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哲声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传统性和民族性是中国通俗文学经典论定的出发点

　　

　　

　　

　　也正是从通俗文学内在属性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学必然成为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的评价标准。其内涵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传统优秀文化的标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优劣的两面性，但是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一定是优秀的文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言必信，行必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标志，成为中国人判断是否具有的积极的文化观、生活观的标准，必然也成为中国通俗文学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是积极向上的生活表现、客观理性的问题思考和真善美的情绪表达。中华世俗性和民族生活性是百年中国通俗文学表现形态，是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的生命力所在。生活多彩、人生多样，人性复杂、情绪多变，这是世俗化、生活化社会人生的客观存在，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正因为如此，通俗文学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状态表现得很突出。然而，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观和生命价值观往往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和生命认知。社会的前行在于人类具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于客观理性的科学思维和真善美的人性追求，这同样被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创作实践所证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命价值观是通俗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反之，只能创作出庸俗的作品，甚至恶俗的作品，只能是萎靡不振地病态地存在，而终将被市场摒弃和淘汰。三是讲好中国故事。文学作品都要传达人类的文化精神和人生理想，传达的路径却不尽相同。通俗文学是类型文学，以小说创作为主要文体形式，故事性和情节性是中国通俗文学主要的传播路径。中国现当代通俗文学从传统通俗文学章回小说发展而来，追求引人入胜的好看的故事，并具有程式化、模式化写作的特点。我们不应该否认通俗文学对好看故事的追求，更不应该将通俗文学对好看故事的追求看成是庸俗和媚俗，而应鼓励和引导通俗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同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批评通俗文学模式化写作，嘲讽或否定其中的套路和程式，而应是鼓励和引导通俗文学在模式化写作中创造性地运用套路和程式。讲好中国故事是评估通俗文学是否产生积极影响的前提。讲好中国故事不仅仅是正确健康的文化与思想理念的传播，还有讲得好的传播路径的表达，需要思想与艺术并举。既有健康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理念的传达，又有充满着艺术美感的内涵，这样的中国故事自然会有市场与读者，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方有可能走向经典。

二、市场性和运作性决定了通俗文学的活力

传统性和民族性是中国通俗文学内在属性，市场性和运作性是中国通俗文学外在属性。《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言二拍”的故事构成很多来自民间传说，街头巷语的口口相传形成的似史非史、似真亦幻的民间叙事系统。而这些民间叙事系统之所以被文人所采纳和改编，之所以被书商所出版，就在于这些故事能够被绝大多数读者所接受，能够获取很大的赢利空间。因此，市场性是中国通俗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市场性的属性同样表现在现代通俗文学、当代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之中，并且在成熟的现代市场中表现得更为强劲。争取最大的阅读人群，获取最大的赢利，在现代市场上，通俗文学市场性形象表现得更为鲜明。与市场性相生相成的是运作性。在现代市场中，对通俗文学产生最直接、最深刻影响的不再是书商，而是随着现代大众媒介产生的报刊老板和编辑、影视制片人和编导、网站CEO 和策划。大众媒介的多样使得通俗文学的运作更为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从一定程度上说，在现当代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市场运作中，那些媒介人是舞台的导演，作者只是有才华的演员。

　　如何认知通俗文学市场性和运作性至关重要。通俗文学是市场的文学。市场的文学有趋利的一面。通俗文学文化的负面性、美学的浅薄性以及创作跟风所带来的泡沫性等等问题与缺陷都与此有关。这些问题和缺陷确实存在，确实是通俗文学的市场性和运作性所造成。然而，如果去掉了通俗文学的市场性和运作性，通俗文学的传播平台也就去掉，通俗文学的创作动力也就去掉，通俗文学也就失去了活力，甚至难以存在。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通俗文学创作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既然市场性和运作性是通俗文学不可或缺的属性，就应该认知到那些缺陷和问题是通俗文学难以根除的实际存在，是通俗文学属性的组成部分。既然是不可或缺难以消除，就应该用通俗文学的市场性和运作性的积极的一面抑制消极的一面，引导通俗文学的市场性和运作性健康地发展。市场文学积极的一面是指其所具有的强大的自净能力。以百年中国武侠小说的发展轨迹来说。1923 年，平江不肖生创作《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后，侠义类武侠小说一拥而上形成泡沫，到了1932 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侠义类武侠小说的创作狂潮很快消竭，但是神魔类武侠小说又形成创作泡沫。到了1940 年左右，白羽、王度庐等人的江湖人性类武侠小说出现，神魔类武侠小说逐渐消失。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则又开辟了另一个境界。创新，跟风，泡沫，再创新，再跟风，再创新……通俗文学就是这样阶段性波浪型发展，而那些引领阶段性发展的创新的作品，就是经典。对通俗文学的跟风和泡沫的批评自不可少，而推动和引导通俗文学自净也许更为有效，更为重要。

