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世龙

　　会议综述

　　珍惜鲁迅遗产拓展研究领域
——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暨“鲁迅和他身后的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夏世龙

　　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暨“鲁迅和他身后的中国”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9日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由乔以钢教授主持，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洪教授代表会议东道主致辞；国务院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代表来宾致辞。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出版等单位的专家六十余人莅会，就鲁迅研究中多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研讨。

一鲁迅精神的历史际遇

鲁迅精神的历史际遇是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李新宇（南开大学）认为，既然是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年，就应该考察和研究他的身后形象、历史际遇和实际影响。鲁迅身后八十年的际遇是怎样的？鲁迅是怎样被选择和怎么被传播的？实际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李新宇在开场白中首先作了简单回顾。他指出，鲁迅逝世之后，地位迅速上升，几年时间就成为了“现代圣人”，并且有了“三个伟大”。但在事实上，鲁迅的精神遗产并不完全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所以就有了一个鲁迅形象再造工程，这个工程却进行得很不顺利。鲁迅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即使在“文革”十年中，他一面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旗帜，在理论上支持了姚文元、梁效、初澜等，另一方面却又滋养了一大批优秀学人。改革开放以来，围绕鲁迅有种种非议：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有人认定鲁迅是不稳定的因素；鲁迅宣告几千年的历史“吃人”，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甚至教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直接造成了传统断裂；一些以先锋自居的年轻人，也把鲁迅看作一块“老石头”，急于搬掉它；一些民族主义者则把鲁迅称为“汉奸”……这些问题，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研究。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鲁迅逝世之后这八十年，曾被误解和曲解，种种现象值得深思。但是，鲁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刘川鄂（湖北大学）认为，近三十年来很多学者是从研究鲁迅开始学术生涯的，但最近一些年鲁迅研究趋向淡化。这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他强调中国人精神的现代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鲁迅的精神在知识分子当中是部分存活的。关于鲁迅形象再造问题，他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关于鲁迅生平研究，尤其是关于鲁迅晚年研究的最佳时机。面对当下种种精神乱象，提出我们应该广泛吸取鲁迅的精神资源，比如鲁迅如何对待奴性、怎样看待历史等。鲁迅仍然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些精神乱象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精神武器。我们应该接着鲁迅的言说继续言说。谢泳（厦门大学）就鲁迅的独立精神做了阐述。他认为如果鲁迅独立性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资源，知识分子在日常行为上应该有所体现。他以钱钟书和陈寅恪为例，对其独立性进行了论述。他提出学习鲁迅不要赶时髦，而是应该坚持知识分子应该有的那点东西。他还指出，20世纪80年代过去以后，一些受鲁迅精神滋养的人发生了转变，这种现象令人困惑。

　　就鲁迅精神历史际遇的相关话题，有学者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绕不过去的一个巨大存在。鲁迅是我们的精神之父。不管是做精神之父的孝子还是做他的逆子，我们对鲁迅加深理解和认识是有必要的。但鲁迅遗产也有因时制宜的问题，现代文化要有它的多元化。张福贵（吉林大学）也认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多元性、多样性。他强调鲁迅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共同的东西，是当代文化的一个支点，是我们共同话语的一个平台。他还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提出人的生存其实往往不是如人所愿。鲁迅对独立人格的坚守是有强大的经济后盾的。我们应该给无害的平凡或无害的平庸存在的空间。

二鲁迅与启蒙话题

启蒙问题是这次会议多位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陈洪（南开大学）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在鲁迅生活的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又可怜又可悲。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开始了学术生活和抗争生活。鲁迅当初面对的问题仍然在现实中存在，因此无论从学术的立场，还是从社会现实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更好地研究鲁迅，让鲁迅研究和鲁迅话题对中国产生更大和更积极的影响。张福贵（吉林大学）认为，“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在当代人类思想极度分化的状态下，他建议应该将鲁迅当作言说的工具和言说的权力。鲁迅研究已经走出了国门，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他认为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鲁迅学人的思想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相对其它学科专业而言特别接近，在启蒙主义的坚守、改革开放的信念、中国社会人性的改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上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在鲁迅的旗帜下，鲁迅学人的心是相通的。

