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青文学”这个概念一直存在不同的界定。最广义的“知青文学”泛指所有知青写的文学作品（即使不是写知青题材），而这里的“知青”既包括从1968年底开始历时十年的“下乡知青”，也包括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的“回乡知青”。杨健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就采用了这个大“知青文学”的概念，认为知青文学的“形成期”可以追溯到1953年至1966年的“回乡知青”文学与“支边知青”文学。
狭义的“知青”指的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下乡”知青，这个“知青”“专指文革中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它和各种文化联姻，而作为一种群体象征、文化象征和文学现象体系，载入各种各样的史册，其影响渗透着当代中国的各个生活领域”。从1966年8月到1968年11月26日，共有一千两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分八次接受毛泽东检阅。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新华社通讯这样描述上山下乡的场面：“全国的城镇、乡村、牧区和海岛，到处一片欢腾。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知青作家王小东以这个狭义的“知青”概念为核心，把相应的“知青文学”分为三个时期：1968年以前为“前知青时期的知青文学”，1968年至1978年为“知青时期的知青文学”，1978年至今为“后知青时期的知青文学”（这个时期还可再做细分）。可见他采用的办法是把“知青”和“知青时期”分开，“知青时期”实际也就是“文革”时期，而“知青文学”概念在他那里仍然是广义的。
笔者认为，这些关于“知青文学”的界定和划分，各有自己的理据，没有必要定于一尊。采取哪种定义取决于你的研究旨趣和目的。就本文而言，笔者把“知青文学”限定在“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知青作家写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也就是所谓“新时期”以来的知青文学（郭小东所谓“后知青时期的知青文学”），这大概是最狭义的“知青文学”概念，其最早代表是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等（又被归入“伤痕文学”）。之所以限定在这样一个范围，是因为笔者感兴趣的是后知青时期的知青叙事（可以归入后“文革”时期的“文革”叙事这个大类）。这个时候“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并成为反思对象，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审视后知青时期的知青叙事，从一个侧面勘探知青作家乃至知青一代对于“文革”与“上山下乡”运动的集体记忆及其文学表现方式的演变。本文的兴趣更在于通过这种考察来勘探后“文革”时期中国大陆“文革”叙事——作为“文革”反思的一部分——的症候及其形成原因。
因此我不讳言，我对知青文学（以及更大范围的“文革”文学）的兴趣与其说是文学或文学史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和文化政治的。我认为，解读知青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后知青、后“文革”时代知青作家对知青运动及“文革”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也折射出我们民族在“文革”反思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也正是从这个研究旨趣出发，笔者选择了梁晓声。这不仅因为他是迄今为止最著名、产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知青作家，也不仅因为他的近作——小说及同名电视剧《知青》在2012年产生了罕见的巨大影响，更因为他开创的所谓“悲壮的青春叙事”或“英雄叙事”存在一种极具误导性、但又难以被察觉的认识误区和价值误区。对此，评论界尚未予以足够重视。
一 “英雄叙事”的产生背景与基本特色
“英雄叙事”（或称“悲壮叙事”）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代表人物是梁晓声和部分东北知青作家。“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回到城里的一代知青中有相当部分在短暂的兴奋之后面对的是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这些人没有能够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与命运，也缺乏在城里生活所需的一技之长，其被戏称为“修理地球”的农耕技术在钢筋水泥的环境里也毫无用武之地。因此，知青中的大多数回到城市后很难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对他们而言显得有些“异己”。