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隆在位期间共开展过六次南巡，目的在于稳定江南，巩固统治，实现清朝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格局。在历次南巡过程中，他常于巡游胜景时御笔书联，进行书画游艺与收藏品鉴活动，以体现统治者文武十全的文化形象，以及满汉文化的融合认同。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重构乾隆南巡书画活动的历史，有助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其文化认同的丰富蕴含。乾隆的御笔题咏、御制诗文和御笔书画，因其特殊的帝王身份，也具有不同于普通诗文书画的社会历史意义。

　　爱新觉罗·弘历在位期间共开展过六次南巡，分别为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1）、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和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他在《御制南巡记》中说：“吾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西师展示武功，南巡则彰显文治，多胜景巡游时的御笔书联以及书画游艺的题咏。乾隆南巡多从京师出发，陆路经直隶、山东至江苏，乘船至浙江游览名胜，再北上阅视河工，由陆路经山东还圆明园。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重现乾隆南巡诗书画创作鉴赏活动的情景，体会其游艺时君临天下的风流倜傥，进而探究其书画题咏在中华文化认同中所起的作用。

一

乾隆自幼在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但长期生活在北方以游牧文化为主的环境中，江南的寺庙禅院、山石林泉、园林别墅对他具有深深的吸引力。南巡期间，他常常借助楹联牌匾点出周围风景的意境，以增强行宫御苑“诗画意境”的表达，为江南美景增添文化内涵。凡御辇途径的江浙名胜，几乎都曾有乾隆御题。据《南巡盛典》所载，御书、题匾额共计411 幅，御书、题楹联计282 幅。一些名胜景观屡巡屡赐，频次极高。

　　自古名山僧占多，江浙地区寺庙林立，佛教文化根基深厚，乾隆南巡时常于当地寺庙禅院驻跸朝拜，故于扬州府的天宁寺、高旻寺，镇江府的江天寺、甘露寺，杭州府的云栖寺、理安寺等，留下了数量丰富的御书题额题联。如扬州府高旻寺，第一次南巡，御书寺额曰“江月澄观”，书联曰“潮涌广陵磬声飞远梵，树连邗水铃语出中天”，题联使用了“磐声”“远梵”和“铃语”等佛家词语，描绘了寺庙江潮涌动，山水相连的景色。第二次南巡，乾隆御书行宫佛堂联曰：“法云迥荫莲华塔，慈照长辉贝叶经。”莲华塔即邗江高旻寺天中塔，贝叶是印度贝多罗树的叶子，多用来写佛经，故佛经亦称“贝叶经”，成为禅诗中的普遍意象。又题“塔铃便是广长舌，香篆还成妙鬘云”。香篆即香柱，点燃时烟上升织绕如篆文，故有此称。另如乾隆四巡御书联曰“绿野农欢在，青山画意堆”；五巡御书联曰“清风明月取无尽，山峙水流用不穷”；六巡御书联曰“宇宙以来此山色，冲融之际荡烟光”。

　　从书联的形式和旨趣可以看出，后三次南巡的题咏，宗教色彩减退，现实性的内容增加，宗教寺庙景观的神圣性有所减弱，更多地凸显大好河山的山光水色之美。书联用词与内容的变化，从侧面展现了南巡历程中乾隆游览名胜古迹时的心态变化，即将自我对景观的认识更加直观地投射于书联之中，力图在书联中营造一种体现文人情趣的审美氛围，而非一昧迎合宗教文化语境。杭州府云栖寺的书联也体现了这一特征，第一次南巡，御书额曰“香门净土”，曰“修篁深处”，曰“南无阿弥陀佛”；联曰“山深独辟清净界，竹翠常飞妙鬘云”。第四次南巡，则御书联曰“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个人的审美倾向在书联中体现得愈加明晰，也反映了南巡活动延续过程中统治者文化话语权的加强。

