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翔鹤和《一个绅士的长成》为例*
王再兴
内容提要：从文献材料及文学本身来看袁20世纪40年代初的农民小说就已经浮现了与后来90年代市场化逻辑下的某些现实几乎逼似的情境遥陈翔鹤发表于1941年的小说叶一个绅士的长成曳袁可以说有着相当完整的当代乡村文学野前史冶的意义遥其中现代性与封建性之间的相遇袁最终导致乡村化空间侵蚀并转换了原有的现代性空间遥这一转换袁同时导致了野公平正道冶尧野抗战的重要性冶尧野日趋繁荣冶尧野正义冶等语词的意义的篡改遥结果是袁农民野解放冶被改写和悬置了遥小说讲述也可能留下了一些结构性的影响袁其中的部分情景在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地再次被复述了出来遥
乡村化空间市场解放文学讲述
蔡翔先生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五章，曾以赵树理1944年的小说《地板》为例，讨论过劳动过程中到底是“地板”还是“劳动”带来了增值的问题。可见，“垦荒”对于探究农民如何在乡村环境中生存，有着朴素的起源性意义。从韶华1947年的小说《北大荒的故事》，我们甚至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种基本的乡村剥削模式，这是那个土改后改名叫做“翻身屯”村的前史——它原名徐家窝堡，正是一个随着传统乡村的剥削关系而被完全复制出来的新村庄。但是，赵树理的“先锋性”在于，通过一种被称为“辩论”（蔡翔语）的方式，他的《地板》对于财富增值起源的质疑，似乎更像是讲给有一定觉悟和思考力的农民、或者是其他稍具知识水平的读者听的，如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因为质疑意味着批判性，也就是某种启蒙。麻烦的是，这种内置于现代性视野的有关劳动剥削的批判性，事实上却很难为当时的一般农民所持有。而后者，显然是中国农民面临“解放”时更普遍的前提，就像我们在叶紫的《丰收》（1933年5月）、夏征农的《禾场上》（1933年8月）、茅盾的《春蚕》（1933年11月）等作品中遇到的情形那样。
今天农民广义上的“解放”，仍然是个沉重的话题。但是困难在于，在目前包括某些方面的不可预期性在内的后现代语境下，我们如何确认农民的“解放”状态？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时代，历史的合力曾经依据什么样的理解，给予过他们怎样的“解放”历程？它们又为未来（新时期以后）进一步的农民“解放”埋下了哪些纠结的起源？本文尝试分析文学怎样记述、反映，包括生产了其中的诸多内容。
一 乡村化空间，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发生
据陈翔鹤之子陈开第回忆：1939年二三月间，因日军侵略，山东济南中学师生奉命南迁，经长途跋涉到达四川罗江县，组成国立六中四分校，因在此校任教的诗人李广田的推荐，陈翔鹤也到该校担任了教职。陈还和李一起筹办了刊物《锻冶厂》，1939年6月1日正式出版，作为发表青年文艺的园地，陈任主编。陈翔鹤到此校后不久就发现，“经过流亡生活磨炼的青少年具有特殊的气质”，与大后方和平舒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很不一样”；更因为受到学生作文课卷中记述的流亡片段的启发，他鼓励学生集体写作一部“流亡史”。这部“流亡史”最后经过陈翔鹤和李广田审定，定名为《在风沙中挺进》，陈翔鹤为之作序。《序》中说：（这四五百曾经流亡过六七千里地青年们）在他们的流亡中，却完全的看见了“事实”了。这即是说，沿途的破产荒凉的农村，胼手胝足，劳苦终年不得一饱的大众以及兵匪、烟毒、疫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将国家弄得极端贫乏的每一个中国角落里，都使他们大大的睁开了眼睛。使他们不再去相信那种“说仁道义”，而于大众生活丝毫无补的中国旧式传统的一切。因为从“实践”中，他们早已确实的证明这些历来只便于封建组织的“理论”的落后和无用。不管你是怎样转弯抹角，有意无意的，想去对他们加以蒙混罢，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这实在是无法可想的了。于是，真正的求知欲发达起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同在这一篇文章中，陈翔鹤其后说到了这些流亡记录也有一两个小缺点。其中之一，是“他们都太年青，关于中国旧社会的种种‘玩意’，和人世的一切都是何等的艰难而且复杂，他们似乎还不懂得”。如此说来，陈翔鹤认为学生们的流亡记述，即使是亲历事件，也还只能说既是“事实”，却又不完全是全部的事实。那么，在陈翔鹤那里，这些到底指称着什么呢？或者正是由于上述考虑，陈翔鹤在1941年1月1日出版的《中苏文化·文艺特刊》上，发表了小说《一个绅士的长成》。
