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尤之

　　1

　　我对故乡并非多么热爱，即便那里收藏了我的纯真和青涩。这样的作家不只是我，肯定还有别人。比如鲁迅。小时候读鲁迅的《故乡》，总觉得不是滋味，觉得鲁迅这样的大家未免忘祖。如今轮到自己，才若有所悟。故乡在变，精神家园的失落，失落得我们无法辨认。我们心中依旧热爱的，其实是那个珍藏心底却已逝去的永远的故乡。

　　然而这不是说，我便忘却了故乡，忘了故乡的人。给了你生命的地方，任谁都不能忘怀。常常，我会借一段时光，觅一块静处，展一叶思绪，在那个远去的故乡里寻觅故乡的人。这时，便会有人从故乡走来，轻轻地唤醒我，暖暖的从我记忆里走过。我很自然地跟着他走，走向一段温暖或感动。

　　比如三妈，跟着她走，既有感动，也有温暖。

　　忆念三妈，是在三妈离开了之后。现代人的生活，如同崇山峻岭，总是在不断地攀越和探索，把日子填得满满的，几乎顾不上去想些什么。然而，生活中总会有一条山径，或一处罅隙，留给你在攀越中静下来，去思考一些事，想想一些人。我就是在这样的罅隙处，想起了我的三妈。

　　当我真的去忆想三妈时，我才发现，三妈是如此纯净。生活若是崇山峻岭，三妈便是那一汪清泉；生活若是如日中天，三妈便是那一轮明月。三妈就是这么个安静的人，她的一生都那么明亮，那么清澈，那么单纯真诚。三妈就如一面镜子，能折射出林林总总的人性中的丑陋与无耻。

　　我想为三妈写点什么，这个想法酝酿了好些日子。走南闯北这些年，识人若干，阅人无数。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知识女性，一介村妇，却鲜有三妈那么令我深有感触的。这样的感触，并非我的文字所能表达，我的文字亦难以穷尽三妈的一生。而我的初衷也不在此。我只是想写写三妈，留下些记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三妈的一生，她自己已经书写了，且书写得朴实而完美。我所写的，不过是凤毛麟角，甚至连凤毛麟角都不及。事实也是如此。关于三妈的记忆，我真的说不上多少。在我十八岁离家后，村里的事许多是听母亲说。而十八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

　　动笔时，眼前便是三妈的身影，胖胖的，爽朗的笑，脸上永远泻着笑意。一个词顿时就涌了出来：“温良恭俭”。这是个组合词，是诸多美德集一身的赞词。这个词用在三妈身上，再恰当不过。不只是我这么认为，认识三妈的人，都是感同身受。

　　2

　　现代人似乎都很忙，究竟忙了些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我每年都是过年才回去一次，且来去匆匆。每次过年回去，母亲都会提醒我，你三叔身体不好，你过去看望你三叔三妈。当然，母亲不这么说，我也会过去。父亲共兄妹四人，只有三叔和大姑了。大姑远在新疆，三叔家和我们仅隔一条圩沟。离家这些年，只要回去，必定去探望三叔三妈。既是礼节，也是牵挂。三叔总是端坐在堂屋里，和我们聊些闲事。三妈见了我们，笑得分外慈祥，热情地让座，端茶倒水，端上瓜子糖果。挨个看我们，说这个胖了，那个瘦了。问在外过得好不好，能不能吃得惯。然后就去堂屋，忙碌着要给我们做饭。我们赶紧拉过三妈，不让她忙。六口之家，里里外外，够她忙的了。加上半身瘫痪的三叔，一年忙到头，该让三妈歇歇了。三妈可不是做做样子的，她是真心要给我们做饭。我们像打架似的，才把三妈从锅屋拉过来。三妈心里过意不去了，就按照家乡习俗，用大糕果子装进盘里，斟上茶水，招待我们。我们象征性地吃点糕点，省得三妈心怀歉意。

　　聊差不多了，我们和三叔道别。然后留下点钱，以尽孝意。三妈不干了，赶紧拉着我们，把钱往我们手里塞，说你们来看看就好了，不用给钱；说几个闺女都挣钱了，我们不缺钱。说得诚恳，态度也坚决。我们和三妈抢夺着，刚把钱放桌上，她又抢回塞你手里。任我们怎么解释，她都表示理解，就是不收钱。有时我们把钱往桌上一扔，就跑开了。三妈追不上我们。

