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堃

　　2018年9月8日，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和日本明治大学大学院、教养设计研究科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南开－明治”东亚文化论坛，在南开大学范孙楼章阁厅举行。这是两校开展合作交流的第一步，旨在沟通交流学术思想，增强彼此师生的了解，进而探讨双方互派访问学生和共建学术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推动双方的国际化办学水平，丰富学生海外交流的视野和渠道。

　　明治大学是本部设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其前身为1881年成立的明治法律学校。作为东京都内五大名门学府之一，以及日本文部科学省选定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划”大学之一，明治大学在日本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明治大学的人文学科在日本处于一流顶尖水平，其法学部、政治经济学部与商学部优势最为突出。

　　会议中，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沈立岩教授致欢迎词，并向现场师生介绍了此次来访的五位日本学者，他们均为明治大学大学院教养设计研究科的教授，研究领域虽有不同，但都对东亚与中国的历史及现实问题持续关注。他们分别是：岩野卓司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哲学、伦理学、思想史、精神分析等；丸川哲史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鲁迅研究、台湾文学、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研究；羽根次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台湾研究；川野明正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民间信仰、华人街街景等；山岸智子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伊斯兰与全球化问题。

　　会议分为五个专题，分别由五位日本学者做专题报告，继而由南开大学的学者与之对谈并提问，最后由学生自由提问。

　　（一）哲学专题。岩野卓司教授做了题为“西田几多郎政治哲学的另一面——‘皇室’虚无的可能性”的报告。他首先介绍西田“纯粹经验”“绝对虚无”“行为的直观”“绝对矛盾的自身统一”等概念，以及将西方哲学和东方禅宗结合起来的思想方法；其次，介绍了西田及其追随者“京都学派”“以日本皇室为中心创造世界新秩序”的理想，最后，岩野教授认为，“日本乃至世界的核心是皇室，然而这个皇室却处于‘虚无’状态，或可以被解释为‘虚无’”决定了日本特有的政治文化。南开大学文学院耿传明教授与岩野教授对谈，提出西田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似性，比如老子及道家哲学所言“绝对的无”，佛教里的“真如”，以及禅宗思想，都体现出一种“无”大于“有”的价值判断倾向，“无”以“空洞、绝对、接纳万物”的存在形态，蕴含思想上的包容性和中立性，是东亚哲学思想的一种共性概念。李锡龙教授继而提出，“虚无”是否能够成为代替“近代的超克”的一种东亚现代性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一个充满思想张力的课题。

　　（二）文学专题。丸川哲史教授做了题为“世界历史范畴内的鲁迅研究——关于‘声音’与‘记忆’”的报告。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并没有出现如日本那样的急于近代化、“脱亚入欧”的思想情况，而是演变出二重化的现象：一方面，近代知识分子具有破坏传统的姿态；另一方面，则涌起具有与之相反力量的“反动”的局面，显示出某种“文化革命”的面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5）对古典小说的源流和意义加以整理和定位，埋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潜在着的复兴古典小说的伏线。另一方面，所谓“礼失求诸野”，鲁迅特别看重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他从农民的声音、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寻求，所以才有《五猖会》《社戏》这样的文章。总之，鲁迅是从革新启蒙、革新现代化的角度，重返古典文学和童年记忆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在对谈中指出，丸川老师对鲁迅的文本细读做得非常扎实，常常能够见人之所未见。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待民俗文化和童年记忆的态度，作为鲁迅的弟弟，他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周作人对民俗学、儿童心理学都有很深入的兴趣和研究，丸川教授把鲁迅与日本的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加以对照，周作人也有多篇文章写到柳田国男。此外，周作人还是一位现代儿童文学奠基人，他的儿童文学理论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而两人的性格差异和对童年记忆的不同处理，都在《风筝》这篇散文中体现了出来。丸川教授表示，感谢张老师的提醒，要回去细读周作人的著作和《风筝》。

