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儒

　　“反对隐喻”之后
——对疾病隐喻的一种文化反思

　　陈新儒

　　自从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此概念以来，疾病隐喻便一直备受各方争议，是人文医学、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研究等领域所关注的学术热点。然而在当前的价值判断领域，桑塔格所建立的对疾病隐喻“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二元思维已非上策，我们至少还应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的反思：疾病隐喻的来龙去脉及其文化定义，疾病隐喻何以成为一种神话修辞，以及疾病隐喻在当今社会语境下有何新的意义和影响。在疾病隐喻无处不在却又泛滥成灾的今日，人文医学与文学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或许能够为学界正确看待并利用疾病隐喻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

　　疾病隐喻疾病叙事文化研究祛魅与返魅

引言

“那能够表达哈姆莱特的滚滚思绪和李尔王的悲剧的英语，却没有词汇去描绘寒颤和头疼。最单纯的女学生陷入热恋时，都有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句为她倾诉衷肠。可是让一个病人试着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疼，语言立即就变得干巴巴的了。没有任何现成的词句供他使用，他被迫自己去创造新词，一手拿着疼痛，另一手拿着声音。”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石云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04页。正是这些饱受病痛煎熬的作家们首先敏感地通过文学思维觉察到，疾病绝非像表面看起来仅仅属于医学范畴的事实问题，至少在修辞层面上，它还深刻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伦理生活，乃至对整个时代文化的导向作用，成为时代文化的一种症候。桑塔格在1979年所发表的长文随笔《作为隐喻的疾病》以及十年后发表的《艾滋病及其隐喻》（日后结集出版为《疾病的隐喻》，英文名为Illness as Metaphor&AIDS and Its Metaphors），用雄辩的笔调旁征博引，首次让世界看清疾病隐喻被严重低估的文化影响力，开创了关于疾病的文化研究的先河，也为我们从美学价值和现实关照两个学理层面同时提供了关于疾病隐喻的新的思考方向。

一对疾病隐喻的发生学考察

要跟上桑塔格的思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她在文中所指的“隐喻”（metaphor）一词究竟所指何物。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在《艾滋病及其隐喻》一文的开头，她便对自己所使用的隐喻做了一番界定，即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定义：“以他物之名名此物。”①［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英双语版桑塔格文集》，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实际上，隐喻一词在汉语中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所指的应为广义的“喻说”方式。根据维柯在《新科学》中的说法，喻说方式一共包括提喻、转喻、隐喻和反讽四种类型，“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提喻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物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提喻和转喻就发展成为隐喻”②［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页。。具体而言，我们可以简单给这四种方式做一个分类：提喻是部分代指整体；转喻是相邻事物意义的转变；隐喻是相似事物意义的转变；反讽是表面意思和实际意义恰好相反。《疾病的隐喻》中所指的“隐喻”，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以上四种不同的修辞。维柯认为，原始先民思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而修辞的广泛运用则是这一特征的自然展现，也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方式。通过回顾疾病隐喻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从发生学角度找到关于它的两个基本来源：对疾病来源及其带来的灾难的未知恐惧，以及对病因和症状在美学与道德上的价值判断。

　　作为驱除痛苦的本能，医学的最初观念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③［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程之范、甄橙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4页。，于是对疾病的认识也是从超自然的观念开始的。人类对于自然的观察成为了医学最初的形态。当观察鸟兽添伤口、清洗患处以及食用一些草药时，人类逐渐发展出对于外伤的理解和医治能力，而对于观察不到的内伤，以及有关新陈代谢等生命变化的现象，人类则只能把他们归于超自然的神力范畴。早期崇拜中的树木崇拜，即源于对植物的疗效崇拜。在原始人类本能表现出的对于未知领域的惊奇和恐惧中，巫术医学逐渐取代最初的经验医学，关于疾病的最初隐喻便得以生根，这一点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中均能找到证据。在他们的想象中，“病人或恶人能发出致病的有害体液”④［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第19页。，相信超自然力是疾病的原因，并身怀畏惧之心，即会导致与这种力量的对抗与逃避。无论这种力量来自何方，它最终都成为了“恶”的隐喻，巫术医学由此和宗教信仰挂钩，僧侣医学就此产生，疾病被当做神所降给人间的罪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圣经》中几乎找不到关于医生这一职业的字眼，因为在早期基督徒看来，一切经验医学和异教巫术医学都是违背上帝旨意的。尽管在当时，人们真的相信这些疾病之“恶”而并不把其当作隐喻，然而正是在隐喻层面上，对于疾病的种种神秘主义的理解渗透到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里。

