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绿原

　　“二爷”的名字叫村生，是我下放时所在生产队的副队长。他50 岁上下，个子不高，一脸的胡子，平日里不太爱讲话，总是笑眯眯的。因为他是当地的能人，又热心帮助人，队里人都尊敬他；还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当地人都叫他“二爷”，我们也就跟着这么称呼他。

　　闲着的时候，二爷总是喜欢叼着旱烟袋，坐在队部门前的那块大石头上吸烟。烟斗里烟叶快要燃尽时，他便长长地吸上一口，然后再慢悠悠地吐出来，形成一个个袅袅上升的烟圈。接着，他抬起脚，把烟袋在鞋底上磕几下；然后，又别在腰间。他那享受的样子至今还能在我眼前出现。

一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我们生产队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农忙时就显得不那么够用的了，所以耕牛仍是犁地、运输的主力。之前，队里有专职饲养员，但是五头牛非瘦即病，关键时刻很难派上用场，急得队长嗷嗷叫。

　　看到这种情况，二爷自告奋勇承担起队里的养牛任务。平时，他把牛棚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他虚心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实施科学喂养。不到半年，这五头牛被他饲养得壮壮实实。我问二爷：“在你手里，牛养得膘肥体胖的。有什么秘诀吗？”二爷笑着说：“要说秘诀，只有四个字：勤快、用心。”接着，他就将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养牛口诀像说快板似的说给我听：“牛栏不透风，耕牛好过冬；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宁拉十步缓，不拉一步喘；牛耳不大摇，服药快治疗……”我听了后，发出了仰慕的笑声：“二爷真是干一行精一行。”他也得意地笑了。

　　每当农忙前夕，人们在清晨总是伴随着二爷那悠扬的赶牛压场的歌声醒来的。那歌声既是唱给牛听的，也是唱给大伙听的，更是唱给自己听的。

二

一个夏末初秋的上午，我顺着山涧从队部向驻地走去。山上的柿子树、栗子树都挂满了果实；漫山遍野的野菊花竞相开放，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虽然山路崎岖，但我就像麻雀似的一路蹦蹦跳跳、好不自在，再也不像刚来时那样蹲着、趴着走山路了。就在我独享这美丽景色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二爷背着一个背篓向山上走去。只见他腰间系根绳子，两只裤腿也用绳子扎着，手里拿着一把砍刀。

　　见状，我喊了一声：“二爷，干吗去？”“上山采药。”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山上攀去。

　　山风吹动着树林发出一阵阵松涛声，齐人胸高的杂草在山风的吹拂下忽隐忽现，二爷很快就消失在那片树木丛中。

　　后来听社员说，他上山为的是采摘治疗蛇咬伤的药草。他有秘方，但从不告诉别人，制药时也不让别人看到。家传的？我心里猜想着。

　　一天下午，我看见二爷扛着铁锹在前面走着，我紧追几步跟上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便提起他那天上山采药的事。他笑着说：“庄稼人常年住在山上，免不了被蛇咬。我采一些药草回来做成蛇药，给大伙备着，急需时可能派上用场。”他用手向山上指了指说：“我每年都要上山好几次。这几种药草大多生长在峭壁上，不大好采。有一次我从峭壁上滚下来，大腿还被树枝刮出一个大口子。”从他的言语里，我感受到了采药的艰辛和不易。

　　“采药难，制药也不容易啊！”他接着说：“回家后，先要进行选材：有的是用根部、有的是用茎部或花、有的是用它的叶子。还要将它们晾干、打碎，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配伍。最后一道工序是将配好的草药与蜂蜜放在锅里熬制，这道工序比较难。主要是火候不好控制：火大了，容易糊；火候不到，药效就下降。”他越说越兴奋，差点把秘方也说了出来。

　　“做成药丸子后，要在干燥的坛子里放上一周，让它醒一醒，再用油纸将药丸包好，绑在我二儿子的左手心里捂36 天。”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是你二儿子，其他人不行吗？”他说：“是的。因为这个药一定要绑在属虎的童男子左手心才管用。二儿子属虎，人又小。”听着他说这个，我心想：这就有点玄乎了。但此话没敢说出口。

