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辉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文人交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本文所关注的中唐文学而言，相关的研究已然非常充分。然而，如何看待士人交游情况在中唐发生的显著变化，则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尝试用“文学交游的自觉”这个命题，去研究文人交游的嬗变及其对中唐文学生态的影响。

一、文学交游的自觉

文人的交游可以分为一般的社会交游与文学交游，社会交游如交谈、玩乐、宴饮等活动，这些未必都会直接促进或者反映于文学创作，文学交游是以诗文为媒介，文人间进行唱答、辩难、游戏等文学活动，这会直接促进文学的生成或影响文本的内容。无论是社会交游还是文学交游，在有唐一代都是存在的，但相对于唐前期（主要指初盛唐，下同），中唐士人的文学交游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坛生态。这个变化就是文学交游的自觉化。

　　所谓“文学交游的自觉”，是指文人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文本为媒介展开人际互动，对此，可以从四个核心要素出发去理解。首先是主动性，文人出于联络情谊、商讨辩论、切磋竞争、游戏娱乐等需要，主动选择通过诗文来展开交游活动，这就区别于被动性的文学酬酢。唐前期常见的宫廷唱和，或者权力不平等者之间的诗文酬酢，是彼时文学互动的主体，但这种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任务性，有明显的被动意味，未必是自发主动的。第二是积极性，由于认识到文学在人际互动中的意义，文人对文学交游的形式、内容开始给予充分的重视，并积极展开探索。主动性是针对交游媒介的选择而言，而积极性是针对交游媒介的形式、内容而言。第三是持续性，短时段的诗文唱和不能充分说明文人有自觉的文学交游意识，只有长时段的文学互动，才能充分体现这种意识。第四是规模性、群体性，范围较小的文人间的唱和，只能体现为个人的文学交游的自觉。当这种范围尽可能地超越外在条件的限制，吸引身份多元的文人参与，文学交游的自觉性才得以充分体现。从这四个角度来考虑，中唐文人的文学交游的自觉意识无疑比唐前期乃至唐代以前要更加成熟。而伴随着文学交游的自觉，中唐文学的生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文学交游的自觉这个命题或者规律，是根植于中唐文坛的诸多现象之中的。接下来将分析中唐文学交游的时空扩展、文体文本变化、文人心态动机变化等相对于唐前期来说属于新变的三个现象，它们在哪些层面体现文学交游的自觉，以及文学交游的自觉对于文学生态的意义等问题。

二、文学交游的时空扩展

初唐文坛的中心在京城，京城或者宫廷文人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艺术成就，宫廷唱和非常发达，而地方上却较少群体性的唱和酬酢。盛唐文人因为贬谪或者迁转，大多具有地方官经历，由此造成创作空间的转换，地方创作逐渐成为诗坛中心，宫廷诗坛呈现渐次衰微的态势。地方文坛以私人性的吟咏为主，群体性的唱和为辅。群体唱和主要发生在时间和空间跨度较小的场合，一般是同时同地（州郡），比如张说贬谪岳州，张九龄贬谪荆州，相与交游唱和者主要是任职本州的官员或者过境的文人。在这种场合，诗歌只是一时一地游玩宴饮的产物，文人唱和时间的长短以及诗歌数量的多少，主要依赖于同时同地是否有善于文学的交游对象。如果文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改变，文学环境也往往随之变化，唱和规模就会缩小甚至消失，如张说离开岳州后，当地的唱和便衰微了。此外，还有部分跨州郡的诗文寄赠，主要集中于京城与某个州郡之间，如孟浩然落第归乡后作《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杜甫在京城作《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然而，这种唱和的规模与传播效果有限。从这个角度来说，初盛唐文学交游的时间、空间跨度较小，频率较低，无论是衡以规模性还是持续性，都不足以说明彼时文学交游的自觉化。

　　

　　除了跨地域唱和，中唐还出现长时段唱和的新现象。由于古代的邮递条件的限制，以及创作者需要时间酝酿、构思、修改等原因，凡是跨越较远地理空间的诗文往来，即便是一次答和，也需要较长时间。如柳宗元，元和五年（810 年）十一月寄书杨诲之，于次年四月十八日方获答书。”元和十二年，白居易两次随书附诗给元稹，第二次在十二月二日，附寄《东南行》诗。元稹于次年年初获读，随即用了两三天时间，把两次寄诗都和作完毕。再经过修改，最后在四月十三日，“手写为上下卷”，“因人或寄去”。，其间至少历时五个月。当然，这不是说唐前期就没有时间跨度较长的唱和，而是说当单次唱和扩展为持续性的多次唱和，其历经时间必然会更长，也更能促进文坛繁荣。比如《断金集》为令狐楚与李逢吉“自为进士以至宦达所与酬唱之诗又如令狐楚与刘禹锡，从元和十五年（820）至开成二年（837 年），二人迁转多地，其间酬答“络绎于数千里内，无旷旬时”（刘禹锡《彭阳唱和集后引》）。长庆四年（824 年），刘禹锡与李德裕分别在和州、徐州相赠答，此后二人“出处乖远”，但诗歌酬酢“亦如邻对”（刘禹锡《吴蜀集引》）。到大和四年（830 年）李德裕出镇剑南，两人仍然继和不断。

