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及其后学对于媒介批评的学理启示
胡继华贺宥姗
主持人语：这一期关于新媒介研究的话题，发表了一篇基础理论性的文章和一篇关注具体现象的文章。胡文通过绵密的哲思，以人类生存的发展悖论为背景反思现代技术与器物创生的独特生活景观。该文重申了记忆的三种“滞留”：第一滞留是源始记忆，第二滞留是个体利用技术载体对衰减记忆的增补，第三滞留是技术工业再度增补的机器记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图像意识，及其对源始记忆的迷人模拟，在媒介文化之中被称为“拟像”。当前学界着迷新媒介问题，缺失的恰恰是对于媒介社会基本问题层面的思考。唐文精彩地考察了新媒介图像中“套层”与“脱域”的双重机制问题，尝试从新媒介图像的内在结构角度反思“图像政治”的命题。时至今日，我们的经验和记忆，乃至体察世界的方式都在被新媒介悄悄改变。这种改变的运动并没有停下脚步，它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未来，这依旧是一个悬念。（周志强）
德里达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提出了“文字—药物”的隐喻关系，敏锐地触及媒介的二面性能，用哲学语言描摹了媒介文化的前史。德里达以档案处理、存储技术为个案，讨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现代媒介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记忆技术化的时代如何记忆，强调档案的保存和毁灭的双重功能。施蒂格勒将德里达的“药物学”予以延伸，覆盖了生命、心灵、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这个关系之中的命运，提出“与药物共生，与药物同在”的生存策略。
德里达施蒂格勒精神药物学文字—药物媒介二面性
引言
德里达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提出了“文字-药物”的隐喻关系，敏锐地触及媒介的二面性能，以档案处理为个案展开媒介批判的幅度，从而开启了“精神药物学”沉思的空间。施蒂格勒将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运用于对技术与时间的探索，而建构了“精神药物学”的理论轮廓，提出了“与药物共生”、“学会善待生活”的拯救策略。因而，德里达及其后学将“有限的思想”运用于媒介文化、技术政治的批判，力求重构生命、心灵、记忆、技术之间的关系，为克服“物”的统治、技术专制暗示了一条自我解毒的拯救之方。一 文字、药物及其能指链条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哲学思考已经敏锐地触及了媒介的二面性能。在他看来，书写乃是一种摹仿和传达言语的媒介，其性能仿佛是一种药物，既是增强记忆的补药，又是毁坏灵魂的毒药。依据口传和书写两种媒介在人类符号实践中兴衰的节奏，德里达事实上用哲学语言描摹了媒介文化的前史。德里达以“药”为“文字（书写）”之隐喻，而展开对媒介文化前史的思考，开始于他对柏拉图对话《斐德罗篇》（Phaedrus）的解构阅读。《斐德罗篇》中间部分对古希腊文士充满了贬抑之意，而德里达的讨论就从这部分开始。希腊文士专为讼案撰写讲词，可是他们自己从来不出席诉讼。在德里达看来，他们象征着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缺席者在场，也就是说，讲词的书写者在肉体上不在现场，只是通过他人宣读他的文字而在场；文字和真理之间存在着不可填平的鸿沟。而且这两种现象绝非孤立，而是互相交叉的。书写者不在现场，书写绝不再现真理，文字犹如迷魂药，通过诵读者的表演而迷惑听众，毒害城邦。德里达写道：
严格说来，文士为诉讼之用而写作讲词，他自己不仅不宣读讲词，而且还不亲自出席诉讼，但在缺席状态下讲词产生效果。他写下了他事实上不说的、绝对不会说的以及他决不真正地思考的东西，于是书面讲词的作者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智术师，扭捏作态，欺世盗名：他已经是不在场和不真实的人。德里达的解读没有循着书写文字之真理性追究下去，而是返回到了柏拉图对话开篇：苏格拉底和斐德罗斯提到了一则美丽而伤感的神话：雅典公主俄里蒂亚（Orithyia）及其闺蜜法玛西娅（Pharmacie）游戏之时被北风之神（boreas）掠走，摔下悬崖而死于非命。其闺蜜法玛西娅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泉妖”或者“妖泉”。对于雅典公主而言，法玛西娅（Pharmacia）可谓甜蜜的伴侣，又是凶险的杀手。“妖泉”（Pharmacia）和“药物”（Pharmakon）互相暗示，“妖泉”既善且恶，“药物”有补有毒，二者既增益又伤害生命。从这么一个神话切入，德里达展开了对言语和文字、善的媒介和恶的媒介的解构之思，开启了媒介文化前史的哲学探索。