　　但这事并没完。等吃了午饭，三妈就送钱来了。还是那句话，侄儿们的心意领了，但钱不能收。任你说破嘴皮，她都不收。只好等她走了，我们让孩子送过去。孩子们到了三妈家，丢了钱就跑。一会，三妈又来了。你再送，她再还。幸好离得不远，十分钟一趟，三妈不厌其烦。无论折腾多久，三妈是断断不会收钱的，仿佛收了侄儿的钱，是件不道德占便宜的事。最终，我们只能认输。母亲笑说，就别送了，你三妈不会要的。

　　这样的场面年年上演，年年都在欢天喜地吵吵嚷嚷中愉快落幕。

　　吃亏是福。这句俗语，好多人都会这么说。但真正能做到的，在我身边，或许只有三妈。

　　3

　　母亲是不识字的，但三妈应该识很多字的。三妈年轻，只比我翠娥大姐大一岁。但我相信，在三妈的人生词典里，只有一个词，便是善良。

　　人之初，性本善。可有谁能善始善终、始终如一的善良呢？这是个充满诱惑的时代，人性免不了在种种诱惑中嬗变，道德也常常被金钱利益绑架。在这疯狂拜金的年代，善良是多么可笑，权和利已然成了人物和高贵的代名词。

　　可我的三妈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无论外界的风向如何，她仍坐守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坚持做一个善良的人。三妈的善良在村里无人不知，亦无人能及。十里八村皆有耳闻，无论谁提及三妈，都说是好人，宅心仁厚，慈悲为怀。

　　三妈那些善良的事，我也是听母亲或村邻提及。有这么一件事，算不上多么了不起，但能有几人能做到呢。三妈在路上，碰到一位老人。老人岁数大，走路很慢。老人是要去街上买菜的。三妈说你这么慢吞吞的，到街上再回来，估计早过晌午了。老人便有些急。三妈本来是不去街上的，看老人面呈困惑，便说你就在路边找个地方歇着，我去街上帮你买。老人不认识三妈，对三妈的话将信将疑。老人颤巍巍的，想掏钱给三妈。三妈已迈出了步子，边走边说，您老别走远，就在这儿等我。三妈也是步行，且有些胖。但怕老人着急，边加快步伐，走了四五里路，帮老人买了菜，就往回赶，将菜交到老人手里。老人肯定要给三妈钱，至于三妈要没要，我不知道。但依三妈那性格，分文不收也符合她的人生哲学。

　　这样的事，在三妈身上，应该算是平常之事。

　　4

　　孟子曰：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他人，不只是尊重和自尊，更是与人为善，虚怀若谷，包容着生活琐碎中的是是非非。这种豁达包容，不但融洽邻里，且能瓦解人与人的隐形壁垒。

　　三妈对人是恭敬的，恭敬到连三岁小孩都不曾得罪。三妈一心向善，团结邻里，不与人结怨，不埋下仇恨。人的一生就那么长，生活中无非是些蝇营狗苟之事，有什么好计较的呢？珍惜生活，珍惜别人，这是三妈的生活态度。

　　母亲比三妈大了二十岁。每次三妈来了，都一口一个“大嫂”，叫得很亲热。每每听到这个称呼，我内心都很暖。这是怎样的妯娌关系啊，多少年来就这么亲亲热热，不曾红过脸，不曾争过利。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的三十年间，三叔三妈时不时会过来看望母亲。后来三叔不能走了，都是三妈过来，陪母亲说说话。更令我倍觉欣慰的是，母亲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了，住在了妹妹卫红家，离家二十多里。三叔不能走了，三妈照顾三叔也走不了。等他们女儿开车从昆山回来，三叔三妈让女儿开车，亲自到卫红家来探望母亲。三叔不能站立，身体也沉，都是三妈和女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将三叔车上车下地扶和抬。母亲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三叔三妈会驱车几十里，到卫红家来探望她。妯娌俩一见面，都止不住地哭。特别是母亲，久未回村，见到了亲人，心情更加激动，难以抑制。她们都曾年轻过，如今却连行走都困难了。岁月，果真是一把刀。