　　（三）民俗学专题。川野明正教授发表了“从风水思想的角度看东海及南海海域内的犬类像和狮子像”的专题演讲，并用丰富的图例证明，在中国的东海及南海海域内，分布着大量的石狮子以及命名为“石狗”的犬类石雕。在这类雕像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向天眼系灵兽像。”它们的形态有具体差异，但功能上有一致性，即从“风水”的意义上，阻挡来自山口的恶风，镇服邪灵。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社会学系的黄旭涛教授在对谈中充分肯定了川野教授的田野调查工作，同时指出，在中国内陆的陕北地区，存在着与东南沿海地区完全不同类型的石狮子，首先是体型较小，装饰较多，其次是功能的实用化、生活化，比如“炕头石狮”，有保佑孩子健康成长的功能，还有保佑财运的“财神石狮”，以及实际用作灯台的“灯台石狮”。

　　（四）历史学专题。羽根次郎教授发表了“中国称谓的地缘政治意义与‘一带一路’外交话语”的演讲。他指出，历史上中国的称谓有三种系统，即China系统、Китай系统和中国系统。China系统在印度洋和地中海沿海地区被使用，Китай系统则在俄罗斯等欧亚内陆分布，中国系统则在东南两海沿岸。除了中国系统之外，其余的两种称谓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同时存在但互无关系的两种称谓（China与Китай），意味着中外之间的往来有“海洋”与“内陆”的两条渠道。这两条历史性渠道与中国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外交政策有所重合，“内陆”相当于“一带”，“海洋”相当于“一路”。在宏观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称谓的分立，与当代中国之世界构想中的两条渠道一致，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20世纪在这两大区域中所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与反帝反殖民运动，中国都参与其中，并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正因如此，中国可以提出“一带”与“一路”的两种外交逻辑，因为只有中国才有通往两种亚洲的两种历史经验。南开大学文学院刘堃老师与羽根教授展开对谈。她首先肯定了羽根教授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即在“语言”和思想之间建立桥梁，从语言切入思想史研究，从寻常可见的表象深入具备深刻思想含量的实质。这个报告看上去是一个词源学的研究，实际上涉及中国历史演变中的地缘政治变迁关系。难能可贵的是，羽根教授从“变”中寻求“不变”，更发现了中国在亚洲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即经验的共通连带感，实质上构成了当下中国外交的重要资源。刘堃老师还就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在“两种亚洲”当中的位置和经验，与羽根教授进行了深入讨论。

　　（五）全球化专题。山岸智子教授做了题为“从社会文化视角来看穆斯林网络与丝绸之路”的演讲。她指出，中国提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BRI）这一概念，可以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来理解。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随着互联网上的交易、虚拟空间中的平台和虚拟货币的使用不断扩大，通过陆路或海路的有机连接成为人类网络活动的前提。从历史的角度出发，BRI与13世纪的“世界体系”具有相似性，从而可能构成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挑战，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又与欧洲中心主义紧密相联。在文化上不同民族的“网络化”活动中的全球体系与“以欧元为中心的价值体系”／“霸权”现代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来自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哈全安教授对山岸教授的报告做了回应。哈全安教授分析了地理因素对中东历史发展的复杂影响，并总结了中东历史的三大特征——文明久远、一神信仰与帝国传统深厚；他指出，中东历史在现当代国际舞台上的发展有三次转折点，分别是一战后、二战后和阿拉伯之春，呈现出去殖民化和去威权化的重大转变。最后，哈全安教授就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自己的阐述。他认为，宗教国家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并不具备同一性，世俗化也有专制，宗教化也有民主，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利益的博弈。山岸教授赞同哈教授的研究立场，并就如何看待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问题与哈全安教授进行了交流。

　　五个专题讨论结束后，在场的研究生同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自由提问，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们也耐心地一一解答同学们的问题。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锡龙教授对此次学术论坛做了总结。他指出，明治大学五位学者的报告，展现了日本人文学界对中国和亚洲问题研究的前沿水平，充分体现了日本学者治学严谨、考证扎实、问题意识鲜明的学术优长，希望文学院师生能够从本次论坛收获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切实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至此，本次“南开－明治”东亚文化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