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湖北省作家协会，湖北 武汉 430077；2.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编者按：熊召政（1953—），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出版长篇历史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历史札记、诗集40 余部。其中，《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得1979—1980 年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历时12 年精心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大金王朝》也已完成。话剧《司马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被誉为近年来最优秀的历史话剧之一。除文学创作外，近年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及国家直属机关部委、国家发改委、部长论坛等重要论坛发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现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中南政法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
河流是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河流生态问题关系到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复兴。熊召政有着浓厚的河流情结，不仅创作了一系列古色古香的诗文作品来讴歌河流，而且著文论述河流的文化价值和生态意义，更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清醒和文人的家国情怀替河流发声，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文化担当和现实关怀。近日，《长江学术》对熊召政进行了专访，以河流为切入点，探讨河流与文明、文化以及文学之间关系的相关问题。
一、河流与文明：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及生态转向
杨晓慧：熊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长江学术》的访谈。您在很多文章里都写到过河流，同时在多次演讲里提到过河流。请问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河流，对河流产生了如此深沉的情感？熊召政：小时候，我家就在一条小河边上，那条小河是长江支流的支流。我在河里面学会的人生第一课，就是如何不被水淹死，因为每年夏天总有小孩在河里玩水不幸淹死了。因此，我对河流的情感是从恐惧开始的。可是，我又觉得人会游泳，能浮在水面上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所以我又想战胜它，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的桑提亚哥一样。我最早学会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学会游泳是我人生第一课的历练。我对河流一直存着一种偏爱和欣赏，对河流的历史文献、河流的旅游活动、河流的艺术创作都特别关注，超过对其它的事物。
杨晓慧：河流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古文明的诞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球上的大江大河很多，比如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等，为什么这些大河没有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而只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熊召政：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地理是历史之母，我认为仅仅提到地理是不够的。水是生命之源，逐水而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它们主要集中在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狭小地区。在这个狭长的地带里产生了人类文明，在其它大河流域却没有产生，这就不仅仅与地理条件有关，还有一个气候条件。最早产生文明的地方不能太寒冷，也不能太炎热，因为最早的人类避寒避暑的能力都比较弱，寒冷与酷暑都是他们无法战胜的生存困境，他们只有生活在一个四季温暖的区域，既不会因为严寒冻死人，也不会因为酷热遭受各种病虫害的袭扰而丧失生命，才有可能生息繁衍。北回归线与北纬35°之间的气候最适合人类生存。另外，人类生存还需要充足的食物，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和动物只能在水源充足、气候温暖适宜的环境中生长。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满足了人类生存必要的环境、气候与食物需求，因而最早诞生了人类的文明。
杨晓慧：人类文明除了大河文明之外，还有一种文明类型就是海洋文明。您能否谈谈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是如何形成的？
熊召政：回溯人类历史——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我们就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形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河文明，第二阶段是大河文明，第三阶段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晚于大河文明，大河文明晚于小河文明。比如黄河流域最早形成人类文明的是渭河以及其它一些小的河流，长江流域最早形成人类文明的是嘉陵江、汉江。一些文物考古发现也证明了人类先祖的居住地都不在大河边上。比如，从陕西的石峁遗址到山西的陶寺遗址，都是在黄河流域的支流汾河和渭河之间建立的，证明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是小河文明。最早的人类想要利用水但又害怕水，他们没有挑战大江大河的勇气，只能选择一些较小的河流作为定居地。所有的大江大河都会有一个发达的水系，这些支流便成了远古先民的家乡。等到人类掌握了一定的水利知识和技术，能变水患为水利之后，大河文明才能产生。比如，楚国的第一个都城叫丹阳，即丹水之阳，丹水就是汉水的支流。楚国强大之后，治水能力提高，最终选择沮漳、汉水之间的郢作为都邑。怎样才能够利用大河的水？对于这个问题，楚国人从最早在荆江边建都，到最后定都在长江边上，经历了500 年的摸索。
