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先父叶公讳廷元，字舜庸，清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夏历十一月初五生于北京西城区察院胡同之祖宅（此一住宅为先曾祖联魁公于咸丰年间所购置）。1971年2月10日以脑溢血救治无效，殁于加拿大温哥华市之总医院（General Hospital），享年八十一岁。

　　按照中国旧传统之习俗，在为先世叙写生平时，首先要对家世之渊源略加叙述。我家虽然取姓叶氏，但与刘向《新序》所记述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好龙”之“叶公”则并无任何渊源。我家先世原为蒙古裔之土默特部族，原居住地在今呼和浩特一带，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约百年后遭汉人逐返漠北。其中一支于明代中叶移居海西之地。所谓“海西”者，是蒙古时代对于松花江大曲折处之西岸的一个通称。当时该地区原有几个女真族之部落，就是挥发那拉、乌拉那拉和哈达那拉。蒙古之土默特族移居此地以后，奉星根达尔汉为初祖。一说谓其入赘那拉部，另一说谓其攻占那拉部且取其姓，遂亦以“那拉”为氏族之称。至于其冠以“叶赫”之名。则是因为在16世纪初，有一位名为“祝孔革”的首领（凡一切以汉字书写之名氏皆为蒙古语之音译，故其所书写之汉字往往有音近而文字不同之现象，特在此先做说明），率其部族迁居于一条名为“叶赫”的河水之滨，遂自称为“叶赫那拉”。及至明代万历年间，有原居于建州之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所率之部逐渐强大，遂并吞了原居海西之地的几个女真族之部落。至于自号“叶赫那拉”之原为蒙古土默特之部族，则与建州女真族之努尔哈赤原来互相友好，叶赫部族之最后一个领袖金台什曾将其妹号称“孟古格格”者，嫁给了努尔哈赤，她所生的儿子就是继承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领袖地位的名为皇太极之清太宗。当年努尔哈赤为了扩展势力，曾将建州的诸女真部族陆续并吞消灭。其后遂率大军来攻打叶赫之部族。叶赫部原有东西二城，东城贝勒为金台什，西城贝勒为布扬古。努尔哈赤先来攻打东城时曾令其部下挖掘城基，东城不能守。金台什原拟自焚而死，未成，为努尔哈赤所执而缢杀之。金台什之子尼雅哈遂率众降于爱新觉罗，此一支编入了正黄旗；西城之布扬古亦随之而降，此一支编入了正红旗。及至努尔哈赤战死辽阳，其第八子皇太极即位，因问鼎中原，为减少中原人对“大金”国名之反感，宣布改定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其开国之主即为叶赫氏孟古格格之子皇太极。其后顺治、康熙诸帝，对于叶赫之后人都颇为优遇。金台什之子、投降于清朝的尼雅哈，其子即为康熙朝权倾一时之著名的明珠大学士。而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则曾为康熙帝之侍卫近臣，且颇获宠信。我之所以琐琐记叙叶赫纳兰氏族之往事，主要盖由于我家先世实出于此同一之氏族。先曾祖联魁公字慎斋者，曾于道光年间任佐领之职，先祖父中兴公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之翻译进士，曾在农工商部任职（先曾祖之职位得之于堂兄嘉榖之记述，先祖之功名职位则见于宣统四年春《职官录》之记载。且我家旧居之大门上端原曾悬有“进士第”之匾额）。盖以我家先世不仅与满清皇室曾有姻亲之关系，既随满族之统治者同时入关，而且于入关之后也随满族统治者同时逐渐汉化，并受到了儒家思想极深的影响，有着“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先曾祖之讳“联魁”，先祖之讳“中兴”，皆可以为证。我幼年时还曾见到过他们父子两代朝服前胸的“补子”与朝冠上的顶戴花翎。据宣统四年春《职官录》于先祖中兴公之科第官职下之记载，先祖曾任农工商部之主事，并标注云：“满州正黄旗人”（按：多年前当《红蕖留梦》一书之撰写者张侯萍女士邀我访谈时，我曾误记为镶黄旗人，今据史料在此更正）。

　　总之，我家先世既接受了汉族之儒家文化，而养成了一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遂以仕宦为出身之正途。所以我的父亲乃被取名为“廷元”而字曰“舜庸”。此一名字之取义，盖出于《史记》之《五帝本纪》，其中于舜帝之记载曾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由此可见，我父亲之得名，原也寄寓有先祖父的一种欲其出仕朝廷之意。不过事实上是当我父亲只有二十一岁时，满清王朝就已经被中华民国所取代了。而国民革命的口号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于是满清旧日的世家宗族，遂纷纷把自己原来的满蒙之姓氏更改成了汉人之姓氏。于是我祖父遂择取了“叶赫”部族之首字，而改成了简单的“葉”姓。而且祖父也失去了原来工部的官职，而改以中医为业。这是因为先祖原来就一直喜爱岐黄之术，改业从医后，遂成了有名的中医。他借用了南宋淳熙年间永嘉著名学者叶適的名号，自题名为“水心堂葉”。盖以叶適原为温州永嘉人，曾居住于永嘉之水心村，人称之为叶水心先生。我当年的祖居，一进大门，迎面的影壁墙上正中央就镌刻了“水心堂葉”四个大字。先伯父讳廷乂，自号狷卿，早年曾留学日本，其后就继承了我祖父的岐黄之术。也成为了颇被人尊重的一位中医。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著名的文史学家邓云乡先生曾经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女词人及其故居》的文稿，内容写的就是我家的庭院。因为他少年时代曾到我家来请我伯父为他的母亲写药方子，故对我家的庭院有详细的记忆与描写，他在文稿中以为，正是因为有这样“庭院深深”的环境，才培养出我这样的“词家”。

　　至于我父亲，则因为少年时代满清就已经被民国取代了，所以从来没有什么传统的仕宦观念，只是深感到国家因积弱为列强所欺凌，清朝虽然曾有海军之建设，但是在甲午一役就全军覆没了，而空军方面则是一片空白，一无所有。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很多青年有志之士都以为非向西方学习无以自强。于是我父亲遂决意考入了北京大学之英文系，于民国六年（1917）毕业后，随即进入了航空署任编译之职。航空署原来是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北京南苑所设立的一个小型的飞行机试验厂。民国八年（1919）国民政府的“国务院”在此设立了航空事务处，民国十年（1921）又改回原来的航空署之名，并将办公处迁回城内（地址在今北京新街口附近，今名“航空胡同”，旧名“航空署街”）。据我母亲相告云，大约就在此年，我母亲当时在北京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有一天有一位男士拿着名片向校方要求来学校参观，并到我母亲任教的课堂中旁听了很久，我母亲很不高兴，回到家中把名片拿给家人看，家中人一看，就发现这个人原来正是亲友们在为我母亲提亲的对象。其后一年，他们结了婚，婚后一年生下了我。我是民国十三年（1924）出生的，依此算来。我父亲拿着名片去旁听我母亲讲课时，应该是民国十年（1921）左右。