在德里达看来，“妖泉”（Pharmacia）和“药物”（Pharmakon）之间的语义关联对于柏拉图的媒介思想最为重要：
妖泉同时也是一个通用名词，指称着“药物”（pharmakon）的管理者。药物，既是补药又是毒药……稍后苏格拉底又把斐德罗携带的书面文本比拟为一副药。这副药（pharmakon），这副媚药，同时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就已经带着其全部矛盾性而介入到话语躯体当中去了。（Dis.，78）
“妖泉”与“药物”的另一层关联，还在于二者都是“流动的液体”。“药物”出现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便带有了现代媒介文化的全部特征——流动、虚灵、蔓延、淹没一切差异，甚至还表征着一种“液体的现代性”，现代人居无定所，游牧生存，浪游永无止境。在“药物”的流动中，一切等级关系、对立关系都被解构了：
精液，水流，墨水，油漆，香水：药物永远像流体一样在渗透；它被喝下，被吸收，被引入内部……在流动中，对立面容易混合在一起。流体乃是药物的要素。而且水，作为纯粹的流体，最容易且最危险为它所混合并快速统一的药物所渗透、所玷污。（Dis.，175）
这就是“药物”的魔法效果，同样也是现代媒介技术的魔法效果，这一点稍后论述。这里应该指出，在德里达的解构思考中，“药物”仅仅是指称系列的要素之一。众多指称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文本现象。因而，绝对不可能孤立地分析这些要素——因为这样就会以最为庸俗的方式破坏文本最为精致的肌理。在“药物”的指称链条上，还有“替罪羊”和“魔法师”两个能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指向了媒介文化的二面性，而且象征着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的命运。
正如“妖泉”与“药物”只有细微的发音区分，“药物”与“替罪羊”（pharmakos）也只有一个字母的区别。与索绪尔一样，德里达深信，词本无意义，意义产生于能指的差异游戏。替罪羊之献祭，乃是古希腊源始宗教的仪式，且同德里达对《斐德罗篇》的解释之中反复呈现的主题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像“药物”一样，“替罪羊”也是一种“两可现象”：替罪羊既在城邦之内，为城邦所抚育而成长，又在特定的时刻被流放于城邦之外。它是城邦的“救星”，因为在城邦的危机时刻，尤其是瘟疫流行的时代，城邦必须依赖它而存在；它同时又是城邦的“孽障”，因为惟有驱逐它，城邦才能和谐、安康与富足。献祭替罪羊，就是雅典时代媒介文化的景观。善与恶，生与死，健康与病态，藉着这种宗教仪式而上演，悲情涌流或者闹剧狂欢。柏拉图从未使用过“替罪羊”一词，德里达通过词源学的考释发掘出来，用以补足柏拉图对话的能指之链，并将对“替罪羊”的思考同暴力与人间正义的探索关联起来：
运用暴力从其领地清除威胁或侵入的表征，关闭环绕其内在判决的安全性，回馈它自己在集会的限制内自我联系的语词，城邦身体重建其固有的内在统一体。祭祀的替代物表现了不可预测的来自外部侵入内部的罪恶的他者，外部的替代物虽然是被构成的，被共同体选择、保持、供养等等，周期地被供养在它的地方。这些寄生者是作为活的器官被驯养在它的处所中，雅典人总是周期地保持一定数量的贱民……当灾难降临到这个城邦，他们就从这些被驱逐的人之中选出一两个替罪羊。
替罪羊的仪式因此在内在与外在的边界线外游戏，它的功能就是无止境地追逐踪迹和重新踪迹化，这就是内在记忆与外在记忆之关系。作为差异和区分的根源，替罪羊同时在融合和规划双方面表现了罪恶……祛除罪恶或者疯癫，就可以恢复智慧。（Dis.，133）
祛除罪恶与疯癫而恢复智慧，也就是抑制替罪羊的不祥因素，极力将孽障转化为救星。在由雅典城邦来象征的智慧王国，苏格拉底也就是这么一个孽障与救星——他是城邦身体之上的牛虻，但他因言获罪且不信城邦之神而被当作“替罪羊”来献祭。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斯的记载，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替罪羊献祭仪式（塔尔格利亚仪式）后的一周，他的命运天生就是一只替罪羊。雅典人民处死苏格拉底的方法，也是赐之以“药”——一副毒药，但苏格拉底却要求多一点“药”用以祭奠诸神。苏格拉底举杯，爽快地将毒药一饮而尽，视死如归，安详赴死，而灵魂臻于不朽的虚灵境界。可见的肉体终归外在，一如“药物”的文字，可以健康也可以腐败，惟有不可见的灵魂蕴于内在，一如“智慧”的言语，将真理传播天下，咸使知闻。
