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前期吏治腐化、物欲泛滥，民族矛盾的加剧，广大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生存空间的极度恶化，生命处处受到死亡的威胁，文人生存的困境，促使有良知文人进行现实主义创作。郑廷玉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敏锐地洞悉与觉察到金钱对社会、人伦道德与价值情感等的异化与扭曲。本文运用马克思异化、萨特自由选择等相关理论，运用比较研究与文献研究等方法，阐释金钱侵袭社会与腐蚀人的心灵的事实。以贾仁为代表的金钱异化的人物形象，折射出人性被金钱扭曲的丑陋，并对这种典型异化现象加以探讨与论证。郑庭玉富于天才性的远见，预示金钱将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郑廷玉，异化，守财奴
　　
　　引言：郑廷玉是元代前期戏曲作家，彰德（今河南安阳市）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郑廷玉是一位创作颇丰的作家，作有杂剧23种，今仅存6种：《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楚昭王疏者下船》、《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以往研究者固然采用二分法来评价郑庭玉的作品，一方面对其语言艺术、人物塑造手法，大加赞赏，一方面对其由于时代的局限表现出来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而加以否定。许多戏剧史、文学史、文艺类以及鉴赏类词典，只对《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加以简单化的评价，而对其他作品很少涉及。郑庭玉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下层人物生存的困境以及金钱腐蚀人带来的罪恶，从他现存的六部作品而言，有四部社会剧涉及金钱的罪恶。《布袋和尚忍字记》刻画了一个守财奴，在和尚的点化下，经过钱与欲反复斗争才出家。《宋上皇御断金凤钗》通过描写赵秀才的遭遇，控诉了金钱高于一切的罪恶。《崔府君断冤家债主》反映了在元代前期社会里，金钱成为一切罪恶的工具。《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写一个穷汉贾仁，在东岳庙欺骗神灵赐福。神灵将财主周荣祖家的财富赐给贾仁二十年。周荣祖由于父亲不信佛，毁坏寺庙修建宅舍，以致应举落第返乡，贫困潦倒沦为乞丐，将儿子长寿卖给了贾仁。20年后贾仁死，家财仍归周家，周氏父子亦得团圆。本剧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中"张车子"故事，但有加入了很多的社会因素。剧中用夸张、对比等细节描写，刻画守财奴的悭吝克苦，生动形象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从《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分析，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对郑庭玉的作品进行新的分析与论证。
　　
　　一、郑庭玉现实主义创作的社会背景因素
　　
　　首先，元代文人思想上的相对自由，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主观条件。元代统治者一方面利用正统的儒学巩固统治，另一方面推崇不同的学说，这一较为开放的文化政策导致佛、道、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宗教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元代统治者在思想统治上文化专制色彩较淡，人们形成多元化的信仰，为文人提供了多角度思考的空间。这为郑庭玉、关汉卿等一批作家直面社会现实，抒发真情实感进行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思想上解放与突破传统的可能性。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弃，文人身份地位的失落。元代是一个反常态的王朝，文人与知识分子地位急剧下降，统治者没有了依靠文人治理天下的理念。这些都与元代统治者的民族个性有关，他们是马上民族崇尚武力征服天下，“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必然不肯重用文人。元朝废除科举制度长达七八十年，仕途为官的机会长期被堵塞。朝廷高级要职被蒙古、色目上层人士所垄断，中、下级官僚又都是出身于豪门大族。以往依靠科举制度进入仕途的儒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身份地位急剧下降，有“九儒、十丐”的说法。他们要么消极悲观，退隐出世，要么在群众中找到力量，与社会的黑暗势力做斗争。郑庭玉是消极悲观、退隐出世的，他的作品没有关汉卿作品中窦娥与黑暗势力斗争的决心、没有赵盼儿与谭记儿与黑暗势力的斗智斗勇。相反的是在黑暗社会压抑下的灵魂悲悲戚戚地生活，他们是痛苦与无奈，缺乏实质的斗争性。如周荣祖虽然大骂讽刺贾仁，但是被贾仁打骂驱逐而走。他是元代文人的典型代表，力量的缺失与人格的缺陷便是他们的特征。历代文人传统的优越感丧失殆尽与传统“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思维定式，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不满与愤慨的情结，促使他们辗转青楼妓院之间，混迹勾栏瓦肆之中。他们与下层人士的频繁交往，穿梭于市井，这就为他们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经历与素材。
　　
　　二、元代前期金钱异化人性原因的探讨
　　
