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合理定位儿童文学的功能，依赖于对儿童发展全面有机的认识。本文以“全人”发展目标看待儿童，既尊重其童年期专有的生命表现特征及精神需求，又重视其“发展性”的人类生命特质，最终落实在经由成长汇入成人社会的必然走向这一自然规律，由此提出以新的功能进入思路确立儿童文学多层次功能系统的价值学研究视点；提出“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作为该功能系统的三个基础组成，必须实现共存与深度融合，彼此创造性转换，才能使得内在的功能机制被真正激活，生产出为儿童真正喜爱的、传播久远的经典作品。

　　“儿童文学有什么用？”对儿童文学功能的提问与讨论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这是因为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及发展状况在不断变化，我们对人类自身、对儿童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变化，我们对“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的“需要”满足，之于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总体发展等的具体“功能”或“作用”，或曰儿童文学所担负的价值使命，就会因时因势而发生历史性的观念变革。儿童文学是成人社会与儿童（童年生命）建立的一种价值关系，其功能所以成立的前提首先源于成人社会对童年生命的“发现”，源于成人认识到儿童与成人不同而需要他们自己的文学。因此，基于“审美”的路径进入儿童的生命世界，迎合其精神需求，帮助儿童建立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引导与发展其“主体性”内涵，养成健全人格，便是儿童文学具体的功能目标。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儿童的文学，这样一种语词搭配其实已经牢牢内设了它的功能所属特质。离开“儿童”的前置限定，便不存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学首先且主要是因儿童而成立的，是为儿童服务的。它在儿童以外，或非儿童主体接受领域发生的功能，是次生的、延伸的，体现其作为“文学”审美存在的客观的、自然的效用，并不能影响牵制对“儿童”的文学的根本性、基础性功能的理解与阐释。

一 儿童观的解放与儿童文学多层次功能系统建构

“儿童”是“被”发现的，“儿童文学”是“被”创造的。这一个“被”字澄清了“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属性，也直指出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双主体性”。儿童文学的审美活动中永远存在着“成人”“儿童”这样两个相对立的范畴。儿童阅读文学需要被给定，而且也“应该”被给定。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共识，所以就有了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儿童自发接受文学亘古有之，但是专门为他们创作出版童书还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关于“给什么”与“怎么给”，是儿童文学艺术创造与理论研究探讨最基础的美学命题，其表现就是不同时期在价值理解、功能认定与审美追求上的差异性。

　　如果梳理概括人类对儿童文学功能的不同认识，从基准的、大的面向考察就是两个维度：“教育和想象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不断变动而引起创作方法的冲突。以娱乐而不是以自我完善为目的，为了陶冶性情而不是为了增进文化知识的儿童文学往往发展较晚。教育性和想象性常被视为两种相反性质，但未必总是敌对的。”“教育性”和“想象性”，在儿童文学的美学内涵建设及功能指向上成为两大趋势，一直处于博弈与对抗状态。同样，虽属文学大家族中的支流，但儿童文学自身的进步是令人鼓舞的，不断解放着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为其功能探索赋予了广阔的空间。对“教育性”与“想象性”的平衡、有机融通建设，就是当下我们探讨新的儿童文学多层次功能系统议题的基本思想起点。

