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锋

　　（香港树仁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香港 999077）

引论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论及全书体例结构时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体乎经”指的是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宗经》篇，可见崇尚经典是刘勰文论体系的重要构成，而《宗经》篇所论列之经典，是儒家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这一点，“龙学”研究者殆无异议。但是，在刘勰尊崇儒家经典之目的及其理论内涵的理解上，学界却有不同的意见，大体而言，可归纳为如下两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既然刘勰以儒家五经为宗，其理论旨趣必然在于弘扬儒学思想。譬如元代钱惟善《文心雕龙序》：“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日趋于异端，圣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当二家滥觞横流之际，孰能排而斥之？苟知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征，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呼！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这里的“以经为宗”，是指与老、佛相异趣的儒家“圣人之道”。黄春贵也指出：“惟有发挥儒家思想之文章，始能符合《徵圣》、《宗经》之要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论刘勰《原道》之义曰：“儒家之道以仁为核心，仁以孝为根本。刘勰评论某些作家作品时，也是以仁、孝作为一种尺度的……这说明刘勰原道仍以儒家思想为主。”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刘勰之宗经，不同于经学家重在阐发经典微言大义，而是着力标举经典文章之美，以为后人写作之典范。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指出，刘勰之宗经，“既不是要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也不要用经书语言来写作，主要是要六义，即写出思想感情具有感化力量的，引用事例真实而涵义正直的，文辞精练而富有文采的作品”。”蒋祖怡《〈文心雕龙〉发微》认为：“刘勰的尊儒宗经，只是为了‘重文’，并不是要求人们在文章里宣扬儒家思想，更不是要求人们去注释经书；一篇文章能做到‘衔华佩实’即是达到他尊儒宗经的要求。这里还应当提到孙康宜《刘勰的文学经典论》一文，其重点虽在分析刘勰如何评价楚辞，但也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刘勰对儒学传统的诠释几乎是在企图重新界定经典的文学性意义，以及展示经典具备何等丰富的风貌、何等有力地表现了具体的真实……在整部《文心雕龙》里，刘勰始终主张圣人最本质的条件就是明了如何创造性地透过优美的文字传达‘道’与人之情性。”

　　上列两类观点看似相互对立，如果结合《文心雕龙》实际仔细分析，其实不无相通之处。其间之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儒家思想”，从中也不难看出刘勰经典观的独特之处。以下拟从刘勰如何参古定法——抉发儒家思想中的尚“文”精神传统，又如何望今制奇——斟酌于当时文坛新风这两个基本角度，具体阐述其经典观之建构。

一、《文心雕龙》中的“儒家思想”及其对“五经含文”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从《文心雕龙》相关表述来看，刘勰多方面接受了儒家思想。他有时直接肯定儒道、圣人经义，如《杂文》篇：“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史传》篇：“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有时标榜仁、孝观念，《原道》篇即有“光采玄圣，炳耀仁孝”之赞语；《诸子》篇评《商君书》《韩非子》“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指瑕》篇以为“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有时则凸显忠、信思想，如《祝盟》篇：“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又，《奏启》篇：“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诸如此类，无烦枚举。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并未以这些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评判所有文体、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刘勰并未因推崇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排斥其他诸子。因此，对于非儒家思想，他也一视同仁，并列齐观。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三篇。一是《诸子》篇，以为战国时期，诸子都是“入道见志之书”，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各有优长：“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伊文课名实之符……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二是《论说》篇，虽然认为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属于“论家之正体”，但是，刘勰并未否定“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之现象，而且还充分肯定了体现玄学思想的诸家作品：“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三是《体性》篇，在所列“八体”风格中，“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复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风格类型虽受不同思想影响，但可以相提并论，了无轩轾。

　　当然，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刘勰所接受的“儒家思想”，除前文提及的忠孝仁信等人伦道德观念，还有一项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尚“文”思想。《宗经》篇有言：