在德里达的解读中，苏格拉底对待死亡的超然姿态，慷慨赴死的英雄情怀，乃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活的隐喻：贬低肉体-文字而张扬精神-言语。苏格拉底“从不写作”，却又诱发了柏拉图以至西方人两千多年不停的写作；自己喝下了致命的毒药，却作为一名药剂师给西方传统留下了一副良药。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就必须追随德里达进行指称游戏，在“妖泉”、“药物”、“替罪羊”和“魔法师”之间建立想象性的隐喻式联系了。
苏格拉底贬低文字，却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他反对那些智术师，却又同他们具有某种隐秘的共谋关系。他仿佛也是一个药剂师，一个魔法师，一个诡辩家，一条咬人的毒蛇。当苏格拉底衣冠不整地行走在外邦的大街上，会立即被指控为巫术师，进而被逮捕、扣留。在柏拉图的《美诺篇》（Meno）对话中，美诺说苏格拉底常常使用魔术、春药，还有神秘咒语一般的语言。苏格拉底因言获罪，雅典人处死他的理由，差不多就是处死魔法师的理由：妖言惑众，尤其是毒害青年，且自己引入异邦之神而亵渎城邦的神祇。
德里达对柏拉图对话的解读，以“文字”与“言语”的关系为中心，以“妖泉”、“药物”、“替罪羊”、“魔术师”等隐喻编织出能指的游戏之链，而指向了对文字媒介的批判性反思。在他看来，文字媒介一如“妖泉”、“药物”、“替罪羊”和“魔术师”，乃是一种对于源始生命踪迹的增补。这种增补乃是一种“既-又”的两可现象（both-and phenomenon），或者说是一种对于“众多绝境”（aporias）的描述。“文字”摹仿“言语”，“言语”摹仿“心灵”，“心灵”摹仿“理念”，“理念”摹仿“前世的记忆”。一切知识都是回忆，而一切回忆都是记忆，都是失忆（amnesia）之后的再记忆（anamnesis），都是对于源始踪迹的修复与重描。然而，每一次再记忆同时都是遗忘，每一次修复都是破坏。文字对于言语，言语对于心灵，心灵对于理念，理念对于前世的记忆，都是危险的增补——既是补药又是毒药，既是良善又是邪恶，既是增益也是伤害。因而，德里达通过解读柏拉图对话建构了疗治逻各斯中心论形而上学顽症的“药物学”，一种“精神药物学”，其使命乃是松动在场对于意义的禁锢，颠倒“言语”与“文字”的对立等级关系，确认作为媒介的文字在文化传承和境界开拓之中的自律地位。“精神药物学”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追溯到古希腊的源头，当时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断定，文字对于思想乃是毒药，惟有言语才能让思想完美显现。“记忆被它的第一次增补之物的记忆衰退（hypomnesis）所玷污，但柏拉图所梦想的，是没有符号的记忆，即没有增补的记忆，没有记忆衰退的内在记忆，也就是没有药物的记忆。”（Dis.，109）
二 档案狂、档案病和精神的苦恼
技术是否导致了记忆的衰减？是否玷污了思想的纯净？不是因为技术强大，而是因为精神脆弱。而且周期爆发的精神危机，以及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持久衰落，迫使德里达这类思想家赋予了“精神药物学”以救赎的使命。1919年，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在《精神的危机》一文中写道：“没有如此之多的德行，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恐怖。毫无疑问，大凡科学都必须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屠杀这么多的人，浪费这么多的财富，摧毁这么多的城市。但是，也需要同样多的道德品格。知识与志业，却令人怀疑。”在这种诗意而且夸张的说辞之中，回响着柏拉图的哲思韵味：精神及其物化技术，都是药物，既是补药又是毒药，既是良善又是邪恶。西方精神的技术形态，理性心灵的技术形态尤其如此。精神的歧义性和脆弱性决定了精神药物学的必要性。精神药物学如此明显存在，对诗人瓦雷里和哲学家胡塞尔及其同时代人影响深远。一系列彼此联系的危机——军事危机、经济危机和精神危机，强化了精神药物学的必要性。因为，科学、技术、媒介文化每一步进化都给脆弱的精神带来了致命的创伤，理性及其物化形态——技术无不“威风扫地”。斯蒂格勒断言，人类本来极端匮乏，惟有依赖工具来增补，对宇宙和他人实施征服。然而，“科学的技术化就在于无视原型”，“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这与哲学家对古希腊文士、智术师的指控如出一辙：文字辅助的记忆玷污了原型记忆，摧毁了纯净的心灵。更有甚者，技术化的记忆产业导致了记忆衰减趋势的强化，导致了“超越的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将活生生的“谁”变成了冷冰冰的“什么”，“人化”转为“物化”，“内在性”淹没在“外在性”之中。现代媒介文化之最冷酷的特征便由此生成——一个没有人称的世界，一种没有个性的狂欢。