《一个绅士的长成》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内地四川作为“××县×中心”的“××市”，一个规模很小的国民党县治所在地的小城。这个县治小城本身就有一个寓意：它是传统的国家权力与乡村自治相接合的地方。虽然查尔斯·蒂利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国家政权建设”在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有所进步，但是在乡村治理方面，国家权力的边界仍在于县，也就是所谓“王权止于县政”，其他的则基本上鼓励地方自治。从清末新政到民国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均没能实现各级机构与人员的正规化和官僚化，而是全面走向了杜赞奇所称的“经纪化”（“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掠夺型经纪”）。当时的乡村自治，其实不是村民自治，而是乡绅自治。这意味着在帝国至民国治理下的中国乡村，是以“绅权”自治为主的。而这种绅权自治，由于明清以来经济的发展，乡绅（地主）早已出现了“乡居”和“城居”的区别，后者如钱钟书《围城》中方鸿渐之父方豚翁，茅盾《子夜》中吴荪甫之父吴老太爷等。当然，由于特殊的时代历史环境，其后出现了在村地主的土豪恶霸化。也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一个绅士的长成》中那个县治所在地的小城，不仅成为城乡治理的地理接合节点，而且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各种话语与关系在其中繁复地展演和博弈。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乡村空间似乎总可以给我们以某种温情与寄托，这也是中国乡土文学传统中古典时代的田园诗和近现代以来牧歌情调的依据：优美的风光、纡徐的节奏以及和睦的邻里人情。中国20世纪的文学在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人的作品里延续了这种风格。当然，这显然是一种刻意诗化或者说知识阶层的视角，如果换作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视角，则从《诗经》中的《鸨羽》，汉《乐府诗集》中的《十五从军征》，到唐杜甫的“三吏”、“三别”，再到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和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等，中国乡村暗淡和压抑的景象自不待言，也并非一日。但是超出这种剥削、压迫的模式之外，一种乡村的空间，即乡村错杂的人际关系的总和状态，在土改以前同样是现代性的民国时代，以《一个绅士的长成》为例，它激发了哪些实践，又回归了什么样的想象呢？
“武汉告急”，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武汉会战时的中国，年轻时的七老爷阿舜与后来的七少娘琼华本来“极少有结婚的希望”，他们之间的种种不平衡喻示着当时城乡社会的不平等。但在大后方有一个“三百多石谷子的收入”的家这一点，终于使他们结合在了一起。按文中叙述，这个家是设在作为××县中心的××市，身为家长的宋二老太爷正是一个城居地主。这样，在30年代末，七老爷阿舜和琼华退回到后方的××市，无意中从国民党“国家政权建设”下的现代性社会，重新退回到了与乡村亲密接触的状态。宋二老太爷专制暴躁，赵姨娘嫌隙虚伪，二老太太灰心放任，一个几乎完全靠食利而生的旧式家庭，这些与封建时期的乡村剥削方式（“地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初中毕业（当年这是个可以自傲的学历）、“住过”无线电专修班的七老爷阿舜，不仅只能被安置于家里“从前本为用人们住宿之所”的东厢房，在家吃闲饭，听父亲唉声叹气的抱怨，还要在饭桌前公开领受父亲冷言冷语的“庭训”。小说以这样一个压抑性的开头，展开了这个县治小城中现代性与封建性之间的相遇，即作为已被现代性社会规训的科层制人员、民族国家的抗战中曾在“武汉广播无线电台”同事的阿舜和琼华，遭遇了基本保留旧式地租剥削、以供养其寄生生活的“城居地主”宋二老太爷夫妇。一时间，阿舜与琼华仿佛毫无可为，只能束手待毙。这一相遇也几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绝境”。从家庭关系来说，宋七老爷与琼华成为这里的乡村化空间的陌生闯入者，他们也显然激起了宋二老太爷夫妇特殊的排斥反应。然而，这个小城到底是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县”城，它的大环境是现代性的。所以它不仅有县政府、公园、民众教育馆等现代国家治理机构，也有“县政府的钟会计”、被钟会计称作“敝东家”的“张县长”、“民众教育馆馆长”九公公等现代科层制人员和身份。但是出人意料地，这种特殊的相遇，在当时的时代迅速地重新诞生出它对某种结构性人际“关系”的生产能力。事情源于钟会计对于宋七老爷的特殊身分的寻找：