　　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这段论述，在《宗经》篇研究中，往往不太受重视，其实包含着很多重要的思想，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刘勰经典观之独特处。大致而论，有如下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的根本理论宗旨，即《序志》篇提出的互有关联的两大要务：一是论“为文之用心”，二是“述先哲之诰”以“益后生之虑”，其中包括拯救“文体解散”“文绣鞶帨”之文坛弊端。也就是说，在刘勰看来，只有在“建言修辞”领域高举“宗经”大纛，才有可能“正末归本”，以契合创作正道之“用心”，阻遏文坛“流弊不还”之侈艳颓风。这一理论宗旨的思想资源，恰是以“宗经”为媒介的“儒家思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刘勰的“宗经”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是可以成立的，只不过需要强调：刘勰“宗经”观之重点，不在于人伦道德方面，而在于儒门思想资源中原本具备的尚“文”主张。所以，刘勰很明确地指出：“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意思是在修养品德、树立美好声名上，世人早已懂得以圣人为楷模；但是，在文章写作领域，后人却忽略了圣人、经典的典范作用，故有必要予以强调，以彰显其功效。《徵圣》篇也有类似的表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徵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同样是以对比的手法，强调研习“雅丽”之“圣文”对于文章写作的重要性。

　　第二，在这段论述中，刘勰引用了扬雄的观点：“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这一说法，原本见于扬雄《法言·寡见》篇：“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可见，刘勰以尚“文”为宗旨的经典观，确实受到了扬雄的启发。关于扬雄与刘勰之关系，学界多有探讨，如徐复观指出：“扬雄的文学活动，给刘彦和以莫大的影响……扬雄有关文学的言论，皆成为彦和论文的准绳……扬雄的各种作品，《文心雕龙》无不论列。我以为最能了解扬雄文学的，古今无如彦和。”至于扬雄明道、徵圣、宗经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之影响，亦受到学者之关注”但是，也应当看到：刘勰在接受扬雄从“文”的角度对待经典之观点影响的同时，又有所不同，那就是在立意上更为明确，重点也更为突出。因为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虽然注意到“五经含文”之特性，却并未将此一特性提升至首要位置，而是依然以“道、德、仁、义、礼”作为儒家经典之“正道。也就是说，扬雄虽然看到了儒家经典之“文”在表现儒道、发挥政教作用中的重要性，但依然隶属于“儒学”范畴，尚未成为相对独立的“文”论主张。刘勰则不同，在《文心雕龙》中，作为人伦道德范畴内的忠孝仁信，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他首先看重的是儒家经典之“文”，故《情采》篇赞叹道：“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这种观念，如果加以概括，无妨表述为“五经即文。”，超越了“五经含文”之认识。因此，我们说，刘勰以尚“文”为宗旨的经典观，其思想渊源于“儒家思想”的又一表现，是“五经即文”观念；而这一观念潜藏于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到了刘勰《文心雕龙》，则加以大力标举，成为超越于仁孝、忠信等具体伦理内容之上、最重要的理论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尚“文”之经典观，依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故而罗宗强先生曾经指出：刘勰“把天道、圣人、经三个环节明确联结起来，用到论文上，构筑了他的文论的核心。自此一思想之实质言，他无所发明，大抵发挥成说，而就其明确引入文论，从前人片断论述展开为一种系统的思想构架，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创造。正是从他开始，奠定了我国文论史上宗经说的思想基础”

　　第三，在儒学思想传统中，原本就包含着尚“文”因子，刘勰在《情采》篇指出：“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可见，“言”而有“文”，乃儒门士君子之常态，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并被刘勰引入文论中。此即《情采》篇所言：“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左传》所载孔子提及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样为刘勰所重，作为重要理论资源，采择以入《文心雕龙》，《情采》篇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自然是《徵圣》篇所引一系列孔子言行：

　　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徵也。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徵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徵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以上所引，不仅充分说明了刘勰所述“先哲之诰”，乃侧重于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贵文”之思想传统，而且由此进一步提炼、升华，以“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为“秉文之金科”。