　　从口头到书面，儿童文学是陪伴孩子日常生活的一种主要的精神内容。这主要是由“语言的、情感的、想象的”等文学性的核心要素决定的。随着历史变迁与技术进步，儿童文学的载体会演变更迭，如从口口相传到纸质传播，再到数字出版，传播形式会影响到内容接受，也会造就声音、文字、图像等不同媒质的想象空间，不断丰富发展儿童的审美感受力。但“文学”品质的功能内核不会被改变，就是“文学”这一精神活动，其本来的介入世界、创造生活的方式、功能特质等都是“人”与生俱来能为的，也是必需的。建立在“语言”基石上的“文学”，随“语言”落地而生，是“语言行为”自然与必然的结果，是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从一个维度体现人类蓬勃的创造力。儿童从“牙牙学语”，到习得内化“语言的艺术”，享受由语言介质创造的想象世界，由审美路径而落实知识学习、娱乐身心、道德教化、价值观培植、意识形态、文化传承、自我成长、批判现实、哲思存在、审美自由、创造人类等多种功能，它们之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内生与外赋相融合的功能存在关系。人类现代儿童文学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致力于最大限量开发其意义与功能系统。由是，儿童文学的功能具有恒定性与生长性双重特质。不过，无论其功能如何扩展，生成功能的主体机制不会发生改变，就是一个“儿童—成人”这样一种双主体并在的状态。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由文化差异导致对两个主体及其关系的认识有偏颇或倾向，就会形成强化或彰显某一主体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成另一主体被压迫，或失语、不在场的格局。此时，儿童文学的功能内涵呈现意义单一化形态，无论偏执于成人或儿童哪一端都如此，实质上这都是发展不健全的状态。不过相当长时间以来，儿童文学的观念进步恰恰就表现在两个主体关系的角逐上，恰恰是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才得以逐步对各自的主体性获得更客观理性的认知，也才得以更科学地确立二者主体间的关系。

　　合理定位儿童文学的功能，首先依赖于对儿童发展全面有机的认识。我们需要把儿童放在“全人”发展的概念上，既尊重其童年期专有的生命表现特征及精神需求，又重视其“发展性”的人类生命特质，最终落实在经由成长汇入成人社会的必然走向这一自然规律，由此提出一种统合的儿童文学功能系统。所以，儿童文学面向的审美对象，是一个从“儿童”这一中心出发，走向整体人类，走出童年而来到成人社会的过程。由是，儿童文学实际面向的永远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本体。儿童文学要为“过程”与“未来”负责，这个未来既包括儿童个体的未来，也包括人类的未来。基于此功能导向，儿童文学中应该有什么，或者说儿童文学中必须有什么，这些“应该有”的东西应该从哪里来，其实也就不言自明了。

　　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发现儿童和成人不一样，发现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具有独立阶段的身心特征，他们当下是儿童，但未来是成人。同时，即便是儿童（18 岁以下），他们这一群体因为年龄的差异性在当下也很不一样，幼年、童年、青少年其阶段性差异就非常大。同样，即便在某一阶段内部，如幼年，3 岁的孩子和4 岁的孩子差异也很大。所以，实际上儿童文学面对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主体群，其关涉的主体对象具备的典型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即“可能性”。因此，儿童文学的功能始终要对“变化着”的生命状态发言，去表达，去迎合，去参与主体生成与建设。既对个体，同时更要对社会负责。

　　儿童文学由于将审美视线聚焦于儿童，所以世界各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开垦这一审美园地，都在探求“因儿童”“为儿童”而能够创造的艺术空间。儿童—童年生命世界自带审美属性，先天秉具审美价值。儿童文学通过独创性的个人活动使其具备艺术价值。由于童年世界的相对独立性，或者说其与成人世界的天然距离，使其客观突出了“非现实性”或“超现实性”的存在特性，同时更易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童年世界的浪漫属性便成为成人与童年建立审美关系的一种根本动力。这种属性在自觉发生的儿童文学的早期表现得更为充分，浪漫主义运动就是人类现代儿童文学出现的一个重要历史因素。我国在20 世纪早期儿童文学自觉出现时，童年的浪漫属性在理论与创作上以“田园想象”的形态获得表达。与现实拉开距离的能力使得儿童文学在审美情感上获得纯净性的品质，这形成其与成人文学的主要分野。儿童的存在吁求先天召唤了这一功能。成人以“体验过”的生命重回历史，与童年确立审美关系，作价值评价，建构“为儿童”立场的艺术价值。