　　两人或者数人之间长时段的诗文往来，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生态。唱答活动中常见的抒发思念之情这种单一功能或动机，是无法保证文学酬酢的持续性的，文人之间有争议、辩难与竞胜、游戏、逞才等心态、动机，通过叙述议论、悬拟虚构，才能保证长时段的唱和。唱答动机、功能的多样性，会促进诗文的形式、结构、主题或内容多样化，从而使唱和之作能够在丰厚的土壤上源源不断地生成，文学交游因之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性。这也是中唐文坛比初盛唐兴盛的原因之一。

　　初盛唐文人之间也用书信讨论私人性的话题，书信内容多限于寄答双方共享，未必会呈诸公众视野，因而这种交游具有封闭性。在中唐文学交游中，开始有较多的书信或相关文体，进入更为广泛的流通网络。如元饶州在给柳宗元的复书中，附带元氏《报张生书》与《答衢州书》，二书为此前元氏与张生、萧衢州讨论《春秋》疑义之作。柳宗元也加入讨论，并向对方索取《春秋微指》以及“萧张前书”。”，即张、萧投给元氏的书。元氏还有论政理的文章，先寄给刘禹锡，刘禹锡答复之后，元氏再将该文章与刘禹锡的答书转寄给柳宗元。柳宗元在永州，曾收到李建的书信，在此之前，刘禹锡把李建的寄书传给柳宗元。韩愈亦曾致书柳宗元，告诉对方他在《与刘秀才书》中讨论他对史官的认识，但没有随书附带《与刘秀才书》，后来柳宗元在刘秀才处获读此书于頔任襄阳刺史时，曾将他寄给京兆尹李实的书信转致韩愈。这些都说明，中唐文人的书信，可能会进入流通网络，流向作者写作时所未曾预设的读者。除此之外，群体的诗歌唱和也多会进入流通网络。令狐楚与刘禹锡的唱和诗，“好事者多传布之”（《彭阳唱和集引》）。白居易与元稹在江州、通州，“二人来往赠答，凡所为诗……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与书信流通状况相似。

　　文学传播地域的扩大，会促进唱和、模拟行为发展为具有群体性、规模性的活动。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提到他与白居易唱和引起的时代诗风变化云：

　　居易雅能为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

　　仿效元白唱和而成了一种风潮和体式，“元和诗体”，可以证明效仿群体的普遍存在。这种诗体的形成，离不开“流闻阙下，里巷相传”的传播背景。

三、文学交游的文体与文本变化

随着中唐文学交游在时间上的持续与空间上的扩展，文人的积极性也在增长，具体表现在文体、文本上。首先是书信的大量运用，书信内容也展现了新的变化，其次是诗歌体式的革新。

　　从书信的发展来看，初盛唐文人的书信较少，中唐则大量增加。据王凤玲统计，初盛唐共60 位作家111 封，中唐共47 位作家247 封。，两组数字的差异足以说明中唐文人书信创作热情之高。其中，韩愈有55 封，柳宗元有35 封。元稹、白居易的较少，分别为4 封和7 封，但是他们各自创作了不少具备书信功能的长篇排律。巩本栋认为，元稹贬谪江陵后，将诗歌与书信合二为一，“即以诗代书的形式，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唱和赠答诗中”，“并引发了元白此后以诗代书的长篇排律的唱和”这迥异于中唐以前的以诗代书但篇幅较短、且多叙相思离别的现象。除了数量增长，书信涉及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元。柳宗元的书信，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职官、文学、学术、政理、服食等。韩愈书信多是与权贵、上级、朋友、后辈等讨论文学、选举、为人行事等。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对文学的讨论。