　　作为通俗文学的外在属性，市场性和运作性必然是通俗文学形成经典重要标准。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创作者的健康的社会责任心。认知通俗文学的趋利的同时，更要强调社会责任心，更要强调赚取良心钱。二是创作机制的创新性。批评那些无价值的跟风之作，鼓励具有开拓价值的创新之作，推动通俗文学良性发展。三是良好的社会效益。对通俗文学市场运作性能产生积极影响，引导市场的健康阅读并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切实有效的路径。

三、不变与变：通俗文学在发展中创化

不变是指传统性、民族性、市场性和运作性，它们是通俗文学的基本属性，决定了通俗文学的基因、血脉、骨骼。变是指通俗文学发展中接受的新的文化、新的美学方式和新的市场运作机制，它们呈现出了通俗文学不同时期的新的形态。

　　进入现代中国，中国通俗文学接受了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最为深刻的影响是中国“五四”新文化和世界流行文化。新的文化要素的接受直接影响了通俗文学的美学形态，使得通俗文学具有时代性和发展性。如何在接受中发展，不同时期的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均体现出了通俗文学的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在不变中体现变，在变中发展不变。举两个例子。金庸小说之所以为很多人所喜欢，不仅仅是他的小说有着传奇故事，还在于他的小说有着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很显然，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并将人的文学的美学要求融进创作机制之中。但是无论是怎样的接受和融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始终是金庸小说中的文化核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家思想、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慈悲为怀，众生普渡的佛家思想始终是他小说中的文化基点，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个性无论是如何张扬，需求无论是如何强烈，最后都要归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之中，成为儒家之人、道家之人和佛家之人。在小说叙事形态上，金庸运用了成长模式写人物，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人的文学”，但是他的小说中的成长模式还是建立在争霸、情变、行侠、夺宝、复仇等等武侠小说的基本模式上。金庸小说是新时期的中国武侠小说，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体现出武侠小说的文类传承，新文化和人的文学体现出武侠小说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建构了中国武侠小说新的传统。再以当下的网络玄幻文学为例。玄幻小说具有更为开放的文化形态，欧美的魔幻文化、日本的二次元文化以及各种流行的游戏文化都对网络玄幻小说产生了影响。然而，优秀的网络玄幻小说一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根底、以中国传统美学作为底色接受外来的文化与美学要素，例如《诛仙》《斗罗大陆》《斗破苍穹》等。

　　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机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大众媒体，说中国通俗文学就是媒体的文学也不为过。书局、报刊、影视、网络，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与这些大众媒体的起承转合几乎是随影而行。大众媒体所具有的大众传播力必然使得追求市场性的通俗文学趋之若鹜，而通俗文学的大众化的美学表现又使得大众媒体对之尤其青睐。通俗文学与大众媒体的融合和互动，必然会影响到通俗文学的创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具有报刊风格、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具有影视风格、中国网络文学具有网络风格的原因。但是，大众媒体对通俗文学创作来说也就是一种传播平台，通俗文学是语言艺术，有着语言艺术的美学传承、表达方式和影响路径。大众传媒对通俗文学的影响在于扩大和丰富美学表现的空间，但不能取代它。这就是变与不变的关系。

　　通俗文学的变与不变说到底是阅读市场的需要所造成。变是由于读者结构发生着变化和阅读市场的时尚潮流不断地翻新，不变是读者对通俗文学文类有着基本认知和文化市场所形成的民族阅读习惯。没有了变，体现不出通俗文学经典的时代性；没有了不变，就没有了通俗文学经典的文体性。因此，在变与不变中论定创新发展是衡量通俗文学作品是否是经典的重要标准。这个标准的核心内涵是通俗文学的属性和时代的文化文学视野。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反思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健康的市场运作机制和具有时代性的创新发展，这是中国通俗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三大标准。这样的标准强调是中华性、市场性和发展性，是根据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实践提炼生成。对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研究，必然会引起我们对中国文学批评标准的建构做出进一步思考。

　　文学批评标准的科学性应该是建立在批评对象的有效性上，而有效性又是以批评标准对批评对象的切合性为基础。中国通俗文学为什么得不到科学的批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有的批评标准对通俗文学不切合。依据“五四”新文化的标准，通俗文学只能是被批判的对象。因此，在中国阅读市场上就造成了很有意思的状态，一方面是对通俗文学不断地批判，一方面是通俗文学不断地生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批评与创作实践相悖的状态呢？从根本上说，还是对中国通俗文学的认知不够，当将文学作为一种启蒙的工具，而又将启蒙视作为对传统文化批判时，从中国传统发展而来的通俗文学的价值自然得不到认同，更谈不上经典了。

　　更进一步的思考是中国文学的批评标准如何建构。“五四”新文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的科学认知不够。“五四”新文化并不等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标准，但确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基础和出发点。这样的批评标准确实对传承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通俗文学缺少科学的认知。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就要考量现有的批评标准的科学性和与中国文学的切合性的问题。文学是人类的精神表现，批评标准要有人类精神的价值评估，然而，各民族文学都有自我的发展路径，有着在历史传承中形成的美学风格，如果缺少传统性和民族性，这样的文学批评标准必然会脱离现实。从认知传统性价值出发倡导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应该是各民族文学批评标准建构的基本原则，这是建构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