　　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元代统治者推行“重利轻儒”的实用主义政策。这和他们悠久的游牧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不舍弃本土“草原本位”的意识形态，始终对农业文明持敌视或破坏的态度。他们不重视农业，统治目的是尽可能快的收刮与聚敛财富。因而统治者能够一反历代王朝的以农为本的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的民间商业法令。以“功利诱天下”，因而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元人杨维桢《盐商行》一诗说：“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泊。”在这种权力与欲望泛滥肆虐的时代，金钱的价值、地位与功效也急剧上升，甚至超过的传统为官仕途的意义。“钱舍”的名字，也被作者富于了特殊时代含义。兴儿云：“这弟子孩儿，钱舍也不认的。”这种无法无天嚣张的气焰，正在试图彰显金钱力量膨胀的势态。而银子在庙祝那里似乎受到挑战，“这厮无礼，甚么钱舍？家有家主，庙有庙主，他老子那里做官来，叫做钱舍？徒弟，拿绳子来绑了他送官去。”而一个银子就把这种正义感驱逐的烟消云散，从而区别了权与钱、正义与邪恶的高下。这显然表明金钱操纵官僚机器的运行，金钱成了人间的首要法庭。只是这个法庭，判处的案列的结局一样，穷人输富人胜而已。
　　
　　元代商品经济发展很快，纸币——钞的发行，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阶段的显著标志。正是元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诞生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与思想条件。元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与改变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求人们满足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观念。元代仕途的堵塞，使很大一部人下层人士转而以发展商业与占有财富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正是这一普遍的价值取向，导致世人以聚敛财富与占有财富为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无论这种获取财富的过程是多么地罪恶、残忍，只承认事实上的即得财富。
　　
　　三、郑庭玉对于金钱来源与分配的思索
　　
　　贾仁的发家致富不是靠个人的正当经营、辛勤劳作，而是欺骗神灵取得万贯家财。神灵的角色在这里，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仁慈与公正的形象。东岳殿前灵派侯，也被作者富于了虚伪的性格。他的一出场就说：“赫奕丹青庙貌隆，天分五岳镇西东。时人不识阴功大，但看香烟散满空。”这种自我夸大的言辞不言而喻。“神灵本是正直做，不受人间枉法脏。”，然而贾仁在神庙里埋天怨地怪恨神灵时，灵派侯为了人间塑造的救世主美好形象而现身。他不会让一个穷人，整天在庙里埋怨。增幅神作为全知全能的神灵，明明晓得贾仁是轻视贫乏，不恤孤寡、奸猾、瞒唬神鬼，但在上圣灵派侯的“便好道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名之草。吾等体上帝好生之德，权且与他些福力咱。”通融降旨下。而增幅神不得不为之，借与贾仁富贵二十年。周荣祖父亲对神灵不敬，受到严厉的惩罚——暴病而死，家财被偷盗。周家家破人亡，贾仁夫妇被逼迫的卖儿以及长达二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些是神灵作为的。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周荣祖父亲对神灵不敬。在这里神灵该变了以往仁爱、普度众生的形象，而成了睚眦必报的恶人形象。信神灵就可以荣华富贵，不信就面临家破人亡妻子离散的威胁，这是荒诞与单边主义的逻辑。神灵在世间拥有了生杀夺取的权利，如人世间的君王任意肆为，他们毫不会受到法律之外的约束与制衡。
　　
　　贾仁祈求神灵降福时，曾答应神灵斋僧布施、盖寺建塔、修桥补路、惜孤念老、敬老怜贫，但取得财富支配权后却异常的悭吝与邪恶。他靠欺骗神灵，偷盗他人钱财而致富。贾仁与神灵正式建立契约，作者才可能虚构一个世界，让吝啬鬼贾仁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也随着契约的结束，贾仁人生的虚无便呈现出来。郑廷玉在这里，深刻揭露了财主阶层发家致富的罪恶史。表明在当时的社会，靠个人的正当劳动致富显然是不行的，只有欺骗偷盗方能取得金钱的支配权。郑廷玉借助贾仁提出金钱与财富的分配不合理性的社会现状，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富贵而有人贫贱。如贾仁所言：“想人生世间，有那等富贵奢华，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他也是一世人。偏贾仁吃了那早起的，无那晚夕的；每日烧地眠、灸地卧，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可也是一世人。”。这就把社会的贫富差距与不平等暴露出来，作者萌发了朦胧的资产阶级要求“自由、民主与平等”等思想。但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郑廷玉只能向虚无缥缈的宗教神佛来求解答案。从而把金钱罪恶的矛头指向了神佛。在郑廷玉看来，人世间的财富都是冥冥之中神灵规定好了的。根本上的讲，金钱是罪恶的根源，无论什么人占有财富，都会用金钱的枷锁劈杀另一些穷而无辜的人。人世间的罪恶是金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元代社会的真实聚焦，金钱异化的原因
　　