　　前引《宗经》篇“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同样遵循这一思路，以孔子思想为依据，抉发、弘扬儒学尚“文”传统。所谓“四教”，见于《论语·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皇侃以为“孔子为教，恒用此四事为首，故云子以四教也。李充曰：其典籍辞义谓之文，孝悌恭睦谓之行，为人臣则忠，与朋友交则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发其蒙，行以积其德，忠以立其节，信以全其终也”提到“此四者，教之所先”，“四教”被视作一个整体，并未突出“文”教之地位。刘勰则不同，他根据孔子所行“四教”排列顺次，特别指出“文”教居于“四教”之首，进而彰显儒门尚“文”思想。类似的例子又如《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总术》篇：“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易之文言，岂非言文？”刘勰坚信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以为孔子所作《易传·文言》，属于有“文”者，目的也是为了强调圣人的尚“文”思想。

　　以上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刘勰如何取资于儒学固有思想传统，以构建尚“文”经典观。这种经典观，既有别于汉儒着重从经术或人伦道德角度宗经之旨趣，也不同于魏晋以来玄学家将儒学经典“玄学化”倾向，而是专力阐发“儒学思想”中的尚“文”传统，《宗经》篇之重点，即在于此。所以，刘勰指出后代之文体，均源于五经：

　　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这是从文体发生、发展的角度，确立五经的根本地位，亦即该篇赞语所谓“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序志》篇则结合文章功用问题，溯其渊源，亦本于经典：“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这里所谓“经典”，也是从“文章”角度立论，与侧重人伦道德者相异趣。如果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观点看，刘勰是从集部的角度推崇经部的价值。因此，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而言，刘勰之“宗经”，实际上“贬低”了经典地位，具有非常浓烈的辞章之学的色彩。所以，明代程宽《文心雕龙序》指出：“盖勰也，彩云已兆七龄之初，丹漆独随大成之圣。梦之所寄，心亦寄焉；心之所寄，文亦寄焉。其志固，其幽芳，其历时久，是故焕成一家，法垂百祀云……宗经而无得于六经，养气而固迷其正气，此刘子文心之所以为雕龙也。”清人李家瑞《停云阁诗话》也说：“刘彦和著《文心雕龙》，可谓殚心淬虑，实能道出文人甘苦疾徐之故；谓有益于词章则可，谓有益于经训则未能也。”这些评论都看到了刘勰之宗经，重点乃在“词章”而非“经训”。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观念又有助于强化集部“文章”之意义。这或许是刘勰论“文”而“宗经”的又一独特处。

二、《文心雕龙》尚“文”经典观之建构与时代文风之关系

刘勰生活的时代，文事日兴，辞藻愈盛。这种文坛背景，显然对刘勰重新发现儒家经典中的尚“文”思想传统，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因此，刘勰《文心雕龙》除了以当时盛行之骈体著论外，更自觉地从文辞技巧角度，表彰经典词章之美，譬如《丽辞》篇：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又如《夸饰》篇：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再如《事类》篇：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徵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

　　以上所论对偶、夸饰、用典等技巧，乃魏晋以来作者为文之常用手段，刘勰以此为参照，反观经典，以为经典中原本就具备这些为文法式，如“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是“圣人之妙思”；《诗》《书》夸饰之言，是“大圣所录，以垂宪章”；事类之运用，更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刘勰如此看待经典，显然与当时文坛大势相呼应，不同于《序志》篇提到的“马郑诸儒”之经典观。有论者指出：刘勰“一方面，依凭古代的圣人和经典来矫正当时文风的弊病，一方面，又在对古代圣人和经典的解释中，大量地十分鲜明地包含、统括了文学发展的新鲜经验，以至于把圣和经文学化了，这是《文心雕龙》的一个总的思想特征。”这里所说的“文学发展的新鲜经验”，自然应该包括楚辞以来，尤其是魏晋以降，文坛自觉追求文采之美的新趋势。

