出了莫言是与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是新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命题；进而提出改革开放时代产生了包括莫言在内的黄金一代作家群的深刻论断，并且从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从文学场域和生产方式的格局调适以及时代与文学的良性互动、作家的强大学习能力等方面探索其原因所在。

　　第二，左右开弓。阐述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经验的命题，有一些来自不同角度和立场的非常尖锐非常有影响的负面批评，如德国汉学家顾彬等提出的“非现代”“落后”等论点，国内学人亦提出“迎合西方”“文化阴谋”等指责，这是不容回避的。不能回避矛盾，不能知难而退。如果不能够正面回应这些责难，就无法拨云见日，澄清原本，以正视听。我们从中国的历史语境、社会进程规定性入手，阐述巨变时代对文学讲述方式即“怎样讲述中国故事”的规约与“赋到沧桑句变工”的慷慨馈赠，从莫言与新时期文学是否具有理想精神，是否能够充分地反映大转型时代的历史询唤，以及为什么从痴迷地追随现代主义到在更高的层面上折返现实主义的内在脉动，予以透辟剖析。在驳论中立论，我们的论点是，文学具有多元化走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具有其各自的存在合理性，彼此之间并非敌对而是互相渗透与吸纳；百年中国历史呈现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态势，从国家、民族、社群到家庭与个人，都因之经历空前的波诡云谲、柳暗花明；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化依然在路上，现实主义文学是与这种社会态势相应吻合的，作家们藉此表现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和个人—家族命运的共振与互动，并且以此形成文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

　　第三，瞻前顾后。新时期文学40 年，不仅催生出莫言，也成长起灿烂的作家星群。他们以各自的辉煌成就，走过新时期，共同烘托起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选取了兼有“职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气质的王蒙，与莫言齐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贾平凹，致力于工业领域改革家塑造的蒋子龙，城市和女性文学的代表者王安忆、池莉，知青文学代表作家梁晓声等，从其创作道路、理想情怀、文学追求等方面予以全方位考察，与莫言做平行研究和比较研究，揭示作家在处理时代与个人、现实与审美等方面的异同，从而勾勒出新时期文学在不同时段、不同代际、不同题材领域中执著探索与创新经验的几个向度。

　　第四，凝聚新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即现实主义精神的强大召唤。我们所指称的现实主义，具有明确的内涵，即是由狄更斯、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所开创，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予以深刻阐述的经典现实主义。其核心要义，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准确地把握时代走向并且予以史诗性的宏伟描绘；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人物的心灵选择与命运浮沉中，创造出不朽的文学形象；注重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艺术展现，熔铸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也是巨变时代的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化，我们提出了“拷问灵魂”“罪与罚”的命题，及时捕捉当下文学的新趋势，也推动其继续向人物灵魂的深处开掘。

　　如上诸点，集中体现了本项研究的学术创新，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对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经验做出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总结，同时也会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积极的引导和推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