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千里

　　内容提要：张恨水的代表作《金粉世家》开篇深受《儒林外史》的影响，其主人公冷清秋身上带有沈琼枝乃至张宛玉的影子。作者一方面承袭了故事的通俗特质，一方面又有“雅化”的努力，显示出文学创作中“俗”与“雅”之间复杂的关系。

　　雅、俗的关系，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永远绕不开的话题。问世之初曾洛阳纸贵的《金粉世家》长时间被文学史冷落，便是这个话题的一个典型例证。而这一话题之所以成为了学术的“泥沼”，往往与研究者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态度有关。实际上，雅与俗，无论是二者的边际、界限，还是价值的高低，都不是简单如黑与白。本文即从《金粉世家》的一个小的情节入手，揭示其鲜明的传统脐带，以及作者处理这一“脐带”时，摇摆于俗与雅之间的态度。

　　一

　　张恨水自己对《金粉世家》的评价是：“有人曰：此颇似取径《红楼梦》，可曰新红楼梦。吾曰：唯唯。又有人曰：此颇似溶合近代无数朱门状况，而为之缩写一照。吾又曰：唯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孰能必其一律？”取径于《红楼梦》而“写朱门”，这与林语堂自述其《京华烟云》创作动机十分相似。但批评界对两部作品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人阿英甚至称张恨水为“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当时左派阵营中似乎只有茅盾态度较为平和，认为张恨水的作品在旧形式中包含了一些新东西。

　　《金粉世家》的开头是一篇“楔子”。这种形式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并不罕见。《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可以看作是由“楔子”发端。特别是《儒林外史》，上来的回目就是“说楔子敷陈大义”。但是，《金粉世家》的“楔子”又有别具匠心之处。它以作者的口吻，第一人称叙事，引出了女主角：

　　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且向那边看看。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

　　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心想……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茵阁三字，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难道她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我在一边这样想时，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姿很是秀逸。对联写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嘘了一口气。我看她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齐整，一望而知，她年青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决不能措之裕如。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我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拿出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我总是不肯做的。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这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是晏些，收了摊子，到你府上去拿，也可以吗？”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书春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舍下。”我见她说得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个头，和她作别，便退出了人丛。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不过是一句遁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坐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她家所在。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

　　过了几天，已是新年，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我的朋友来了，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便问是哪个写的？我抱着逢人说项的意思，只要人家一问，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对人说了，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

　　我心里想，这样一个人，我猜她有些来历，果然不错。只是她所说的大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我那朋友摇摇头道：“这话太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若真是她，我一定要去见见。”

　　……所幸我这朋友，是个救急而又救穷的朋友，立意成就我这部小说，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供我铺张。自春至夏，自秋至冬，经一个年头。我这小说居然作完了。这样的开头是有些新意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把文本的叙述分出作者、讲述者与故事中人的不同层次，是小说艺术趋于精致化的表现。这样的开头，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只有《红楼梦》稍许接近一些。《金粉世家》如此开篇，不仅给女主角冷清秋设计了精彩的出场，而且制造了力度很大的悬念。可以说，作为报刊连载的作品，这样的设计既体现了文学的匠心，又满足了媒体的发行需要。

　　这一开篇是相当精彩的。但是，它并不是张恨水的戛戛独造。

　　《儒林外史》四十、四十一两回书中写了一个奇女子沈琼枝：

　　国子监的武书家中穷，请不起客……微微醉了，荡到利涉桥，上岸走走，见码头上贴着一个招牌，上写道：“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幸认‘毗陵沈’招牌便是。”武书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偏有许多奇事，这些地方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

　　庄非熊心里有些疑惑，次日来到杜少卿家，说：“这沈琼枝在王府塘，有恶少们去说混话，他就要怒骂起来。此人来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杜少卿道：“我也听见这话，此时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我正要去问他。”……武书道：“这个却奇。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只恐其中有甚么情由。他既然会做诗，我们便邀了他来做做看。”说着，吃了晚饭。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说，今日已迟了，明日在舍间早饭后，同去走走。”武书应诺，同迟衡山、庄非熊都别去了。