　　童年的根性（较之生命长时段）、脱离现实的“他性”等审美价值属性，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价值功能可以成立的关键原因。但以童年为审美对象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是儿童文学，这也就是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远远晚于有童年形象或意象存在的文学的事实。“为儿童”而写童年，心中装有孩子，而非“为自我”，或为更大主题而写童年，二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功能目标不一样。不过这二者的共性是成人都要以自我体验与童年建立关系，但为儿童写作时，“他性”的属性会体现得更为彻底，因为作家是完全站在孩子这一方的。

　　将儿童文学之根植入童年的“他性”，但最终又必须走出来，这大概是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文类最有趣、也最吊诡的地方。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作家需要走出的程度或层次是不同的。简单说，愈针对低龄，童年的他性、纯净性愈突出典型；随着年龄的增加，更多社会性、现实性的议题会逐步加入，于是文本内容层次、意涵都会有变化。整体看，儿童文学是一种在“过渡”中生长的文学，由于读者年龄不同，心理、情感、思想等吁求不同，儿童文学内部渗入的东西是不同的。但又由于儿童文学始终关乎“未来”，其内质有一个底线的要求，就是它必须是“亮色”的，是“暖的”，对世界是“有解”的，让儿童对未来充满希望。因此，儿童文学始终是乐观主义的。它逐渐地触碰“真实”，但必须有价值观导向干预。于是，儿童文学也始终是“理想主义的”。它的“未来性”议题是正向的。

　　因为所有儿童终究都要长大，他们要肩负社会的责任，所以儿童文学必然内设基于儿童发展而担当社会发展重任的教育功能。但这样的题旨针对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处理要求是不同的，功能解析的内涵随时代也有变化。我们接下来会具体分析。总之，儿童文学的功能统摄了纯净性、理想性、现实性、未来性、意识形态性等诸多复杂层级，其功能发生于成人社会对童年生命特质的审美发现，但对功能的探索开掘一直在开放拓展。儿童文学是人类基于审美维度对童年问题的关切与建设，是人文关怀事业中非常基础且重要的一环。

二 回归儿童文学本位的三大基础功能

兼顾中外学界对儿童文学的本体认识及功能探讨，建立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健全的、发展的儿童观审视下的儿童文学功能系统，是一项浩大的、可持续开展的工程。本文首先聚焦对“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三大基础性功能的整体性探讨。

（一）游戏性：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原点

儿童文学是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不同时期功能的定位，主要基于对儿童与成人两类主体各自属性及其关系的认识上。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特文类，其区别性特征主要建基于它是一种“关系形态”的结果。即它的要义与难点主要是不懈探求“儿童与成人”以审美路径确立的主体间关系，更本质看，也就是有关“由童年而成年”的过程关系问题。这个中间涉及诸多过程性转变的复杂议题，但同时又必然有关于童年起点的问题，有一个童年本体自立存在的问题。因此，儿童文学功能发生的起点首先应该完全是“儿童的”，即首先是一种全然能够进入的状态。对这样一种审美趋向的认可，又是以对儿童本然生命特征的尊重为唯一前提的。