　　生活是需要温暖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时光，都需要温暖相待，日子才会美妙，做事才会激情，一切的冰冷和风霜才能融化，活着才有意义。这是生活的真谛。三妈未必懂这些道理，但三妈做到了。

　　5

　　相濡以沫是形容夫妻感情的，少来夫妻老来伴的道理更很直白。这都是书上的词，嘴上的话，落实在行动上，总是有距离的。而三妈却用她的行动，不折不扣地诠释了她和三叔这些年来的恩恩爱爱。

　　记不清从哪年开始，三叔就端坐在堂屋，不能自由行走了。记得在两三年前吧，我去看望三叔，三叔说他得脑梗十六年了。十六年，三叔如雕塑般坐在堂屋何其不易，而三妈服侍三叔更是不易。服侍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有多难，非亲身经历的未必知道。我经历得也少，但经历了。那是在母亲生病期间。母亲也是半身不遂，吃饭穿衣都离不开人。服侍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十分不易，我体会颇深。

　　一个人一旦半身不能动弹，衣食住行从此便无力而为。帮着穿衣服非常累，比做农活还累。而且三叔块头大，体重也不少，想必三妈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扶着三叔上厕所，更是可想而知。乡下不比城里，卫生间在屋里，还有坐便器。乡下厕所在外面，且简陋不堪，更谈不上坐便器。上了岁数的人，即使能走能动，在厕所蹲上半天，起来都费劲，何况三叔这样的身体？可想而知，三妈又应如何招架了。待三叔在堂屋的桌子前坐定，三妈才能去忙饭，洗衣服，或忙地里的活。三叔家的一日三餐，多少年来落在三妈身上。

　　三妈服侍了三叔十几年。服侍一天容易，难得的是服侍这么多年。服侍病人身心皆累，体力难支。三妈却不抱怨，偶尔也会说说，说三叔现在脾气不好，天天伺候还挨三叔埋怨。又说她也能理解，哪个病人不这样，身上不舒服会有好脾气么？

　　三妈就是这么善解人意，令人信服。我和妹妹卫红聊过，都说三妈这么多年不容易。

　　三妈有四个女儿，都是三妈一个个拉扯大的。三叔那时在镇上工作，隔三岔五才回家。女儿们相差不过一两岁，都在读书。家务农活，几乎都是三妈扛着。我的记忆深处，总藏着三妈的一个影子，在学校门口，三妈推着手推车往回走。车上是堆得高高的玉米秆，满头的汗，一身的疲累。这也算不了什么，农村人都这样。但这个印象深刻，每每忆起三妈，这个影子就会在脑海里浮现。

世交开城

一

开城是我长辈，与我父亲同辈。他和父亲私交甚好，能追溯到他们的童年。他们的童年，已不是我所能追忆，听到的是传说。开城的老家与我家只隔了一条小河，站我家喊一声，他家便能听到。都姓何，同宗不同门，属远房，却亲如一家。我们按老家的叫法，叫开城大爷，满怀浓浓的亲情和敬重。

　　兵荒马乱的年代，每个人都是浪打浮萍。父亲先是漂到了八大家的兵工厂，后来辗转到了徐州。最后又回了老家，从村干部做起，一直做到公社社委。开城大爷漂到了盐城，后来进了报社印刷厂，从此落了根，定居盐城市区。

　　漂得再远，根在老家，游子是父母放出的风筝，飞再高再远也要回家。新中国成立前交通十分不便，父亲去徐州要坐船，船上的人要轮流当纤夫。去一趟，得好几天。新中国成立后交通好了些，开城大爷从盐城回来，可以坐汽车到阜宁县城，再走三四十里的路，才能到家。

　　开城大爷的父母都在老家，我们叫大爹大奶。那是一对和蔼可亲的老人，为人极好，和我父母交往甚密。两家素有往来，送点吃的，都是地里长的。遇上事儿，相互关照，言语间都是关切。小时候大人出门，父母就把我和妹妹托付给大爹大奶。大爹大奶中午加个炖鸡蛋，或炒韭菜，弄给我们吃。不但吃好，还要吃饱，大奶不停夹菜，撑得我们饱饱的。