他们无法面对不堪回首的往事，又无法得到新时代新环境的认同（当然他们也无法认同日益商业化的新时代新环境）。在我看来，“悲壮的青春”作为宏大英雄叙事的基调，其本质就是知青在新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回避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反思。当然，由于官方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否定，他们不能直接正面地肯定知青运动，遂转而通过塑造抽象的道德英雄、歌颂去政治化的人格力量，迂回、间接地为自己失败的青春辩护。换言之，这种悲壮青春叙事的核心，是从对“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具体社会历史反思，转向对知青一代被去政治化了的所谓“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抽象道德赞美——说它“抽象”，是因为它完全脱离这种“主义”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具体政治内涵，被当作一种抽象的精神美、人格美和道德美加以颂扬。它不反思或很少反思“知青”运动的历史错误，不再控诉知青个人或群体的血泪史，不再诉说自己被耽误的青春和被破坏得伤痕累累的情感世界、心灵世界，但碍于官方对“文革”和“知青”的否定，又不能直接为“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做社会和历史的辩护，因此采取“曲线救国”策略，回避对这个运动做正面的政治和历史评价，而把一种抽象的精神和人格道德化、英雄化、理想化。他们的宣言大致可以概括如下：我们是为理想主义献身的精神群体，不管这个理想在今天看来有多少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毕竟献身了，在此意义上我们远高于那些根本没有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的平庸之辈，至少我们并非碌碌无为，我们的献身故事悲壮而纯洁，因此我们不后悔。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他们把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投射在失败的历史上，使它变成了一部辉煌历史。这种‘悲壮的青春’历史，被广大知青群体欣然接受，他们终于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新名字，为自己的牺牲获得了新的光荣。”要深入理解梁晓声及其英雄叙事，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结合具体历史环境来解剖所谓“知青”精神，以免把它非历史化。正如郭小东说的：“知青这个语词，始终是与它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的。它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却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在郭小东看来，这种知青精神可以超越不同的知青个体在教育程度、工作岗位、职业等方面的差异而成为普遍有效的知青精神：“对于当下而言，他们是具体的社会角色，科长、处长、厅长、工人、农民、商人、作家、教授、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等等，为人父母，上有老下有小。就其生存状况而言，有的处于庙堂之高，有的是草根底层，不可同日而语；就其文化状况而言，有的后来读了大学，彻底改变人生走向；有的依然无文凭，大部分无车无房，不懂电脑，不会外语，无专门技能，找不到社会位置，下岗失业，处于社会边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这个名字，使他们暂时地消除身份角色差异，而有可能在精神上走到一起，克服彼此之间现实的价值冲突，仿佛又回到了当年，达成了精神上的观念和解。这就是文化血统的力量。知青经历也因此抽象为一种不含杂质的纯粹的精神符号。更具体地说，它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一种流放者归来的文化诉求。”这种对“知青精神”的概括虽然不适当地忽视了物质基础对于知青一代身份认同的影响，但由于经历、教育的相似性，知青的“共同精神特征”或“文化血统”的确是存在的。遗憾的是，这个被很多知青引以为豪的“血统”其实并不纯净，它和一系列难以摆脱极“左”嫌疑的意识形态符号联系在一起，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话语和乌托邦理想教育，苏联文学，“文革”前十七年的革命文学，毛泽东诗词及其所体现的所谓革命浪漫主义，雷锋、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的所谓革命英雄故事，阶级斗争哲学，等等。这些大概就是构成他们“文化血统”的精神资源。