人类占据大河，能够利用大河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利用海洋，还需要具备更加丰富的战胜水的知识和本领。在茫茫大海之中，与世隔绝的海岛一直保持着原始文明的状态，只有陆地上的人们掌握了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能够进入海洋并且成功返回，建立起海陆之间的联系、交往，海洋文明才能诞生。早期的海洋文明只是把一种文明的精神传递给后人，真正的海洋文明必须有语言，有文字，有城市，而这一切只有农耕文明也就是大河文明才能提供。海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大河文明的哺育。
杨晓慧：世界文明史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主要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互动史。同样是逐水而居，为什么会形成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呢？
熊召政：其实还有一个渔猎民族，他们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渔猎民族的生活习性接近于游牧民族，而定居的状态又接近于农耕民族，因此，渔猎民族处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中间状态。
农耕民族是大河文明的直接创造者，他们往往选择山环水绕、河网纵横的地方定居，通过耕种土地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非常规律而且稳定。
游牧民族的逐水而居，逐的不是大河，而是小河。没有一个游牧民族会生活在长江和黄河，或者印度河、恒河，或者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或者尼罗河流域。游牧民族大多生活在大草原以及旷野等非常空旷、辽阔的陆地上。牧场是天然形成的，不需要人工耕种，因此游牧民族只需要根据季节的更替流动放牧。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生存的条件和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获得的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样。比如游牧民族是把天下作为家乡，而农耕民族是把自己居住的土地作为家乡，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游牧民族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跟农耕民族也完全不一样。
杨晓慧：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河流也未能幸免。河流变成工业生产、发电、排污的工具。工业废水的排放污染了河流的水质，过度捕捞使河流的渔业资源枯竭，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等等。您认为工业文明及其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根源是什么？
熊召政：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和土地、河流的感情较为亲近，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另外，人类开发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即使有开荒屯田、砍伐森林等行为，总体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影响范围都比较有限。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特别是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具有一种威慑的力量。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与对立。科技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人对自然不再是心怀敬畏和尊重，而是逐渐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异化为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自然万物都成了为人类创造财富的资源。其次，科技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不断给人类带来福祉，另一方面，科技的不当运用又会不停地给人类制造灾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进行过度的开发和肆无忌惮的掠夺，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自然是不可亵渎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它必然会给予报复，比如持久干旱、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物种灭绝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所以说，工业文明是人类在前进过程中对自身局限的突破，但也给人类的未来制造了很多新的麻烦，它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杨晓慧：要摆脱工业文明的困境，必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请问您认为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熊召政：建设生态文明，改变人类的自然观、价值观是根本。也就是说，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圣贤所说的四个字：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应该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本质意义的阐释都是一致的。古人敬畏“天”，“天”就是自然，天人合一就是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人类应该将征服自然变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