　　趁此机会，我要对我母亲的家世也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母亲的娘家是汉军旗人，也是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母还是一位女诗人，曾刊刻过一本诗集，题名为《仲山氏吟草》，她生有两子一女，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母有两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姨母。我的母亲名玉洁，字立方；我的姨母名玉润，字树滋。不幸的是我的姨母出生以后不久，我的外祖父母就相继去世了，于是两姊妹就过继给了她们的叔父，也就是我后来一直称作“姥爷”的外祖父。他的名字是李警予，原来在河北武清县任地方官长，甚得民心。我一直记得，外祖父家中藏有很多当地人民送来的所谓“万民旗”和“万民伞”。外祖父母自己还没有儿女，所以对我母亲和姨母视如己出。他们晚年方得一子，就是只大我三岁的小舅。而小舅的母亲因为难产生下小舅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母亲姊妹和这位小舅都是由姑姑带大的。这位姑姑一直没有结婚，担负起了侍奉老母和抚养三个侄男女的责任。我们称她作三姥爷。我出生后两年，我母亲又生了我的大弟嘉謀。那时我父亲的工作还不太忙，当我两三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识字。关于这件事，我在《红蕖留梦》一书的〈幼年读书〉一节中，曾有详细的叙写。我父亲的书法极好，他在黄表纸上用毛笔所写的书法，和他在所写的字之左右上下用朱砂笔所圈定的平上去入的四声符号，至今我想起来仍然历历如在眼前。当时弟弟还很小，我的印象中不记得父亲有教他读书识字的事。本来我在未曾识字以前就已经像唱儿歌一样背了不少唐诗，父亲以为我是个孺子可教之材，所以对我颇为偏爱。

　　1928年，美国之莱特兄弟公司（Wright Brothers Co.）与Curtiss合作，于1929年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叫做寇蒂斯莱特公司，提出将给予中国资助发展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国民政府遂于1929年4月公布了“中国航空公司条例”，派遣当时任铁道部长的孙科为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与美国商议合作之事，签订了“航空运输及航空邮务”合同，于1929年5月1日宣布了“中国航空公司”之正式成立。我父亲也随之正式转入了中国航空公司担任秘书之职，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六岁了。这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有一次父亲从上海回来，带回一些女童洋装的图样，于是就带我到北京一家绸缎店，为我订做了一件下面有多层花边的粉红色连衣裙。因为我从来没穿过这样讲究的衣服，所以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如在目前。这是我父亲对我的特别宠爱，这件事也像当年父亲教我认字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过了两年，大弟也长大了，父亲就为我们买了一套拼写英文字汇的玩具，还教给我们唱英文的儿歌。同时也请了姨母来教我们读书。我开蒙读的是《论语》，大弟读的是《三字经》。除了诵读古书以外，姨母还教我们算术，而且每天要练习书法。当时我们住的是西厢房，早晨一直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夏天屋内很热，而东厢房是伯父给病人诊病的脉房，没有人住。我和弟弟就搬一个小桌子、两个小凳子在东屋前面的阴凉处写大小楷，背书，作算术等功课。用人把早点做好，父亲就会站在西厢房门口，喊我们过去吃早点。这期间，父亲曾为我订购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儿童读物。有一种叫《儿童世界》的刊物，里面都是翻译的西方童话故事。其中也附有不少外国图片，如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废墟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校园等，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在父亲的书柜里，还收藏有许多印有天上星座的有关航行的英文书籍。我不懂英文，但对那些天上的星象极感兴趣，有时就自己翻看。夏天的夜晚屋里闷热，我就找一领竹席铺在院中的砖地上，躺在那里看天上的星星，自以为颇有杜牧《秋夕》诗的“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意。

　　父亲转到上海的航空公司以后不久，我称做姥爷的我母亲的叔叔也转到上海一所警察局去工作，姨母也到上海一个大家庭中去做家庭教师了。于是在我八岁、我大弟六岁的那年，就趁着有一位我家的亲戚要到上海去的机会，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随这位表亲一起到上海去了。我们是坐船去的，我记得我们从天津塘沽口上的船，表亲住一间舱房，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一间舱房。母亲和弟弟住下面的铺位，我一个人从旁边的一个窄小的梯子爬到上铺去。上铺的旁边，有一个圆形的窗户，是紧紧关闭着的，天气晴明时可以隔窗望见远海遥天。我带了几本儿童杂志上去，就躺在床铺上看书。次日夜里，忽然起了很大的风浪，海浪一阵阵打在这个小圆窗的外面，第二天大家都晕船起不了床，送来的饭菜也没人吃。只有我不晕船，可以爬下来吃饭，还可以再爬上去看书。转天风浪就过去了，不久我们就到达了上海。父亲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处房子，弄堂口有一个租书的摊子，我和弟弟就跑去租了一些小人书来看。记得其中有一套书叫做《火烧红莲寺》，我和大弟就在家里扮演起武侠的故事来。周末的日子，姥爷就会来带我和弟弟出去逛街和看电影，电影大多也是一些武侠片，逛街就给我们买很多零食。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瓷做的大公鸡，造型极好，彩色斑斓，鸡腹下有个盖子，打开以后，里面都是各色的糖果。我和弟弟在上海玩得很高兴，觉得比北京有趣多了。谁想到乐极生悲，我们姐弟同时感染了肺炎。把父亲和母亲急坏了。请了很多医生，内服外敷用了很多药才把病治好。不久后，母亲发现怀孕了，觉得回北京才有人照料，于是就带着我和弟弟回了北京。次年（1933），生了我的小弟嘉炽。父亲曾经从上海回来看望过我们一次。当我十岁、大弟八岁时，父亲就把我们送进了离我家不远的一所教会学校，校名“笃志学校”，是一所中小学合在一起的学校。父亲的意思，是我在家里读了四书，打了一些旧学的基础，以后应该把英文学好。不过，父亲不能常留在家里。而我在笃志只读了一年。第二年，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大我一岁的女孩小学毕业要去考中学，那时在我家附近的教育部街新成立了一所女子中学，她约我去陪考，但是我没有小学毕业的文凭，就以“同等学力”报了名。谁想到，竟然考上了。由于这所学校离家近，而且学费也比教会学校便宜得多，母亲就决定让我读了这所学校。而且买了一套开明书局出版的《词学小丛书》给我做为奖励。我也就是透过这一套书，自己学会了填词的。那时，华北地区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父亲不常回来，就要我每周用文言给他写一封信，报告家中情况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当我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平很快就沦陷了。我们在沦陷区所得的信息先是上海的四行抗战，继之就是南京陷落和南京大屠杀，父亲从此就与家人断了音信。在抗战的第四年，母亲腹中生了肿瘤，于1941年秋，由舅父陪同赴天津租界一所西人医院割治。因手术感染，于1941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在乘火车回北平途中逝世。母亲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夏历正月十五，享年只有四十四岁。