　　开城大爷每次回乡省亲，必到我家。开城大爷爱说笑，和我们孩子也会开玩笑。小时候开得最多的玩笑，是想抱我走，——他想要个儿子。他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一直是他的遗憾。我父母终于没舍得。但这不影响两家的关系。开城大爷回来了，我父母自是热情招待，摆出最好的酒菜。开城大爷一家人回来了，也都住我家。那时农村穷，鸡鸭鹅怕偷了，夜里都赶进屋，又臭又脏。我母亲爱干净，一家八口人，她把家收拾得利索，鸡有鸡圈，狗有狗窝。

　　开城大爷来了，我们就像过节似的，很热闹。

　　父亲比开城大爷年长几岁，彼此尊重着。哥俩到了一起，有谈不完的话。我们还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们也不关心这些，只知道开城大爷来了，母亲会改善一下伙食，家里其乐融融。也没什么好菜，无非是烧两条鱼，炒个鸡蛋。父亲不胜酒力，一小盅酒陪着开城大爷。开城大爷并不计较，一杯杯消停地喝着。吃了晚饭，我们都跑孙何看电影去了，留下他们老哥俩聊天。

　　看了电影回来，已是十点多。农村人睡觉早，八点后基本不见灯亮了。老远地，见家里的窗户透着亮。在漆黑的夜里，如一线光明。在凛冽的冷风中，暖暖地映着眼帘。推门一看，父亲和开城大爷点一盏罩灯，围桌而坐，抽烟，喝茶，说话。满屋的烟味，一地的烟头。见我们回来，惊道，这么快？一看表，哟，十点多了。开城大爷笑，说我们聊天比看电影还开心，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这样的场景见多了，便如一幅纸版画，以及那愉悦的氛围，印在了我们幼小的心里。

　　开城大爷每次回来探望父母，会有五分之二的时间是和父亲长谈。这是一种没有约定的约定，却比约定更应约。这份非比寻常的纯情厚谊，日久弥贵，散发着年代的古香，飘满了我们的童年。这样的友谊，是时代的赏赐，是风气的表白。新的时代开启后，已很难觅得如此朴实的友谊。我如今也有不少友人，却难免俗，能达到此等境界的，几乎没有。

　　天妒好人。一九八四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却因脑溢血突然辞世，年仅五十八岁。

　　父亲的离世，惊动了整个乡镇，不少人自发赶到医院，来看父亲最后一眼。最震惊的，是开城大爷。开城大爷当时在外地，未能赶回来看老友最后一眼。待父亲过“六七”时才回来，双目流泪，一路痛哭而去。父亲的离去，对开城大爷是沉重的打击，如痛失手足，那份苦楚和失落，别人难以体会。之前开城大爷从盐城回来，总要找父亲说说话，说说各自的生活，交流对社会的见解。这似乎成了固定的安排，刻在了行程里。如今父亲去了，开城大爷突然间没了可以倾吐的人，那种硬生生撕裂般的疼痛，不是一年半载能愈合的。

　　开城大爷后来曾写了段回忆录，发表在《盐阜大众报》上。回忆录写的是盐阜老区的一段革命史，文中提到了我父亲。写这段回忆录，写到我父亲时，想必有很多的往事勾住了他的心事，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和父亲那段纯真的友谊，在岁月深处发酵，偶尔揭开，陈香扑面，回味无穷。

　　父亲走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了父亲，整个村庄都空了似的。村庄还在，小路还在，老屋还在，水杉还在，独独少了父亲一人。就像没了脊梁的房子，突然塌了。再见不到开城大爷回来时的那份热闹，再见不到哥俩促膝长谈及至夜半的温馨画面，心里滋生了不少感叹与惋惜。

二

以为父亲走了，开城大爷也将走远，一段炽热的世交从此落满尘埃。

　　其实不然。父亲走后，开城大爷回老家来，照旧过来探望我母亲，大嫂长大嫂短地叫着，和我母亲聊些家常。母亲也一如既往，热情地招待开城大爷。开城大爷不让母亲忙碌，坐一阵，聊会天，就走了。

　　而且，开城大爷很注重与我们交往。不只礼尚往来，且时有面叙。一段父辈的友谊，自然地过渡了我们身上。一部世交的家史，由我们接着书写。我们惊喜交集。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连云港。开城大爷出差来连云港，顺道看望我。我第一次像父亲那样，和开城大爷交谈，没有障碍，没有代沟。开城大爷建议我调回盐城去，他在那边人熟。他是想照顾我。但我喜欢连云港这地方，民风淳厚，宁静淡泊。我又是有偿分配，想再调动非常困难，便婉谢了。开城大爷只能作罢，便委托他的连云港朋友徐新华照顾我。徐新华倒是真诚，和我保持联系十来年。后来拆迁，还没有手机，才断了联系。