　　初盛唐文人的文学观点大多数表达于序文中，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修竹篇序》，杨炯《王子安集序》，也有部分见诸诗歌，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文人通过诗、序来论文，其重点在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缺乏他者参与的辩难论述。我们无法通过这种单向的、缺乏直接反馈的观点输出，去认识那个时代更多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种文章较少，似可推测当时不盛行以文章为载体的论文风气。在一篇序、诗的诸多内容中，作者的文学思想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未必是重点内容。有些诗、序篇幅较短，不便于作者深入阐述其观点。加上一个文人一生之中可能只有一两篇序文阐述其文学思想，因而无法反映其文学观念的整体面貌或发展演变。因此，无论是从相与讨论的对象来说，还是从论述的系统性、深入性来说，初盛唐文人以专门的文本去论述文学思想的意识还处于一个未发达的阶段。

　　中唐文人论文现象则展现了三个显著变化。第一个是他们习惯于以书信为载体来论述文学思想。由口头到书信，是论文媒介的转变，反映的是文学交游自觉化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主动性。书信篇幅一般比诗序要长，借助它作者能够比较深入全面地阐述其观点。与书信有相似之处的是集序，文人为他人文集作序是表达文学观念的常见方式。然而，两者仍然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作序者因为应酬而难免违心地吹捧赞誉文集，表达的未必是其真实的观念。另一方面，即使作序者能自由地阐述其观点，他也必须把主要的观点落脚在该文集的整体风貌当中，因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相对而言，书信的写作更为自由，作者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即可，不用过多考虑其他外在条件。

　　第二个变化是相与讨论的对象的广泛性。唐前期的论文现象，罕见群体性、广泛性的特点。中唐则出现了以个人为中心而衍生的论文网络，甚至是有来有往的论文活动。如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都是以论文为主的书信。除此之外，韦中立自京师至永州，欲以柳宗元为师，柳宗元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提出了“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思想。《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论述为文之道，在内“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在外则以六经为主，辅以诸子百家，其归旨“在不出孔子韩愈《与冯宿论文书》《答刘正夫书》《答尉迟生书》《答陈商书》，与不同的人讨论，因此从各个角度、详略不等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又如柳冕，今存七八封书信，都是与人讨论文学的。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白居易《与元九书》也属于此类。书信的标题“答”“报”，足以说明论文是双向的、往复的。

　　伴随着论文对象数量的增加，论文对象的阶层也得到很大扩展。从前面提到的书信来看，既有朋友之间的商谈、晚辈向前辈求教，也有官员与布衣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之间，尤其是朝廷与地方高级官员之间的论文现象。以柳冕所作的书信为例，他相与论文的对象有礼部侍郎（《与权侍郎书》）、宰相（《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滑州卢大夫（《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给事中（《与徐给事论文书》）、荆南节度使（《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徐州节度使（《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御史中丞（《答杨中丞论文书》）、衢州刺史（《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等。如果说布衣向权贵干谒时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多半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这主要表现在干谒文章中），即希望能获得重视，那么官员之间，尤其是高级官员之间，出于表达、共享、辩论的需要，通过书信往复交流各自对文学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了功利意识的。在这种以书信为主的人际互动中，涉及对象的阶层、身份的多样化，足以说明文学交游的自觉的持续性与群体性。

　　第三是讨论的文学主题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其中涉及文学的发展演变、接受传播、功能宗旨、技巧章法等。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与杜氏论房玄龄、杜如晦在文风沿革过程中的意义。”关于个人的文章如何在名家辈出的时代引人注意，韩愈认为必须“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关于文章的知音，柳宗元认为文章之难，在于“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答友人求文章书》），即以文章得名后世，获得知音才是最难的。韩愈则认为作文不应“祈人之知”，而应该追求达到“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的效果（《与冯宿论文书》）。关于文章的宗旨功能、技巧章法，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复杜温夫书》是应杜氏之请，评点其作文是非得失，指出其用助字之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的功能主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例子说明，文学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因此在中唐文人的文学交游中，它会成为彼此自觉讨论的话题。