　　在许多原始的宗教教义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隐喻被保存下来。《圣经》中的善恶树的隐喻就是其中一例。为了与之对抗，人们往往祈求于咒语和佩戴象征性的护身符作为避开邪恶的方法。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观念在原始思维中等同于伦理意义上的恶，触怒神灵而降罪是古希腊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古希腊时期的人们起初认为所有的神都有致病和使人生病的力量，后来才认为只有其中某些神有特殊的能力⑤［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第109页。。对于阿波罗、雅典娜、阿斯克莱皮斯等与疾病和医学有关之神的崇拜中，疾病的伦理隐喻进一步得到深化。《疾病的隐喻》对古希腊文学中的疾病做了细致的阐述后发现，大量的疾病经由神力转化为伦理意义上恶的象征，成为了人类认识罪与惩罚关系的基石。桑塔格指出，无论是《俄狄浦斯王》还是荷马史诗，疾病被视为神对于人类罪恶的惩罚。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人类世代的更迭便是出于人类有悖于伦常的淫乱与滥交。俄狄浦斯正是因为弑父娶母，才招致全城瘟疫。无论何种疾病，伴随着死亡与痛苦，人类似乎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把它作为不洁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结果看待。而这种对应性关系大量遗存在宗教经文中，罪行与疾病的对应性关系成为了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这种观念直到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时代到来才宣布告一段落，“四体液说”和一系列经典著作反映了他兼具独立的科学头脑和严肃的道德操守，不仅将种种关于疾病的迷信想象破除并还原为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且强调了医生的人文修养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后文还将谈到。

　　然而到了古罗马时期乃至日后神学统治下的中世纪，人们对于医生失去了信仰，疾病一次又一次地流行，巫术和神秘主义再次兴盛，关心医学问题和对病因的研究似乎没有必要，甚而被认为是有罪的①［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第243页。。盖伦等少数医学权威的观点被认为是神圣不可违抗的，“生病等同于犯罪”这样一种疾病与伦理之间的隐喻联系也在教会的思想控制下得到空前的加强。基督徒在治疗病人时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通过不断僵化的教义所传播的医疗观念还是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于疾病的科学认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基督神学的思想体系受到人本主义的巨大冲击，疾病才再次被还原为自然的产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首出现了对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科学区分。文艺复兴时期对疾病的重新认识、对疾病的科学解释以及对其隐喻的努力消除，终于将医学带入科学化的历史轨道上来。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疾病的隐喻经过一千多年的巫术和宗教的强化，早已或隐或显地遍布人类文明土壤的各个角落②在早期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中，包括疾病在内的一切不幸统统被认为是炎严厉的上帝制裁。到了20世纪的非洲部落社会里，巫术对于疾病的认识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神秘的现象依然是恶性疾痛的主要解释模型。参见［美］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0页。。在艾柯看来，隐喻在漫长的创造和解释过程中，逐渐具有了“每当语言的使用者感到有些东西像隐喻一样不能解释时，便使用隐喻”的同义反复特征，针对于此他区分了内涵隐喻和外延隐喻，并认为具有对立性的外延隐喻从语用学的角度在百科全书式的社会文化格局中发挥了功能③参见［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第208页、第234页的相关论述。。正如艾柯所言，疾病的外延隐喻作为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进入了现代性的语境。一方面表现为疾病作为本体隐喻为其他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疾病作为其他现象的喻体，疾病的隐喻借这两种机制运作，在现代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修辞。

二作为神话修辞的现代疾病隐喻

《神话修辞》（Mythologies）是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早期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的书名，也是《疾病的隐喻》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关键术语。在巴特看来，现代符号学意义下的神话“是一个二级的符号学系统。在一级系统中作为符号存在的东西，在二级系统中变成了一个能指，指向一个新的所指……神话将历史转化为自然，将意义转化为形式，这样神话是一种具有劫掠性的语言。在次生系统中，因果关系是人为虚假的。神话是一种在装扮中呈现的自然”④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也就是说，当代许多言说方式都在神话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正如桑塔格所要向读者展示的那样，疾病的“所指—能指”关系链在隐喻的想象中已经破碎不堪，甚至达到了动摇和颠覆这些疾病原本文化意义的严重程度。桑塔格承认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关于疾病的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⑤参见《疾病的隐喻：中英双语版桑塔格文集》第101页以及第91页相关论述。然而，桑塔格并非像她在书中一开始所标榜的那样一味反对关于疾病的隐喻，她所反对的只是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的疾病神话修辞，打破疾病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不可靠幻象。