　　江南的名胜和美景给乾隆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同时他的题咏也成为江南美景的点缀，彰显着特殊的帝王品味。镇江府的焦山、常州府的惠山、苏州府的灵岩山、杭州府的西湖等都是乾隆历次南巡反复题咏之地。灵岩山位于苏州西南，为春秋时代吴王夫差馆娃宫旧址；第一次南巡，御书寺额曰“吴范香林”，联曰“云去云来池边留塔影，烟凝烟泮林外泛湖光”，匾额点出了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题联则描绘了一幅云烟缭绕、山光与水色互相映衬的图景；第四次南巡，御书行宫联曰“气接鸿蒙开远势，峰连青霭入高空”，“鸿蒙”为自然元气，“青霭”为色紫之云，此联塑造了高远开阔的意境，具有一种雄浑的气势，体现了乾隆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心态。

　　西湖位于杭州府，为历代文人流连之地。第一次南巡，乾隆御题八景曰“四照亭”“竹凉处”“绿云迳”“瞰碧楼”“贮月泉”“鹫香庭”“领要阁”“玉兰馆”，并各为题作“西湖行宫八景”诗，写秀水明山之美景，抒探幽揽胜之逸致。第三次南巡，御书行宫额曰“镜治澄怀”，联曰“曰游曰豫所无逸，乐水乐山亦静机”。“澄怀观道”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灵领悟到的审美主题，“澄怀”就是挖掘心灵中的美，并由内心投射到外部世界，去感受畅游天地的乐趣。此联描绘游览之趣，从审美体验的角度突出了西湖美景的文化内涵。第六次南巡，在乘兴游览西湖之际，御题两联曰：

　　好是足山兼足水，自然宜画也宜诗。

　　春色芳菲入图画，化机活泼悟鱼鸢。

　　山水俱佳，诗画相宜，芳菲春景，鱼跃鸢飞，一派自然和谐的景致，唤起了乾隆内心的雅趣和诗思。在题联中描摹景物，认同于静观万物、俯仰自得的文人骚客，渲染一种空灵澄澈的意境之美，极力彰显游览之乐。附庸风雅的皇帝流连忘返，使静态美景展现动态生机——云边塔影，烟外湖光，林浥甘露，峰现青莲，湖光山色之中。中国文人自古便有对山水的向往，山水塑造了文人的性格。乾隆在对江南美景的题联中，处处体现着传统儒家的乐感文化，书联亦发挥了点景的作用，为自然景观增添了人文蕴涵，使其更具有文化意义。这体现了其作为统治者，在传统儒家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御笔书联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与山光水色相得益彰，体现出诗情画意。题联与景观的交互作用，塑造了文人帝王的形象，成就了江南景观的流传。

　　江南景观展现了自然之美，具有深厚的南方文化内涵，是士人的向往之地。《扬州画舫录》云：“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园林别墅体现了江南文人丝竹娱人的生活方式，彰显了对雅文化的极致追求。乾隆六度南巡都表达了对江南园林反映出的文人儒雅气质的倾慕，每到一处江南名园，常常挥笔题咏，并让随行的宫廷画师将园林绘画带回京城，如颐和园“若海宁安澜阁，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等，皆仿其制”。安澜园，海宁陈氏别业，原名“隅园”，第四次南巡，御书额曰“安澜园”，曰“水竹延清”；五巡御书额曰“筠香馆”，联曰：

　　成阴乔树天然爽，过雨闲花自在香。

　　乾隆南巡驻跸的园林多为地方士绅别业，皇帝的驾临题咏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小有天园是杭州西湖汪氏别业，第一次南巡，御书额曰“小有天园”；三巡御书额曰“胜阁”，联曰“每闻善事心先喜，或见奇书手自抄”；四巡御书额曰“入云”。狮子林，苏州吴县黄氏别业，原名“涉园”，第一次南巡，御书额曰“镜智圆照”；三巡御书额曰“画禅寺”；四巡御书额曰“真趣。”作为帝王御赐，乾隆驾临园林时常以园名书为匾额，或以游园过程中偶得之句书联，不同其题于寺庙禅院、山石泉林之联，题于园林别墅的书联遣词造语不事雕琢，文字简易平和，呈现出恬淡闲适的倾向。对于皇帝而言，游览和题咏除了满足个人喜好外，还承担着恩赏的职责，成为联系统治者与地方士绅的纽带。通过题咏向士绅展现了帝王对士大夫雅文化的向往，呈现帝王与地方士绅的良好互动，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笼络，而士绅修园接驾则表达了受赐的恩荣与对满清帝国的忠诚。