这一点提醒我们，知青精神、知青的理想主义与极“左”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绝非偶然的关系。有人这样概括知青一代的精神谱系：“知青一代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的榜样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渴望成为英雄的一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出过真正的英雄业绩。‘悲壮的青春’虚构出的知青英雄和悲壮青春，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渴望。”这也揭穿了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的虚假性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满足内心渴望”的英雄叙事或许具有心理防御和心理治疗的意义，而其认识价值和思想价值是非常可疑的。
然而，这种本来具有明确而具体的历史内容与意识形态内容的“知青”精神，在梁晓声的英雄叙事、悲壮叙事中却被极大地抽象化，抽离了其具体政治历史内容而异化为一种抽象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一种似是而非的形而上理念，一种抽象的精神符号，而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具体制度，与之伴随的特定苦难、创伤记忆，都被“净化”殆尽，成为知青们“在后来的岁月中，赖以自慰自怜自强的本钱”。
二 没有悲悯的英雄叙事
在梁晓声的第一部重要知青题材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中，其英雄叙事已经基本成型。小说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北大荒兵团的某连队，由于选点错误，连年歉收，团里决定解散它。在老连长宣布“解散令”时，遇到小说主人公、副指导员李晓燕的激烈反对，李代表全连立下了军令状：开垦“满盖荒原”，“当年开荒，当年收粮”。这个神秘的“满盖荒原”一马平川，沃土万顷，但被死寂的无边大泽挡着，人们称之为“鬼沼”，其间流传着许多恐怖传说，没有人敢涉过它。
几天之后，“我们”这支垦荒先遣队就冒着风雪向“满盖荒原”进发，开始了征服自然的进程。于是小说把读者带入了类似存在主义情境剧的选择环境：或者战胜险恶的自然，或者被自然吞噬。这是一个征服环境的过程，也是一个英雄诞生的过程。小说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在于把“文革”的背景淡化，巧妙地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突出了抽象的与大自然搏斗的主题。这个处理方法此后成为梁晓声小说艺术的基本特色。小说描写的集体过程并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旨所在，它所着力揭示的，是这一垦荒集体在非常年代与暴虐自然的冲突、奋勇抗争及人与兽的搏斗，从而使李晓燕、王志刚们从身躯到灵魂都闪耀出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使小说成为对奋斗一代的颂歌。梁晓声擅长在雄奇、阔大的背景上，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中，塑造粗犷、悍勇、刚烈的人物形象，谱写英勇悲壮的英雄主义战歌。他笔下的人物和情节常常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场景描写洋溢着北国边陲特有的气息。通过粗蛮和暴虐的大自然来衬托“大写的人”：这个人始终坚强地挺立着，没有屈服于自然的暴力（比如“摩尔人”王志刚一个人杀死了三只狼）。这也是梁晓声小说的特点：调用传统小说中的“好汉”元素来塑造当代知青英雄。作者讲故事的才华是出众的：劳动、爱情、亲情、友情、历险……一切吸引眼球的元素都具有，并且不着痕迹地化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圈子。
当然，梁晓声不但是一个善于编故事的作家，也是一个深知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作家。他不但基本上抹去了故事发生的时代环境，而且穿插了英雄美人的故事、三角恋的故事（李晓燕、“我”和“摩尔人”王志刚），描写了英雄人物的复杂性格（比如李晓燕的两面性：既喜欢“反动歌曲”，又公然撒谎否认；既是政治上先进的连指导员，又帮助、袒护违反规定怀孕打胎的“我”妹妹梁姗姗），更通过与严寒、狼群殊死搏斗的故事，塑造了忠勇侠义的英雄形象，歌颂了肝胆相照的兵团战士的生死友谊。
但问题在于，发生于“文革”时期的所谓“战天斗地”、“征服自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劳动生产运动，它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发生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内涵的政治运动（这一点与1958、1959年的大跃进相似）。离开了这种社会历史语境和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就无法在社会理性层面上判断其正确与否。“上山下乡”时期那些“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牺牲了那么多知青的年轻生命，尽管诞生了所谓“理想主义”的“英雄”，但也极大地违背了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很多地方进行的垦荒运动同时也违背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原则）。这种“英雄主义”恰恰是需要理性反思而不是盲目赞美的。这里涉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价问题：为了“战胜自然”而牺牲这么多年轻知青的生命，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难到不应该反思吗？它与“左”倾狂热病没有一点关系吗？