　　“研究表明，游戏不仅反映而且有助于儿童的认知和社会能力的提高……对认为游戏是学龄前儿童、日常护理程序以及每一天的生活中心的观点，这些发现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公正的判断。”讨论儿童文学的第一或基础功能，一定绕不开“游戏精神”“游戏性”等核心议题。这是因为“游戏”是儿童基本生存之外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内容，“游戏”基本可以代表儿童的存在样态。席勒、斯宾塞、卡尔·格罗斯等均对游戏的产生机制及其功能有过重要论述。童年期，特别是幼童期的游戏状态是人类游戏的初始形态，具有典型的“人类学”透视价值。以“游戏”的精神内涵切入是打开儿童文学的正确方式。在这一点上，个体童年文学的发生与人类种族意义上文学的发生内在机制具有相通性。20 世纪早期，受西方文学观念与民俗学影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最早的倡导者周作人，在对儿童的生命状态致以全方位关切的基础上，具体展开了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他关心孩子的啼哭、游戏、玩具等，基于正当的“人”的健全发展透视儿童文学的精神要义。他特别强调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标准，认为最有趣的儿童文学是“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比之安徒生的《丑小鸭》，他更推崇《小伊达的花》，认为其中“非教训的无意思，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戏”更与儿童世界接近。周作人认为，在儿童空想正旺盛的时候，让他们愉快的活动便是最大的实益，而“无意思”之作品的作用正在于此。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最为“儿童本位”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文学的功能是迎合并满足儿童天然的生命情态，艺术、游戏等的价值就在尊重和滋养儿童的生命自由。周作人的“无意思”美学论之内涵就是游戏精神，其美学思想的关键就是“务在顺应自然”。承接并发展周作人的思想，对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进一步做深入阐述的是新时期以来的学者班马。班马认为，周作人的探讨是当时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儿童文学研究，认为其主导思想的基础及来源是周作人对原始文学、原人思维和原生人性的浓烈兴趣和认同。班马认为周作人“使得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曾在‘五四’的初创期就已拥有了堪称卓越的儿童美学理论基础”。基于对周作人思想的传承与深化，班马从新时期初即开始探索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从文学机制层面提出“身体”“动作”“操作”“原生性”“规则”“原型”等发生状态与迁移演化的美学内容，提出了他的以“游戏精神”为内核的“前艺术”的儿童文学美学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才能凸显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相比所具有的独有艺术价值，而且“游戏精神”不仅止于低幼文学、儿童文学，同时也应是少年文学艺术心理结构中的重要美学意识。他还提出，游戏精神对抗的“压制对象”就是“社会性”。

　　班马之后，孙建江与刘绪源对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都有过重点关注。孙建江在对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系统观照中突出专论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认为这是其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刘绪源在其所提出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理论框架中，对“顽童的母题”有系统论述，指出“顽童的母题”之于儿童文学史的最大贡献，是抑制了教育主义的无限发展。此类作品给儿童带来审美的狂喜，侧重于审美情感的“高涨”阶段。通过对《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经典文本的分析，刘绪源也认同周作人“无意思”的美学论，并将此称为“纯游戏精神”。他基于主题归类的角度，从形象内涵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儿童文学游戏性的具体内容。

　　2010 年，李学斌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儿童文学与游戏精神》，同名著作于2011 年出版，这是我国儿童文学学界对“游戏”议题研究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项成果。在李学斌看来，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是“游戏性”表征下所透示出来的价值取向或精神旨趣，真正的“游戏精神”代表了儿童文学美学的基本主题与核心旨趣。

　　从20 世纪早期周作人伊始，至21 世纪，“游戏属性”在儿童文学美学本体中的发展与探讨虽几经浮沉，但最终回归至一个相当自明与自觉的位置。儿童文学的游戏性就是有关于儿童生命特征中最活跃、最接近自然属性的那一部分，基于人文关怀与价值确认，将其以“游戏精神”的概念不断进行建构与阐释。游戏性是儿童文学从“儿童”处出发而展开审美创造的原点，它保证从最根本层面实现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功能，它以对儿童生命律动的呼应契合于儿童天然的审美需求。作为“首位”的功能凸显，游戏性内涵明晰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基点，具体说就是指认了儿童文学首要的价值属性或要素，直接影响成人为儿童创作时的价值选择，更影响生活中成人为儿童选择文学时的价值取向。虽然低幼儿童行为的游戏性征更显著，对应文本中的游戏形态也更典型，但游戏性贯穿不同阶段的儿童文学，只是具体在文学表现上有差异，且它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另外两种功能深度交叉融合。