因为在某一个宴会席上，偶然的七老爷同县政府的钟会计便会见着了。而且于两场麻将之后，他们更成为知交。“说句真话，这个外江佬确实是满够得上朋友的：大方，不小气，将小钱看得很轻。”不仅七老爷自己个人对于钟会计心里作了如是的估计；就在钟会计方面，也不禁时时要从他墨晶眼镜边沿之上，透过一层赞许的眼光来，暗自思量道：“还要到那里去找寻关系呢，在本地的绅粮当中，再没比这个人更为合适的了。他不仅漂亮，懂事，跑过下江，而且在本城里的亲戚朋友又多，就连解一下小便的功夫，也会碰着一大堆的熟人……”
作者嘲讽地指出，这是“抗战第三周年的春间”，也是“钟会计东家”张县长在做满第一任××县县长后，继续充任第二任的第二个月以内的事情。这意味着，时序恰在1939年春（据小说上下文推测，1937年应当被计为头一年）。小说中对于时代环境的体验刚好是与陈翔鹤小说写作时间非常切近的历史，按照柯文在《历史三调》中的说法，这里的“历史”还未来得及被神话化。它还非常原生态，非常淳朴而真切。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对农民解放还是很强调的，并宣称为此目的要坚决“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国民党称：“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彻底于完成”；“本党为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的任务，即在领导农民反抗这种剥削”。国民党将此作为“本党历史的使命”，声言“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使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一则1927年5月26日的“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布告》也称，“照得农民占全国人口之最大多数，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为此，国民党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也曾筹备进行土地改革，如1930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等，不过并未获得成功。小说《一个绅士的长成》中虽然没有直接反映农民的解放，只是间接提到米价和粮价的飞涨，有时“惹得一般下愚的‘莠民’们”“还要作出一二件类似抢劫的不法运动来”；但与上述国民政府的决心相反的是，小说反映了那种顽固的“剥削”欲望的复活方式。首先值得注意的，钟会计是个“外江佬”，这是一个与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外村人”相当的命名。这种“外来户”/“坐地户”（“本村人”）的划分是中国20世纪农村小说很常见的现象之一，如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1946）中作为“外路人”、“外来户”的铁锁、二妞夫妇等。同时，这种区分实际也以二元对立的隐喻形式，较为广泛地存在于城乡相遇模式的小说当中，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路遥的《人生》（1982）等。这种依据利益获得机会的差异所作出的身分区分，正与封建时代的社会区隔形态相一致。钟会计是聪明的，他“找寻”到了七老爷（文中意味他此前“找寻”了很久），一个身上有着丰富人脉资源的当地绅粮。这导致了表层“国家政权建设”下的某种旧式乡村空间的复活——即对于费孝通《乡土中国》里所谓“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利用。果然，精明的钟会计“自从通过七老爷的关系，他便结识了当地不少的士绅”。对照瞿秋白1930年代初《流氓尼德》中所痛斥的流氓精神，我们对于小说里钟会计居然会如此守诚可信，可能很有些讶异。但事实的最大可能或者是：如果失去这种好不容易才寻找到的“空间”，钟会计当然也就不会收获到他自己的那一份丰厚的利益。可笑的是，在钟会计与七老爷利用菜油和棉花的投机生意大赚了一笔以后，张县长也开始同七老爷“有了密切的往还”，时常到七老爷府上有意无意地打上几圈公余麻将，随后并进而成为七老爷儿子小罗罗的“干爹”。后者正是非常露骨的对《乡土中国》里所谓“血缘”关系的借用。与此相适应，原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九公公，一个做事“不认黄”（按：没有基本信用，反悔）、几乎把全县里的事情都“闹酸了”的旧式前清乡绅，被迫让位给了宋七老爷；钟会计被邀请到本地财委会兼理会计；七老爷被选举为财委会的常委主席；二老太爷和赵姨娘都开始对七老爷侧目称许；七老爷又接替精神有些不济的钟会计作了合记米庄的经理，等等。在这里，一个旧式的乡村化空间不断膨胀，悄悄地，然而也是惊人地侵蚀并替代了原有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现代性空间。