自从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展开人类的“原史”，技术化的记忆就走上了一条“非人称化”的不归路。静默的非语音书写形式，将人类带向了一个迷失方向的时代，但也开启了一种与未来的关系（II，43）。近百年来长足进展的模拟技术，尤其是当今的数字技术又导致了新的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从录音技术的发明到互联网技术覆盖全球，信息处理与储存手段一方面导致记忆的膨胀，另一方面却导致了记忆的进一步衰退。人类的原型记忆、种族记忆以及个体记忆都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主宰。如何留下生命的源始踪迹？如何拯救人类的原型记忆？如何在迷失方向之中再度定向？就是在这种记忆产业化的语境下，德里达展开了对“档案”的哲学沉思，提出了档案二面性、代具性以及自我免疫性等重要思想。
1993年，德里达做了一个题为“档案狂”（Mal d’archive，Archive Fever）的专题演讲，以更为直截的方式讨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现代媒介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记忆技术化的时代如何记忆。在他看来，过去的踪迹汇聚为档案，并没有构成人们恢复丰富记忆的资源，而是让过去幽灵一般回归，纠缠着当下的生命，既提示着过去，又昭告了未来。从这一经典解构思维悖论开始，德里达对档案的思索充满了忧思。源始踪迹的呈现及其在时间中的丧失，乃是德里达的忧思所在。档案一如文字，文字一如“药物”，一方面它保留生命的踪迹，另一方面在保留中又充满了毁灭的可能性。人类对于档案的狂热，表现了人类在时间中幸存的渴望，保留生命之源始踪迹的欲望。然而，“源始踪迹”只是“在那里有些灰烬”而已，“档案化的工作总是先验地自我挫败的”，“伴随着死亡欲望、侵略行为和破坏欲的威胁”（AF，12、19）。
“档案狂”文本的基础，乃是德里达随机探讨心理分析的历史和弗洛伊德著作体系的一个演讲片段。这篇讲演所论范围，还包括政治压迫对档案带来的毁坏，以及20世纪政治与社会灾难之中力求把握被压抑者和被遗忘者的反向努力。“标志着千年末日标志死亡灾难也同时是邪恶的档案：被隐藏，被摧毁，被禁止，被偷窃，被压抑。”（AF，1）通过对“档案”的词源学考察，德里达揭示出档案化的三层含义：“收集”，“存储”与“阐释”。而档案化之根本在于托管，人们授权他人管理自己生命的踪迹，管理自己的记忆。管理的核心功能不是简单地分类储存，而是选择和解释，于是权力自然而然地渗透在其中，暴力与非正义在所难免。委托管理（consignment）就是任人解释（arbitrary interpretation），而解释就是统治（archontes）。因而，统治的解释功能就隐含着选择，让档案之中的记录彼此相连，最终将档案造就为一个语料库：“托管档案倾向于将单一的语料库链接为一个系统，或者形成一种同时性关系；在这个系统或关系之中，一切要素都被链接为一种理想型构的整体……档案的统治原则也就是……集合原则。”（AF，14）在此，德里达已经预先草描了互联网时代电子档案的景观，因为生命踪迹的记忆构成了信息的源始资料，“信息被看作信件的信号，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控制传播的时间与空间”，不仅广义的信息系统，而且还有生物技术构成了“当今记忆工业发展的基本内容”（II，118）。
任何一份档案，任何一种管理档案的技术，任何一种承载生命源始记忆的媒介，都具有双重功能，都会造就“既-又”两可现象。档案化的作用不仅是保证安全，完整地存储他人的生命踪迹，而且也使人遗忘源始记忆，涂抹生命踪迹，毁掉存在的唯一证据。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冲动”，印证了柏拉图所说的“记忆衰减”。死亡冲动是生命冲动的过度形式，记忆衰减同样也是刻意存储记忆所造成的否定性后果。恰恰是为了求生，而破坏了自体免疫系统，恰恰是为了保护安全而制造了风险，德里达后来发展出“自动免疫”的逻辑（logics of autoimmunity），藉以描述这种保护与毁灭并行的过程：“自身免疫性过程是那样一个奇怪的行为，在这个行为中，每一个活着的东西都以自杀的方式工作，破坏它自己的保护层，使它自身具有反抗它‘自己的’免疫性的免疫性。”自动免疫乃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毁灭的邪恶。档案狂热，也就是档案的邪恶。档案的邪恶，乃是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的邪恶，同时也是一切技术化记忆和媒介记忆的邪恶。在那些被精心挑选、存储和解释的档案化过程中间，我们看到的不是平安，而是危险，是生命踪迹易于毁灭的危险，是证据绝对地消失的危险。档案化，就是以毁灭相威胁，“因为它先验地把失忆和档案岩化引进了纪念碑的核心”，因为档案化的功能“总是先验地自我挫败的”（AF，12）。在德里达眼里，整齐排列于档案室的档案，简直就像公墓里的墓碑，生命的源始踪迹已经是听不清的亡灵之叹息。因为，证据都将在存储之中绝对地消失，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这些被收集和托管的文件、符号与物件。
