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理工大学/王万胜

偕老

三奶奶走了之后，菜园的篱笆越来越矮，里面的杂草却越长越高，甚至蹿出了小树苗。

　　三爷爷开始学着烧火做饭，依旧是做两份，仍然摆上两只碗。虽然，他只吃自己碗里的一半。

　　三爷爷也学着洗刷缝补，但袖口和领口还是丢了原本的颜色。日渐稀少的上衣扣子，如它们的主人一般，耷拉着脑袋。

　　不垂着头的时候，三爷爷就坐在檐下，看院里高大的柿子树，像看当年三奶奶种树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时光从枝丫的空隙间溜过去。

　　和往年一样，柿子树上又挂满了灯笼。三爷爷却没能再吃上一口。

　　屋里的土坯墙上，三奶奶的毡帽仍被挂在上面，就像她还在一样。

乳名

我的大名挺威武，乳名倒是有些俗。所以我怕，从小就怕，怕别人喊出那个有些俗的称呼。

　　这些年，我羁旅在外，听到的乡音越来越少，见到的老乡也是。没人喊我的乳名，我如愿以偿。

　　偶尔回乡，看沿途的炊烟，它日渐消瘦，村头的老坟也瘦。它陪衬着渐多的新坟。

　　“回来啦？”父母这么问。

　　“回来啦？”祖母也这么问。

　　他们约定好了一般，不喊那两个字。我又如愿以偿。

　　没人知道——

　　多少次，我远在太原，因家中电话无人接听而慌了手脚。

　　我怕，我怕以后再也没人，能喊一声我的乳名。

货郎

老张不是我们山东人，老张是个货郎。

　　农闲的时候，整个村子沉睡着，老张的吆喝声便充当了起床号，嘹亮悠长。村庄有些人家的狗，回以猛烈的犬吠，老张不怯，也不恼。

　　大姑娘小媳妇腿脚麻利，寻声先至。老太太的三寸金莲颤悠悠，跟着小跑的孙子，也随后赶到。年长的要换针头线脑，年幼的想讨桃篮泥哨。

　　皮肤黝黑、满脸褶子的老张，却成了最吸引女人的男人，如路边的荠菜花一般，吸引着蜂蝶。

　　零六年，老张没来。零七年也是。零八年，老张来过一次，脸上带着更多的褶子。那时候，路边少了很多荠菜花，村头倒是多了两家商店。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老张。

母亲的名字

母亲的名字鲜为人知。

　　刚嫁到村里时，人们管她叫“谁谁家的女人”；生儿育女后，大家又叫她“谁谁的娘”。不管是哪个称呼，听起来总是缺少存在感，像个附属品。仿佛，一旦离开丈夫和儿女，她就不存在了一样。

　　母亲好像不需要名字，只需要无穷无尽的力气，去把一家老小伺候好，把院里的鸡鸭猪狗喂好，把田里的庄稼种好，再偶尔接受一下家人的抱怨。如此，就完成了她的使命。

　　母亲当然有名字，而且很好听。但我不敢呼出口，我怕她早已忘了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叫她一声：娘。

祖母的柴火垛

祖母搭柴火垛的手艺，是村里一绝。她搭出来的柴火垛，精致结实，浑然一体，如美人的发髻。

　　柴火垛的归宿地，是一座小泥炉，那也是祖母的手艺。柴火在它的腹中，欢快地化为灰烬，成为萦绕碗筷的饭香。

　　可事实上，祖屋里不是没有电饭煲，也不是没有液化气，但祖母不用。她爱她的柴火垛，如爱自己的每一个子孙，她喜欢沉醉在秸秆烧出的烟香里。

　　这几年，柴火垛没有再搭起来，就像祖母的健康没有再好转一样。

　　小泥炉没了用武之地。

　　昨日，父亲来电：老太太家里液化气泄露，不慎引起一场火灾。好在她没受伤，只是，被吓得没了言语。

　　我心头一疼。

拉链

在父亲眼里，铁路是条拉链，火车则是拉头。我去山西的时候，天很热，大地就把拉链扯开，放孩子们出去；我回山东的时候，是深冬，大地再把拉链合上，收孩子们回来。

　　寒来暑往，在分分合合之间，我的额头起了波浪，就像父亲的额头那样。

　　每到岁末，我回到终点，与父亲一起，跪在荒草丛生的老坟前。

　　父亲把手提包的拉链拉开，从中拿出碗筷，摆成一行。他沉沉地磕三个响头。有心事的人总是头重脚轻。末了，碗筷又被一副一副地收回提包。父亲再把拉链缓缓拉上，像拉沉重的火车头。

　　今年，拉链拉回来的时候，终点又多了一座新坟。

大地黄昏

炊烟是村庄的时钟。看到它，夕阳就知道，自己该下班了。耕作的劳力们，便也开始收拾回返的心情。

　　老太太的下巴颤悠悠，添柴的手却很平稳。但泥灶里飘出的炊烟又恢复了颤悠悠的姿态，它把麦香揉进晚风，如同揉面一般，将空气揉得绵软悠长。

　　山羊悠闲地在小道上踱步，脊梁如麦浪般，一伏，一起。放羊的孩子们早就没了踪影，他们钻进场院，蹦蹦跳跳，比赛谁能够到檐下的玉米。被吵醒的老狗，不知所措地望着村口，在回想梦里的痕迹。

　　布谷鸟在树梢东张西望，啼唱不停，却说不上动听。直到麦香飘上枝头，它才缓缓收住声音，把头缩进胸腔，有了睡意，却一个趔趄，险些掉落，惊吓了树底的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