　　但是，刘勰所倡导的经典之尚“文”，与时风所向，又有重大区别。因为在刘勰看来，经典之“文”，恰如《情采》篇所言，贵在“联辞结采，将欲明理”，是“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也就是“心术既形，英华乃赡”。而时文之所尚，则“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故而“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换言之，经典属于“为情造文”，而时文每多“为文造情”：“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这里虽然仅提到“诗人什篇”“风雅之兴”，实际上代表了刘勰对儒家五经尚“文”且重“情”传统的总体认识。这一点在《征圣》《宗经》篇均有体现。

　　《宗经》篇提出：“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所谓“三极彝训”“恒久至道”，指的是《原道》篇阐述的天、地、人三材共同遵循的规律，亦即本乎自然、郁然有采的立“文”之“道”；对于“人文”而言，就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自然之道”。这种因“自然之道”而生之“文”，不仅能够“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根据不同对象而变化成“文”，而且达到了“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境界——洞达性灵之精奥、曲尽文章之妙理。可见刘勰对于经典之理解，是“性灵”与“文章”并重。

　　《宗经》篇又有“六义”说：“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从“情深”“风清”，到“事信”“义直”，再到“体约”“文丽”，非常完备地阐明了经典的美文特性，体现了情气、事义、文采的高度统一，而其间提到的“诡、杂、诞、回、芜、淫”，则显然是针对当时不良文风而言。《通变》篇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内涵之一，就是指拯救时弊、恢复经典的“六义”传统。

　　《徵圣》篇通过引述孔圣人“贵文”言论，重点其实也在论“文”，故曰：“徵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若徵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只不过刘勰所论圣人之“贵文”，同样是情、采并重，并视之为写作大法，以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秉文之金科”。因为“圣人之文章”，是“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或曰“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由此可见，刘勰虽然受时代风尚启发，侧重从“文”的角度抉发经典之思想，但又能清醒地认识到时风之弊端，以经典中蕴含的情、采并重之写作传统，纠正当时“采滥忽真”“辞人爱奇，言贵浮诡”之讹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勰经典观之构建，实际上遵循的就是《通变》篇提出的一条原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既能够“凭情以会通”，又善于“负气以适变”，斟酌于古、今之间，以当时崇尚文采之视角，激活、弘扬经典中的尚“文”思想资源，同时又以经典中情、采兼备的写作原则，力挽“将遂讹滥”的时文之颓波。因此，刘勰的经典观，看似复古，实则充满创新精神。周振甫指出：“这样的创作思想，突破了魏晋以来的文论，有了更高的要求，是从宗经里来的。这是他在文学理论上的杰出成就，他的宗经，是文学理论上的革新。”应该注意的是，刘勰之创新，既取资于儒家思想中尚“文”传统，又得益于时代风气之启示，且善于以前者之“雅丽”，纠正后者之“淫丽”。

结语

综上所论，可得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刘勰推崇儒家五经，可以笼统地理解为推崇儒家思想，问题在于：儒家思想之内涵，原本丰富而多样，刘勰所重点阐发的，是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中“尚文”精神传统而非具体的仁孝、忠信等纲常伦理。因此，如果将“儒家思想”与“尚文”观念对立起来，诚无助于领悟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这一宗旨，在探讨刘勰儒家经典观的过程中，也容易引发无谓之争议。二是刘勰之所以能够比较充分地抉发儒家经典中的“尚文”思想资源，固然与扬雄等人的宗经观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刘勰受当时文坛风气之启发，因此，《文心雕龙》着力发抉儒家经典中与当时写作趋势相汇通的一些重要技巧，如声律、俪辞、用典、夸饰等。三是刘勰所弘扬的儒家经典之“尚文”思想，又与刘勰生活年代之推崇文采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情采兼备，文质并重，衔华佩实，“为情而造文”；后者则博采溺心，言贵浮诡，繁文寡情，“为文而造情”。因此，刘勰推尊儒家经典，“述先哲之诰”，目的乃在于以经典之“雅丽”纠正时风之“淫丽”，引导写作者遵循立言之轨范，创造志足言文、情与气偕、符采克炳之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