　　我家世代都没有分家，不过我们家人丁不旺，父亲一辈只有伯父和父亲兄弟二人（原有一位三叔，很年轻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和两个弟弟就全靠伯父与伯母的照顾。伯父膝下没有女儿，不仅对我爱如己出，而且因为我喜爱诗词，对我极为宠爱。伯母颜氏讳巽华，原是知府家的小姐，但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家中没有女佣时，她总是亲自操持一切家务。有时我要给伯母帮忙，伯母总是说，你现在是读书的年纪，只要把书读好就行了。所以虽然在战乱的苦难中，我还能安心读书，都是仰赖伯父和伯母的关心和照顾。而就在母亲去世以后不久，日本就于那年的12月8日（美国的12月7日）向美国发动了珍珠港的偷袭。当时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生活就更加艰苦了，但是抗战的后方却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有了转机。因而，在母亲逝世半年多之后，我们竟然收到了一封父亲从重庆辗转寄来的短信。收到父亲的信后，我就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母亲，本来我曾经写了《哭母诗》八首，现在接到了父亲的信，我又写了题为《母亡后接父书》的一首五言古诗。其后不久，我又写了一首题为《咏怀》的五言古诗，其中写有我对父亲的怀念，说：“古称蜀道难，父今头应白。谁怜半百人，六载常做客。我枉为人子，承欢惭绕膝。每欲凌虚飞，恨少鲲鹏翼。苍茫一四顾，遍地皆荆棘。夜夜梦江南，魂迷关塞黑。”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但父亲却并未能随着胜利就回到家中，那是因为父亲进入航空公司不久，就由秘书改任了人事课长。一旦胜利，多少人都急于还乡，而公司的事务与人事的安排正是千头万绪。父亲办事一向有一种不稍假借而且公而忘私的作风，所以直到胜利以后的第二年暑期，父亲还没有回来。而我从1945年大学毕业以后，就按学校的分配到中学去教书，担任了一所中学的初中语文课，我平日原是性情羞怯，不善于谈话的，谁知一旦教起书来，却感到可以向学生讲解和传授的话很多。所以不久以后我之善于教书的名声就在师友间传出去了。于是就有不少在中学负责教学的人请托了我亲友中的长辈，邀我去兼课，甚至以不改作业为条件，只要我去讲课。结果是，不久之后我就兼任了三所中学的五班国文课程，从此遂终日骑着车往来奔忙到处去讲课。当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周末，我正搬着我的自行车要跨出我家大门的门坎外出时，忽然见到有一辆北京叫做“洋车”的人力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上有一位穿着西装的长者，提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下了车。我一眼就认出那原来是我已经十年未曾见面的父亲回来了。父亲当时应该已经有五十五岁，可是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人的感觉。我迎接父亲回到我们住的西厢房，当时我们睡的还是北京的土炕，我帮父亲把行装安顿好以后，父亲坐在炕边的一把椅子上哭了很久。后来大弟和小弟陆续回到家中，晚间灯下共进晚餐，真有如杜甫《羌村》诗中所说的“相对如梦寐”的感觉。父亲对于伯父伯母多年来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照顾非常感激。不过，不好再劳动伯母一个人来操持家务，就请了远房一位论辈分我应该称她为大姑姑的亲戚来帮忙。大姑姑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的儿子外出多年没有音信，所以她原来就以帮人做家务维生。她很愿意到我家来帮忙，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父亲原来是在百忙的公务中抽暇回来探望家人的，所以不久就又返回上海去了。这次父亲回家的时间虽短，但是亲友们想为父亲提亲安排续弦的人却很多。不过都被父亲一一婉言谢绝了，而且连见对方一面也未曾应允。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父亲返回上海后，大姑姑就留在我家，照顾我和两个弟弟的日常生活。这时大弟嘉谋还在中国大学读书，认识了一位女同学名叫杭若侠，两人感情很好。我于两年前也认识了一位男朋友，名叫赵钟荪。我原本从来没交过男朋友，这一则因为我从小是关在深宅大院里长大的，不善也不喜交游；二则是在大学读书时辅仁大学是男女分校，偶然有合班的课，也有人写过信来，但因为我对写信的人既不感兴趣，所以就都不曾回覆。至于与赵君之相识，则是因为他的堂姊曾经是我读中学时的老师。赵君在抗战期间原来不在北平，胜利以后才从后方回来。他的堂姊想把我介绍给他，就把我的相片给他看了。他当时在秦皇岛的一个煤矿公司做事，他的一个同事王君与我辅大的一个同班同学侯女士是朋友，于是赵君就请侯女士安排了一个新春的聚会，在聚会中介绍我与赵君相识了。我本来一向不大与男生交谈，但他一见面就过来告诉我说他是我中学时一位老师的堂弟，又说他自己的妹妹是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这都是事实，我当然就很客气地与他谈起话来。聚会结束时天已经很晚，他问我是否骑车来的，我说是的，他说他也是骑车来的，要送我回家。由此他就认识了我家的地址。于是他就找到一个他同学的弟弟杨君，而杨君是我大弟的同学，从此他与杨君就经常来我家相聚。那时我家外院有五间南房，靠西边的两间是伯父藏书的所在，摆满了书架。另外三间原来曾经租给许寿裳先生的公子许世瑛先生做新婚的住所，许寿裳先生在台湾光复后就被请去做了台湾编译馆的馆长，因此许世瑛夫妇就也去了台湾，所以我家的南房就空了下来。于是我的两个弟弟就摆了一个打乒乓球的台子，赵、杨二君及我大弟的女朋友杭若侠就经常来找我弟弟打乒乓球或打桥牌。偶尔他们也邀我一同参加。我父亲回家探亲后的第二年春天，大弟嘉谋大学毕业，找到了教书的工作，要和杭女士订婚。赵君则恰好在不久前失去了秦皇岛煤矿的工作，一个人贫病交加地住在北平。他的姐夫（我中学的老师是他的堂姐，这是他的亲姐）是在海军工作的，就介绍他到南京的海军士官学校去做文职教官。他提出要与我订婚后再走。于是我和大弟就一同写信向父亲报告了我们姐弟要同时办理订婚的事。父亲本是很开明的人，以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既然已经各自选择了对象，就同意了我和赵君及大弟与杭女士同时举办订婚的事。订婚以后不久，父亲又回到家里来，约见了我和弟弟两人的对象。父亲对杭女士没有意见，但对于赵君则有一点意见，以为做为一个男子他学无所长。不过既然已经订了婚，父亲就也未加反对。不久赵君就去了南京。等他工作安定了邀我去结婚时，父亲还买了机票为我安排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把我送到上海，然后由赵君和他的姐姐接我去南京。到了南京租了一间房子住定以后，我在南京也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个名叫“圣三中学”的教会学校任教。那时的国民政府，自从1945年抗战胜利回北平去接收，不久就被百姓讽刺为“劫收”，因为他们假胜利之余威，对于才光复不久的沦陷区人民做了许多仗势欺人的不法情事。而且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更是连连失利。当我们到达南京时，我们租房子的租金就已经不能再按法币来计算，而是要用每个月几袋米来计算了。每个月我领到了薪水就要赶快到市面兑换银元的小市场去把法币换成银元，以求保值。市街上的商店中，货架上大多是空无一物，奸商与贪官互相勾结，联合起来做投机倒把的生意。当时南京的《中央日报》副刊《泱泱》版曾经有一位署名宗志黄的作者，发表过一套题名《钟馗捉鬼》的《正宫端正好》套曲，把当时的乱象写得淋漓尽致。在此期间，我也曾抽时间去上海探望过父亲。父亲多年在外，一直过单人生活，住处缺乏整理。我帮他整理清洗衣物时，发现他每月领到的法币薪金散乱地随意放在抽屉里，已经都成了一堆废纸。当时国民政府又想出了个新方法，要老百姓把所有的金银实物都交给政府，而改发新印的金圆券。金圆券的寿命更短。国民政府的信用已经面临崩溃，于是就决定了撤退到台湾的计划。外子的工作单位是海军，我们这些眷属是于1948年11月下旬乘中兴轮从上海撤退的。当时不仅是舱位一票难求，就是统舱也早已是地无虚席。就在这样的慌乱拥挤中，我们到达了台湾的基隆海港，然后又改乘火车，从基隆港驶向海军的基地——左营。我们是在凌晨从基隆上的火车，火车很慢，停的站很多，很有点像老北平拥挤的电车一样。到达左营军区的车站，已是子夜。至于在上海的父亲，则因为身为人事课长，一切要听从上面的决定和安排。所以我抵达左营的海军军区以后，就不仅与大陆的家人亲友断绝了音讯，就连我父亲的音讯也断绝了。