中国的天人合一价值观对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回归生活的本真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全盘否定工业文明的成果，也不是全盘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倡导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合理使用科学技术，让它在提高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优势，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个人而言，天人合一的“天”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亵渎的、必须永远遵循的东西。它既包括天下，也包括地理，包括我们眼睛看到的所有世界。“天”总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向人传授生存的智慧，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一朵花里面看到整个世界，从一片树叶里面看到整个菩提树，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身边所有客观的、独立存在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看到整个自然，建立起对自然的敬畏感。我们每一个人，要在“天”的指引下，在遵从天道的基础上，过好自己的生活。
二、河流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然而，水利工程毕竟是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过度干预就会破坏生态平衡。比如修建过多的大坝就是对水的一种伤害，因为这不是仅仅改变水的流向，而是使水中的很多生物无法按照它们的习性正常生存。破坏了自然，破坏了河流的本来形态，就会出现河道断流、湖泊萎缩、水体污染、水生物多样性下降等生态危机，甚至让河流周围的气候、土壤、植被等发生改变。怎么弥补？我们的科技有能力筑一个大坝，但我们的科技水平目前还没有能力把筑大坝以后的水生态恢复得跟过去一模一样，这就是科技落差导致的生态灾难。因此，现代社会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既要科学地开发、利用河流资源满足民生需要，又要保障河流的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杨晓慧：洪水应该是破坏力最大、发生最频繁的自然灾害之一。与我们代代相传的大禹治水的传说不同，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到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圣经》，再到基督教《圣经·旧约》，一脉相承的是造船避水的神话。也有一些学者将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进行过文化的比较。请问面对肆虐的大洪水，为什么会出现诺亚避水和大禹治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呢？
熊召政：不是他们应对洪水的方式不同，是洪水的形态不同。诺亚方舟的产生地在两河流域，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那里大部分是平原，所以也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一旦爆发大洪水，没有任何地理屏障，人们无处可躲，只有坐船离开，去别的地方避难。而中国大禹治水的地方，长江也好黄河也好，都是在山川之间流过，人们可以先上山再想办法，有一个回旋的余地。所以，不是中国人一定高过希伯来人或者西方人，我们敢于挑战，他们只会躲难。假如我们在那样一个大平原上，我们也不敢挑战，也要第一时间想办法坐船离开。
杨晓慧：说到治水，除了各种水患，我们还需要重视各种水生态危机。2021 年3 月，您作为第一提案人，向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交联名提案“关于加强洪湖综合治理的建议”。您能谈谈把洪湖作为生态试验区的重要意义吗？
熊召政：湖北省的淡水资源全国第一，被称为“千湖之省”。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浅水湖的水位都不太深，一般只有几米，最多十几米深，不像青藏高原，有的湖水深100 多米。湖泊是长江天然的水量调节器。长江的水多了，会灌输到这些湖里面来；长江的水少了，这些湖还可以给它倒灌回去，这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一个调节长江流域水平衡的天然体系。
如今这个体系出现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曾经围湖造田，现在是围湖造房，把大量的湖和湿地变成了稻田或者楼盘，导致湖的面积减少，降低了江湖的蓄水功能，以致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第二个问题是生态污染。湖边建了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些工厂把废水直接排放到湖里，把湖当成了天然的垃圾桶，这些垃圾桶里的废水、污水又流到长江。如果不治理湖泊，整个长江想要回归母亲河的地位是很难的。如果一个母亲的乳汁是有毒的，她哺育的孩子，岂不都是脑残、脑瘫的婴儿？所以，对整个长江流域的湖泊群进行治理，关系到长江这条母亲河的安危，也关系到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是充满了生机还是充满了苦难。
三、河流与文学：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融合
杨晓慧：在文学作品中，河流经常被比作母亲，作为一种“养育者”的形象被歌颂。您能否谈谈河流与文学的联系？熊召政：我大概是2014 年应邀访问俄罗斯，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长江与伏尔加河上的文学波涛》。其中，我讲到了中国的长江和俄罗斯的伏尔加河，都是值得世人景仰的河流，它们的波涛都是母亲河里丰满而甘甜的乳汁，养育出两个国家一代又一代伟大而杰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我讲了长江流域的屈原、李白、苏东坡这几个代表，以及伏尔加河旁边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例子。