　　次日，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早饭后，同到王府塘来。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连忙接着，拜了万福。坐定，彼此谈了几句闲话。武书道：“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所以来请教。”……武书对仕少卿说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清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入。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等他来时，盘问盘问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少卿检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又称了四两银子，封做程仪，叫小厮交与娘子，送与沈琼枝收了。……

　　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原可以求教的。”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随叫两个原差到他下处取了行李来，当堂查点。翻到他头面盒子里，一包碎散银子，一个封袋上写着“程仪”，一本书，一个诗卷。知县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倡和。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关文，吩咐原差道：“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一路须要小心，不许多事，领了回批来缴。”那知县与江都县同年相好，就密密的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此是后事不题。

　　两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六点相同或近似：（一）都是才女在市井鬻文为生；（二）都引起了男主人公对其身份的怀疑；（三）才女的才情都征服了质疑的男性；（四）才女都是红颜薄命，遇人不淑；（五）才女都得到了男主人公及其朋友的同情与帮助；（六）才女的遭际都有一定程度的隐秘。

　　据此，《金粉世家》的这一别具匠心的开篇脱胎于《儒林外史》，冷清秋的身上有或多或少的沈琼枝的基因，应属确凿无疑的了。

　　二

　　可是，当我们把视线再放远一些，又会发现，沈琼枝的故事也并非吴敬梓的戛戛独造。吴敬梓的好朋友程廷祚在《与吴敏轩书》中讲到：“昨所谈茸城女士之事，诚可谓瑰琦倜傥，庸夫之所惊疑，达士之所快心也。……足下有矜奇好异之心，而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则足下大有造于女士，而自处之道，可谓善矣。”这里的“茸城”即今天的松江，“茸城女士”则是当时松江的一位张姓才女。而此事又牵扯到当时的大诗人袁枚，据《随园诗话》：

　　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点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余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

　　显然，这位张宛玉就是沈琼枝的原型。梳理一下，这一故事的前世今生大致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做地方官时，审理了才女张宛玉的案子；张宛玉因不满婚姻而私自“脱逃”，隐居于江宁，因为文才受知于袁枚等；夫家起诉，追逃于江宁，吴敬梓既欣赏其才华，又关注其命运与抗争；袁枚当面考察其才华，亦表欣赏与同情，于是使用权力帮助该女摆脱了困境。这些主要环节在沈琼枝的故事中几乎都得到了体现，甚至在县衙中指树作诗的细节也基本一致。

　　这一故事在当时可算得是骇人耳目。张宛玉有幸遇到了放达的诗人官员袁枚，而从程廷祚的信件看，吴敬梓等文坛名流也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与声援。但张氏的行为毕竟大大悖逆于礼教，所以程廷祚一本正经地告诫吴敬梓：不要过分地参与此事，应该引导这位才女回归礼教，既是现实可行的，也是吴敬梓自我规范、自我保护的选择。

　　看来，由于袁枚的适时出现，“现官不如现管”，程廷祚的担心成为了杞忧。而吴敬梓则把自己的欣赏、同情及好奇转化到了小说中，于是，就产生了沈琼枝这一形象。

　　三

　　从张宛玉到沈琼枝，没有改变的是才女的身份，对婚姻命运的反抗，以及得到才士们青睐与帮助，从而摆脱厄运；改变的则是吴敬梓所增加的沈琼枝出招牌“写扇作诗”的情节。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可称妙笔。这个情节更凸显了才女之才，而由此带来的身份猜疑也增加了故事的戏剧性。

　　张宛玉的事迹之所以引发吴敬梓的如此关注，从积极一面看，是他的人文情怀与较为通达的性别观念所致；如从消极一面看，却又是千百年间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才妓”情结的流露。对沈琼枝身份的猜疑，正是曲折地表达出这一心理。而清代另一部白话小说《花月痕》，第十回“两番访美疑信相参”，也是写才士荷生听说了采秋之名登门验证，而女主角的身份明确定位为“诗妓”，似可作为一个旁证。而张宛玉、沈琼枝的故事从写作心理的角度看，则不妨视为“才妓”母题的平移。