　　左营是个新开辟的海军军区，眷属村非常荒凉。既无事可做，更无书可读。我在寂寞中想起了曾经在我家外院南房住过的许世瑛先生。许先生对我的印象极好，当他住在我家外院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他每天都听见我在家中朗诵诗文的声音，我考上辅仁大学以后，他又恰好也在辅大任教，虽然不教我的课，却从我的成绩上知道我是个出色的好学生。于是我就从左营给在台北教书的许先生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给了我回信，介绍我到台湾彰化的省立女中去教书。这期间，我父亲也已经以中航公司人事课长的身份带领一批员工撤退到了台湾的台南市。本来我父亲于1949年撤抵台南后不久，就听到了上海两航起义的消息，他还曾经赶到基隆，想从基隆上船返回上海，却被基隆码头的人阻拦下来了。父亲到了台南以后，这些撤退回来的员工就被台湾的国民政府安排到一所有许多被分隔开的单元宿舍的大建筑中去居住，建筑中间有一个大厨房，各家都在这个大厨房里做饭炒菜。父亲单身一人，分到一个单间的房间，他就仍然到外面去吃饭，像以前一样过着他的单身生活。我当时远在彰化教书，而且那时已经怀孕，所以一直没能去探望他。彰化女中放暑假以后，我就仍回到左营军区，那时我已经临近了产期。有一天早晨将近破晓时，我忽然发现下面流水，知道是羊水破了，外子赵君把我送到海军医院后就离去了。但海军医院并没有妇产科，所以没有人管我，由于一直没有腹痛，也没有人理会我。如此直到天已经黑了，外子才把他姐姐找来。他姐姐责备他说：“这是两条人命的事！”但是，整个左营军区也没有妇产科的医院，他姐姐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送到高雄的一所妇产科医院，医生知道了忙着把我送入病房，打了催生针，开始腹痛，一直剧痛到第二天下午一时，才生出了我的大女儿言言。我们母女俩，都是在鬼门关前捡回来的生命。

　　一个多月后，女儿满月，学校也快要开学了，我马上要回到彰化女中去教书。但现在我已经有了女儿，不能再去住单身宿舍。彰化女中的校长皇甫珪女士为人很热情，她来信说欢迎我到校长官舍与她同住。原来她的先生宗亮东是台北师范大学的教授，极少到彰化来，皇甫校长早已经邀了另一位彰化女中的教师张书琴女士带着一个才上小学的女儿与她同住，还空出一间房来，她欢迎我带着才满月的女婴也去与她们同住。谁料到三个月后，正当圣诞节假期外子来彰化探望我们母女时，竟然有一批海军人员突然在凌晨敲开了门，进入我住的房间，翻检之后，说外子有思想问题，就把他押往左营军区去了。半年后又来了一批彰化警察局的警察，把皇甫校长和我以及张书琴老师一同抓进了警察局。到了警察局以后就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三位彰化女中的教师也早已被抓进来了。警察局不仅对我们一一审问，还令我们每人都写了自白书，对自己过去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做详细交待。最后说，要把我们都送到台北的警备司令部去关押。我因有一个要吃母乳的女婴，就抱着女儿去面见警察局长，请求只把我关在彰化不要送去台北，因为我在台北一无亲友，万一发生什么事，我的女儿无人可以托付。没想到警察局长竟然大发慈悲，把我们母女放了出来。可是放出来后，我已经是无家可归，就带着吃奶的女儿回到左营去投奔了外子的姐姐。关于这一段艰苦的经历，我在《红蕖留梦——谈诗忆往》一书中已经有所叙述，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就在我寄居在亲戚家每晚带着吃奶的女儿在走廊上打地铺的时候，父亲从台南寄来一封信，告诉我说台湾政府对于他们这些由上海来到台湾的中航公司的失业的人做出了安排，请他到台北的物资局去担任一份闲差，物资局会拨一栋日本式的房子给他和另一位同事王先生夫妇同住。如此，他在台南的那一间单身宿舍就空了下来。父亲说我带着吃奶的女儿可以到台南那间单身宿舍去住，就不必寄居亲戚家每晚打地铺睡走廊了。于是，我就带着女儿去了台南。前面我所叙写的航空公司迁台后很多家的眷属一同在一个大厨房里做饭炒菜，就是我搬到那里去以后所见到的真实情景。我带着女儿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有一次，我生病无法起床做饭，在床上躺了两天，女儿照常吃我的奶，直到病好了方才能起来买菜做饭。这时，忽然接到了一封来信。原来是我的堂兄叶嘉榖来信告诉我说，他来到台湾以后在台南一所私立的光华女子中学教书，现在他找到了一所待遇比较好的省立中学的教职，问我愿不愿意接替他到这所私立女中去任教。这对我而言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暑假开学，我就到这所私立女中去教书了。私立学校不大注意我的经历，而且我教书教得好，与同事也相处得好，所以一直安然无事。但是我一个年轻的少妇，带着一个吃奶的女儿，两年多不见有我的先生出现，大家就未免对此感到好奇。我只告诉大家说我先生在左营海军工作，因为交通不便而且工作忙碌，所以难得来看望我们。如此有将近三年之久。外子关押后虽经历了多次拷问，但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的活动，所以就在1952年秋天把他放了出来。他出来后没有工作，就也住在光华女中我的宿舍中。第二年暑期，我生了第二个女儿言慧。言慧出生不久，就有以前在彰化女中教书的同事、当时已转往台北第二女中任教的两位老师邀我去台北任教。我想，到台北教书可以与父亲相聚，是难得的机会，就答应了台北二女中的邀聘，于8月下旬来到了台北，住入父亲在信义路二段的物资局所分配的宿舍。我本意是可以有多一些侍奉父亲的机会，谁想到事与愿违，我一到台北就开始了极为忙碌的工作。因为在台大教书的许世瑛先生一听说我来了台北，立刻就来邀请我去台湾大学帮忙，说有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要请一位能讲标准北京话的人去教。情意难却，我就答应了许先生的邀请。第二年，台湾大学决定聘我为专任，于是我就向台北二女中提出辞职。谁料想二女中的王亚权校长坚决不肯放我走，她说你可以接受台大的专任聘约，但一定请你帮忙把现在所教的两班学生随班升级送他们到高三毕业。这是因为，当年台湾大专联考竞争激烈，而我任教的两班学生每次在本校的考试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至于教育部规定不能两处专任的限制，王校长说她自有办法解决。总之，王亚权校长坚持请求我要把我现在教的两班高中生送到毕业，我是一个不善于坚拒的人，所以就开始了极为忙碌的教学生活。

　　幸而我父亲过惯了单身的生活。现在他照常每天到物资局上班，我请了一个女佣，每天既帮忙我看孩子，也帮忙我买菜烧饭。我对父亲所能做的只是每天为他安排一些可口的饭菜，他不必再到外面去吃了。而每逢周末，我有时也会邀请一些亲友来陪我父亲打几圈麻将。我和女佣则帮忙安排一些可口的点心和饭菜。本来父亲离开中航公司转到台北物资局工作时，航空公司曾给员工们发了一笔遣散费。当时父亲的一位同事对大家说，有鉴于国民政府当年法币和金圆券之贬值成为废纸，不如大家拿这笔遣散费去做些生意。于是大家就都把自己的遣散费交给了这位同事。他集资以后开了一家饭店，谁料想三年以后他告诉大家说因为有些不合法的事被查封了，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最后，父亲的遣散费只落得血本无归。父亲原本就不善理财，对金钱的得失并不大在意，每天仍安然过着上下班的规律生活。过了几年，我的女儿慢慢长大了。大女儿忙于读书考试，小女儿每天在家陪外公。父亲对她非常喜爱，空闲时就带她出去散步，买一些吃食回来。父亲喜欢看电影，恰好当时凌波主演的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我家附近一所电影院放映，祖孙二人就都成了凌波的粉丝。

　　本来我以为，把二女中的两班高中生送毕业了我就可以比较清闲了。谁料到许世瑛先生被请去做了淡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于是就邀我去任课。不久以后，辅仁大学在台湾也复校了，当年我在北平辅大读书时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老师被请去做了中文系主任，于是戴先生也邀我去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的诗选和词选等课。我当时每周竟然教了三十个小时的课，还抽出时间写了几篇论文。父亲对我自幼就偏爱，对我的辛苦自然十分疼惜，但对我在教研两方面都有所成也十分欣喜。不过父亲是一向不喜用言辞表达感情的人，我也是不善言辞的人，所以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爱之情都不曾用言辞表达过。