　　我结婚后，开城大爷又出差来趟连云港。记得是夏天，我住平房。晚饭后，我在屋外放了张桌子，然后泡上两杯茶。开城大爷抽烟，我不抽。那晚的月色很清，明镜般挂在天空，楼前一片明亮。我和开城大爷围着桌子，坐在月光里，叔侄俩边喝边聊。夜露降临，晚风习习，月辉洒在叔侄俩身上，不觉中已是深夜。我介绍了我在连云港的情况，开城大爷指点着我如何做人做事。那光景，那场面，我忽然又想到了过去，想到父亲和开城大爷促膝长谈的情形。不曾想时光轮回，当年的父亲，如今换成了我，和开城大爷竟也聊到夜深。虽然境况有别，场面却如此雷同。又想父亲若是健在，看到此情此景，一定会情有所触，心存感激。

　　二〇〇二年秋天，我去深圳工作。开城大爷出差来连云港。我让媳妇好生招待，再三交代媳妇，开城大爷不是普通亲友，他和我们家是世交。媳妇对开城大爷并不陌生，在连云港在阜宁都见过面，知道我十分敬重开城大爷。媳妇是连云港本地人，又在社区工作，有不少朋友。开城大爷爱说笑，我媳妇也爱说笑，叫了几个朋友，也都风趣幽默。媳妇先在酒店安排了一桌，几个能说会道的朋友，陪开城大爷喝酒。开城大爷好酒量，频频接受敬酒。一个朋友担心开城大爷喝醉了，不想自己先醉倒了。开城大爷没醉，又被我媳妇安排KTV 唱歌。跟年轻人在一起，开城大爷很快便融入了进来，很开心，笑个不停。在连云港待了两天，媳妇招待得不错，开城大爷后来不止一次提到我媳妇，说侄儿媳妇很能干，会做事。

　　二〇一七年正月，母亲九十寿宴。这是大喜事，我们请了开城大爷。开城大爷从盐城回来，一脸的喜气。开城大爷握着母亲的手，叫着老嫂子好。母亲口齿不清，视力也差，但见到开城大爷，仍是百感交集。我们和开城大爷也很久未见，我和媳妇围坐在开城大爷，嘘寒问暖。寿宴是在镇上办的，喝酒到一半时，开城大爷上了前台，用话筒讲了几句祝福的话，然后开口唱了几句沂蒙山小调。开城大爷八十七了，身体还不错，精神矍铄，声音洪亮，现场的情绪一下被调动了起来。先是我媳妇，后来是我，再后来我女儿，都上台献歌。接着，一些亲友们也登台唱歌，掌声一片，热闹非凡。我没想到开城大爷还有这能耐，适时调节现场气氛，为寿宴平添了若干欢笑。

　　在开城大爷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父亲的身影。又仿佛如父亲一般，关心呵护着我们。没有人可以代替父亲，但没有父亲的日子，开城大爷填补了长辈的关怀。

三

当年我不想调回盐城，还有个原因，我不逐名利，不喜权贵，唯顺水行舟，随遇而安，喜欢那种无人打扰、逍遥自在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盐城不适合我。我的同学亲友都在盐城，很难保持清静。所以这个选择我不后悔，甚至有些庆幸。也有内疚和抱憾，一是辜负了开城大爷当年的诚意，二是在母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未能厮守母亲养老报恩。

　　那种总被打扰的生活，开城大爷是深有体会。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还未开放，农村人进城是大事，轻易不去。城里哪个想你啊，去充军么？过去，老家的人爱这么说笑。但如果遇上大事了，比如治重病，或结婚购物，不得已要进城了，一定会先找城里的熟人。朝中有人好办事，这是古话。

　　开城大爷人缘好，跟老家的人亲。老家的人去盐城了，往往首先想到开城大爷。轻易不去找，找了麻烦人。麻烦的事就多了，不只是吃饭住宿的事，不只是陪着逛逛的事，还要帮着疏通关系，找个好点的医生，弄到难买的烟酒。乍到盐城，一眼看不到头的繁华，高楼大厦，街道纵横，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农村人难得进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一双眼扫视着，把城市摄进眼眶，储存在大脑的芯片里。