　　桑塔格选择了结核病、精神疾病、梅毒、癌症和艾滋病这五种最为典型的疾病进行了从历时到共时的细致剖析，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现代关于疾病的八种主要的神话修辞。

　　其中正面的包括：结核病、精神疾病和因病救赎。桑塔格用了最多的笔墨，用大量近现代历史和文学中的实例论证，特别是在19世纪后，无论现实中的结核病人本身有多么痛苦，患有结核病的诗人和诗人笔下的结核病患者总能含有某种魔法般的病态审美感。结核病似乎赋予人类终结自己生命的能力和勇气，常常被作家用来构建灵肉二元对立的叙事神话。然而，随着结核病被医学界不断攻克，结核再也不是致命的疾病，这一点也反映在了文学史的意外断层之中。桑塔格对济慈之死（唯美主义的）和卡夫卡之死（表现主义的）的鲜明对比，不仅分别影射了两个世纪对结核病看法的根本性变化，也暗合了两人迥异其趣的文学风格，结核病的古老神话就此作古。取而代之的则是随着精神分析而出现的大量关于心理的疾病（或者用桑塔格略带嘲讽的用词来说，精神错乱）。因疾病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感会使人（以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倾向于积德行善，这就赋予了其伦理上的正面隐喻。精神疾病接过了结核病的浪漫化隐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心理学同文艺批评的紧密结合，弗洛伊德主义无疑助长了此类隐喻的泛滥。

　　其中反面的包括：梅毒、癌症、艾滋病以及对瘟疫灾难的想象。癌症的隐喻世界，在桑塔格看来是基本和结核病的想象全然对立的。癌症病人出于病因的神秘、病状的丑陋、治疗方法的限制等原因，往往会被扣上“咎由自取”的隐喻帽子，成为癌症的共谋犯，这是人类对于未知恐怖的一种隐喻变体。梅毒则由于其病因带有显而易见的道德评判弱点而曾一度成为比癌症更加邪恶的想象物，它的神话修辞和结核病一样，最终因为医疗手段的进步而逐渐弱化。艾滋病则是桑塔格后来最为关注的关于疾病的反面隐喻，它比癌症更可怕的地方，恰恰在于其病因明显带有更强烈的道德评判意味，这层意味又在信息爆炸的媒介时代被无限地放大和扩散了。此外，在等待艾滋病检查结果的过程中会给人带来更大的恐惧，因为再早知道结果也无济于事，不可逆转的潜伏性给艾滋病带来宿命论的隐喻。艾滋和其他众多疾病的紧密联系，更是加深了它的“万恶之源”色彩。关于艾滋病的恐慌隐喻会带来社会道德感的提升，却同样会带来种种荒诞不经的谣言和伦理漏洞，这也成为疾病隐喻永恒的二律背反。桑塔格认为，已经沉寂多年的关于瘟疫的隐喻正从艾滋病的流行开始死灰复燃，这是她对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科幻小说和电影的著名文章《对灾难的想象》的进一步发挥。科幻电影使“人们已经明白，从现在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终端，每个人都将不仅在个人死亡的威胁下度过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将在一种心理上几乎不可承受的威胁下——根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可能在任何时候降临的集体毁灭和灭绝——度过他个人的一生”①［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而瘟疫作为疾病的灾难产物在桑塔格看来无疑也扮演着同样的隐喻性角色。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即疾病带来的死亡。死亡有时可以是疾病的可怕等号，有时也可以是壮丽之美的同义词，这实际上仍然要取决于所患疾病在当时社会语境下的隐喻究竟如何。疾病死亡的隐喻，桑塔格认为也是最容易被极权势力所利用煽动的神话修辞。不难发现，身体在这八种关于疾病的神话修辞的区分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患病部位的差异会给不一样的疾病带来显而易见的想象性差异。那些正面的疾病隐喻，通常发病在人的心肺处，且不会给人的面部和敏感部位带来太多损害。反观反面的疾病隐喻，在人的全身各处都有肆虐的可能，让患者难以启齿，这反过来加深了消极的想象。癌症中的一个例外的隐喻——白血病，就被桑塔格拿来很好地说明了上述提到的对比，白血病由于患病部位的特殊（其症状并非身体的肿瘤而是遍及全身的细胞增生）外科手术的无能为力，在隐喻上便成为了如同结核病一般的灵魂病①［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英双语版桑塔格文集》，第30～31页。。