小说在“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掩盖下的价值观也是成问题的。“我”的妹妹梁姗姗与一个男知青（此人只在小说最后出现过一次）恋爱，这种知青之间相濡以沫的故事当然只能以悲剧告终。作者并未追究这个悲剧的根源，也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同情和悲伤。或许，在作者看来，这些都已是常态（综观各种材料，这的确是事实）。但这就更加令人产生怀疑：一个吞噬人性、磨灭人的个性的东北极寒之地，虽然“神奇”而且“悲壮”，但却如此缺乏人性和人情，原因是什么？这难道和我们的制度无关吗？
小说中的“我”无疑是梁晓声自己的化身，但这个人似乎只顾得赞美牺牲的壮烈，却没有对亲情消失的过多忏悔（就是“我”狠狠地殴打自己的妹妹，因为后者违反了“规定”谈恋爱并怀孕），没有对爱情和友情消失的过多遗憾，“我”最关心的是“鬼沼终于被征服了”、“我们终于变成了英雄”。作品最后的“升华”仪式是：“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空旷的建设图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诞生了。
文学作为人学，其最高的价值维度就是人的生命和价值的至高无上。面对知青年轻生命的消失，作家即使不能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进行深刻反思，其内心涌动的也应该是悲悯与痛楚，而不是“英雄终于诞生了”的豪情。所谓“悲壮的牺牲”不应该是定义一个所谓“英雄”的冰冷符号。有一位网友说得好：“时至今日，读完这篇小说（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引注），掩卷深思。我依然会觉得悲哀，茫茫雪原，人是多么卑微的存在，却偏要背负所谓英雄的理想，所谓悲壮的无奈。他们会不会想到，喧嚣一时的知青大潮过去之后，天地重归空旷，而他们曾引以为傲的一切：种出的林，垦出的田，养大的马，甚至死时的墓碑，都已消失不见了……”
三 是忠勇还是愚昧？——重读《今夜有暴风雪》
《今夜有暴风雪》（1984）是梁晓声的又一部著名知青小说。在小说的“序言”中，梁晓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观和“忠勇”观：“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时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高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葬土地之青春，真所言忠烈之青春。”这番宣言慷慨激昂却又极度可疑：对谁的“忠”？为谁而“勇”？“葬青春之土地”必定“神圣”吗？何种“英雄主义”可谓之“至高涅槃”？为谁“涅槃”？这些被梁晓声所崇拜的所谓“忠勇”人格、“神圣”道德经得起理性的检验吗？如果一切“无私”、“忠勇”皆为“神圣”，皆堪讴歌，那么恐怖主义者难道不无私、不“忠勇”、不“壮烈”吗？他们不就成了一些“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么？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价值维度取消，只问“忠勇”与否，那么“9·11”恐怖袭击和革命英雄的舍身炸碉堡何其相似。梁晓声的问题就在于回避了这一切具体的追问，把“忠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等抽象化为一种超越历史和时代的人格。梁晓声说：“凡留下开拓者足迹的地方，注定有卓越的精神之光闪烁。纵然时代扭曲而此精神不可亵渎，纵然时过境迁而此精神不可轻薄。”“精神”既然可以脱离扭曲的“时代”而“独立”，因此也就逃离了历史反思。的确，扭曲时代的精神不见得必然也是扭曲的，但是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必然也是扭曲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扭曲的时代”了。能够与这种“扭曲时代”的主导精神抗衡、不受其摆布和控制，依靠的是个人独立思考的力量和独立选择的勇气。很遗憾，我们在梁晓声的小说中看不到这种力量和勇气。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经过现代文化启蒙的人而言，没有对个人生命和价值的尊重，就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没有个体选择和理性思考的自由，没有个人内心的道德觉醒，所谓的“献身”就是盲目的献身，所谓的“忠勇”就是愚忠。这种“英雄主义”是贬低和牺牲个体价值而不是成就个体价值的英雄主义，它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反复灌输的结果。