（二）想象性：发扬文学本体之功能要义

对儿童生命状态由外向内进行考察时，外部的（身体的）游戏性征很直观，也是儿童文学首先切入与关怀的。往里、往内部走时，游戏与儿童内部精神的联系、活动机制与内容便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方面。事实上，从早期起，儿童的游戏便与其想象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儿童通过想象的途径开展游戏，儿童在游戏中不断打开其想象。在儿童的游戏从身体扮演走向精神扮演的过程中，想象的成分与内涵不断得到扩容，纯精神形态的想象建设便更加突出，这便开始对接人类的科学、艺术、文学等创造性活动了。

　　想象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之一。文学是在语言文字的组织中建构出来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非实体、非实在的，读者或听众通过破译语言文字后自己想象生成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高度创造与释放想象力的过程，它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想象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冲动，是生命力不断生长、外烁、获得平衡的一种具体表现。周作人在认识与阐释其儿童文学美学理念时，将“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戏”并列放置在一起，能看出他对于儿童的“文学”的要义的直悟。儿童期未完全社会化，它是生命的“本然”（原生性）状态走向“应然”（社会性）的过程。健全的童年养成必须尊重儿童发展的科学规律，循序渐进，使儿童在充分发扬本然生命能量的基础上习得社会规范与价值标准。社会性是成长的必然要求，它通过规训获得统一，以利社会系统正常、可持续运转。规训必然会损伤原生性，掠夺内赋能量。如何最大可能地尊重、勘探、发展潜在的生命能量，使得儿童能够创造性接受与传承人类文明与文化成果，不断实现人类生命的自我创新，这大抵就是教育的全部使命。文学与艺术是尊重与发扬人类原生性体验的一个特别通道，也是保护与创造生命潜能的关键场域，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诉诸情感的“想象力”表达。而对于儿童文学，情感与想象力作为关键审美质素，又显得格外突出并有其自身内涵。

　　“‘童年’被视为是天真的场域，孩子在此藉由经验来学习；而‘想象力’的地位更为重要，它是‘将现实束缚排除在外的其他世界’形成之处。”与成年人比较起来看，儿童身心状态更趋于感性，思维不受律令，自我突破现实物理时空限制，创造精神性想象空间的自由度及能力显然更大。儿童常常生活在一种自我心灵与想象事物自如对话的状态中，这样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情感与精神生活令成人望尘莫及。毫无疑问，对接儿童如此存在状态的最优材料莫过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的本质与儿童内生性的旨趣深度契合，可以最大可能地满足孩子对超现实性生活感受的需求。最主要的是，文学艺术进入儿童心灵世界的方式是温暖的、形象的、满溢着爱与呵护的、可触摸的，它常常令儿童情不自禁地随身而入，强烈共鸣。同时，儿童自身强大的想象能力与对想象世界的旺盛需求，其实对儿童文学的想象性功能发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因此也就成为儿童文学创新最难突破的艺术瓶颈。

　　爱因斯坦在《论科学》一文中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想象力的参照系是“既有的”“现存的”，其丰富的张力就在于对现状的不满足与对其无限的突破。透视地看，关注“想象力”本身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自觉与发展。而在儿童文学语境中由此提出的命题则是，对于想象力在儿童文学中的核心作用我们是不是还重视不够，基于美学、文学原理的基础研究是不是还不充分，是不是存在着观念表述泛化而精准要义探索不清的问题，儿童文学解决想象力问题的瓶颈究竟又卡在哪里，等等。

　　从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事实看，始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儿童美学观念变革的根本力量。“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家，视拥护童话和颂扬想象故事，为儿童文学最适切的形式。”浪漫主义的倡导者们从儿童处找到了最完整的心灵知觉与统合状态，认为：“儿童具备的能力，是能够理解无法言传的高尚思想，和潜藏游走于相像历程的奥义。”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发现并转换了儿童的想象力禀赋能力，既让童年精神有力地援助了文学，同时又撬开了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机关，明确了人类现代意义上儿童文学的建设方向。