　　夏中义（上海交通大学）从现实感触出发探讨了启蒙问题。他认为鲁迅最大的痛苦是他所从事的启蒙事业里面有一个“俄狄浦斯”陷阱。这是因为启蒙不仅仅取决于启蒙者，还取决于被启蒙者本身的意愿。被启蒙者的意愿又分为愿意被唤醒的和不愿被唤醒的。他指出，假如鲁迅看到这一点，那么启蒙使命就不仅是公共性的、神圣的，也应该是有选择的。问题是鲁迅把自己的启蒙变成了一个普及性的事业，对不愿意醒来的人也要启蒙，所以他非常痛苦。由此，夏中义提出对于不愿意醒来、不愿意接受启蒙的人，启蒙者最好不要落入这个陷阱。他还从有选择的启蒙这一角度解读了钱钟书，认为钱钟书也是启蒙者，但他的启蒙是有选择的，是用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启蒙困境。但是，我们还是不应放弃启蒙的使命，要坚持现代立场和现代价值，用鲁迅的精神资源来应对各种精神乱象。王彬彬（南京大学）说，听了夏中义老师的发言，想到三句话：一是你不要试图去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二是蓦然回首，发现当年的小伙伴们都成了脑残；三是启蒙不要死缠烂打。向继东（广东人民出版社）从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差异谈起，认为知识分子还是要坚持启蒙立场，珍惜自己发言的权利。他说，我有一个微信群，都是80年代的家乡朋友，二十几个人，40至65岁之间，我喜欢转发一些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结果受到猛烈的批评，那些批评比五毛还五毛，因为都是老朋友，我没退群，可是不再发言。他不赞同夏中义的看法，认为对那些不愿醒来的人，也还是要启蒙，不管有用没用，还是要说，白说也要说。因为你不说，就永远没有希望。中国还是需要有人说话。只要还有说话的空间，就要说。周海波（青岛大学）的发言探讨了鲁迅启蒙思想实现的途径。他以《阿Q正传》为例，分析了作家写作与读者阅读错位的问题，讨论了阿Q形象及其群体的现实存在问题。他认为鲁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笑的人物、一个轻松的文本。鲁迅对笔下的人物寄予了悲悯，表现出一种批判意识，发人深省。可惜的是，阿Q恰恰不读书也不看报。

　　对于启蒙的问题，张铁荣（南开大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鲁迅是知道大多数人不易启蒙的，鲁迅知道自己承担了一个不能承担的工作。

三鲁迅的形象研究

对鲁迅个体形象的考察，是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关注点。王彬彬（南京大学）以“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对鲁迅一生的影响”为题做了细致考证。他从鲁迅跟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的密切关系讲起，认为鲁迅无论是否在组织上参加过光复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都是认同光复会的。当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领导人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鲁迅是站在光复会一边的。后来，同盟会刺杀陶成章，以及在各地迫害光复会会员的行为更让鲁迅无法认同。王彬彬认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争斗对鲁迅终生产生了影响。鲁迅与蒋介石政权的对立、对章太炎的热爱以及对蔡元培的不敬，都在一定程度上跟光复会与同盟会之争有关。贺仲明（暨南大学）就后期鲁迅的问题做了探讨。他首先从文化启蒙和实践启蒙谈起，提出鲁迅在1927年之后对制度的怀疑和批判加深了，这导致鲁迅的批判重心有所转移，从对国民性的批判、对大众愚昧的批判转移到对现实的批判。其次，他探讨了鲁迅为什么不再写小说的问题，认为鲁迅晚年转向杂文，跟鲁迅的思想转变有直接联系。一方面，鲁迅对文学的有效性有所怀疑，对文学的功利性有所质疑。另一方面，鲁迅并不认为选择杂文是不对的。鲁迅是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作家。于是，鲁迅在杂文写作中充分实现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又不会损害鲁迅内心对文学的尊重。后期鲁迅的转变既有鲁迅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时代的因素。

　　傅国涌（杭州自由撰稿人）首先借用布罗代尔的时间概念将鲁迅放到个人时间、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里来考察。个人时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有限性限定了一个人作为的有限性，鲁迅也不例外。但是，鲁迅延伸到了他的精神生命，延伸到了他的身后。从1936年到2016年，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大的变动。在这些变动当中，鲁迅无论作为被利用或被靠近的符号都在场。因而，鲁迅也属于社会时间。鲁迅作品表达出来的那些宽度和深度已经波及到整个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众生。鲁迅也就深入到了地理时间之中。在地理时间中，鲁迅可以进入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谱系。因此，我们可以跟同时代的世界级作家相比，探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傅国涌提出，鲁迅在青年时代是进化论信奉者，后来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并对乌托邦理想有所认同。他指出中国的史观一直是向后看的史观，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史观发生转变成为向前看的史观。除此之外，人类文明史上还有一种向上看的史观。傅国涌还探讨了鲁迅的性格，表示他喜欢鲁迅又警惕鲁迅。因为他认为鲁迅的身上有戾气。鲁迅对国民性格的批判也是自身性格的投影。鲁迅在对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批判时没有把自己看作庸众的一员，也没有把自己从传统里切割出来，而传统文化又缺乏包容的、悲悯的、饶恕的价值因素。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老是埋怨本国子民，而应该为他们提供新的东西、新的语词和新的言说。傅国涌承认鲁迅是具有创造性的个体，同时认为鲁迅是一个病体，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病休，中国也是一个病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鲁迅就要理解中国这个病体。正因为这样，鲁迅对人性的洞察、对制度的洞察以及对中国历史的洞察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鲁迅塑造的文学形象高度概括了中国现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具有无限的张力，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以“木心眼中的鲁迅”为题发言，提出虽然木心与鲁迅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人，但他们之间有着文化通约。他认为木心和鲁迅都是骨子里的悲观主义者，木心对鲁迅的肯定是建基于发现了精神镜像和对文体的追求之上的。