我一直在想，一条伟大的河流应该具有三种特质。第一是自然的馈力。河流流域自然的馈力就是物种丰富。第二是城市众多。城市众多就代表文化繁荣。城市是人文、科技、商业等的综合体，所以，“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是这样写的。河流两边如果没有很多的城市，就证明河流不能滋养人类、孕育文化。第三就是文学的灿烂。假如一条河流旁边，每一个时代都没有作家诞生，没有艺术诞生，那就证明这条河流在精神状态上是不健全的，甚至是萎缩的。所以，伟大的河流也是文学的河流。比方说，从屈原的《离骚》到《九歌》，描写的是长江两岸神秘的巫文化和浪漫的楚文化；“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用诗歌记录了他的生活，从白帝城那儿出发要到江陵来；苏东坡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是在长江边上的黄州发出这样的感叹的。
我们都是受河流养育的。从我自身来讲，小时候坐在家乡的小河边，我常常想入非非：从飞鸟虫鱼到日落月起，我想象它们的语言、它们的亲人、它们归家的路。因为用幻想感知自然，所以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诗歌创作。我曾经发表过一首长诗《长江情思》，其中有这样一节诗句：“长江啊，在你两岸的青枫林里，/繁衍出多少淳朴的子民？/由于是吮吸你饱满的乳汁，/他们血管中都奔流着优美的感情。 / 我有幸在你一条支流的边上降临人世，/呱呱坠地，就闻到你波涛远荡的芬芳……”表达了我对长江无比崇敬的情怀。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母亲河养育我们，不仅仅是养育我们的身体，养育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养育我们的精神，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作家。
杨晓慧：正如您所说，河流不仅供养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影响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河流，会产生形态各异的审美意识、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等，孕育出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即使同饮长江水，不同流域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您能否比较一下长江沿岸的作家在精神气质方面的地域差异？
熊召政：我们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长江从三江源出发，由西向东流，最后流入太平洋。由于长江流经很多地区，它们的气候、地形、物产、风俗各不相同，长江沿岸的地域文化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楚人的文化精神》，将长江文化主要分为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上游的巴蜀在西部，属于高原地带，崇山峻岭比较多；中游的荆楚在平原与近邻的交割地带；下游的吴越全部是平原地带。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上游的人们接近天，文化接近于神秘，接近于天道，最虔诚的宗教信徒都在上游，像西藏、青海、四川的很多地方；中游文化更接近于怎样战胜自然，中游人战天斗地的文武之道很强，有一种非常硬朗强健的风格，不按照游戏规则出牌；下游吴越之地很少有天灾，是真正的鱼米之乡，财富蓄积得多，生活必然精致，人也会变得优雅。所以我说，巴蜀出鬼才，荆楚出天才，吴越出人才。这不是做优劣的比较，只是按照人才的地域特征进行分类。
杨晓慧：您之所以成为诗人，除了家乡那条河流的哺育，还离不开另外一条河流的滋养，那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自中国诗歌诞生起，“河流”意象就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您能否谈一下中国山水诗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对您的影响？
熊召政：我从四五岁起，就跟着外祖父每天背唐诗宋词，写毛笔字，整本整本地抄。从小背诵了很多很多山水诗，到现在有的诗还记忆犹新。我感觉到山水之于人，是人在看到某一个山水的瞬间，在他的精神状态上留下的一个投影，山水实际上是每一个诗人、作家心中的山水。我读江淹的《江赋》，他形容长江的波涛一连用了40 多个象声词。这些词，今天的人很多都不认识了。为了描摹自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很多灿烂的词汇和华美的辞藻，我们的语言表现力是如此的丰富！如果按照古音把这48 个象声词读出来，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力量，一种多么澎湃的力量，雷霆万钧，不可阻挡！我们读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读刘禹锡写长江的那些《竹枝词》，读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所有这些山水文学作品都是诗人在他的时代、在时代的某一个瞬间，站在某一个山、某一道水之间，产生的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投射。诗人将这些山水诗留给了后人，我们不仅要看到山水之美，更应该从中看到那个时代之美，看到那个时代诗人的心灵之美，因为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
今天，山水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当山水知音的人却越来越少。有些人游山水写的游记，是记流水账。我自己写游记散文，比如《九曲黄河第一湾》，是把我的心灵投射到第一湾上，我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人生哲理的体察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我觉得我本人在那个时刻已经被异化了，我成了第一湾，是第一湾在看我而不是我在看第一湾。
熊召政：我有一本散文集，叫《历史的驴友》。另外，我称自己为“游牧作家”。我是一个牧羊人，文学的牧羊人。我赶着我的思想、我的文学，就像赶着我的羊群一样。我骑在马上赶着羊群，一群一群地，哪儿有草我就到哪儿去，所以我最能够理解“芳草天涯”这几个字。这么多年，我走了很多地方，中国基本上走遍了，甚至欧洲我也走了一大部分。从三江源到崇明岛，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重要支流我几乎全都到过。现在，每年的寒假、暑假我就带着小孙子走遍天涯。那一次到三江源，在通江河的上游，我的小孙子捡到一块心形的小石头，很高兴，问这是谁送给通天河的，我说是雪山女神送给它的，他朝周围的雪山看，说没看到女神啊？我说雪山就是女神，所有的河水都是雪山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后来我们准备去日本冲绳，到上海时武汉封城了，我们被拦下来隔离。解除隔离后也回不了武汉，我们就去了上海旁边江苏太仓的一个小镇浏河，浏河镇与崇明岛隔江相望，中间是40 公里宽广的长江入海口。我带着小孙子站在大堤上，告诉他长江就从这儿流向了太平洋。他问我长江从最上游到入海口有多远呢，我说万里长江，有6300多公里。他说，哎呀，谁也不能一次看到长江的头和尾。我说神龙不见首尾，但是你要永远在心中放上一条完整的长江。他对我点点头，还写了一篇小日记。我走遍天下的山水，就是想将一条又一条的神龙放在心里，我要看它的首，看它的尾，看到我们大地的灿烂，看到我们山川的辽阔，从中感悟人生，并将这种体悟传达给更多的人，传递给子孙后代，不断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