　　最后，桑塔格把目光投向了疾病之外的疾病隐喻，即那些把其他事物比作疾病，以期取得某种神话修辞意义的现象。一个最常见的隐喻便是对于未知“他者”的想象，并且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国家秩序的失衡、外族人的野蛮入侵、甚至异端族群的存在……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被当作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②［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英双语版桑塔格文集》，第89页。。从“把疾病比作丑恶之物”到把“丑恶之物比作疾病”的修辞置换中，疾病与“丑恶”的隐喻关系被颠倒过来，成为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神话修辞，成为包括纳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在内的极权主义实行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

　　通过以上梳理，便可知《疾病的隐喻》所表明的核心观点为：越是感到神秘可怕的东西，在我们深入了解以后，那层光晕便自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打破疾病隐喻的神话修辞，使我们对其不再有不必要的恐惧感，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事情。而且，隐喻思维在文化层面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一次严肃的清算。桑塔格在早期作品中所标榜的形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疾病的隐喻》以及7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开始让位于更加沉稳的历史语境思考和社会介入感。她在同时期稍早对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和在《论摄影》中对摄影神话的猛烈批判，延续到了两年后对疾病隐喻的批判中，而《艾滋病的隐喻》更是在一个时事的氛围中向政府的一次直接抗议。在“九一一”事件一周年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上发文指出，当我们说对癌症和贫困宣战时，这里的“战争”是一个隐喻，而布什政府所说的“美国正处于战争状态”同样也是如此，甚至是一个带有霸权色彩的隐喻，因为永远会有癌症和贫困，正如永远都会有恐怖分子，美国借战争的隐喻扩大强权，这是极其可耻的行径。③［美］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23～124页。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桑塔格仍在继续思考隐喻作为神话修辞的消极作用，并深刻代入了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及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桑塔格的以上观点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自《疾病的隐喻》问世以来，就面临着许多质疑和反对的声音。由于她碎片化的随笔写作方式，使得本书的论据和论点都比较缺乏系统的方法论支持，每每关键之处便难以自圆其说，这一点首先引来了众多严谨治学的学者的质疑。另外，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女同性恋者，她在《艾滋病的隐喻》中反复使用“男同性恋”（homosxeual man）、“鸡奸”（sodomy）等咄咄逼人的词语，而避开使用“同志”（gay）这样的中性词，通篇对女同性恋只字不提，这和她同时期的论文笔调一脉相承。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她夸大的疾病隐喻的消极影响，“称艾滋病为瘟疫也许会让桑塔格反感，但如果产生的不只是恐惧而更多的却是来自政府的帮助，那么，你又会怎么看待它呢”④［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因此笔者认为，对《疾病的隐喻》中的主要观点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进行新的反思，而不是用其中的观点直接套搬现实，是很有必要的。

三疾病隐喻与返魅时代

显而易见，疾病的隐喻的确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正在深刻改变着所有人的思维方式。从汉语中关于疾病的一些词汇的语义学分析中，我们对此便可见一斑。“病”这个字如今除了用于反讽，我们在使用时往往同情远大于鄙视，以前却不是这样作为形容词而言，“致癌”竟比“可怕”这个词本身更加可怕，且后者没有丝毫的讽意。在桑塔格看来，癌症的隐喻之所以如此邪恶，根源在于在集体想象中，这是一种“他者”对自己身体的入侵的产物，“凡是邪恶的都是来自他域”的想象助长了此类隐喻的泛滥，“毒瘤”这个词在日常汉语中依然保有强烈的消极外来因素的成分，实际上便是这种简单粗暴的神话修辞的诱惑产物，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在英国一篇基于SARS隐喻的语料库分析论文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媒体对于SARS的报导使用了两种异乎寻常且截然不同的隐喻方式：一是将其隐喻为杀人凶手，通常出现在关于这种疾病的症状和影响的论述中；二是将其隐喻为操纵者，操纵着关于它所带来的普遍反应的内容。”①Wallis，P.&Nerlich，B.2005.“Disease Metaphors in New Epidemics：The UK Media Framing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Social Science&Medicine，60：2632.可见，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产生了最广泛的社会影响的“非典”疫情，已经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人们的日常隐喻话语，关于疾病的消极隐喻还将长期伴随着我们。反观疾病之外（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这种趋势亦是有增无减。最新的例子来自唐纳德·特朗普的新书《破脚的美国：如何让美国再度伟大》（Crippled America：How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直接将国家现状和破脚病人的状态相提并论。假使桑塔格看到这位2016年美国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对疾病隐喻如此歪曲，想必一定会大加笔伐一番。