具体到“文革”时期，我们要问：到底有多少知青（当然不仅仅是知青）是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中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选择了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选择了献身？他们可以不选择这种献身吗？他们有真正的道德自觉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要这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我也不想献身，我只想做一个人”吗？我们必须区别基于个人道德自觉的献身和随大流的、甚至是迫于形势的“献身”，区别一个人在自由的思想环境和行为环境下自觉选择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在专制环境下、在舆论一律和意识形态控制环境下“选择”（其实是被迫接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果把自己被迫的、被愚弄的、被蛊惑的理想和献身当作值得大加赞扬的“忠勇”，大谈“青春无悔”，真的是可怜加可悲，愚蠢加愚昧。自以为“英雄”，其实是虚假理想的牺牲品。
那么，梁晓声小说中的这种“忠勇”，是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基础上的，还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幻觉或意识形态牵引基础上的？这种“理想”是个人选择的，还是集体强加的？是尊重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还是扼杀个人生命和价值的？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小说吧。
《今夜有暴风雪》描写的是1979年知青大返城前夕的一个晚上北大荒某兵团发生的事情。小说一开始就是黑龙江冬天冰天雪地的景象。梁晓声用自己一贯擅长的戏剧化描写手法，一种酷似电影剧本的笔法，把北方极寒之地的夜晚那种萧索和荒凉写得极具视觉冲击力，同时也把作品主人公推进了一个类似存在主义情景剧的选择环境（这也是梁晓声小说的一贯特色，参见前文对《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的分析）：在这个极寒之地，北大荒四十万知青返城大潮正在涌动，兵团正面临解体，每个人都要在此刻做出生死攸关的人生选择。
就在这个极寒之夜，大批知青人心思走，正在为了回城与兵团领导进行激烈“斗争”；也是在这个夜晚，兵团某师二团工程连战士裴晓云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在她的身边只有一只叫“黑豹”的狗陪着她。但是她心中充满了自豪感和神圣感。在梁晓声的笔下，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被处理成道德和人格境界的差异。裴晓云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身世，回忆自己此前如何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发到枪，不能站岗，不能成为真正的兵团战士。此刻，作为一个拿枪的真正战士，她的回忆充满了强烈的自豪和尊严的感觉。
这边是裴晓云一个人在站岗，那边则是一帮知青闹着要回城，包围了兵团的会议室。因为兵团团长马崇汉并不想让所有知青都回城，私自扣下了兵团总部要求三天内办理回城手续的通知。兵团领导此刻正在团部会议室就此展开激烈争论。与此同时，这个会议的消息被传了出去，大批知青愤怒地包围了团部会议室。形势变得非常紧张。
小说一直在这两个场景之间切换，其间还通过回忆或倒叙的方法叙述兵团团长马崇汉、团政委孙国泰、工程连连长曹铁强、工程连指导员郑亚茹、警卫排排长刘迈克以及小瓦匠等之间的各种故事，特别是曹铁强和裴晓云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两个加上郑亚茹的三角恋。
在一片混乱中，兵团的仓库被抢，刘迈克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被小偷刺死，成为忠勇的“烈士”，留下自己马上要生产的妻子。同时，包围在会议室外面烤火的知青不小心致使兵团仓库失火，后被知青全力扑灭。兵团终于同意让所有愿意回城的知青回城。
第二天，兵团在大礼堂发放回城知青档案。但为了惩罚那些没有参加灭火的知青，兵团领导在发放档案材料时把队伍分成两队：参加了灭火的知青排成一排，先拿材料；没有参加灭火的排成另一排，后拿材料。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三十九个知青自愿要求留下。
同时，兵团为裴晓云和刘迈克两个人举行追悼会，场面极为悲壮。刘迈克的妻子昨夜在混乱中流产了，她还不知道刘迈克已经死亡的消息。郑亚茹则正在和她的男友匡富春进行着一场严肃的谈话。匡和郑亚茹本是有冲突的人，匡上军医大学的名额被郑亚茹利用关系搞来给曹铁强，但是曹铁强知道后坚决拒绝了这个机会，并和郑亚茹彻底分手。郑亚茹因怄气每月给上大学的匡汇钱，结果两人慢慢相爱。匡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兵团，并和郑亚茹恋爱了。现在，郑亚茹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回城，但是被匡拒绝。小说的最后是若有所失的郑亚茹和一群知青坐车回城，把自己本来想带走的半牙具缸雪水和泪水洒在了冰天雪地。