　　1952年秋天，台湾大学郑骞教授的夫人去世了。郑先生与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有一段介乎师友之间的情谊，当我于1948年来台湾时，顾先生曾嘱我去看望郑先生。郑师母极为热情，曾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了几天。那时郑先生的老母还在世，郑先生的女儿只有十岁上下，一家人对我都很好。所以郑师母去世时我就写了一副挽联：

　　萱堂犹健，左女方娇，我来十四年前，初仰母仪接笑语；

　　潘鬓将衰，庄盆遽鼓，人去重阳节后，可知夫子倍伤神。

　　把挽联作好了，我就准备了宣纸、毛笔和墨汁，去请求父亲替我书写。父亲的书法极好，拿起笔来就一挥而就。而父亲在写完这一副联语以后，却忽然向我提出说：“你再用我的口吻也作一副挽联。”于是我就以我父亲的名义，针对郑骞教授的身份和郑师母的为人，又作了一副联语：

　　荆布慕平陵，有德曜家风，垂仪百世；

　　门闾开北海，似康成夫婿，足慰今生。

　　上一联用的是东汉时期一对著名的贤士夫妇梁鸿与孟光的典故；下一联用的是东汉著名的学者郑玄的典故。都是客观的称美，不牵涉任何私人的情意，用父亲的名义表示对郑先生夫妇的敬重和哀挽，应该是极为贴切的。我想，父亲心中对我作的联语应该颇为满意，但父亲在言辞中却未曾给我任何称赏或赞美。正如当年父亲给我做了一件极讲究极美丽的衣裙，也并未曾在口头上对我说过什么夸奖赞美的话。我对父亲极为敬爱和感激，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对父亲说过什么感谢和感动的话。这大概是我们家中一贯的修养和作风。据我所知，父亲多年在航空公司工作，经常参加与外国人一起举办的酒会，原来也有他在社交场中活泼风趣的一面。关于这一方面，当年航空公司在上海的时期，曾经有过记者对父亲风趣的言谈做过报道。不过，在我们旧家庭中培养出来的家人却一般都有一种言语有节、举止有度的风范和修养，我自己个人也传承了这种语言和行事的风格。关于我们父女之间的亲情，父亲和我都有一种不需言说的默契和体会。不过，这两则联语却引起了台静农先生的赏爱和注意。自此以后，台先生就把替他撰写联语的工作全交给了我。所以，我的《迦陵诗词稿》后面才会附录了那么多替人撰写的联语。

　　到了1965年的夏天，有一班台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谢师宴会，不仅邀请了中文系所有的老师，而且也邀请了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先生。我本来一向与钱校长并无任何往来，谁知那一天钱校长一见到我，就立刻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他已经与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交换合约，明年要把我交换到那里去教书，暑假里美国的在华教育基金会将安排我在每个周末去学习英语。我回答说我要与家人商议后再做决定。回家以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父亲和外子。他们两人都很高兴，一致支持我出去到密大去讲学。我想父亲是因为他一直有一种想法，正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一封信中所说的：“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所以父亲从我小时候就教我唱英语的儿歌，又教我和弟弟学英文拼字的游戏。而且当我十岁该上小学五年级时把我送到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书，就是因为那所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英语的缘故。只不过世事难料，如前所述，不久以后我就因陪考而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中学，于是母亲就令我直接进了中学读书。不久后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父亲既与家中音信隔绝，我对英文的学习也就中途而废了。现在要重新开始学英文到美国去教书，父亲以为这正是一个开拓学问和知识的好机会，所以赞同我去。至于外子则是因为他曾经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海军关押了很久，释放出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被邀请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曾经向二女中提出要求，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所以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后他就被安排到二女中在汐止的分部去教书了。这也是我不能峻拒二女中王校长要留我继续任教送两班同学毕业以后再走的缘故。当时台大与二女中两个专任的课业之重，把我累到骨瘦如柴，而且染患了气喘病。外子现在支持我出国去讲学，是希望一年后我可以用探亲的名义把他也接到美国去。这个愿望，他果然达到了。不过当我把他接出来以后，当时我已经不在密西根大学而转到哈佛大学去任教了。那是因为，我在出国以前要经过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的面试，来给我面试的人是美国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Prof.James R.Hightower），海教授给我面试以后，就坚持要邀请我到哈佛去。只因台湾大学的钱校长不同意，所以我只好先到密西根大学教了一年，一年期满我就转到哈佛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了。不过海教授邀请我来哈佛大学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要我来教书，而是要与我合作研究，研究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协助他翻译陶渊明的诗；另一个方面则是他要协助我做一些对于中国词的研读和翻译。海教授作为出色的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他深感到对于中国的“词”的困惑，因为“词”之为体，表面看来其内容所写的都是相似的美女与爱情及伤春和怨别的情景，似乎千篇一律，不知应该如何评价和欣赏。我与海教授的合作非常愉快，不仅在哈佛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还与海教授一同外出参加了两次国际会议。光阴易逝。学期结束后，又延长了一个暑假，直到9月初，台湾的几所大学将要开学了，我要回台湾了。海教授极为坚持地想要留我继续合作，而我则坚持要回去。他对此不理解，以为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已经在这里，我为何要回去？我说中国人重视的是信义和孝道，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庭，我既不能对台湾三所我任教的大学失信，更不能把年近八旬的老父一个人留在台湾不加照顾。所以，我告诉海教授说，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接出来，才能留在北美。于是，我就坚决地回了台湾。第二年春天，海教授就寄来了一封正式邀我到哈佛做访问教授的邀请函。父亲很愿意与我一同出去，我就替父亲办了护照，然后一同到美国在台湾的办事处去办签证。没有料想到，他们不仅不肯给我父亲签证，还把我原有的可以多次访问美国的签证也取消了。我就给美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写信，告诉他说我去不成了。海教授说你可以先到加拿大，然后再转来美国。父亲也同意这样做，而且父亲提出说我最好先一个人出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再接他出去。我本来也可以不出去，就仍留在台湾继续教书，只是外子不肯回台湾，还有两个女儿也已经都在美国读书，我一个人在台湾教书实在无法供养他们父女三人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当初我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时曾经请海教授为外子安排了一份到俄亥俄州（Ohio State）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去教华语的工作，只不过他教了半年，就又失业了。落到现在这样的困境，我只能一个人先出去试一试了。但是如果只留父亲一人在台湾由女佣照顾，我又很不放心。于是我就邀请了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我的学生施淑女来陪父亲同住照顾父亲，我自己只身去了温哥华。到达温哥华的第二天，我就拿着新护照和美国的聘书到温哥华美国领事馆去办理签证。办事人看了我的证件和聘书以后说，你如果只是去美国旅游没有问题，但你拿着哈佛大学的聘书，则要回到原住地的台湾去签证才可以。我既然不能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只好又给海教授打了一个电话，把困难告诉了他。海教授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所以他就又做了一个安排。他立刻给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Dept.of Asian Studies）的蒲立本教授（Professor Pulleyblank）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说目前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在温哥华，没有拿到去美国教书的签证，问蒲教授在B.C.大学的亚洲系有没有机会。谁料想蒲教授一听竟然喜出望外，说他的亚洲系恰好有从美国逃避兵役跑来加拿大想要读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研究生，欢迎我去任教。于是我就到U.B.C.的亚洲系去教书了。不过这原来只是一个短期的临时聘约，而且即使我明年能够去哈佛做客座教授，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不能把老父接出来随我飘泊无定地谋生。这时，就又有一位在香港的未曾谋面的热心人宋琪先生发来了一封信，说香港大学要邀请我去港大教书。正在犹疑未定之际，不承想U.B.C.的蒲立本教授竟然在圣诞节以前就通知了我将要聘我做终身教授，于是我马上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也很高兴。为了迎接父亲到来，我用贷款的方式很快就买定了一所房子。因为我能够交付的头款不多，买的是一所老房子。，有两层楼，楼上楼下各有两间卧室。我决定叫两个女儿住楼上的两间卧室，父亲来了可以住楼下的一间卧室，我和外子住楼下另一间卧室。一切安排就绪，父亲就在1969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了温哥华。我当时非常高兴，我想我半生飘泊一世艰辛，如今总算全家团聚，可以安心在温哥华定居下来了。父亲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买的房子在第七街，隔两条巷子就是第九街，也就是被称做百老汇（Broadway）的大街，街上有各种店铺，而且这条大街有一直通到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我和两个女儿上班上学很方便，父亲出来逛街也很方便。父亲的英文很好，身体也很硬朗，喜欢独自出去逛街，颇能自得其乐。更令父亲高兴的是，那时大陆虽然尚未开放，但当时的U.B.C.大学有一些从港台来的思想左倾的学生常在校园的礼堂中安排放映一些电影，如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有时也放一些新闻片如原子弹的试爆等等，父亲都看得很高兴。不过，父亲却从来不表示什么意见。总之，这一段时间父亲过得非常愉快。