　　然而另一方面，疾病的隐喻在当今时代所表现出的巨大变化，已大大超过了桑塔格之前稍显乐观的展望，在她看来随着新的治疗方法的进展，疾病的隐喻最终会被淘汰②［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英双语版桑塔格文集》，第94～95页。。但在“媒介即讯息”和信息全球化的新时代，医学知识越来越普及，关于疾病的资料也越来越容易被普通人所掌握，但我们却没有因此摆脱疾病隐喻的幽灵，“现在生活在西方的人一般要比以前任何一代人都更加健康同时他们却又大概要比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更担心自己的健康”③［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而我们所处的当今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他人导向（other-directed）的社会，“他人引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这种引导的不同而改变，然而，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注意他人态度的过程在一生中保持不变”④Riesman，D.The Lonely Crowd，Revis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20.。具体到医疗领域，就表现为关于疾病的、健康的和治疗的各种隐喻式谣言甚嚣尘上，各路所谓的“专家”在大量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下“大显神通”，牢牢控制着舆论关于医疗的话语霸权，甚至还闹出诸如“空腹不能吃早餐”之类的笑话，而大众却只能在眼花缭乱的信息迷宫中被无从考证来源的不可靠结论牵着鼻子走，生怕因为一时的消息闭塞而错过一生的健康，如果我们下一代的医疗健康知识只能通过他们手机上转发的“伪科学”内容而得到有效的普及传播，显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对医学的迷信成了一种“新迷信”，这正是“祛魅”和“返魅”在医疗领域的正面交锋的表现。“祛魅”（Disenchantment）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来表示对西方理性化进程的解释，其核心在于：世界的理性化（即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是新兴的中产阶级通过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念，对具有原始巫术性质或宗教伦理意义的知识或实践要素进行剥离和清除，“自从禁欲主义决意改造世界，并在世间树立起自己的理想，物质财富就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一种日益扩大且最终不可阻挡的力量，凌驾于人们的生活之上”⑤［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朱倩、倪寿鹏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祛魅”观进一步发展，提出从祛巫术之魅到祛理性之魅的转向，并以此对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批判：“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独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①［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而“返魅”（Re-enchantment）则源于以格里芬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他们从批判现代机械论自然观开始，认为自然科学所造就的伟大成就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然而延伸的机械论自然观以一种孤立的观点看待自然，在祛除自然的神秘面纱的同时，否定自然本身的灵性与活力，也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导致两者的对立，因此提出“返魅”这一定义是对前后两种“祛魅”自然观的批判与思考，在医学界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也可能导致一种新的科学本质主义崇拜。