下面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
第一，苦难与牺牲的审美化。
为什么《今夜有暴风雪》这样的作品会感人？“文革”中知青的那种所谓的“牺牲”、“壮烈”，即使不应完全否定，也带有极大的局限性。比如支撑知青之壮烈行为的那种所谓“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价值观，不适当地忽视了个体价值（包括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利益和生活方式），本来应该促使我们认真反思。但现在它在小说中为什么变得那么“感人”？那么审美？作者到底调用了哪些文化和文学因素？
梁晓声为知青“上山下乡”辩护的巧妙之处是：他从来不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上山下乡”运动或知青运动好、应该得到肯定。他回避了直接的正面评价，采取了“曲线救国”的策略。首先，通过去历史化、去政治化的处理方式，把知青英雄叙事和献身故事的具体社会历史内容和政治背景抽空，让它们发生在几乎没有具体时代特征的抽象环境中。其次，调动一切修辞手段，竭尽煽情之能事，写了一批为那个时期的“理想”献身的“英雄”，把他们的献身行为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于是，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事迹”本身似乎就获得了一种美，一种悲壮和崇高的美。我们很可能会被他们的献身精神和献身行为所感动，不再去追问献身的对象、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否值得为之献身。
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样，《今夜有暴风雪》充满了对一种抽象人格的赞美：刘迈克为了抓小偷而献身，裴晓云为了坚持站岗而献身，等等。这种“英雄主义”和献身行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人格或品德。知青运动、“上山下乡”运动与极“左”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被尽可能淡化，“文革”或其他极“左”意识形态对知青和边疆建设兵团的消极影响被降到了最低程度。比如，尽管出身论是梁晓声知青小说中提得最多的“左”的因素，但在《今夜有暴风雪》中，正是出身不好的裴晓云得到了男主人公、男英雄曹铁强的爱情。这篇小说（也包括梁晓声的其他小说）尽管也写到了出身论，但是和《在小河那边》、《伤痕》不同，出身论的伤害在梁晓声的小说中被极大地淡化（常常一笔带过）。它所强调的不是出身论对个人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和现实歧视，而是强调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威力，相反遭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抵制，因此没有对人、对社会造成多大伤害。这是很有意思的差别。
换一个角度看，这种抽象的道德人格其实非常可疑。裴晓云长期遭受出身论迫害，好不容易第一次拿到了枪，第一次站岗，因此心里对“祖国”、对“集体”充满了感恩之情，连生命也置之度外。作者把这种精神、这种行为写得可敬可佩、可歌可泣，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写到她对出身论的反思，甚至在长期遭受迫害后也没有丝毫怨言。这种缺乏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识的“献身英雄”真的那么值得肯定和歌颂吗？她的死应该唤起的难道不是作者的悲悯、抗议（对制度的抗议）而非赞美吗？
同时，为了达到去政治化的目的，小说调用了一些与“文革”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几乎无关的、抽象的人性元素和叙事元素，比如主持公道、匡扶正义（在这里，男主人公曹铁强帮助小瓦匠和团长以及警卫排长的斗争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趣味性，且有效迎合了读者阅读古典小说时培养的审美习惯。故事中的很多元素取自人类情感的母题或原型（它们在传统小说或民间故事中得到过反复表现，比如小说描写的有一年春节裴晓云和曹铁强两个人单独在兵团的各种有趣故事）。即使是小说通过回忆形式叙述的曹铁强母亲遭受的政治迫害，也被描写成抽象的“烈女”和抽象的强权之间的斗争，曹铁强则被塑造为一个侠义心肠的好汉，曹铁强的奋斗动力被描写为“不给爸爸妈妈丢脸”，他们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好汉”家族。特别可笑的是：自己的母亲被极“左”路线、极权制度夺去了生命，曹铁强不是努力去反思和批判极权体制，而是想尽办法要“知道母亲是从哪一座山崖跳下去的”，然后去征服这个山崖（仿佛这个“山崖”才是凶手）。如果他的母亲是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么他是不是要去炸掉这个楼？这样就不会发生类似悲剧了？