19世纪录音技术的发明，20世纪的数字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纸质档案的脆弱性。现在人们可以利用网盘、扫描、云附件、兆等级存储空间的硬盘与服务器、分散式数据库以及多个备份，创造数字魔术的存储奇迹，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档案的自我毁灭性，以及档案化之先验的自我挫败性。档案化总是一场“自我同自我的交战”，万维网上的数据存储也同样是“自我同自我作战”。毁灭证据的欲望就像病毒寄生于电脑程序一样，寄生在档案化的内部，无需外部入侵，媒介的免疫系统就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而濒于崩溃。这就是德里达说的档案狂热与档案邪恶，总之就是档案病：“档案病不止有一种，不止一种记忆极限或记忆衰减或其他档案病毒，由于这种无限性，档案病已经接近极恶。”（AF，20）
德里达思考档案病的基础是心理分析理论，而其致思的取向乃是“精神的药物学”。问题之根本，并不在于指出档案化的毁灭性危险，而是要拯救在档案化过程之中渐渐衰竭的原型记忆。正如德里达在“档案狂”讲演之中指出的那样，心理分析理论的核心，乃是一种基于档案观念的结构。档案，乃是为意识/无意识的知觉机制所书写、所收集并且系统化为认知经验的东西。这些认知经验可以被记忆、可以被档案化。然而，心理分析既是理论，又是实践，还具有一个历史维度：它是一部具有其自己档案的历史，也就是说，具有一系列由弗洛伊德自己写作的基础文本，一系列同其合作者甚至论敌的往来书信。心理分析将心灵描述为一份档案，同时作为理论探索领域的心理分析学说之存在又是创造文件档案的结果。“反思记忆与档案的关系最重要的指引，就是探索思想的地形了。”德里达勘探思想地形的方法，是典型的解构，也就是研究将内部和外部分离开来的界限，呈现这种界限的渐渐削减，以至于其作为界限的功能从根本上被废黜。在这一解构过程中，德里达出其不意地追问：
本质上而非细枝末节，问题在于：心灵机制的结构，也就是弗洛伊德想用“神秘的书写板”……的系统，是否抵制档案技术科学的进化。所谓活的记忆代具，生命的拟像，已经非常精致，在将来会更精致，更复杂，必“神秘的书写板”更加强大，如此之多的存储与复制技术装置（微运算，电子器件，计算机化，如此等等），会不会更好地再现或者以另类方式影响这种心灵机制？（AF，32）
弗洛伊德的私生活或公开生活，他的伴侣或弟子的生活，甚至偶尔还有他的病人的生活，他的私人交往和学术交往，书信往来，政治体制的谋划或决断，实践及其规则……如此等等，是否会成为一个问题？传播或存储的技术状况如何决定了这个领域的全体？（AF，33）
事实上，德里达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解构的修辞策略，甚至都是明知故问。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构成心理分析语料库的文件历史档案，另一方面涉及弗洛伊德个人生命的源始踪迹。如果慧黠地换一个提问方式，也许他是在追问：如果弗洛伊德及其对话者拥有电话卡和电子邮件账户，心理分析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回答这个问题无异于写一部回溯的科幻小说，或者写一部反讽的侦探小说。不过，其深刻地触及了档案化与媒介技术的进化和转型。换言之，录音技术的发明、视像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引发的革命，都会对想象心灵生活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探索技术与想象心灵方式的关系，就是“精神药物学”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其基本的使命。
三 迷失方向与自我解毒