　　我国在20 世纪早期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引入西方儿童文学观念秉持了纯正的儿童本位认识，一批学人致力于基础理论研究，如对儿童文学审美特质核心范畴的概括就很切中肯綮，其审美内蕴重合度最高的表达是“新奇”，近似的表达有“神奇、奇异”，类似的“神秘、变异”等语义指向亦相通。前辈们的这一思想认识其实直指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异性，“新奇”的审美感受主导源于陌生化，源于对现实一般性的超越。儿童的趣味时时在提醒我们要突破庸常，要不甘于现实，要对日常有穿透感与凌空性，儿童希望进入更自由的境界，文学的想象性功能在其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三）成长性：儿童文学必然的功能归宿

无论如何，儿童是要长大的，且他们每天都行走在长大的“大道”中。“成长”是个巨大的存在命题，每一个体都难以逃逸。儿童文学书写童年世界，在对童年生活本体的勘探中，容易走向偏执的是将童年本质化，将童年与成年二元对立，形成尖锐的批评立场，以“童真”对抗“俗世”。儿童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使其先天具备透明的批判性，“叛离长大”或“不愿长大”极易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价值归宿。但毫无疑问，儿童文学的主流趋向是需要面向社会现实的，成长就是最大的现实命题。儿童文学的任务就是陪伴孩子度过健全的童年，同时引渡孩子进入成人社会，这种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较长的童年期内，每一时期的身心发育与成长任务有共性的部分，但更多是差异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转折期，如由幼儿向童年、由童年向少年转变等。儿童生活的成长性内涵决定了儿童文学的成长性表达，且这一审美观照不仅是对象性的反映，尤其要实现价值引领。就是说，“成长”不是儿童自为的、纯自然性的过程，成年人的陪伴与帮扶始终如影随形。成长是儿童与成人、与社会双主体对话的过程。根据儿童的年龄差异，对话的方式、内容、节奏、艺术等都有很大区别，这对成年人其实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儿童自主性逐步增进的过程，最终的长大即意味着他们的完全独立。但有关自主性获得的必由路径、对儿童自主性内涵的理解等，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差异与文化差异。西方儿童文学语境讨论该问题，特别是专门针对青少年文学时，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很关注年轻人对成人权威的抗争，认为这是发展青少年自己的自主性、自我价值观念与身份特征的路径。所以，“赋权”（empower）和“权力”（power）等语词在学者们的著述中很常见。这里面内隐的问题非常复杂，儿童文学中对儿童主体性、能动性、权力等的表达，直接相关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的儿童观问题，也就是成人社会对儿童所持的价值观念。从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实践看，儿童个体的主体性不断获得解放，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观念实现根本突破，如刘健屏写于1982 年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就是一篇标志性作品。作品题名以强烈的语气伸张了孩子的个体权力，以教师“我”的叙事视角对传统的“权威”进行了反思与解构，这其中对成长性内涵的表达显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但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理念，无论是对成人的主体性，还是对儿童的主体性，我们都不会追求绝对的个体至上，这便使得中西儿童文学对儿童自主性内涵及其获得路径的表现呈现出巨大差异。比如，笔者曾对比研究过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纽约少年》和中国作家秦文君的《男生贾里》，指出在西方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赫比形象与中国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贾里形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前者始终着力在对个人奋斗的醉心强调，甚至学生们可以将校长高斯完全颠覆；而后者贾里的主体性肯定与释放虽是作品的重点，但是有限度的，在根本价值理念上体现出的是成人与儿童共在的双主体对话状态。