由于很多读者往往不具备自觉的反思能力，梁晓声对知青运动和“上山下乡”的这种处理，一方面弱化了作品的社会反思力，减少了作品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所谓“艺术感染力”，通过英雄叙事来强化作品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力量。
一个知青作家可以对一个曾经给中国社会特别是知青群体本身造成极大伤害的具体政治事件做这样的非政治化处理吗？兵团的“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看看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是怎么写的：
……
1、拷打批斗：
云南兵团不完全统计：吊打知青69起，仅一师批斗知青727人。有的知青被吊起来活活打死……
2、奸污女知青（不完全统计）：
黑龙江兵团：365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
3、工伤事故：
黑龙江兵团：死亡553人。1970年8月，3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3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第39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
内蒙兵团：事故928起，造成126人死亡，伤756人。34团二连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9名知青。1972年5月，43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
广州兵团：死亡210人。
云南兵团：死亡297人。
新疆兵团：1969年来，仅自杀事件就达134起……
4、管理粗暴：
内蒙古兵团26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
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0.34元。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7元。偷一根甘蔗，罚20元。
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5、知青思想不稳：
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2万余人。
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
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48人。
云南兵团：近年内知青走后门达300多起。
这份简报披露的问题远非完全，但也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它与“伤痕文学”所控诉的“文革”现实一样，构成了我们对知青运动的另一种评价体系。但是看了梁晓声的小说，我们对兵团会有什么样的印象？这样的作品谈得上真实和典型吗？毕竟文学艺术对特定时期的生活、历史的描写会被读者当作那个时期的真实生活和历史来阅读，更何况在“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历史错误仍然没有得到认真严肃反思，甚至连历史真相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梁晓声的小说无论在认识意义上还是在教育意义上都是带有极大误导性的。
第二，英雄和凡人的等级制。
梁晓声在《今夜有暴风雪》中充满激情地赞美兵团知青说：“他们不怕死，只要能做英雄”，“他们就怕平凡的生活。艰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平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软性的挑战。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力应付这种挑战。渐渐冷却的政治兴奋在他们身上转化成追求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歌的激情。”说得直白一点，这种激情就是求死精神。
有人一心求死，渴望成圣，当然是他的自由。但一个有悲悯之心的作家却不能盲目赞美之，更不能以之为标准否定不想“成圣”的人，不能蔑视那些奉行“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凡人。《今夜有暴风雪》没有对挣扎于边疆极寒之地的可怜的小人物给予足够的同情和关爱，相反却表现出冷漠甚至极大的蔑视（如果他们没有英雄壮举的话）。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小瓦匠和刘迈克有一次在山洞里进行爆破时出现了险情，小瓦匠出于本能急于逃命，留下未熄灭的炸药导火线，差点酿成大祸。幸好刘迈克用身体扑在炮眼上，这才解除了危机，也救了小瓦匠一命，自己则被严重烧伤。这时，作品这样写小瓦匠的心理活动：