　　南巡活动使帝王实现了地理上的位移，也因此感受了文化环境的转变。与北方截然不同的江南景观，为乾隆更深刻地了解汉文化提供了契机。寺庙禅院、山石泉林、园林别墅，分别从宗教、自然、人文三个维度向乾隆展现了江南地区的文化之盛，乾隆的巡游也给这些景观打上了文化和政治的烙印。书联作为一种将诗句与书法相交融的艺术形式，发挥了点景的作用，也彰显了题咏者的文化素质和艺术鉴赏力。胜景巡游与御笔书联，一方面提高了江南景观的知名度，增加了江南景观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满人皇帝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宣示了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江南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客观上促进了北方宫廷文化与江南民间文化的融合，在思想上维护了大一统的格局。

二

乾隆对诗文书画有极高的兴趣，即位后在勤政之余游艺翰墨，以书画自娱，尽显其文人风雅情怀。江南地区文化繁荣，藏品丰厚，为热衷书画收藏品鉴的他创造了新的题咏鉴赏机缘。《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记载：“谕，沿途进献诗赋书画人员，进一册者赏缎一疋，进二册者赏缎二疋。其进万寿生生图之罗学旦，及进苏诗补注之查开，各赏缎四疋。”在南巡途中，乾隆赐书赐画，亦鼓励民间进献诗赋书画并给予赏赐；此外，他还在南巡过程中题咏名家书画，命词臣画师仿画，甚至亲自补绘。据《钦定皇朝通志·金石略》记载，乾隆皇帝在南巡途中御笔绘画十七幅，御临前代名帖九幅，御笔书法三十一幅。在这些书画题咏中，八登“烟雨楼”赋诗，四题《狮子林图》诗，以及有关王绂等人《竹垆图》的题诗，意味显得尤为深长。

　　乾隆六巡江南，八次登临嘉兴烟雨楼，据《钦定热河志》卷三十五载，山庄烟雨楼位于“如意洲北，旧名青莲岛，建楼五楹，御题额曰烟雨楼”。烟雨楼中贮藏有钱陈群书赵孟頫耕织图诗，乾隆数度题咏。第二次南巡，他在《观钱陈群书赵孟頫耕织图诗屏题句》里说：

　　侍臣归老此居停，烟雨楼中书素屏。悉我重耕还重织，岂其如画竟如铭。

　　深唯衣食求民瘼，讵止湖山悦性灵。无逸尔知曽染翰，嘉兹金镜效张龄。

　　

　　只疑瀛泛到云来，镜里楼台熟路开。四面波光烟雨意，无边春景咏吟材。

　　今斯今也昔斯昔，柳尚柳兮梅尚梅。一读钱家书赵句，怆然弗忍更徘徊。

　　钱陈群曾仕康雍乾三朝，是清代著名词臣，与乾隆保持着密切的诗画交游，其书法体兼行草，颇有厚劲。《耕织图》始于南宋楼璹进献宋高宗之作，是描绘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图景，自宋代以来颇受帝王青睐，康熙南巡时曾命内廷画家焦秉贞绘有《耕织图诗》，雍正也曾命画师绘制耕图和织图。后人题咏不断，元赵孟頫有《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此作为钱陈群书赵孟頫诗作，贮藏于烟雨楼。乾隆数次登临烟雨楼均赋诗提及该作，一则突出其对词臣钱陈群书法之嘉许，二则表达其作为帝王对体现衣食民瘼之诗画作品的推崇。

　　乾隆对元四家的写意山水画极为欣赏，而倪瓒的《狮子林图》是他最钟爱的作品之一。《南巡盛典》记载：“狮子林在城东北隅，中多怪石，状如狻猊，故名”，“倪瓒曾作图貌之，真迹传入内府，圣人按图每幸，宠以天章，一曲林亭遂与南国名山争胜”。第二次南巡，乾隆在苏州涉园发现了狮子林的旧址，授意词臣画家钱维城入园观赏并绘《狮子林图》。《游狮子林》云：