　　谁知有一天外子从外面回来，说他看到了一所房子以为很好，要我再去贷款买这所房子。本来我既然已经有了终身聘书，再去贷款买一所房子也不成问题，不过他的意思却不只是买个房子而已，他是想叫全家都搬到那个房子去住。我去看了那一所房子，那里本不是一个符合一般规格的房子，是一个把地下室改装成客厅，而楼上只有一间大卧室的房子。而且楼上与楼下的连接也不是正式的楼梯，而是一个旋转的铁梯。于是我就表示我们不能搬到这所房子去住，因为这所房子的房间根本不够住。而他竟然与我大吵大闹，全然不讲道理，每天不得平安。父亲对于我们的家事从来不加干预，但外子每天的吵闹使得全家不安。他以为，他才是一家之长，大家都要听他的。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其实也是中国的传统。在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时，外子在产房门口听说是个女孩转头就走了。我被医生推出产房以后没有人管，躺在推行的床上在有冷空调的房间待了两个多小时。幸亏我的大女儿在病房找不到妈妈，找来找去找到了这里。我叫大女儿去找爸爸，才把我推回了病房。当夜，我觉得浑身发冷，就跟外子说：“怎么这么冷？”这话被楼上的医生听见了，马上跑下来给我打了针并吃了药。医生对我们说：“产后发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想，外子之不管我，也就是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在加拿大也是男女不平等，结了婚的女子在自己原来的姓氏之上都要冠以夫姓，所以我就只是Mrs.Chao。当我到温哥华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后，我就开始办理把家人接过来的手续。大女儿言言最能干，自己申请转学，就从密西根州立大学转到U.B.C.大学来了。小女儿也没有问题，我替她申请了一所中学，拿到入学许可，她也就可以转过来了。只有外子成了问题，他既不是学生，也没有工作，我申请他以我的眷属身份过来，不料那位移民官说，男子才是户长，你是他的眷属，他不能以你的眷属身份过来。幸得亚洲系的蒲立本教授给了他一个“研究助理”的名义，他才能够以这个身份过来了。他因此非常得意，觉得他才是一家之主，所以他要买这一所房子我就要服从他的决定，然后以我的工作为抵押去申请房屋贷款，每个月由我的薪水中支付归还本金和利息。而且当时结了婚的女子，在学校工作中也都是以丈夫的姓相称呼，于是大家都称我为Mrs.Chao，叶嘉莹就不见了。父亲只希望家中不再吵闹就好，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39街来了。本来距离39街不远的41街也是一条大街，我每天就搭乘41街直通到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去上班，只是老父亲却失去了像以前住在七街时每天自己出门到九街闲逛的乐趣，因为39街的住房要出去须要从楼上经过那一条旋转的铁梯才能出门，极为不便。所以父亲就只好囿居在楼上，由我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些英文书来供他消遣。父亲仍习惯于做翻译的工作，曾经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一篇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所写的文稿，内容是介绍17世纪时西方到中国来传教的两位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事迹的。此稿译成后，我曾经寄往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希望能够在台发表。很久以后才得到他们的回音，说不准备刊出，但他们却把父亲的原稿遗失了，退寄回来的是他们重新抄录改订过的手写稿。所以我虽然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很好，却连一张父亲的手稿也没能保存下来。本来，父亲第二年在温哥华过年时曾经给我的小女儿写了一首小诗，不过那时在我温哥华的家中没有写毛笔字的纸笔，父亲是用圆珠笔写在一张普通白纸上的：

　　凡是谋生须自立，岂能事业总因人。如花岁月应珍惜，常思母爱慰亲心。

　　因为诗是写给小女儿的，我就把父亲的这首诗仍交还给小女儿了。我叮嘱她要把这张外公亲笔写给她的诗好好保存，而我自己也到学校用复印机把父亲写的这首诗做了复印保存起来了。多年来各处流转，我都保存着这一纸复印的父亲的手迹。谁料想复印的墨迹不能长久保存，现在这一纸复印的字迹早已经模糊不清了，而我交给小女儿自己保存的那一纸原件，她也已经找不到了。至今写到这些往事，我都觉得对父亲有很多愧疚。而最使我难过的是，抗战胜利后父亲第二次回家探亲时，我正准备远赴南京去结婚，父亲当时可能有很多感慨。就在我临行前不久，父亲亲笔写了纪念我母亲的八首悼亡诗。我把父亲的诗装了一个框架放在母亲的遗像前面。那时古老的北平还没有复印技术，而我忙于整理行装，也未及抄录下来。而且我自己曾以为，去南方举行婚礼以后很快就会仍然回到北平我的老家来。谁料想到，国民党败退得竟如此之快。父亲在我南下结婚后也很快就回到上海的航空公司去了，当我与父亲再次在上海相见时，那已经是国民党改革币制失败以后的危亡前夕。外子的工作单位把眷属们先行撤退，从此以后我就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等到我与父亲再次在台湾相聚，前尘往事都已经恍如隔世渺不可寻。不仅我不再记得父亲的诗句，父亲自己也已经不复记忆了。这是我最为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的一件终生憾事。