　　第二年六月初。麦收时节到了，我们都在田里去割麦子。大家争先恐后地干着活，谁也顾不得说话。忽然，在田埂那头，一个妇女的叫喊声打破了宁静：“二爷、二爷、二爷在吗？”喊叫声里还带着哭腔。

　　这时，二爷的大女儿应道：“找我大（父亲）吗？他在麦场上呢。”不一会儿有人把二爷叫来了。那妇人急切地说：“二爷，我是虎口村的，我孩子被毒蛇咬了，现在正在大队卫生所呢，求你快去救救他吧。”没等那妇人说完，二爷放下木锨，拔腿就往大队卫生所跑去。

　　他跑得飞快，像战场上冲锋的战士、像赛场上奔跑的运动员。平日里从未见过他这样奔跑过，我现在明白了：那是因为未到着急时。看来孩子的伤情非常严重。

　　40 多分钟过去了，二爷回来了。只见他满脸通红、头发上还滴着汗水，对着急于想了解情况的众人说：“没事了。”我也没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治好了孩子的蛇伤，因为记得他对我说过，在有蛇出没的季节，他身上总是带着蛇药。

　　妇女主任告诉我：“二爷真是个好人。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也无论是白天晚上，都是随叫随到。他给人家治病，从不收一分钱。”

三

麦子收完不久，我们就开始插稻秧了。快到中午时，队长喊道：“收工啦，下午两点继续干活。”大家说着笑着上了田埂，用稻田里的水洗了洗脚，穿上鞋子回家了。这时，我却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心里十分着急。我是一个粗心的人，经常丢三落四，队里人都知道。这时，有几个知青过来帮我找了一会儿也没找着，急得我直想哭。在田头坐了一会儿后，我便沮丧地光着脚向驻地走去。

　　太阳把大地晒得滚烫，我只能踮起脚，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时不时还被小石子垫一下，钻心地疼。偏偏那树上的“知了”不紧不慢地叫个不停，更让我心烦。

　　下午收工的时候，二爷提着一双鞋走到我跟前说：“这是你的鞋吧，落在草垛旁呢。”

　　“谢谢二爷！”我看到那正是我的鞋，很不好意思地说。

　　“我给你编一双草鞋吧，带着方便，丢了也不心疼。”二爷关心道。“好啊，好啊！”我高兴地应和着。

　　晚饭后我路过队部，看见二爷正在那里为我编草鞋呢。只见他将一根铁丝弯成鞋底的形状，用麻绳在铁丝上编成网，然后又用稻草一根一根编在麻绳上。他一边编一边用木板敲打，使每根稻草紧紧地靠在一起。

　　第二天，我们正在稻田里插秧，见到二爷手里拎着那双草鞋向我招手。“啊，草鞋。”我非常激动，立即到田埂上穿上草鞋试着走了几步。这双草鞋既柔软又透气，走起路来还特别跟脚。下田后，我用一根草绳扎着腰，将草鞋别在腰间。自从穿上它，我的脚就没臭过。

　　说实话，那个年头已经没人再穿草鞋了。我能穿上草鞋，心里别提多美了。

　　一天，我正在田里猫着腰插秧，只听见旁边的小许惊叫道：“小魏，蚂蟥！”她用手指着我的小腿，嘴巴张得老大。我低头一看：可不，腿上还流血呢。一只蚂蟥正趴在我的小腿上，头已经钻进肉里了。我吓得不由“啊”的大叫一声。愣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闻声赶来的二爷快步跑到我跟前。他从我腰间抽出草鞋，对着我的小腿连拍几下。说来也怪，蚂蟥像听他话似的乖乖地出来了。

　　二爷告诉我：“发生这种情况，不能用手直接将蚂蟥向外拽。否则，蚂蟥更会往里钻；如果拽断了，留一半在里面可就麻烦了。”我将头点得像捣蒜似的，连声说“是、是、是。”

　　往事悠悠，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在下放期间，与二爷相处日子里的一桩桩、一幕幕，仿佛就在我眼前。我真的好想二爷，想再和他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