　　早知狮子林，传自倪髙士。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闹市。肯构惜无人，久属他氏矣。手迹藏石渠，不亡赖有此。讵可失目前，大吏称未饰。未饰乃本然，益当寻屐齿。假山似真山，仙凡异咫尺。松挂千年藤，池贮五湖水。小亭真一笠，矮屋肩可掎。缅五百年前，良朋此萃止。浇花供佛钵，瀹茗谈元髓。未拟泉石寿，泉石况半毁。西望寒泉山，赵氏遗旧址。亭台乃一新，高下焕朱紫。何幸何不幸，谁为剖其旨。似觉凡夫云，惭愧云林子。

　　乾隆在诗中详述了狮子林的景致，描绘了亲历狮子林所体会之清新恬淡、舒朗俊阔的意境，结合对内府收藏倪瓒《狮子林图》之鉴赏，将实景游览体验与画作鉴赏经验相结合。第三次南巡，乾隆亲仿倪瓒画作，《皇朝通志》记载：“御笔仿倪云林画竹，图上有御跋行书”，乾隆“因画其景，题诗装弆”，留于园中，并题识于所携倪瓒《狮子林图》后。四巡作《狮子林叠旧作韵》：

　　毎阅倪图辄悦目，重来图里更怡心。曰溪曰壑皆臻趣，若径若庭宛识寻。

　　足貌伊人唯怪石，藉知古意是乔林。何堪摹卷当前展，笑似雷门布鼓音。

　　诗跋：“壬午南巡曾手摹倪元镇狮子林图弆藏林园，今复携倪卷来游，相形之下殊觉效颦不当，因并书于倪卷及摹图中。”叙述自己摹图之自惭形秽。五巡作《狮子林再叠旧作韵》：“山庄御苑虽图貌，黄氏倪家久系心。恰以金阊重跸驻，可忘清闭一言寻。略看似矣彼新构，只觉输于此古林。壬午摹成长卷在，展听松竹答清音。”六巡作《游狮子林三叠旧作韵》：

　　粉本石渠藏手迹，写虽应手运因心。真山古树有如此，胜日芳春可弗寻。

　　然岂耽哉斯洒洒，所堪嘉者彼林林。出游图便民瞻就，宁为夹途丝管音。

　　诗跋：“倪瓒旧有狮子林图已入石渠宝笈，曾仿其笔意重摹一本弆藏吴中。”乾隆在《狮子林八景》序中自谓“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觌”，南巡途中围绕《狮子林图》的书画题咏体现了一种画景互通的鉴赏体验，可见乾隆对宋元画家“平淡天真，笔简意远”风格的推举与向往，也可略窥帝王的收藏偏好和鉴赏品味。

　　另有旧藏无锡惠山听松庵竹炉山房之《竹垆图》，明画家王绂绘第一图，后履斋绘第二图，吴珵绘第三图，乾隆年间张宗苍奉敕绘第四图，成《竹垆图》四卷。明洪武至乾隆四百年，海内名流，题咏殆遍。乾隆十六年（1761）第一次南巡，他在《惠山听松庵用竹垆煮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事王绂画卷中》说：

　　才酌中泠第一泉，惠山聊复事烹煎。品题顿置休惭昔，歌咏膻芗亦赖前。

　　开士幽居如虎跑，舍人文笔拟龙眠。装池更喜商邱荦，法宝僧庵慎弆全。

　　回回山下出名泉，火候筠垆文武煎。成佛漫嗤灵运后，题诗多过玉川前。

　　试携学士来明汲，高谢山僧守晏眠。我愿灵源常勿幕，饮教病渴尽安全。

　　竹垆乃竹炉，是外壳竹编内盛炭火的用具。听松庵之竹垆，乃诗僧性海与画家王绂用以烹茶之具，经名士题咏，享有盛名。乾隆驻跸惠山，汲第二泉水，用此竹垆煮茶，颇有风雅之趣，即遥和明人题咏并亲题于图卷，后三次南巡均有留题。四十四年（1779），四图不幸失火焚毁。《南巡盛典》卷八十五云“乾隆庚子岁皇上五巡江南，以名流韵事未可阙如，亲洒宸瀚补绘竹垆第一图”，乾隆见四图皆毁，不甚惋惜，仿王绂笔意补绘《竹垆第一图》并题诗，命皇六子永瑢补《第二图》，贝子弘旿补《第三图》，侍郎董诰补《第四图》，各为一卷，御制诗冠卷首，每卷补录明人序疏、题咏，依原次还旧观，仍赐听松庵藏。又出内府所藏王绂《溪山渔隐图》长卷赐予听松庵，并留诗记之。四十九年（1785）六巡，再作《题王绂溪山渔隐图叠庚子诗韵》，诗云：