二 空间偷换、“解放”想象与文学讲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空间的暗中转换，甚至同时导致了指向实践行为的意义如“公平正道”、“抗战的重要性”和“日趋繁荣”等的篡改。小说《一个绅士的长成》中，钟会计不惜辛劳，苦口婆心地对地方人士宣讲他的“正义”哲学：“要找钱么，还得正明公道的将本求利才是正理。那一味只晓得从老百姓身上想法的人，实在为我兄弟个人所不取。”他还举例说，“就以我们的敝东家张县长而论，他也实在最恨那种不值一钱的贪官污吏的。……他所有的几个钱，也还是从正明公道的生意中得来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正明公道”呢？作者陈翔鹤在小说中写道：将本求利，天公地道，不错，这种极合于常识的逻辑，又有谁能以反对呢？于是“合记米庄”、“合记糟房”等等字号的组织，便以商会会长王立斋以及县政府钟会计为中心而成立起来了。这是一个为本城里所从来未有过的资金已超出了二十万元以上的庞大组织。他们大量的收买稻子，粮食，而且更将附城十里地以内的水碾、榨房，全部包在手中。此外，更兼备有汽车式的橡皮轮子的木板大车三十多辆，以便将本地出产最富而从来不曾大量输出的稻米，利用穿城而过的公路，向距本地估有二百来里的××市运输了出去。从××市更带了布匹、绸缎、日常用品、化妆品等等回来。在这种一来一往之间，其获利之颇有可观，那是谁也难以想象得到的了。
夸张一点说，这在一个县治小城中可算是一个超级商业帝国了，它的亦官亦商的路数，甚至不是后世所称的权力寻租，而是从晚清的“官商合办”式工业延伸而来的风格。耐人寻味的是，这个高度垄断性的集团组织，它正是通过市场，也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实现的；而且它在公开视野里，也通常不能为民众所直观，这就更增加了此种盘剥的隐蔽性。在这里，貌似的自由市场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将非正义的收益漂洗成冠冕堂皇的“正明公道”收益，实际上我们在此看见的却是血腥的丛林原则，一个没有天敌的徜徉在衰败社会与大众躯体上的吸血（金）巨曽。钟会计更直接而无耻地宣称，“在这种非常时期中，比做米粮生意更加有利的买卖，正多着呢”。这里，我们看不到民众的利益，所以，合记米庄的水碾、榨房、板车的轮子一天不断地飞转着忙碌着，××市的米价和粮价也就“一天不断一天的出乎正规之外的向上飞涨着”，甚至导致饥民抢粮事件。但是按照他们的逻辑，这还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说其到底还是要让‘抗战’二字的负责才是正理”。另一面却是，仅以七老爷的个人私房而论，还未等到抗战第四周年终了（按文中时间推测，约为1940年底），已经变成了“二百多石谷子的水田”，并且这还不到他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年轻的宋七老爷终于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封建性的城居地主。想想不过四年以前的穷迫困窘、被亲生父亲鄙视的宋七娃阿舜和琼华，想想他们不过是打打麻将，看看江边风景，而对于当时的民族抗日事业和大众日常生活并无切实的贡献，我们确实忍不住惊奇。
同样地，抗战事业的“正义”阐释也发生了暗中的漂移。原本来自战区的宋七老爷和他的娇妻，那位一到本县就有了“标准美人”之称的七少娘琼华，对于一切爱国行动向来都不落人后，比如募寒衣捐、征求伤兵之友等。在谈到抗战的重要性时，“软绵绵甜蜜蜜”的七少娘会很真诚地说：“侬勿要以为日本人的炸弹掉下来是好白相的，只消一听轰隆的一声，许许多多的屋顶，墙壁都会从你头上倒塌下来。这种苦难，我们在前方的时候，吃过的真正勿少呢。性命吗，到那里才真交关。所以我们身住后方的人，必须得主张抗战到底才行。赤老，伊拉啥人反对抗战，啥人就是勿爱国，汉奸！”显然，七少娘的这种态度是得到了七老爷的默许和支持的。但是天晓得，为什么当年大战后宋七娃和琼华要从前线回来，而回来时虽然屈辱地寄住着，光景惨淡，却也并不坚决地声言这个“抗日的重要性”？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们生活得过分丰裕、可以随意花上两三千元巨金买下全堂上等木器的时候，才会想起“必须得主张抗战到底”，并严斥“勿爱国”和“汉奸”呢？让人颇感讽刺的是，只有到了这种境地，宋七老爷的身份才被扎实而妥帖地安置下来，才被认为是“克家令子”。于是乎，一个新的“绅士”终于“长成”了。虽然，在表象的世界看来，××城确实已经走上了日益繁荣的道路，甚至“将来必定会有更加繁荣的一日”，但是这里没有谈到民众的切实生活，也没有谈到当时的环境下抗战的可能前景。回想起当初钟会计的那番高论，这市场与繁荣似乎不过是他们放养和渔利的鱼场（钟会计：“不过既然想要谋利呢，那第一步就必须得从繁荣本地市面，活动本地市面，这一点来入手了”）。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国民政府的“解放”农民，还是“建设”乡村的运动，都成为了暧昧不明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县治小城，虽然环境不同于以前的封闭自足的乡村环境了，但乡村剥削与压迫关系却被神奇地几乎全盘复制出来。由此，不独农民无法解放，即便是地主，也与旧式地主并无本质的不同。结果是，“解放”被改写和悬置了。
