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编辑部，北京 100125）
一、自然作为家园和信仰
在汉语语境中，“自然”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除了指大自然之外，也可形容一种状态，比如自然而然，任其自然；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道法自然”，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自然就是家园。在《诗经》《楚辞》等最早的诗歌中，就呈现出自然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诗经》中有大量关于草木的描述，如荇菜、卷耳、蕨薇、荠菜、芹、梅、栗、葛麻等，这些很多是可供食用、药用和制衣的日常必需品。《楚辞》里则有桂、椒、杜衡、薜荔、兰、芷、蕙草等，起着装饰美好生活的作用。这些诗歌里营造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关系。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诗歌中，“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清〕张潮：《幽梦影》），宇宙是有情天地，生生不已。天地、人间、万物都是有情的，所谓“万象为宾客”（〔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侣鱼虾而友麋鹿”（〔宋〕苏轼：《赤壁赋》），“好鸟枝头亦朋友”（〔宋〕翁森：《四时读书乐》）等等。情，是人们克服虚无、抵抗死亡的利器。世界，是一个集体存在、彼此感应、相互联系、同情共感的命运共同体。
自然被认为是永恒的象征。自然之永恒性，体现在山水精神中。对照人类的有限短暂一生，山水是永恒的。作家韩少功在散文《遥远的自然》中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山水本身本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山水也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人格的象征。
赵汀阳认为山水具有在地而不远人的超越性，因此山水被当作道的形象。作为道的显形意象，山水确实坐落在世界里，是人间世界的一个内部存在，与具有“在地超越性”的山水相对应的是熙熙攘攘的社会和似水流年的历史。仁者智者借得山水的尺度以观历史，因此能够平静理解人世。传说渔樵是山水之友，识得山水之象，于是渔樵被看作山水的代言人。这种渔樵史学，本质上就是指认自然山水的永恒性，还有超越性。
自然还是中国人的信仰。任何文明都需要超越性的向度。自然在中国文明中正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推崇的都是自然神，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崇拜的都是与自然相关的神灵，比如与物质生产有关的神农氏、燧人氏、妈祖等，与人间生活有关木匠祖师爷鲁班、纺织女神黄道婆、药王孙思邈等，还有自然神龙王、雷神、风神等，都建立庙宇祭拜，各地则供奉着土地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拜。
自然的超越性还表现在其安抚人心慰藉情感的功效。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明代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认为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比如把自然看作“人类的避难所”，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所以，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唐〕张璪），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自然山水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画山水诀》）；晚明董其昌云：“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画禅室随笔》）明代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叙竹林集》）以自然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二、古典诗歌与自然
（一）陶渊明
陶渊明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他的诗歌里，不仅仅有山水田园，更重要的是，他是真正的“道法自然”，他把自然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把自己作为自然和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是真正做到了在自然中安心安身。
陶渊明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自然诗人，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一般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观念，就是在魏晋时期确立的。魏晋时期名教和自然之争，开启了思想解放，启蒙了人的觉醒，“越名教而任自然”，摆脱种种观念束缚，冲破礼教的桎梏，是当时的一股潮流，并从此打开了任情任性的闸口。陶渊明就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实践者和行动者。“归去来兮”，就是陶渊明的个人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宣言。
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对耕读生活的沉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乡土的眷念：“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连风也是有情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菊盈园”，“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等；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
因为陶渊明的隐逸个性，他基本上回退到了自己个人的空间，他不像谢灵运那样开山拓道，到处巡游。因此，广阔的大自然还在等待另外的人出场，那就是李白。
（二）王维
王维是田园诗和山水诗的融合者和集大成者，在他和孟浩然之前，田园诗和山水诗各自发展。王维在更高层次上统合了田园诗和山水诗，他是以“道”或者说“禅”统合了抒情和描写，写意和写实，呈现出更高的自然意境。王维时代，隐逸风气流行，王维将自己隐退在山水之后，让自然自己呈现。越往后，王维越来越更彻底融入乃至消泯于自然之中。
王维的诗，可以说将自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致成为山水诗的最佳典范。
（三）李白
李白与自然一体，他仿佛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如果说陶渊明和王维在自然面前是退却的姿态，是向内的，李白则是出击的状态，是外向的，其主体性如同那些崇山峻岭，醒目而挺拔。
李白自己就是崇山峻岭和大江大河，“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只有李白，如此张扬又如此自信。
李白诗中多壮丽意象，上天揽月随处摘星辰，下海骑鲸顺手捞珍珠，可谓气吞山河、包孕日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样气势磅礴的诗歌，只有李白写得出来。李白喜欢宏大叙事，用一切大词：大鹏、大鱼、巨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绝顶等等，这和到处开疆拓土、万邦朝圣的盛唐精神是一致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名山大川，“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真正做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也是其开阔自由精神和豪放壮观气象的彰显。
李白的诗歌风格，比起王维的精心精致精美来，更加自由恣肆，无所顾忌，所以他的诗歌风格更加变化多端，既有豪放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有悲壮如《蜀道难》等，还有小清新的《玉阶怨》等，以及人世缠绵的《长干行》等等。
（四）杜甫
如果说李白本身是大自然的化身，杜甫则是在自然中获得慰藉和安心。杜甫总是将人事置于广阔的大自然背景下来展开：“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何其壮丽！杜甫能把景色写得如此恢弘开阔，其实还是源于其强盛的生命意志力，这种生命意志力使他任何时候都不气馁。所以无论他本人处境如何凄惨，他的诗歌仍然让人读来有一种生气，因为，大自然本身是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的。
《旅夜书怀》特别典型，这首诗只有八句：“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把杜甫晚年孤独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另一方面，这首诗似乎又一点也不悲凉，“天地一沙鸥”，其实，何人不是如此啊？何况还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样值得人生留恋的瑰丽景色。