　　分补四图偿旧失，犹思愿海满僧难。石渠特出山人迹，古寺留供过客观。

　　王画吴书都弗阙，亡凡存楚那穷端。笑他微有不足处，御笔经题恐属官。

　　述《竹垆图》被毁及补绘细节。《漪澜堂三叠前韵》诗注中说：“庚子南巡，以王绂《竹垆图》既毁，因复检《石渠宝笈》所弆王绂《溪山渔隐图》，赐藏山寺是卷，亦有吴宽跋语与竹垆图笔墨绝肖，邮致名蓝俾还旧观，亦为兹山增一段佳话也！”为了弥补民间机构收藏作品被毁的损失，乾隆帝亲撒宸瀚补绘，宗室画家与词臣画家奉敕参与绘画创作，以恢复原作面貌，又以宫廷藏品赐之。南巡途中的这一绘事，在地方上成为一段“佳话”，重视艺术珍藏的帝王画家形象跃然纸上。

三

《钦定南巡盛典·天章》中，保存了乾隆的一些题画诗和论书诗，在南巡途中写的“天章”里，他屡次提及宋元人书法，对米芾、赵孟頫等人的书帖念兹在兹。米芾是宋代颇负盛名的书法家与书画收藏家，《宣和书谱》说他“家藏古帖由晋以来者甚富，乃名其所藏为‘宝晋斋’”。乾隆四巡至景州行馆时，于《景州行馆八咏·延月台》中说：

　　月与高人雅作陪，于吾何有乃斯来。石梯设以皇山拟，方构诚为米氏台。

　　诗跋：“米芾宝晋斋东有月台，而以上皇山樵所告异石致其侧，兹台叠磴玲珑亦以石胜，应不啻宝晋桐衫间耳。”说自己因游览延月台，而忆及米芾之宝晋斋。六巡时，乾隆于月台偶见米芾《西山书院帖》，其记《月台》诗云：

　　叠石为山路不长，月台重肖米襄阳。限于地异平湖好，登望微嫌似面墙。

　　米芾书画兼通，其书其画均有一种不俗的气韵，乾隆第四次南巡题诗曾论及，他在《紫泉行宫十咏·屏山》中说：

　　数峰意亦足潇湘，画法奚论米与黄。最喜当门无俗韵，爱他本色是清防。

　　与米芾并列为“宋四家”的蔡襄，其《茶录》真迹曾藏于海宁陈氏，乾隆五巡时有人进之得目睹真迹。他在《驻跸安澜园三叠前韵六首·其三》里说：

　　旧家原有述，熟路不须寻。世业传来久，国恩受已深。

　　翰林兹挂籍，书囿勉绳音。重展蔡襄迹，依然悬古针。

　　诗跋：“蔡襄茶录笔意秀劲，有晋唐悬针遗法，其自记云草木之微，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颇能即小见大，故庚子题诗有‘颂不忘规应著眼，处之得地尽其材’之句即襄自叙意也。”蔡襄《茶录》工楷法而出入晋唐之间，颇有二王风韵，端重飘逸，自成一家，乾隆称其有晋唐悬针遗法。除了品题宋人名帖之外，乾隆在南巡中亦勤习元人书法，第一次南巡御临赵孟頫《书雪赋》题“纵心浩然”四字，第二次南巡御临赵孟頫《兰亭帖》行书御题“时和笔畅”四字。赵孟頫书法结体严整，书风秀逸，笔法圆熟，其在《兰亭定武跋》中云：“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意。”乾隆勤临赵帖，也体现了以古帖为师的书学思想。御题文字既是对书帖内容风格的归纳，也是帝王临帖时的心态自白。