他心中是多么羞惭啊！扑在炮眼上的应该是他！受伤的应该是他！掩护别人的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小瓦匠！他不是对自己那么自信过，在危险的时刻，自己肯定会表现得象个英雄人物吗？他不是曾经希望过生活为自己创造一次这样的时刻，让自己有机会表现出英雄的行为么？他不是曾经对自己说过许多不怕死的话么？这类豪言壮语不是都工整地写在自己的日记上了么？他不是曾经那么神往地想象过，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么？这种想象曾给他带来过多少不被人知的安慰！
小瓦匠啊小瓦匠，这个常常受到别人揶揄和奚落的弱者，这个在现实中常常对自身的价值产生悲哀的心灵苦闷孤寂的人儿，仅仅是靠着这样一种对英雄人物和英雄行为的想象，才能够在心理上获得一点点和别人平等的自我意识啊！
可是今天，连这一点点稳定自己心理天平的虚幻而又真实的东西，他都丧失了！
他的整个心理天平倾斜了。
他对自己彻底绝望了。
在危险的时刻，他成了一个可耻的逃生者，做出英雄行为的时机被别人占有了。
他简直觉得无地自容！
他哭得那么悲哀！
那是一种对自己悔恨到极端的大的悲哀。
这里不但没有对小人物的同情，相反，让这个被“英雄”救下的小人物背负极大的类似自戕自虐式的心理压力。小瓦匠不但没有庆幸自己被救，相反他感到“无地自容”、“对自己彻底绝望”、“悔恨到极端”，原因居然不是别的，而是错过了成为英雄的机会！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一个靠对革命意识形态灌输的英雄想象才能找到自己与别人的平等感觉的人，是可怜的；他需要的是现代平等主义的文化启蒙，而不是整天做着“烈士”梦，想象着像金训华那样去死。而且，即使小瓦匠真的感到惭愧，他应该惭愧的也应是自己出于本能的逃生行为差一点使别人丧失了生命，而不是因为自己做英雄的机会被别人抢了。
那么，小瓦匠如此渴望成为的这个“英雄”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希望成为英雄？请看：“假如某一天自己英勇壮烈地牺牲了，他小瓦匠的日记，也会象张勇、金训华等烈士的日记一样，被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敬意地去读。”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做英雄原来是为了被后人崇拜！这个动机真是不纯得可以！
要么是英雄、烈士，要么就是苟活者，即使不是苟活者，也是被别人、被自己瞧不起的，在英雄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在表现知青回城的问题上，梁晓声虽然没有为“知青”运动直接辩护，也没有明确说知青不应该回城，但他的价值立场是非常明确的：选择留在边疆的人才是值得赞美的“英雄”。作品中所有那些得到作者竭力赞美的人物，或者成为了烈士（裴晓云、刘迈克），或者选择了留在兵团（曹铁强等），他们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北大荒；而选择回城的知青则受到蔑视（以郑亚茹为代表）——作者的蔑视和他们自己的蔑视。
这样，《今夜有暴风雪》就以有无英雄之举为标准建立了道德、人格和精神的等级制。小瓦匠不仅用这个等级制衡量和评价自己，而且以此评价自己的弟弟。在发放知青回城资料的大礼堂，小瓦匠看见弟弟身穿一件崭新的军大衣走进来，弟弟的脸也是清洁的。他以为弟弟没有参加昨夜的救火行为，当即怒不可遏地想：“为什么是清洁的？！为什么不是肮脏的？！”小瓦匠的弟弟立刻成为蔑视的对象：“他（小瓦匠）自己，他们所有这些脸上肮脏的人的目光，都投射到弟弟身上。”“小瓦匠心中替弟弟难受极了！他将身子转过去了。”当弟弟走到他身边站住叫了声“哥”时，小瓦匠“猛地转过身，吼道：‘别叫我哥！’‘你不是我的弟弟！你给我滚出去！’‘我揍你！’”因为怀疑弟弟没有参加救火就要断绝兄弟关系，这个哥哥真是无情得可以。当然，小说随即告诉我们，其实是小瓦匠误会和冤枉了自己的弟弟，这件新大衣其实是团长借给他的，因为他自己的衣服在昨夜救火时差不多烧光了。这个可怜的弟弟这才重新得到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作者赐予了）做人的资格。这是多么典型的英雄对凡人的歧视。在此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这个可怜的弟弟真的没有参加救火，他就理应被歧视，永远得不到哥哥和别人的原谅，甚至失去做人的资格吗？难道做出英雄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歧视凡人的特权吗？
在梁晓声的小说中，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终于败给了虚假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败给了自己的英雄梦。在此我们要问：“英雄”的符号难道比人的生命、比爱情和亲情更有价值吗？对比北岛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的人道主义呼喊，梁晓声的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英雄主义”就更值得怀疑：这毕竟是一个从虚假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回归真正的人的时代，何况这个真正的人还远远没有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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