　　元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大步地向商品经济迈进，《守财奴》出现“解典库、油房、磨房、粉房、酒房”等经济活动形式。此时土地剥削只是阶级剥削的一种最低级的方式，而财主更多的是靠新的高利贷或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方式来牟取暴利。“很多东来的西域商人投靠蒙古族，为其经商、放债取利，称为“斡脱”。他们依势，、、、、、、。其趁地方官民之急放高利贷，本利相滚，成倍成长，如羊生羔，时称羊羔息，负债人往往因而倾家荡产。”②“《守财奴》中的“解典库”、关汉卿的《窦娥冤》中的“羊羔儿利”，足以证明比较高级的剥削形式——高利贷业已存在且盛行。当铺，高利贷盛行等，都为金钱腐蚀人的灵魂，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元代社会面临诸多的危机，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元代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把人分为贵贱不等蒙古、色目、汉与南四种，因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对立与激化。衙内权豪肆虐于上、权豪横行霸道与达官贵人贪脏枉法，泼皮无赖横行于下，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贫困不堪。在这里颠倒是非的世界，显然没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周荣祖要告儿子时，长寿的一句话：“他要告我，这一箱宝贝上下打点，也不见的会输。”。这表明当时官场贪污腐化，钱权勾结形成恐怖的网络。
　　
　　五、金钱对人性与社会扭曲与异化的典型表现
　　
　　金钱使人性扭曲与邪恶，改变了人之为人的相应的原有属性。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取向与正义感，在金钱的反作用下，扭曲了存在的态势，呈现出怪异、荒诞的外部形态。贾仁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二十年间“平日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甚至死时也要省钱悭吝苦克自己。贾仁为了省钱，竟要儿子“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成两段，折叠着，可不装下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要求“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这种毁伤肤体处理后事的方式，大大有悖于中国儒家的人伦道德，是对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观的巨大挑战、消解与解构，但在被金钱腐蚀的灵魂面前被解释的合情合理。“蒙元帝国的建立，是落后强悍的少数民族以朴野劲直的游牧文化冲击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这一历史变迁造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断裂，也导致一向被奉若神明的儒学伦理体系的瓦解与崩溃，使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陷入混沌无序的状态。”①这也表明传统儒学在元代的衰落，社会意识形态处于混沌无序的状态，是各种思潮泛滥的时代。各种宗教的角逐与竞争，权与欲正是这些思潮碰撞的衍生物。
　　
　　萨特有句名言：“他人即地狱”。贾仁选择了罪恶与歹毒，恶化了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别人就是自己的地狱。他欺骗神灵，偷盗周家钱财，买儿赖钱，这些是他的邪恶与犯罪，同时也造成了他人的痛苦与不幸。二十年间不花一文，空为财主也没得到金钱可以带来的享受。他选择了悭吝苦克，自己也成了自己的地狱。无论这种选择，是个人主观性还是社会客观性使然的结果。总之他破坏了自我与他人存在的合理性，贾仁典型为金钱异化，业已失去人作为人存在的情感与价值，他的行为造成了周荣祖夫妇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与忍痛卖儿的悲剧。“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擘手夺将来”，“贾仁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疯狂的把金钱堆成堆，把他所看到的钱，尽可能的集中到自己手中来。”②在他的世界中，积累与守护财富是一生的嗜好或终极目的。“为什么积累财富，为谁积攒金钱，积累财富做什么”都不曾考虑，可见贾仁占有财富的盲目性或虚伪性。这种占有财富虚幻的满足感，是病态的狭隘的思维的表现。从更深层次来讲，这种盲目性也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有关。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为指向人们追逐财富的方向。而占有财富后的享受与纵欲，社会的发展还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明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为人们的享受提供了完善的物质与思想上的条件。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他的疯狂纵欲与享受，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
　　
　　贾仁设计恶毒的骗局，让周荣祖卖儿进退两难，只有无奈吃哑巴亏。周荣祖夫妇未离开，贾仁夫妇立即逼迫长寿姓贾，且动手打起孩子来。贾仁的恶毒与自私，此时完全暴露出来。与之相对应的是身份卑微的店小二与陈德辅，穷而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周荣祖一句话：“似这等无仁义愚浊的却有财，偏着俺有德行聪明的嚼齑菜”，这就把财富的占有者的自私丑恶与穷人善良正义形成鲜明对比，更加控诉了金钱与德行的反相比。贾仁买儿文书上也要特意加上“财主贾老员外”，中人陈德甫云：“谁不知你有钱，只叫员外勾了，又要那『财主』两字做甚么？”贾仁云：“陈德甫，是你抬举我哩？我不是财主，难道叫我穷汉？”两人的对话，把贾仁的虚伪与无赖，刻画地淋漓尽致。贾仁这类狡诈、无赖与虚伪的人，竟有万贯家财，而富于同情心与正义感的店小儿与陈德甫，却只能勉强度日，还要受贾仁一类财主的欺压与剥削。因此，金钱财富与人格的高低没有必要的相关性，有时反而呈现出不相称的形势。