　　来找开城大爷的，都会受到款待。不到万不得已，谁张这个嘴来找你呢？开城大爷理解乡亲。来了都是客，一概热情招待，然后带着乡亲跑东跑西，找关系，找门路，前前后后地奔波。家人忙着买菜弄饭，收拾床铺，好生招待，生怕不周。乡下人难免粗俗，袜子臭，鞋子脏，身上一股馊味。开城大爷不嫌弃，都从农村出来的，哪那么多讲究？

　　村里在盐城工作的还有几人，就数开城大爷热情，乡人去了不拘束，乡人愿意去。也不管开城大爷能否招架，来盐城了就找他。那时农村去盐城的人并不多，但年年都有一些，够招架的。开城大爷一家吃的是供应粮，凭粮票买粮食。农村人饭量大，一顿两三碗，开城大爷一家一天的口粮，一顿就被吃光了。

　　我那时小，在学校读书，常听父母说这些事。比起别人，父亲去盐城的次数要多些，有时公差，有时开会。母亲也去过几次。他们也受到了开城大爷盛情款待，父母对开城大爷的评价很高。

　　这些都是琐事，或许不足称道，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家是一个人放心的地方，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需要宁静和闲适。如果一个宁静的家庭生活被屡屡打破，舒适的日子里总有意外的劳碌，相信一般的人都难以承受。尤其是现代人，上班打卡，请假不批，加班无度，休息无常，压根无暇顾及他人，何况还是一波接一波？现在一些打工在外的人，甚至连父母都淡忘了。

　　这当然不是理由，好客的人不需要理由。开城大爷有四个女儿，那时都小，老伴又没有工作，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条件未必就好。每来客招待，又何尝不是负担？只是开城大爷那热情的笑脸上，你永远看不出任何困难。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这样的时代，美德一如丰碑，矗立在混浊不堪的世俗中，一些陋行被反衬出拙劣，一些诡异被反照出原形。而开城大爷对乡人对友人的那份深情厚意，我辈无法超越，深深景仰。

　　有这样一位好友，有这样一位长辈，我为父亲值，也为自己值。

　　世交如他，一生财富。

大姨娘王兰英

每次回了故乡，都会带些记忆回来，一些是新鲜的事儿，一些是沉淀了的旧事。旧事儿往往伴着那个年代的追忆，如陈年的醋，满是别样的风味，在记忆里飘荡。而此时，必定有旧时的面孔，搭上时光的隧道，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在记忆的回放中，大姨娘王兰英便出现了。

　　小时候，心灵尚未成熟，没有自己的风向标，父母便是孩子的风向。印象中，我们对王兰英大姨娘是尤为尊重的，因为父母都很尊重她。印象中，王兰英大姨娘是乐天派的，在一个洒满露水的清晨，才走到门前的小路上，便能听到她朗朗的声音，老远地和人打招呼。大姨娘能说会道，谈笑风生，与人总是热情客气。不管何时，大姨娘来了，父母马上会让我们喊大姨娘，安排我们给大姨娘搬凳子，留大姨娘吃饭，跟自家的亲戚似的。

　　其实大姨娘和我们并非亲戚，和母亲也非姐妹。母亲姓张，大姨娘姓王。所以称为大姨娘，是因为大姨娘和母亲的娘家是一个生产队的，都是五队。而且听母亲说，母亲做姑娘时，和大姨娘处得好，现在的话叫闺蜜。母亲都很能干活，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偶尔我会去想象，想象母亲在做姑娘时，和大姨娘一起割草种地玩耍的景象。毕竟是不同年代的人，我难以想象出她们年轻时的模样，她们的苦难，她们的欢乐，我无从想象，如同画一个陌生人的画像，无从下手。

　　然而，我知道，大姨娘不是亲戚胜似亲戚，是一个值得我们亲近的人。每次到了我们家，她和母亲有唠不完的家常，就像亲姐妹似的，家长里短的，无话不聊。说到高兴处，她们仿佛又回到了做姑娘的时代，言所不及，笑无所拘；说到沉重处，免不了一起感慨生活不易，相互劝慰往远处看往好处想。她们相处得那么融洽，她们的感情那么深厚，真的比亲姐妹还亲。