　　文学交游的变化也影响了诗歌的体裁、体式，其中，尤以联句的复兴体现得最明显。联句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尚书》以及汉武帝柏梁台联句，东晋南朝为联句渐兴到趋于成熟的阶段。”然而进入唐代后，联句却突然衰微了，初盛唐今似仅存两三首。中唐的联句开始勃兴，并出现三个新变化。第一个是联句规模的扩展。《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二卷，为颜真卿、鲍防等人联句唱和的诗集。，此后以权德舆、韩愈、白居易为中心的联句便层出不穷。在篇幅上，中唐以前的联句篇幅较短，如李白与高霁的联句为四韵古体，杜甫与李之芳的是八韵近体。中唐则出现了大量的长篇联唱诗。韩愈与孟郊，白居易与裴度、刘禹锡联句“用五言排律”，赵翼评价其为“创体，就是针对其新变而言。篇幅的扩展与文人“各极才思”的意识有关，他们把联句视为较量才能的方式，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就导致联句数量的扩充，从而形成新的体式。第二个变化是出现多人参与联句的现象。唐前期的联句参与者一般只有二三人，而中唐士人参与联句的热情高涨，参与人数大增，从而形成群体性的文学互动。如《经兰亭故池联句》有36 人参与，《中元日鲍端公宅遇吴天师联句》14人参与，《酒语联句各分一字》10 人参与，《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29 人参与，《竹山联句题潘氏书堂》18 人参与”第三个变化表现在联句形式、体式上。唐前期的联句诗重在联，参与者是合作关系，没有刻意追求联句形式、体式的变化。自大历以后，群体唱和大兴，诗歌的形式、内容、风格等都成为他们积极探索的对象，由此带动了联句形式、体式的新变。在形式上，有三言、四言、七言、柏梁体、一字至九字诗等等，联唱的方式有一人一句、一人两句，甚至有一人八句、十句，乃至十八句（如韩愈、孟郊的《同宿联句》《纳凉联句》《秋雨联句》等）。其次是体式风格的变化。皎然“好为五杂徂篇，用意奇险”（《宋高僧传》）。诗人在联句时，体调、风格应该要契合前文的语境，而如果某个人专门以奇险的构思作联句，就可能会影响后继者的措辞与构思，从而产生联动效应，使整首诗都呈现出类似的风格。皎然联句时“用意奇险”的趣尚，可以说是后来韩愈、孟郊等人联句诗尚奇风气的先导。颜真卿与韩愈是中唐联句最多的诗人，胡震亨对二人有评价云：“联句诗，唐惟颜真卿、韩退之为多，颜杂诙谐，韩与孟郊为敌手，各极才思，语多奇崛。他指出两点，一是颜真卿的联句具有诙谐的特色，韩愈、孟郊等人崇尚奇崛的风格，这是中唐文人群体对联句诗风的革新。二是韩孟对待联句的态度，是“各极才思”。中唐以前的诗歌史有其基本的审美规范，诗人创作时多用习见的词汇、意象、语法去构思与命意，这也成为后人习焉不察的创作语境。奇崛作为一种风格在诗歌史虽早已存在，但从未占据主流，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规范。这就意味着韩愈以此为审美追求时，必须要在传统之外另辟蹊径，与传统“较量”出新。如果这种风格成为“各极才思”的群体的积极追求，那就会使联句呈现出奇上加奇的特点，较胜竞艺的意味也就更加明显。

四、文学交游的心态与动机

从现存文献来看，汉魏六朝至唐前期，士人间的文学交游，无论是酬酢唱和还是联句作诗，大都重在交流。诗文在其中起到联络情感、剖白心意、游戏消遣的作用，作者的文学交游心态是比较平等、平和的。随着文学交游的频繁，中唐文人对待唱和酬酢的心态与动机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明显的竞胜、逞才以及辩论的色彩。

　　

　　唱和诗以外，联句也有竞争意味，这从韩愈《石鼎联句诗序》中可以得到验证。诗序叙述刘师服、侯喜与轩辕弥明联句，刘、侯二人在认识到对方非等闲之辈后，“相顾惭骇，欲以多穷之”，想通过两人联手、构思奇异来压倒对方，“（侯）喜思益苦，务欲压道士……竟亦不能奇也”，反而被轩辕氏“不用意而功益奇”的诗艺制服，两人“思竭不能续”。”参与联句者带着强烈的竞胜意识，可能就会影响联句的体式风貌。胡震亨云：“联句诗……韩与孟郊为敌手，各极才思，语多奇崛，“敌手”“极才思”，就是说明彼此之间极尽可能地竞争和逞才。为了能压倒对方，诗人们的做法就是在常用词汇之外，另用“奇崛”语，由此导致联句呈现出尚奇的特点。

　　在中唐文人交游过程中，这种竞胜、逞才的现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它深刻地体现了文学交游的自觉。一方面，它不受唐前期那种带有竞艺色彩的宫廷应制的场合、身份、心态的拘束，使得中唐文人在主题、立意、风格、措辞方面具备更大的主动性和自由度，而自由是艺术个性化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他们的酬唱形成了“文友诗敌。”的关系，具备竞胜的特点。为了在艺术上压倒对方，他们自然会在词汇、用韵、立意等方面穷思竭虑。如果参与者的才力大体处于均衡状态，就能保证竞争的持续性，这为诗歌数量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又扩大了文学交游的规模，强化了其持续性。白居易《因继集重序》提到他与元稹在一两年内发生的三次“文战”，两人诗歌来往两三百首，约两三卷最后一次寄诗时，白居易感叹“然此一战后，师亦老矣”，意欲就此罢笔，然而，《因继集》的实际卷数达到17 卷，可见在竞争心态下的诗歌唱和，持续时间之长与唱和规模之大。此外，刘禹锡与白居易的经历也可提供例证：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扶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刘白唱和集解》）