　　由宋元上溯晋唐，是乾隆认同的学书门径。米芾以“宝晋”为斋名，表明他对晋人书法的喜爱；同样，乾隆自幼勤习翰墨，其书法师承王羲之，偏重对晋、唐书风的效仿。他曾组织刊刻《三希堂法帖》，于官刻帖中体现“钟、王”书统。东晋王珣的《伯远帖》藏于清廷内府，乾隆反复揣摩题咏，御识：“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第四次南巡经虎丘云岩寺，乾隆对望美景，忆及此帖，不禁神往。其《虎丘云岩寺》诗云：

　　云岩真是徳山云，古树时花总浄芬。求迹无珍诚画虎，点头有石似疑黂。

　　竹声绕砌通其响，麦色盈窗致我欣。那是司徒志远处，千秋佳话付云云。

　　诗跋：“志在远游，王珣伯远帖语。”云岩寺重岩叠嶂，古木参天，对景恰如身临《伯远帖》其境，自有一种潇洒出尘之美。乾隆在南巡途中还亲临唐代名帖，第四次南巡御临颜真卿《书裴将军书帖》赠崔应阶，第五次南巡二度御临顔真卿《书裴将军诗帖》行书，御临怀素《千文卷》正书，书首有御题“逸寄临蕉”四字。颜书端正雍容，《书裴将军诗帖》兼楷行篆籀，奇杰飞动，颇具颜书的精髓，又体现了雄浑朴厚的盛唐气象。怀素草书笔力精妙，飘逸自然。乾隆临二帖，体现对唐代法书的追摹，将书法临帖作为内心逸气的淋漓抒发。

　　乾隆最推重明代董其昌的行楷书，在第五次南巡时有题诗云：“一径入深万竹青，洗心奚藉有溪亭。已知古佛坐而待，宁在梵经诵以听。本分僧规喜淳朴，不尘山色镇凝停。董家真迹欣重展，怕抚知他笔擅灵。”诗有跋：“寺藏董其昌书金刚经真迹，每临展阅，于今五度云”，五度展阅董书《金刚经》，以“灵”字来概括董其昌的书法风格，凸显其禅意与风神。第六次南巡，乾隆在《仿董其昌书对山楼因成口号》里说：

　　草堂前度辨其假，今觉对山亦未真。更仿董书为题额，他时应有识真人。

　　诗跋：“康山以康海落职后来此宴饮得名，旧有康山草堂四字额，欵署董其昌书，然笔法实不类，因仿董法重书四字赐之，庚子南巡有即事诗辨其伪，兹重游康山见有对山楼亦署董书，而伪更甚，因复仿董法书额以赐。”《皇朝通志》记载第五次南巡“御书康山草堂四字行书，上有御题‘仿董’二字”。康熙曾以董书为宗法，其《跋董其昌墨迹书后》有云：“华亭董其昌书法，天资迥异……朕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之间，更为夐绝，临摹最多，每谓天资功力俱优，良不易也。”乾隆上法其祖父康熙，南巡时亲自仿书赐额，董书因此而风靡一时，对清代书坛影响深远。

　　乾隆南巡中的书画题咏，展现了一个颇具文人风雅品位的帝王形象。满清统治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面临着深刻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尤其在汉文化根基深厚、汉族知识分子聚集的江浙一带，形势尤为严峻。如果说西师是帝王在政治军事层面的扩张之策，那么南巡就是统治者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文治之举。从康熙到乾隆，满清统治者重视彰显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在各种场合展现知书懂画的雅趣，亦不失为一种安抚民心的手段。乾隆自幼接受满汉文化的教育，儒家经典和传统文人的审美与价值观陶染了他的文化气质；而异族血统和游牧文化又潜移默化塑造了他的尚武精神。他一方面维护八旗制度，注重军事扩张，举办围猎秋狝，昭示满人征服者的大清权威；另一方面则重视儒家文化，热衷于诗书画，六次南巡江浙，加强了与汉人的文化联系。通过南巡中的一系列诗书画游艺活动，乾隆从思想感情上亲近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书画题咏只是其帝国大业的饰润，思想文化的认同才是其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