　　有边界的、在成人与儿童对话中达成协商的成长突破，是我国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以来观念突破的主要表现形态。因此，对于压制儿童主体性的传统成人力量，作者们会致以揭示与批评式的凸显，但也持有温和的态度，比如杨红樱在《淘气包马小跳》中对秦老师、对杜真子妈妈等形象的批判。但杨红樱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成功的做法是创造、引入新的形象，如她的“蜜儿”、系列女教师、校长形象等，都是在以新理念保障儿童权益的落实。透视地看，儿童文学中成人和儿童的关系处理问题确实直指为儿童赋权的本质问题。所以，成人形象是儿童形象的逻辑前提。为了纯粹突出儿童主体性，成人必须完全消失、不在场，如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

　　更显在地表现成长的主要手段就是“在路上”的叙事模型，这在儿童文学中非常普遍，从低幼文学开始就很常见。作为儿童文学基础来源的民间童话，多数也以“在路上”为基准立意，这彰显出成长的深层结构，同时也提醒我们儿童文学叙事内在的美学规律与功能要求。“在路上”意味着行动、行走、变化、矛盾的产生、阻隔与疏通、纠结与蜕变等，它昭示了成长的一般规律，又恰与情节的张力深度契合。优秀的、有经验的儿童文学作家往往对此有自觉自如的把握，如曹文轩的新作《樱桃小庄》，同样关注留守儿童的成长，但他书写的就是行走中的留守儿童，是“在路上”的成长。

三 多层次功能系统观推进功能建设的内在联动

按照传统的理解与解释，儿童文学的功能被表述为审美、娱乐、教育、认识等方面，也是一种多层次复合存在的状态。当我们以满足并发展“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这样的功能来重新表述时，实际上是对传统表述最终实现的功能的置前溯源，即我们在追问“儿童文学究竟如何实现它的审美功能，其审美内涵的典型构成要素又是什么，娱乐功能又是如何的呢”等等这样一些更切近儿童文学艺术质素探讨的研究。提出这些更为具体的功能命题，并结合文学发展实际对其展开原理分析，如此理论上的建设就可以更好地指导创作实践，同时积极推进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研究。

　　儿童文学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立体构成的开放系统，它充分显示出文学样态的有机性与丰富性。单一功能论只能导致儿童文学艺术肌体的萎缩与僵化，桎梏其活力迸发，而且我们对此一功能系统的认识与阐释也始终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文学性”本身就是一个语义不明、意蕴重叠的所指，由此才深刻持久绽放其永恒的艺术魅力。当儿童与文学对话相遇时，是哪些特别的审美质素在更为主导地发光跳跃？哪些营养成分在更为有力地控制着儿童审美的发生与进展？哪些细节与思想含蕴会成为陪伴孩子一生的精神资源？这些就是我们重新考量与分析多层次功能构成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首先提出“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这三大功能并将其作为一个综合系统来理解时，其根本的思想原理与审美机制既源于儿童生命本身，又源于现阶段我们对儿童生命的认识水平，特别又主要源于中外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史的探索历程，它是经验总结基础上的理论提升，是对学界既有分类研究的一种整合后的推进。从系统论角度探入这三大功能，并能对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展开细致剖析，以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学视点的功能系统研究向度，是一种内容更具体、更积极的理论建设。

　　儿童文学是以“童年生命”为审美对象而形成的一种审美活动，它表达成人社会审美理解下的童年样态，以及对文学介入儿童发展的诗性思考。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化语境下，成人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去审视与对待儿童，其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与开掘出的审美内涵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秉持“与童年对话”的基准美学观，肯定儿童文学自在的双主体性，即儿童主体与成人主体始终共在与对话的审美路径，努力实现的功能系统定位是：儿童文学既能够尊重儿童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以审美路径去充分发现与表达童年之美，阐释童年的自由内涵，张扬其裨益于整体人类的那部分精神能量；同时要兼顾儿童发展的现实任务，其实也是人类发展的时代任务，去充分勘探生命的创造性可能，还有最现实的是引渡他们完成社会化的成长过程。