　　针对鲁迅形象的讨论，张福贵（吉林大学）指出进化论作为一种历史进化观，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提出对于庸众的批判是近代以来整个人类思想文化中共同的价值取向，认为鲁迅的个性意识、个人意识、精英意识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中最宝贵的一种资源，也是最欠缺的一种资源。张铁荣（南开大学）就史观问题、批判庸众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应该从鲁迅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研究问题，鲁迅并非只批判别人而不反省自己，事实上，鲁迅剖析自己时并不留情。刘家鸣（南开大学）以“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思考”为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鲁迅对革命开始时希望大，最后未免失望。他指出鲁迅革命的要求和理想是立人，把中国人从奴隶变成真正的人，即自由的、独立的、思想开放的、自尊的和自信的生活的人。

四鲁迅、胡适及其他

与会专家还就与鲁迅相关的其他论题展开了讨论。智效民（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提出鲁迅与胡适都是当时了不起的思想家，认为他们身上都有我们需要的思想资源，所以都值得珍惜。徐庆全（原《炎黄春秋》主编）从政治场域的角度分析了鲁迅成为文化旗手的各种因素。他提出，鲁迅有一个政治场域，鲁迅形象就处在这个无所不在的政治场域之中。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和周海婴也处于这个政治场域之中。这种场域决定了鲁迅身后的种种际遇。朱献贞（曲阜师范大学）以电影《鲁迅传》的相关资料研究为切入点，认为其中隐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他提供了鲁迅接受史上值得关注的史料，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专家们还就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性格、如何评价胡适和鲁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踊跃发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孙郁（中国人民大学）针对如何评价鲁迅杂文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鲁迅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文章家。鲁迅的小说是一流的。鲁迅的杂文也是鲁迅智慧的体现，表现了鲁迅对历史的判断、感受力，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王彬彬（南京大学）认为研究者没有必要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他提出鲁迅的根系深深扎在中国历史之中，鲁迅揭露了满是血泪的中国历史。李新宇（南开大学）认为把鲁迅与胡适对立起来研究是一个误区，研究者应该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使之互补，而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因为从知识分子建设的角度看，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是不可或缺的资源。

　　会议的最后，王得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孙郁（中国人民大学）作了总结发言。王得后将鲁迅研究分为三个时段：鲁迅活着的时候是前天；鲁迅逝世以后到1976年是昨天；1976年到现在是今天。他认为，第二个时段的鲁迅研究是一言九鼎，是权威时代，强调思想斗争。今天已经是第三个阶段。对于这次会议，他发表了几点感想：一是低调、朴素而有学术勇气。不请外宾，不搞花架子，实实在在研究问题。二是会议视野开阔。参加会议的代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东西南北中，几乎都有人参加，“仅比1981年的会次一点”。三是参加会议的专家许多不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甚至谦虚地说自己对鲁迅没有深入研究，但这不是问题，因为要研究的是鲁迅身后的文化。多专攻就成了优势。四是众说纷纭，精彩纷呈。1981年的会有许多限制，连象征主义也不能直接说。这次会就完全不同了。孙郁对王得后先生的发言做了补充。他指出：我们的个体经验是二战以来形成的，是建立在二战经验基础之上的，而鲁迅具有的是一战经验。研究鲁迅时要考虑到一战与二战两者在经验上、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同时，应该注意到一战之后，知识分子向左转是普遍现象。这是因为那时的西方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在对鲁迅进行研究时，要具体考虑到社会环境、当时的语境等因素。他还提出了“小鲁迅”和“大鲁迅”的问题，认为研究鲁迅既可以研究一些细节问题、局部问题，更要研究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鲁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大鲁迅”，不能让局部问题研究掩盖了“大鲁迅”的研究。他还指出：质疑鲁迅的人多是在列宁话语之下进行操作的，但鲁迅并不是列宁主义者。鲁迅承认人是有限的，我们也是有限的。但鲁迅的思想能给予个人通向无限的可能，研究者的相互交流也有抵达无限的可能。

　　（夏世龙，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