在数字革命带动的媒介技术加速变革的语境下，施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思考将德里达的“药物学”予以延伸，覆盖了生命、心灵、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这个关系之中的命运。施蒂格勒是宫片涅技术大学“技术认识、技术组织和技术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法国音像研究院院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应用于技术哲学，一套多卷本《技术与时间》确立了其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他被公认为是德里达在媒介理论领域的主要思想承传者。媒介形态的转换对于时间与记忆、存在与意义的影响，是他思考的重心所在。在他看来，19世纪以来的录音技术、录像技术、电影技术以及万维网时代的数据处理技术，从根本上改变记忆与意识：“惟在克洛斯（Cros）和艾迪逊（Edison）之后，对于一种时间性对象的同一重演之可能性才破天荒地成其为可能；通过发明模拟录音机，他们深刻地改造了记忆、想象与良知的游戏。”技术改变记忆和意识的结果，乃是“方向的迷失”：“背景解体”，“场所缺失”，日历、坐标程序、节律与记忆、悬置的技术、风格以及特有语言的分化，“所有的领土化（即征服空间）一开始都带来非领土化，所有的共同体都导致非共同体化，所有的定向都把人带入迷失方向的时代”（II，9）。施蒂格勒断言，人类历史起始于埃庇米修斯的过失，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源始记忆的衰退，生命踪迹的涂抹。技术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必须以代具（prosthesis）增补生命的匮乏。于是所有的增补都是技术，所有的增补技术都是使程序“外延”的载体。技术体系之间的转换与转型构成了人类历史的节奏、轮廓和景观。技术进化主导的人类史呈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在一个稳定的技术体系内部由新的技术发明而引起无危机、无断裂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破坏原有的体系，在一个新的平衡点上重建一个新的技术体系。”（I，39）技术进化的连续且断裂的谱系，拓展了信仰的疆土，并架构了真正的精神空间——伦理-政治的空间。在技术推进的记忆工业化过程中，极限的博弈构成了突变的背景，而历史却不只是过去事实的累积，而是同时兼营良药与毒药、良善与邪恶、新生与毁灭的流动药房。批判哲学传统习惯于放大技术增补的否定性，对技术媒介造成的记忆衰退与精神危机严加讨伐。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智术师和文士提供的书写媒介的谴责，霍克海姆、阿多诺对好莱坞风格的文化产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极权主义、主权政治的揭露，在内在精神上具有同构关系和同等取向。但是，在施蒂格勒看来，书写媒介、文化产业、极权-主权政治都是药物、替罪羊、魔法师，都是一些“既-又”两可现象，它们既将人类历史引入了方向迷失的时代，又开启了“精神药物学”、在风险之中寻求生命机遇和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施蒂格勒通过德里达的“文字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而返回到了柏拉图以及古希腊神话诗人，反思生命、心灵、技术、时间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精神药物学”，尝试克服存在之邪恶、超越方向的迷乱、进而学会生存。他认为，正是德里达开启了“精神药物学”。按照这一学说，记忆的衰退（hypomneis）构成了复活记忆（anamnesis）的前提。他进一步发展“精神药物学”，提出人类记忆的三种形态——第一滞留（Primary retention）、第二滞留（second retention）以及第三滞留（tertiary retention）。第一滞留是源始记忆，被技术增补所削弱和减损的记忆原型，第二滞留是个体利用技术载体对衰减记忆的增补，第三滞留是技术工业再度增补的机器记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图像意识，及其对源始记忆的迷人模拟，在媒介文化之中被称为“拟像”。第一滞留与第二滞留之间的配置受到第三滞留的约束，也就是受到衰减记忆系统的干扰，但这种配置总是为灵魂（精神）的转型展开了理智运动的空间。施蒂格勒尝试建构三种滞留配置的复杂空间，力求揭示当今技术科学所导致的方向迷失：一切都直落绝境，因为一切在根本上都是把记忆的复活与记忆的衰减对立起来。超验的记忆或者超验的想象，乃是记忆衰退的形式。