　　现在再回头叙写我们搬到39街以后的事。搬过去以后，大女儿言言首先提出了异议。她说那个由地下室改成的客厅只在厕所边上留下了两个小房间给她们姊妹居住，妹妹还在读中学课业不多，可以到楼上餐厅的大桌子上做功课，只有睡觉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而她在读大学，需用的参考书很多，作业也很多，她提出要搬到学校宿舍去住。我只好同意了大女儿的请求。至于给父亲住的，则只有楼上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本来是原房主放洗衣机和干衣机的房间，父亲没讲一句话就住进了这个小房间。而外子所看中的要留给自己住的那间大卧室，他却于搬进去以后不久，就离开温哥华到西雅图去了。那是因为，严复的长孙女严倚云博士当时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她给我来了一封信，想要邀我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去教书。华大比B.C.省大学有名得多，待遇也好得多，但是我婉拒了她的邀请，因为加拿大的亚洲系对我不错，我既然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终身聘约，而且我的老父亲和两个女儿都已经定居在温哥华，我不能再带着全家过飘转各地的生活了。但在婉拒了严女士的邀请以后，我却推荐了外子赵君到西雅图他们的学校去教华语。我介绍说，外子曾经在台湾教外国人华语，也曾经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教过华语。严女士很热诚，就给了他一年的聘书，他就到华大去教华语了。外子离开温哥华不久，温哥华的公共汽车发生了大罢工的工潮。我不能搭公车赴校，只能站在41街的路边上伸着大拇指等待搭便车。好在这原是一条通往B.C.大学的要道，上午到学校去的师生很多，他们知道公车罢工，经常都会停下来接引搭便车的人上车。如此过了一段时间，公车的司机一直不肯复工，而那一年的天气特别冷，圣诞节以后连降了多天的大雪，在路上等车很不方便。就有亚洲系新来的一位教授王健博士（Dr.Jan Walls），他早年是蒲立本教授在美国教过的学生，他的夫人名字叫李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一位女士，现在随她丈夫也来到B.C.大学教华语。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热诚，就提出了每天到我家接我的建议。从此我就搭他们的便车赴校，每天八点多出门，下午五点多再搭他们的车回家。温哥华本来冬天就天黑得早，何况下着大雪。有一天当我搭车回到家中后，看见父亲与我的小女儿祖孙二人正坐在客厅的餐桌边等我回来做饭。我把书包放下就去做饭，父亲看到我回来放下了心，就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休息了。等我把饭做好去请父亲出来吃饭时，父亲一起床，就开始呕吐。我赶快扶父亲到厕所，父亲坐到厕所中就不断呕吐，以后忽然就昏迷了。我当时人地生疏手足无措，不知怎样是好，只好再打电话向王健夫妇求救。王教授真是既能干又热心，他立刻赶到我家，叫了救护车，送父亲到温哥华最大的总医院（General Hospital）去抢救。父亲一直昏迷不醒，王教授和医院的人都说，你留在这里无益，回家去吧，家中还有小女儿一个人在等着吃饭呢。因为如前所叙，自九月开始，外子就到西雅图去了，现在我陪父亲在医院，小女儿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王教授都劝我先回去，明天再来看望，而且当时我如果不搭王教授的车回去，在大雪中就根本无法回去了，何况第二天我还要去上课。于是王教授就送我回家了。次日上午，王教授夫妇又来接我去学校上课。下课后我要去医院看望父亲，大雪中叫不到出租车（因为出租车在大雪中也都停了工），只好伸拇指搭便车，但大学没有直达医院的路，每次只能辗转换搭好几次便车才到达医院。幸而医院对父亲照顾得极好，父亲住的是一间宽大的单人病房，护理的人每天给他注射营养液，也每天为他擦身体和做按摩。这其间，我也曾多次带小女儿一起搭便车去看望父亲。父亲一直不能开口说话，但有时候目光会随着她转动。我想，父亲要叮嘱她的，可能就是他发病以前不久写给她的那首诗了：“如花岁月须珍惜，常思母爱慰亲心。”就这样，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最后安然逝世。我为父亲在温哥华的“海景墓园”（Ocean View Burial Park）选了一块极好的墓地，周围都是花木，还有喷水的水池。当父亲的骨灰下葬时，我内心真是万分悲痛和愧疚。我最难过的是，自从1948年渡海迁台以后，我身边就只剩下父亲是我唯一的亲人，父亲也只剩下我这最被他疼爱的女儿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们本该父女相守，我要好好地奉养父亲才是。谁料想我自抵台以后就身陷苦难之中，而且当时的台湾交通极为不便，从左营到其他城市，除了一条纵贯铁路之外根本没有公路，所以既无公共汽车，也没有人力车和出租车，而纵贯铁路上的火车处处停靠，开得像电车一样的慢。从左营海军军区走到火车站，也是一段遥远的路程，从彰化火车站走到彰化女中虽然没有那么远，但我要抱着孩子提着行李走这一段路也不容易。何况，我还身陷白色恐怖的苦难之中，因此一直不能在父亲身边照料他的生活。我之所以在前面历历叙写我的苦难，正是因为我内心对父亲深怀愧疚。当我们只剩下父女两亲人时，我对父亲不但丝毫没能尽到孝养的心意，还给父亲增添了许多担心忧虑，甚至接父亲到温哥华以后，我也没能好好地尽到孝心。而今父亲弃我而去，故乡北京又正在“文革”之中，我与两个弟弟已经有二十多年不能互通音信了。我知道父亲比我更怀念故乡和我的两个弟弟，但我却使父亲埋骨他乡。墓地再好，也无法补赎我对父亲的歉疚。当时我曾写了题为《父殁》的一首五言律诗：

　　老父天涯殁，馀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如前所述，我深知父亲是关怀祖国思念家乡的。当父亲到了温哥华以后，可以从报纸和电视上得到不少祖国的信息，而且那时B.C.大学有不少从港台来的留学生，他们在放映一些大陆的影片时，常常会开车来接我父亲和我一同去观看。有一次他们找到了一卷内容是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放映，父亲看得非常专注和认真。我想，父亲当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献身于开拓祖国航空事业的工作，从民国六年（1917）进入航空署开始，到民国十七年（1928）进入与美国莱特公司合作的中国航空公司，历经在艰苦的抗战中与美国飞虎队的合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公司迁回上海，又于1949年迁到台湾，直到航空公司解散，他是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服务最久的一个人。他一生所期盼的，就是祖国的强盛。当他看到中国自己居然可以制造出原子弹来，其兴奋和激动是可以想见的。不过父亲仍然并没有在言语中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我想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父亲的性格与修养，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顾及我对当年台湾白色恐怖的畏惧。

　　父亲是1972年2月去世的。而在父亲去世以后不久，我就见到了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的消息，于是立刻试探着给老家北京的弟弟写了一封信。我弟弟当时是农大附中的一个教师，忽然收到了二十多年不通音信的姐姐从加拿大寄来的信，就拿着我的信去向校领导请示，得到校领导的同意，才给我写了回信。收到回信，我就开始办理回国探亲的申请，终于在1974年达成了回国的愿望。第一次回国，在极端兴奋之下，我曾写了一首长达1800余字的长诗《祖国行》。所可惜的是父亲竟然就在两年前去世了，终于没能在有生之年回到祖国来与儿孙团聚，这是我心中一个极大的遗憾。我想父亲的遗愿一定是归骨故乡，于是我就在第二次再回国时把父亲的骨灰装在一个瓷坛中运回了北京的老家。那时我家的祖坟早已不存在了，家人就把父亲的骨灰寄放在了万安公墓。谁想到后来家中连遭不幸，先是我的大侄子叶言枢于1995年3月14日因直肠癌去世，我的弟妹杭若侠也于同年8月6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大弟叶嘉谋自从1985年患脑溢血留下半身不遂的疾病，卧床多年后，于2007年去世。于是我的小侄子言材就和我商议，要在北京找一个墓园把家人都安葬在一起。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就委托他在北京万佛华侨陵园安排把家人都按次序各立碑铭集中葬于此一墓园中了。我的母亲去世最早，原葬于北京香山的祖坟，20世纪50年代被国家征用，此地现在已经成为了北京植物园的一部分，母亲的骨殖早已无存。我们只好拿母亲的一张照片放入父亲的骨灰罎中，在碑文上记写了父亲和母亲两人的名字立碑合葬。我本来还有一个小弟嘉炽，也早已于1997年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结婚后与小侄子言材不常往来，因此没有能与她联系，据说他们已经另外在别处安葬了。