　　长大后，我有了自己的行事方式，有了自己的思维风向标。我开始独立慎思身边的人，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他们。在这样的衡量中，我对大姨娘有了特殊的敬意。

　　在村里，大姨娘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村里唯一的接生婆。我们这代人，包括上下十几年出生的人，所见到的第一张笑脸，便是大姨娘。是大姨娘用她的双手，将我们迎接到了世上。母亲孕育了我们的生命，大姨娘是迎接生命的使者。我们生命中的第一声啼唱，是献给大姨娘的赞歌。我们人生中的第一缕晨曦，是大姨娘送给我们的光明。作为村里唯一的接生婆，大姨娘送去了多少光明，听到了多少赞歌，没人统计过，也许大姨娘自己也没数过。

　　在那个条件艰难的年代，接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六十年代，正是国家经济最贫困的时期，农村条件尤为落后。医疗条件不必去提，交通条件更是没有，谁家生孩子了，若是正常的话，都找大姨娘。白天黑夜，随叫随到。天寒地冻是阻挡不了大姨娘的，风雨交加也阻挡不了新生儿降临人间的脚步。这份辛苦，只有大姨娘知道。大姨娘并不是医生，也没有执业证，却被村里人就这么认定为产科医生了，权威不在任何卫生机构，权威在村民百姓心中。生孩子是有风险的，是做母亲的受难日，处理稍有不当，轻则留下后遗症，重则生命垂危。每遇生产，大姨娘如临大敌，虽然历经百战，依然如履薄冰。当听到孩子的啼哭，当看到母亲的微笑，大姨娘才能松一口气，在孩子的小屁股上拍个小巴掌，然后再安慰产妇生了个男孩女孩。

　　我听母亲说，我是在夜间出生的。晚上母亲吃了三碗菜粥，然后去邻居串门，玩到十一点回来，突然有了临盆的感觉。母亲赶紧吩咐大姐去五队找大姨娘。大姐跑进漆黑的夜里，又将大姨娘拉进了漆黑的夜里。大姨娘来了，母亲心里安定了。大姨娘一看家里，连草纸都没有。望着不见天日的黑夜，大姨娘犯了愁。可为了母亲的安危，为了我能幸福降临，大姨娘只好让大姐去南洋买草纸。南洋离家有三里地，一路都是树林，白天走着都阴森森的，夜里更是风声鹤唳，胆战心惊。大姐才十六七岁，大姨娘担心大姐的安危，又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让大姐去了。大姐是害怕的，但此刻顾不上，一路奔跑到了南洋，敲开了供销社的门，买了草纸，再一路狂奔回来。大姨娘已烧了一锅滚开的水，等着大姐回来。见大姐拿着草纸平安回来，大姨娘的一颗心才落回肚里。后来，我出生了，母亲也很平安。大姨娘抿着嘴，说又是个小子。母亲笑笑，精疲力竭地闭眼休息。

　　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惊心动魄的，是生与死的较量。这种体会别人没有，大姨娘心里最清楚。那一刻，大姨娘掌握了一个人的生杀大权。但这不是权，而是责任。大姨娘做了大半辈子接生婆，却从没与人说这些。说也没用，别人体会不了命悬一线那种紧张到窒息的感觉。

　　大姨娘接生了很多孩子，这些孩子都长成了大人。但在这些孩子面前，大姨娘从未居功自傲，更不会自我显摆。无论这些孩子将来有了多大出息，她只会暗自地高兴，从不在言语上流露出什么。也正因此，我才感觉大姨娘上是我最可敬之人。若不是她化险为夷，化枭为鸠，亲手将我们迎到世上，我们还是我们么？所有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但这个问题却被绝大多数人忽视了。直到今天，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忘了这样一个人，一个迎接他（她）到世上的人。那是个不该忘记的人，是她启动了你人生的按钮，是她写下了你人生的第一页日记。我们最不该忘记的，便是如大姨娘这样，第一个在人间等候你的人。

　　大姨娘将许多人接到了人世，大姨娘却在几年前离开了人世。我没能为大姨娘送行，很多应该为她送行的人都没能为她送行。这是我人生的一种缺憾，也是很多人一生中的缺憾。而我能做到的，便是写下这篇散文，把大姨娘和王兰英这个名字，深深地写在记忆深处。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