于是，事实仍然如此，自从柏拉图以来，情境没有改变——在这些对立的源头，存在着历史与政治的必然。柏拉图与智术师作战，因为他们滥用文字（“药物”）让希腊城邦精神陷入危机。而文字（“药物”）就是思维短路，就是复活的记忆，这就剥夺了城邦的灵魂，让城邦公民无法占有确立自律公民身份的知识与智慧。“这么看来，药物构成了精神无产阶级化（丧失知识）过程中一个要素，正如往后机器-工具也可能构成了生产者（即被剥夺了认知能力的工人）之躯体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同样，霍克海姆和阿多诺也谴责公民成为消费者的好莱坞式想象机器之中精神的无产阶级化体系。”（Pha.，296）无产阶级化，就是贫困化，就是个性与自我的消失，就是活跃的“谁”汩没于冷酷的“什么”。物的统治，容易滋生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所以，哲学反对技术学对精神生活的毒害，最具有合法性。面临药物之中精神弱化之可能性，“精神药物学”主张“与药物共生，与药物同在”（living pharmacologically）（Pha.，301）。所以，对媒介文化及其代具性技术、增补性记忆技术进行解毒，已经刻不容缓了。
通过反对物的统治及与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斗争而重构个体化过程，重建自我，就是对技术的解毒（disintoxication）。对技术的解毒，就是解构“自动免疫”的逻辑及其自我毁灭的倾向。生活在技术代具和记忆增补的时代，人类在整体上乃是由药物学存在构成的，因而必须自我解毒。面对冰川消融、河流干枯、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气候反常、雾霾覆盖以及癌症病人的剧增，技术工业和专业人员都在做出种种努力来发现新的模式，将人类从毒性发作的药物之中解放出来。与药物共生，任何生命都不可能绝对免疫，但终归必须学会生活。
重复一遍，在技术突进所引发的方向迷失中，人类乃是一种万劫不复的药物存在。人类绝对不能摆脱每一种药物所带来、且以技术和欲望之火来象征的危险。因此，一切可能的解毒形式的前提，就是在中毒之后以及在广泛解毒的过程中重建同药物的关系，其目的就不是通过批评获得一个超验的中心，而是指向日常生活以及辨别反常事件的日常能力。虽然现代人与药物共生，但还是应该认识到生活终归值得过下去。因为在代具性记忆之中生活，生命“既是朝着更好，又是朝着更坏，朝着最好和朝着最坏，似乎最坏的就是最好的”（PTT，129），最为紧迫的事情在于：必须利用药物的“既-又”两可性，避恶扬善，避开毁灭性的自动免疫逻辑。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贺宥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研究生）
Spiritual Pharmacology:Derrida and His Followers on Media Criticism
Hu JihuaHe Youshan
For the metaph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pharmacy advocated by metaphysics in a way of deconstruction,Jacques Derrida insightfully studied the dualism of media,and described philosophically the prehistory of media culture.Taking the archives and techniques for storage as examples, Derrida also probed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sing of Freud's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s of media,as well as how human beings to remember effectively in the hi-tech era,emphasizing on dual func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destroy of archives.With expansion of pharmacology to the speculations on the complicated correlations of life,mind,and techniques and on the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in the technological terrains,Bernard Stiegler proposed the existential strategy of“pharmacologically living”and“co-existence with pharmacy”.
Derrida;Stiegler;Spiritual Pharmacology;Writing-Pharmakon;Dualism of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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