　　
　　庙祝本是一个惜孤念老、敬老怜贫的人，得到一个银子后。便颠倒是非、翻云覆雨，“哦，你与我这个银子，借这里坐一坐，我正骂那老弟子孩儿。你便让钱舍这里坐一坐儿。自家讨打吃！”这又是金钱发生魔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见钱颜开的丑恶嘴脸是当时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周荣祖不得不叹道：“俺这无钱的好不气长也。”本戏中周荣祖作为被金钱戕害的角色，同样也在金钱的腐蚀下，甘愿沦为财富的奴隶。他是传统文人的代表，虽然有着满腹的牢骚与苦恼，但他的反抗只是语言上的形式，缺乏实质性的行动。作者在这里，显然对文人包括自身持批评态度。失落的文人游子没有魏晋南北朝陶渊明淡泊清高的品格，也没有唐代李白、岑参血气方刚豪侠气质，反而是唯唯诺诺任人宰割，甘为金钱腐蚀的奴才相。他们作为失落的一代，在强大的社会面前，他们既没有量力改变自身地位与命运，也没有坚守内心宁静家园的社会环境。因而，他们随波逐流，无奈地接受命运。周荣祖要告儿子打父亲，却为了长寿的一箱宝贝而不了了之。这显然暗示了浓重于血的父子亲情为金钱所异化，没有了感动天地的父子分离二十年的欣喜如狂的感人泪下的重逢场面。这个尴尬苍白的父子相认的情节，令人不寒而栗。贾仁没儿，可以通过金钱来买到儿子、所谓的“父子之情”与“天伦之乐”。人间的亲情，已被金钱所异化和扭曲。长寿本是一个孝顺纯真的孩子，被卖时“便打杀我也则姓周”；在贾家长大后便成了“忤逆孩儿”、横行霸道、无法无天随意打人的恶少。这种鲜明的对比，金钱显然成了使人性堕落变恶的媒介。人生活的环境与人的性格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更能显示出人性变恶的重要原因。
　　
　　六、《看钱奴》的重要地位与跨越时代的预见性
　　
　　元代前期文学作品塑造的吝啬鬼形象是零星、破碎与不成体系性的，庄子寓言故事《外物》篇中监河侯、《世说新语》中王戎与《古小说钩沉》本《笑林》中的汉世老人，与贾仁比起来根本算不上吝啬鬼。诚然，吝啬是一个社会现象。每个朝代或社会都有吝啬鬼，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是各有特点。吝啬是人性的侧面，但它更重要的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关。如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四大吝啬鬼，俄国作家果戈里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的阿巴贡与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这些吝啬鬼形象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而他们共同特点无疑是资本主义诞生与上升时代的产物，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导致金钱与物欲泛滥、人性的异化与扭曲。才为作家创作吝啬鬼形象，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于明朝中后期的江浙地区，真正意义上资本主义发展是鸦片战争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的东南沿海地区。资本主义的时代，才是金钱大放光芒的舞台，也是金钱对人与社会异化与扭曲最深刻的历史阶段。郑廷玉在元代初前，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社会现象发生的可能性。郑廷玉生活于社会底层，洞察人情世态，他是富于预见性与洞悉社会发展方向的天才，已经预示金钱将对社会方方面面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金钱可以改变人的观念、情理、亲情与社会的法律等等。这表明金钱将成为主宰世界的至高点，金钱成了衡量人价值的标准。他的这种预见性，无疑是超越时代的预言与设想。
　　
　　郑廷玉《看钱奴》的吝啬鬼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影响后代作家，如明代徐复祚《一文钱》和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受其影响。“17世纪初徐复祚的杂剧《一文钱》，18世纪中叶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对悭吝鬼形象的描写也都有独到之处，但仍不及《看钱奴》的淋漓尽致。郑廷玉笔下的贾仁形象，就是和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著名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③贾仁和中国以前或以后任何时期的“吝啬鬼”文学形象都不相同，他固然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吝啬鬼形象。但更多是一个具有崭新的吝啬鬼形象，他吝啬的程度已经超过人之悭吝小气的界限，他是一个唯钱是命、奉钱至上的人。“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创始人莫里哀的著名代表作《悭吝人》相比，生活在13世纪的中国戏剧家郑庭玉塑造的贪吝人贾人这一典型形象，无论其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意义，还是作者创造这一典型所采用的夸张、变形等高超艺术手段，都具有开创意义和领先作用。④可见郑庭玉的喜剧《看钱奴》塑造的吝啬鬼形象不仅是中国文学独一无二的奇葩，也在世界文学上塑造吝啬鬼形象具有开创意义。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