还比如《秋兴》之一：“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前面还是“听猿实下三声泪”，最后却说“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杜甫总能从大自然中找到美丽、温暖和安慰，个人在自然的广阔中得到了慰藉。
（五）苏东坡
苏东坡游于山水之间，不仅仅是游走，他还游心。苏东坡的自然观和陶渊明相近，也是将自己视为浩淼星空长河中的一环，承前启后，所以他不焦虑，也不气馁，他怡然自得，游刃有余，在自然之中，心安理得地平静对待自己的遭遇，安度自己的一生，即使最困苦的时候，他也总有办法自得其乐，享受生活。苏东坡因为和陶渊明心有戚戚然，所以特别喜欢陶渊明，甚至专门写“和陶诗”。
《前赤壁赋》里就泄露了苏东坡的心底奥秘：“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人其实都只是自然长河中的一环，做好该做的事情就可，其他就交给时间和历史，所以苏东坡感叹：“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至此，苏东坡获得了超脱的心态，不再恐惧死亡，而是将自己托付于宇宙消长变化的时间长河之中。珍重当下，珍惜此刻，成为他最自然的选择。苏东坡最终达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境界，可以说和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一脉相承。
苏东坡明了世界和生活的本质，所以总是乐观热情，全身心地投入人生下一场，即使不断被流放，但他认为自己平生功业，恰恰在三个流放之地：黄州、惠州与儋州。苏东坡的《定风波》最能体现他的从容心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的这种广阔胸怀，可以说是具有“天地境界”，所以其创作也是汪洋恣肆，相比陶渊明的恬然冲淡，苏东坡可以说包罗万象，以致要用“苏海”（韩潮苏海）来概括其创作。而苏东坡对自己的创作也有一个总结：“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就是真正的文无定法自然而然。因此，苏东坡的诗词，有豪迈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婉约如“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飘逸如“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明丽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等。
三、自然重新被关注，成为生态问题
自然再次被关注，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那就是变成了生态问题。所谓生态问题，与现代性有关。生态问题一次又一次进入公众视野，都与环境污染有关，尤其一些重大的污染事故比如水污染、农药污染、鲸鱼大象猎杀、珍稀动物濒临灭绝等等，还有就是和每个人有关的情况，比如温室气体上升、雾霾、沙尘暴、北极冰川融化乃至病毒瘟疫大爆发等等，这些表面上是外在环境问题，但其产生，也与人心的变异有关。
“生态”这个词古已有之，原指美好生动，南朝梁简文帝《筝赋》“佳人采撷，动容生态”；唐杜甫“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等等，后有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的意思。而在现代观念里，生态是指生物和生命的状态，及与周围环境、万事万物的关系。如果说自然就是人类的家园，那么这个家园的内涵，已经被置换为环境——人和其周边网络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等外部世界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出现不协调，就是生态出了问题，生态系统被破坏，生态自然循环出现故障。所以，生态成了现代人最关心的问题。
生态的和谐平衡，已经成为现代人追求的最大目标之一，而在古代，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不证自明的状态。
美国文学的生态问题，可以说直到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出现才引起广泛注意，也可以说，自然写作从此转化为了生态文学。因为，生态危机让人们越来越有紧迫感。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纪实性散文作品《沙乡年鉴》中提出著名的“土地伦理”，他说：“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自生自灭，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能够真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自然这个概念被生态替换，本身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表征。
生态危机也反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一是所谓“人定胜天”的僭越观念，完全抛弃“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在西方，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而中国追随西方后尘，开始加快“征服自然”的步伐，在经济高速运转的同时，生态越来越陷入深重危机。
二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极端渲染，忘却了“道法自然”“万物有灵”的准则，抛弃了“境界”作为中国文学最高评判标准和最高艺术价值的传统。“文学是人学”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口号。在基督教背景下，这句话不难理解。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但“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就是过度将自我人权置于其他生命的权利之上。人类优先原则，导致了其他物种甚至种族的大规模灭绝。中国现代也步其后尘，五四时期强调所谓“国民性改造”，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人性被简单地理解为“欲望”，甚至，“人性恶”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说什么“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比恶比丑、唯钱唯权的“厚黑学”流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从官场、商场到情场、职场，连古典宫廷戏、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至此，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青山绿水隐而不见。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以致自然写作和生态文学在2000 年前后逐渐出现时，仿佛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
自然，无疑是最大的他者之一，是人类的尺度和镜子，也是人类最应该敬重的他者，只有心怀自然，我们才能守住家园。自然这一人类的家园，是我们唯一可以寄托心灵抚慰情感之所，这样，人类才能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
海德格尔很早就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点，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人只是这其中的一环，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凌驾于万物之上。人应该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葆有敬畏之心，谦逊行事。这可以说与中国古代智慧相互呼应。在生态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构建人与自然的万物命运共同体。
四、从古典诗歌中学习什么？
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代世界，诗人往往会秉持最古老的价值，而最古老的价值往往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是人类价值的根基，是新的时代价值创造转化的基因和源泉。所以，我认为，只有重新学习借鉴古代的自然观，才能最终解决现代生态问题。
在当代，秉持古老的自然观，就是一个当代生态主义的立场和姿态。
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境界”这样的美学观念、规范和标准。
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古代的江南诗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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