有一点颇为让人奇怪的是：和其他小说一样，《一个绅士的长成》也没有追问宋二老太爷的“三百多石谷子”的“母田”最初是怎么来的，虽然这其中可能有着结构文体的局限。如果最初，当其相对弱小之时，这些土地是买来的，那么用于购买的资本所包含的劳动，不也可能曾经是一种正当劳动吗？如果全然是抢来的，这又无论与历史或者文学的两种叙述都不能印证。恰当的理解可能是，最初是买；后来做大之后，是亦买亦逼（抢）来的，就像《红旗谱》中冯老兰对于严志和家那块祖传“宝地”的作为。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于那里：那些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特别是最初的起源资本，难道它所包含的劳动就不是正当的，甚至未曾包含着他们的被牺牲掉的尊严吗？类似这样的疑问，在后来“地主”和“富农”被阶级符号化的年代，似乎是不太容易进入文学文本的。但是1990年代初陈忠实的《白鹿原》则通过白嘉轩特别是鹿子霖祖上的发迹故事，非常明白地讲明了这一点。“这是白鹿村乃至白鹿原最漂亮的一座四合院。它是鹿子霖的老太爷的杰作。那位老太爷过烂了光景讨吃要喝流逛到西安城里，在一家饭铺先是挑水拉风箱……”后来的叙述更揭示了这位老太爷付出过的非人的屈辱（即“尊严”），等等。
讨论这一点绝非无聊，而是说，仅仅将农民的“解放”定位于一种显性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解除，其实远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解放。在土改后的最初时期，兼以分给农民个人的私有土地，当时并未限定不准买卖，正是一种依据市场原则（其时对于工商业经营持温和的保护政策）可以流通和增值的原始资本，那么在个体农民面前摊开的，正是小说《一个绅士的长成》中未曾讲述的早期宋二老太爷发迹的可能性。指明这一点并不是危言耸听，不仅当时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在文学叙事上，从赵树理《杨老太爷》中1947年杨大用“驴工换人工的剥削计划”、韶华《北大荒的故事》中“四十年前”二洪大爷“想种几年积攒几吊钱，自己买几垧荒地”，到解放后李凖《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的“啥都没有置几亩地算事”、柳青《创业史》中每年冬天都接收破产庄稼人“卖地契约”的郭世富（原先也是“穿着开花烂棉袄”的外来佃户），都写到了农民稍有富余后即想雇工和买地的愿望。而部分干部趁机分得好地——如土地改革（“填平补齐”）过程中，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讲到了某些干部多占好地和浮财，超过中农甚至原先的地主的现象；委婉一些的，如柳青《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赵树理《三里湾》中的范登高等，也都有所表现。从结构性认识来说，这正是处于最早阶段的“宋二老太爷”的故事。而接续在后面的，最有可能就是《一个绅士的长成》中宋二老太爷的儿子宋七老爷“二百多石谷的水田”的故事了。如果说“革命中国”曾经阻断了这种经济道路向前继续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农村改革及90年代的市场经济中，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经济道路就恢复了它早先的趋势和力度。结果出现了向本贵长篇小说《凤凰台》中老实农民周连生、赵梦生说到的，他们的后人和凤凰台村大部分人家，过不了多久重新只能靠给丁、吴两家“做活”求生存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这两家都是改革开放后新的干部暴发户，他们的故事看上去无论如何与郭振山和范登高们的“前史”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而绝境在于，不仅在十七年前期，对于农民的“集体”富裕方式在文学作品里留下了太多的怀疑与争辩，而且现实的农民“集体”道路又被有的学者如高王凌称之为“不赢利的经济”，和被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似乎开了个循环的玩笑。当然，如何细节化地讨论当年农民的集体经济，是另一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几乎正是由于作者的“党员”身分（1938年，一说1939年）和写作这篇小说时的认识状态，稍晚的皖南事变后，作者陈翔鹤被国民党当局再度从教职上辞退了。