　　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及理论研究对“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三大功能在不同时期有重点探索，相比起来，游戏性与成长性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上都更充分一些，而想象性则相对弱一些。强调三大功能的系统性，是为了确立更有机的儿童文学审美观，否则单一向度、扁平化的延展的确会给文学实践造成很大的困扰。比如新时期初，我国原创童话悸动着崭新的美学思潮，当时的“热闹派”童话与“抒情派”童话之争开辟出童话突破的新景观，也确实带动了原创童话的快速发展。但其实我们只要冷静分析，就能发现，当时两派对立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对文学功能各执一端的局限。“热闹派”强调游戏性，而且具体聚焦于因儿童身体解放带来的游戏狂欢，这是站位在儿童这一端的，是对此前较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忽视儿童主体性的一种剧烈反拨，对于回归儿童文学的“儿童性”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抒情派”童话强调文学内在的想象性与情感性，偏执“文学”的高雅一端而显得有些小众，但它也因为突破儿童文学“教育论”的桎梏、回归“文学”、解放作家的创作自由而在当时获得认可。这两个流派相对都强调单一功能侧面，受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发展的制约，还未能更充分地在融通发展、系统功能建构上创造出新意。因此我们便能看到，两派童话其实在可持续性发展上后来都有阻力。表现在到了新世纪，童话创作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实是比较平寂的，较少吸睛之作，更难有大制作。一直到2017 年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童话领域仍然是整体气候不足的。近年来童话创作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还没提升至相当的繁荣程度。

　　单一功能突出很多时候受制于时代发展，具体时代背景下的发展任务，会带来作家关注重心的位移。新世纪初，杨红樱从童话创作转向儿童小说，一个贴近儿童现实生活、反思中国教育现状、充满童趣与游戏性的小说系列开始风靡校园，以《淘气包马小跳》为代表，带来原创童书出版巨大的经济效益。这类作品在美学上的解放主要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游戏性表达，贴近儿童心理现实需求与对教育的批判性姿态，这在当下中国愈演愈烈的功利主义教育氛围中会一直很有市场。当然杨红樱本人的文学功力是深厚的，文学性表达也是有机的，这注定了她是此类创作的开先河者。但巨大经济效应的刺激，使得市场上很快卷裹起一大片跟风的“淘气包、俏丫头”类作品，大量的复制之作，其思想性与艺术性必然大打折扣。快速出版的浪潮根本容不得作家与出版方静下心来反思儿童文学功能的单一性、平庸化问题，根本不可能对“游戏性”的价值要义做出更深的美学解剖，反而只会做越来越表皮的处理，同类题材的频繁复制，没有艺术上的提炼与创新。这些都与对儿童文学功能的简单化与功利化理解有密切关联。

　　强调复合系统的功能论，并紧扣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展开具体的功能系统问题研究，实际上是更加锁定儿童文学的区别性美学特质，明确基础性功能并为各个功能的实现获得更为有机的资源联动机制，促进功能间彼此互动影响，深度激发，以创造出超越单一功能形态的儿童文学审美理想境界。这更符合儿童与文学审美对话、接受过程中的真实期待，也即更加明确儿童文学文学性的生成是个有机系统。游戏性、想象性、成长性作为最基础的三个部分，必须在创作中自觉兼顾，创造性转换，才能使得内在的功能机制被真正激活，生产出为儿童真正喜爱、传播久远的经典作品。比如，当我们考察世界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时就会发现，任何一部经典的文学性都不是单一的，它往往经得起多个面向的分析阐释，且会留下丰富的阐释空间，如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怀特的《夏洛的网》等。

　　“游戏性”呼应儿童本能；“想象性”顺从本能并指向创造；“成长性”面向社会现实，落实价值规约与引领。三者各有侧重，但同时内在深层关联，彼此既牵制又融通，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此功能定位有顺应性，更关乎引导性与发展性，可以真正落实双主体对话的儿童文学价值理念。新的多层次功能系统的美学思想启迪呼唤着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变革与理论建设的新视域，将指示我们更加深入到儿童文学美学研究的内部论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