　　以上是关于我的父亲之生平的简单的记叙，其中所叙写的我的一切不幸的遭遇，都包含有我对父亲的歉疚。父亲最疼爱我最关心我，而我不仅未能侍奉父亲尽到自己的一点孝心，反而使父亲为我担惊受怕。而最使我难过的是，我把父亲接出来以后，竟然不能保护父亲使他过安乐的生活。本来如我在前文所写，我曾经在父亲到来以前就买了一所有四个卧室而且交通方便的房子。父亲到来以后，正值西方的耶诞节，邻居们家家户户装点着灯光美丽的圣诞树，两个女儿对此颇为艳羡。于是我就在房子的客厅中也装饰了一棵圣诞树，并为家中的每一个人都买了圣诞礼物，包装好放在圣诞树下，准备明天与全家一起快乐地度过这一个在加拿大全家团聚的圣诞节。我装饰好了圣诞树，就回卧室去休息。谁想到外子却突然于夜半起床，到客厅把圣诞树整个拆毁了，我给每个家人准备的圣诞礼物散落了一地。我不敢与他争吵，恐怕惊动了父亲，就默默地把房间收拾干净，第二天把礼物分送给每一个家人，当然也有外子赵君的礼物。我当时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父女接受的都是旧文化中诗礼传家的教育，对这种横逆之人都无计应付。我是父亲最钟爱的女儿，而我接父亲出来以后，却不仅没有能够侍奉他安乐地度过晚年，反而使他为我受了不少委屈。这是使我对自己终生不能原谅的一种罪疚。

　　附记：外子赵钟荪生于1918年，卒于2008年，离世前住于安养院。有一天女儿言慧去看望他，他自己有所觉悟，哭泣着承认自己做错了事情，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安养院中本来每天都有营养的食物，有时候他想吃一些安养院里没有的食物，我就在家里做好给他送去。有一次，当我按平常习惯给他送去食物时，他忽然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想，他以为我会对他说一些埋怨的话，但是我没有，我说我没有什么话说。于是他就伸出手来，我也就伸出手来与他相握。他知道这是我表示对他的谅解。他去世以后，我写了三首诗，其中有一首写的是：

　　剩凭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此处所记只是当时发生在我父亲身边使我非常难过的一个历史事件。现在，我对外子已经没有丝毫的怨怼之心。

　　外子在西雅图教了一年华语后未被续聘，又失业回到了温哥华，于是B.C.大学亚洲系的蒲立本教授为他安排了一个在夜间部教广东人说普通话的工作。他的学生大多是香港来的家庭妇女，外子有时在家中邀请她们吃饭，我就完全以赵太太的身份招呼接待。大家都称我赵太太，没有人知道我在大学教书。后来有一次B.C.大学对外开放，亚洲系也对外开放。他的学生们到亚洲系来参观，找不到他的办公室，只见到我的办公室，于是大家对我逐渐改了称呼。不知何时开始，所有亚洲系的师生都不再称呼我赵太太，而变成了赵教授。这其间，我除了在B.C.大学亚洲系教课以外，哈佛大学的海教授每年暑期都邀我去与他合作研究。除了我协助海教授翻译陶诗以外，海教授也非常热心地协助我翻译了很多篇我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文稿，更经他介绍，都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了。此外，我还利用B.C.大学五年一次休假的机会，不仅到国内各地讲学而且更在国内发表和出版了很多著作，都用的是叶嘉莹的本名。所以，B.C.大学的师生对我的称呼终于从赵教授改为叶教授了。每年B.C.大学亚洲系展出研究成果时，我总有一些新书和论文出版。直到1989年我65岁从B.C.大学退休，立刻就被台湾的清华大学邀请去做了客座教授。有一天，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陈万益院长忽然拿了一封从加拿大B.C.大学寄来的挂号文件，拆开一看才知道，原来是经过B.C.大学的提名推荐，我当选了皇家学会的院士。这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幸事，因为在加拿大的皇家学会中虽然也有华人院士，但他们大都是理工科的学者，而华人在国外西方学术界以中国古典诗词而得到院士之荣衔者，我竟然是唯一的一个人。我想，父亲从我小时候就教我读英文，希望我能够开拓眼界，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没想到我竟然在因为历经种种现实的逼迫不得不用英语讲学和评阅英文论文的艰苦磨砺中取得了成果。更幸运的是我恰好赶上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正是西方各种新学说新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而我的天性喜欢学习，所以除了用英文教书和评阅学生论文以外，我也去旁听了不少B.C.大学的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哲理论的课程，也自己读了不少书。当我被台湾清华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时，也同时旁听了一位留法的学者于治中先生所开设的法国女学者茱丽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的《解析符号学》的课程，并用她的理论对词的美感特质开拓出了一条新的理论途径。我之所以叙写这些研读的成果，是因为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读过欧阳修所写的一篇《泷冈阡表》，在这一篇文章中欧阳修曾经历叙其平生所经历的艰苦患难之生活，而终以自身之刻苦自励，能够以其所成就者告慰于他的父亲。我当然不敢以欧阳文忠公自比，但是回想起从我幼少年时代父亲对我的教导和期望，他一直勉励我要把英文学好才可以开拓眼界。父亲对我的教导和期待，正与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对我的教导和期待不谋而合。我曾想，如果不是艰难困苦的遭遇把我逼上了不得不学习英文以求养家餬口的道路，我一定不会主动去刻苦学习英文的。我还记得父亲对于外子的批评，说他学无专长。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是嫁给了一个学有专长的人，我可能就会牺牲自己，尽力协助有专长的对方去有所成就，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只可惜父亲只见到了我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在这一方面我对于父亲可以说是终生负疚，所以现在也略叙一下我在历尽艰苦之后的一点小小的成绩，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希望告诉父亲，他的不孝的女儿在他生前没有能够对他尽到一点孝养的心意，现在只好冀望以自己平生历尽艰苦所得的一点小小的成果来祭告他；希望使父亲知道，他的女儿终于没有使他的教诲和期望完全落空。

　　还有一点我要向父亲报告的，就是自从1978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祖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立刻就给国家教委写信提出了自费回国教学的申请——所谓“自费”不仅是我自己负担旅费，而且我也不接受国家任何学校的报酬。1979年春天我得到回信，国家教委接受了我的申请。于是我立刻就从温哥华飞回北京，开始了我回国教学的旅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四十年之久了，祖国各地高校大都留有我讲课的足迹。我的意愿，是希望以古典诗词的讲授来填补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断层。在2012年6月，当中国各大学都已放暑假，我也回到加拿大去度假时，却忽然接到了国务院聘我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的一封来信，我竟然是以外籍华裔被聘为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的唯一的一个人。想到父亲当年要以自己的所学来报效国家的愿望，我想，倘若父亲在天有灵，听到了此一消息，一定也会感到一份欣慰吧。

　　最后，我要回到这一篇文稿的本题。这篇文稿原来是《叶廷元译著集》一书的《代序》。父亲于少年时代考入了北大英文系，就是因为有见于中国国防之落后，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凌。他以为，建设航空事业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所以才从事于对西方航空事业的研读和译介，一生所做的都是为中国航空事业奠基和开创的工作。而且以他中英文两方面专长的能力和正直诚笃的品格，自从进入航空事业以来一直得到所有工作人员的尊重和信赖。所以，从航空事业拓荒时代的编译，到航空公司成立以后的秘书，到他最后担任人事课长，甚至一直到今日，西雅图波音公司的华裔人员仍然对父亲非常尊敬，因此在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曾经给予我大力的协助。至于其他各地的亲友、学生亦多有惠寄有关我父亲的资料者，来源繁多不及备载，略记其重要者如下：

　　1.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

　　2.《空军制胜论》民国三十三年（1944）航空委员会出版

　　3.《中国航空公司史料汇编》民航总局史志编辑部1997年（北京）

　　4.英文资料（西雅图波音公司唐克先生惠寄）

　　5.叶廷元译著目录

　　6.相关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