　　在英语中表示“疾病”的单词主要有两个：illness与disease。然而《疾病的隐喻》从标题到文中大部分对该词的运用，都是前者居多，直到第三章才出现了disease。何以如此？因为，illness只是单纯表示疾病的意思，而disease却含有（身心均）不健全的暗示，也就是说，illness本无隐喻，正是在disease所留下的解释空间中，隐喻才得以生根，无论医疗手段如何再先进，民众的医疗知识如何普及，如果没有人文方面关于疾病的“祛魅”与“返魅”，桑塔格所致力于解构的关于疾病的军事隐喻便无法从根基上破除。无独有偶，在阿瑟·克莱曼（凯博文）的划时代著作《疾病叙事》（The Illness Naratives，中译本作《疾痛的故事》）中页对此做了详细的辨析。在这本主要探讨慢性疾病的人文反思之作中，illness指的是普通人眼中的疾痛，而disease指的是医学上的具体疾病，二者分别被认为对应着传统观念上患者和医者对疾病认识的根本差异，这就可能导致医生通过纯粹的经验与知识进行诊断时忽略病人对病痛的真实体验，存在着潜在的医患冲突之源，而关于疾病的第三个单词“病态”（sickness）则成为某种疾病患者群体与宏观社会势力的关系的总体特征②［美］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第5页。仅仅是对三种“疾病”有意无意的划清界限，便使得现代生物医学回避疾病的文化意义，成为“只医疾病，不闻疾痛”③［美］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第31页的机器。正如桑塔格在全书最后所暗示的，“‘历史的癌症’既不能深化对癌症的了解，又无法深化对癌症比作的种种问题的了解”④［美］卡尔·罗利森、莉萨·帕多克：《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第232页。对于癌症的描述和治疗方式大多构成了战争的隐喻，正如在军事行动中许多也会借助于肿瘤的隐喻，两种隐喻互为喻体，形成如今人们关于癌症牢不可破的邪恶想象。在最近一项认知社会领域的隐喻实验中，研究者将“犯罪是病毒”和“犯罪是野兽”两个概念隐喻分别引导不同的受试者做出回答，获得前者的受试者果然比获得后者的受试者更可能提议调查问题的原因并实施社会改革，而不是提议强化暴力机构来抗击犯罪问题。由此可见，隐喻能够影响人们的概念化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⑤孙亚：《隐喻与话语》，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页。，只要引导得当，疾病隐喻无疑将有利于大众唤醒并接受正确的社会意识，“反对隐喻”绝非意味着对所有疾病隐喻的一味否定，我们当然需要疾病的某些隐喻，而不是忙着把它赶走，留下一堆毫无生气的事实描述和科学数据。

　　桑塔格本人是清醒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在她生命最后几年的写作计划中，包括一本更具自传色彩的论述疾病的书⑥［美］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序第1页。。但遗憾的是，该书的写作计划因为桑塔格的因病逝世而中断了。但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沿着这条她所开辟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医学界兴起了一股文化反思的热潮，关于疾病、病痛和治疗的医疗叙事成为研究关键词，《疾病叙事》就是其中的开山之作，而近年来我国医学界和理论界对此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目前随着医学界的技术主义盛行，越来越专业的医学训练阻断了医者于疾痛的人性经验，医学的“叙事人文传统几乎丧失殆尽，医生远离了患者，远离了故事，医学的非人和非语言倾向加剧，导致医学缺乏情感交流，医患关系紧张”①杨晓霖：《疾病叙事阅读：医学叙事能力培养》，《医学与哲学》2014年第11期。，甚至还出现了关于医患的各种消极隐喻，白大褂与病服背后有关权威与卑微的隐喻就是一组典型的例子，医学声音对生活声音的强权压制暴露无遗。现如今，关注医学领域的叙事学者和具有人文反思精神的医学工作者都深刻地认识到，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重新找回中外古老医学理念中的叙事传统，将叙事理论同医学教育紧密结合。未来社会的医生应该“追求昔时古典作家所创立和历史所形成的同样的基本目标”②［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下），程之范、甄橙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269页。，将医学带回希波克拉底的黄金时代，通过倾听病人的故事来“复”疾痛的叙事之“魅”，建立一整套疾病叙事的学理机制，从而真正消除疾病的不良隐喻，构建关于疾病的坚实文化意义。“以人类悲剧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那样，让自己倾听——在症状之中，在疾痛之背后，特别是来自我们这样最平凡的人的疾痛怨诉——哀泣和悲恸”③［美］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第100页。，这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应该认识并且可以力行之事。

　　一百年前，深受病痛折磨的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写道：“开个药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与这些人互相交流沟通，却是件难事。”④［奥］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文学代表作》，叶廷芳译，九洲出版社，第211页。一百年后，医学依然需要从人文科学角度继续努力，才可能改变如今二元对立严重的医患关系，从根本上医治卡夫卡们的精神疾痛。我们不妨借此机会，将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结尾的著名论断稍作修改：

　　为取代疾病的隐喻修辞学，我们需要一门疾病的医疗叙事学。⑤原文为：“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见［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15页。

　　（陈新儒，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After“Against Metaphors”——A Cultural Consideration to Illness as Metaphor

　　Chen Xinru

　　The metaphor for illness has been drastically disputed ever since 1970s when Susan Sontag first put it forward to the hot spot of medical humanism,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and the related fields.However,the dualism,which refers to supportive or opponent views,confronting the metaphor for illness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on value judgment nowadays.We should us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to it at least in three aspects: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the mythologies and the new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Perhap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between medical humanism and general narratology could give us a valid reference of today's metaphor for illness.

　　Metaphor for Illness;Illness Narratives;Cultural Study;Disenchantment and Reenchan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