杨晓慧：很多描写河流等自然景观的文学作品，教导人们要亲近大自然，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比如美国作家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倡导一种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的生活方式。您也曾呼吁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重建诗意的生活。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络闲逛族”，他们更喜欢“宅”在家里；还有自嘲为“社畜”的年轻人，因为生存压力，他们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亲近自然。请问像这样一些群体该如何追求诗意的生活呢？
熊召政：网络这个虚拟世界已经成为现代年轻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我有时也很羡慕他们可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做很多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我觉得时代是往前走的，有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老一辈的人看了可能觉得不大好，但是不要紧，年轻人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会发现自然比网络世界更有趣，亲近自然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趣，提高审美能力。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要等他们积累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才能加以修正。阅历的积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书本，另一个方面是自己的行走。我小时候读到王维的《辋川集》，这是继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后给我描绘的中国士大夫的另外一种生活状态，这两部文学作品里的景观让我很着迷，一个是唐代的，一个是东晋的。这两个地方我去找了，我到了江西九江的柴桑，陶渊明故里；我也到了陕西蓝田的辋川，王维的老家。等我看到了这两个地方，我就感觉它们已经不是我要找的“晋”，也不是我要找的“唐”。晋和唐的那种隐士居住的地方，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状态，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我一定要找，那就是刻舟求剑。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意的生活该怎么寻找？我的答案就是：大地上没有桃花源，但你的心里面一定要放一个桃花源；你的家乡不是辋川，但是你要在心中放一个辋川。一个人，不怕现实生活中没有美好，就怕心里面连追寻美好的愿望都没有了。
杨晓慧：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能扩大河流的影响力，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比如杭州西湖之所以名满天下，除了自然美，还在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有家喻户晓的白素贞与许仙、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还有白居易、苏轼等大文豪的文案推广。您认为与西湖相比，武汉如何打造东湖文化名片，提升东湖的人文内涵，让东湖旅游文化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熊召政：人们去看西湖，是去看西湖旁边那么多的文物，那么多的历史，东湖还太年轻。我写了一个《东湖两品》，一篇叫《这角园林》，写的是东湖长天楼前的这一角园林；另外一篇叫《大而空的东湖》，不像小而美的西湖。我爱东湖，我就住在东湖边上。武大在东湖那边，我住在东湖的这边。适合人类居住的东湖，没有成为旅游热点，是因为它缺少历史。东湖辟为游览之地，只不过50 年，沿岸屈指可数的亭、阁、台、榭，无一不年轻，尽管也都得到了当代名人的匾额和赏赋，但那价值、知名度、吸引力，都远不能和西湖相比。
而且我们很多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东西还被毁掉了。我们在建造旅游景区的时候，相伴而来的是历史文化景观及遗址被毁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比如沙湖，当年有人写的沙湖志，旁边有岳飞祠，有很多古迹。东湖也是这样，比如九女墩不但没有建设好，没有深入挖掘它的时代价值，还让华侨城湿地公园的建设弱化了历史遗址。我们的东湖改造，对一些文化古迹保护不利。公安派三袁之一的袁中道的散文集《游居柿录》中，写了东湖旁边九峰山脉上每一座山的故事，那些历史文化景观今天也没有了。风景建得再好你比不过九寨沟，全中国有好风景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如果你这儿有一块搬不动的历史，你就有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人文景观，人们就会慕名而来。我们去西湖旅游，必须看岳王坟，必须看张苍水的墓，必须去看汪村、雷峰塔、小孤山……东湖没有这些。这也就是我们湖北开发旅游资源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要保护好在旅游中起重要作用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历史文化景观、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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