这也就说明，能够在《一个绅士的长成》的故事材料中发掘出上述“空间”性认识的作者，其实拥有的正是一个后设的现代性视野。这是一系列的结构性认知，而与项羽一类止于“取代”的封建性视野有着根本的不同（《史记·项羽本纪》：“彼可取而代也。”）。当然，作者当时形成这样的视野时，一则，他自己和当时的读者们是对之信赖的，这种信赖转化为农民必须被给予“阶级解放”的合法性前提——于是，“阶级解放”也就成为一种辉煌的承诺；再则，小说里又可能再度留下了哪些令人浑然不觉的问题呢？我们逆推一下的话，如果不是有着某些结构性的问题，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之后，《一个绅士的长成》中关于乡村精英和乡村政治的情景，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陈源斌的《万家诉讼》（1991）、阎连科的《乡间故事》（1991）等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地再次被复述出来，并在张宇《乡村情感》（1990）中引发老一辈革命者“咱们老说咱是人民的服务员，人民是咱们的主人；可是服务员老是比主人吃得香穿得光，闹得人人都想当服务员，不想当主人”的浩叹？
在这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在“阶级解放”的想象与努力中，到底错过了什么？
（王再兴，怀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Rural Space and Its Literary Narration in“Pre-history”of Modern Novel—Take Chen Xianghe and A Gentleman Grows up as Examples
Wang Zaixing
Judging from cultural materials and literary heritage，many novels written in 1940s about peasants'life depict what can be seen mostly in partly market-oriented 1990s.A Gentleman Grows Up，a novel written by Chen Xianghe in 1941，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pre-history”modern rural literature，had the very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farmer fiction“pre-history”.In the novel，modernity and feudalism contradicted to each other，resulting in the turning from rural space to modern space.met and finally caused the rural characteristic space eroded and converted the modernity space. The transition simultaneously leads to the deformation of some phrases，such as“fair play”，“the importance for figh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increasing prosperity”，“justice”etc..Therefore，peasants“emancipation”was rewritten and delayed.The narration of the story also exerted structural influences on the writers of later generations—some scenes were repeated again in the fictions written in 1990s with little change.
Rural Space；Market；Emancipation；Literary Narration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社会主义农村小说的想象尧叙述与困境渊1949-1966冤冶渊编号院13YBA263冤及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野1941要1966年农民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冶渊编号院14A115冤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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