　　从沈琼枝再到冷清秋，没有改变的同样是才女的身份，对婚姻命运的反抗，以及得到才士们青睐与帮助，还有出招牌卖字作联的情节。不同的是，冷清秋已是人近中年，形象、气质的设定迥异于沈琼枝；另外，她也没有官司缠身，以及受惠于官员的情节；而其归宿也不再是“另行择婿”了。

　　与沈琼枝相比，甚至与张宛玉相比，冷清秋的形象更加淡雅，也多了些时代气息。她脱离豪门，依靠自身的才华与能力谋生，生计十分艰辛，但维持着自尊与从容。这显然是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性别观念的进步及女性的觉醒密切相关。她的接人待物，不卑不亢，受人恩惠当即平等回报，都透射出传统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精神，使得冷清秋比起寄寓尼庵的张宛玉、有江湖气的沈琼枝，多了三分文雅。而“我”的命题邀联，更是作者欲使冷清秋“雅化”的苦心所在。本来冷清秋是摆摊卖春联的，“我”却提出“倒不要什么春联，请你把我的职业，做上一副对联就行”的要求。这就有了以文会友的意味。而冷清秋的应对是：

　　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余新闻记者的，署名却是文丐。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么？”我道：“那更好了。”……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文章直至饥臣朔。”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不料她居然能此。这分明是切“文丐”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丐，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饥”字更是活用了。她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斧钺终难屈董狐。”斧钺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典。但是她在董狐上面，加了“终难屈”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决不能措之裕如。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

　　这一大段是作者用了十二分气力作出的，是冷清秋“出场”的浓墨重彩。但是，这里面的词章讲究，相信即使在当时大部分报刊读者也是莫名其妙的，也是他们不感兴趣的。而作者这样写，自有“雅化”作品的苦心。东方朔的典故使用，冷清秋书写前的动作、神态，都是传统文化中文人雅士标志性气质的表现。“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地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这些都是极生动、极雅致的笔墨，在“通俗”作品中很难见到。

　　作者为冷清秋设计的这幅联语，如果说上联体现的是传统文人雅士的气质、修养，下联则融进了鲜明的新时代特色。冷清秋虽然用的是董狐的旧典，却包含着两层新意：一层是新闻记者应有的“秉笔直书”的基本职业素养，另一层隐含了数年前报刊界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林白水案。林白水因撰文揭露、抨击军阀暴政，先是下狱，仍不屈服，终被张宗昌杀害。所以，“斧钺”云云实有相当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写法，当然不应简单地视作俗笔，更不是“封建余孽及小市民所欢迎”的了。

　　但是，作者之所以被打入“通俗”行列，也不是莫须有之事。

　　首先，如前所述，渲染冷清秋之身份可疑，虽在情理之内，也不无迎合报刊读者的用意。且这一层还有旧文人、旧小说“才妓”情结的成分。

　　其次，冷清秋的自尊、孤傲气质是有了，但作者又为她设定了一道藩篱：“齐大非偶。”“齐大非偶”与市井细民耳熟能详的“门当户对”异曲同工，既为其容易理解，又为其喜闻乐见。冷清秋羞见故人的结局，固然有作者情节设计的用心在内，但也是其内在自卑心理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冷清秋的故事终结于此，是和作者刻意的低调处理思想性话题分不开的。如果看当时洛阳纸贵的阅读、发行效果，他无疑是求仁得仁，是成功的。但如果和或前或后的鲁迅、老舍、林语堂，甚至张爱玲的同类题材作品相比，堂庑之深浅判然立见。

　　可见，雅与俗，既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作为批评者、研究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春兰秋菊各有其秀；又要看到二者并非截然对立，黑白之间颇多中间色调。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才是文学史研究更有说服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