　　白居易敢于挑战刘禹锡，彼此成为势均力敌的诗友，在相互竞争中，“一往一复，欲罢不能”，导致唱和诗作大量出现。保存于纸上的有138 首，如果把口号之作也纳入其中，数量显然会更多。

　　就辩难而言，中唐文人的诗文往来中多见论辩驳难，这与诗艺竞胜的本质有相通之处，是文人出于好胜、求异的心理而做出的行为。就辩论对象与主题而言，盛唐文人的论争主要发生在君臣上下之间，讨论的要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如选官、科举，要么是私人性的剖白，主题范围是相对集中而有限的。中唐文人论争议题比上述更为广泛，扩展出学术、思想、文学等新议题，他们通过书信与诗文，在群己之间往复辩论这些话题，因此形成了群体性的论辩。有些话题还不再局限于个人经历与情感，而是上升到具有超越性或者公共性的层面，成为不同文人在不同时间的作品的主要内容。

　　前文所述对于文学的讨论，不少就带有明显的辩论色彩。思想上的辩论，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柳宗元《天说》不同意韩愈提出的人的功过祸害会遭到天的报应，他认为天不能“赏功罚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刘禹锡认为柳宗元没有把道理说透，于是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刘禹锡《天论》）。柳宗元获读《天论》后，指出刘氏所论并没有超出其原意，也没有与其不同的观点，甚至认为“凡子之论，乃《天说》传疏”，故答书继续阐述其观点。虽然，韩、柳等人论天人关系是“有激而云”（刘禹锡《天论”》），但讨论的主题却无关于个人荣辱得失或者切身利益，而是具备深厚的理论思辨色彩，论述的道理具有超越性和恒久性。学术上的辩论，如史官的问题，也是中唐士人热议的话题，不同人在不同场合都曾涉及。如柳冕与孟判官讨论作为史官的孔子与司马迁的功过得失，话题相对比较抽象。韩愈曾与刘秀才讨论他对史官的看法，提出“以为纪录者有刑祸”，“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观点。元和九年（814 年），柳宗元读过此文，对韩愈观念的前后变化深感惊讶，因而致书辩论，认为史官应该“居其位，思直其道随后，韩愈答书与柳氏讨论这个问题。柳氏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称韩愈的答书“诚中吾病”，可见韩柳确曾反复辩难这个问题。韩愈、柳宗元辩论的出发点可能是基于个人经历，但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升到抽象的道的层面，因而具备形而上的意义。此外，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借和诗与白居易讨论自己对史官的作用的看法及近代史官沦为闲官所带来的弊病，可以看作上述话题的延伸。

　　中唐文人以诗文为媒介而展开的学术、思想辩论，深刻地体现了文学交游的自觉，对文学生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他们是主动而积极地发起或参与文学、思想等相关主题的讨论的。无论是出于分享知识、传播思想还是辩论商榷的目的，这些都属于有感而发的一种自觉行为。其次，辩驳讨论活动的往复，保证了文学交游的持续性，必然会促进文学创作。复次，虽然直接参与某一话题辩论的对象是有限的，但如果考虑到文人间来往的文章会进入流通网络的现实，那么我们或可推测这些话题对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陈寅恪认为，“天人长短之说，固为元和时文士中一重要公案”，他进而指出元稹《和李余古题乐府·人道短》一诗，可能是因为他在长安与兴元得见刘禹锡、柳宗元相关文章，“遂取其意旨加以增创以成此杰作耶？”这个观点应该是合理的。最后，文章的辩论，增加了文学交游的思想深度。与在思想上显得平庸的盛唐相比，中唐文人在思想上所达到的深度无疑是盛唐乃至唐代其他阶段所难以企及的，这就与他们喜欢以文章为媒介展开辩驳讨论的语境密切相关。

五、余论：文学交游自觉的背景与文学生成的内在动力

无论是日常活动或者文学活动，都属于文人交游的内容，但在不同阶段，彼此所占比重不同。唐前期的文学交游未充分发达，日常活动占据文人互动的主体。中唐文学交游变得更加自觉，这与下列背景有关：以文选士的科举制度的成熟，培养了文人群体的身份意识，社会上逐渐流行以文学强化群体联系的观念和行为。文学成为士人立身求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人际关系便逐渐由原来的权力崇拜、门荫崇拜、军功崇拜转变为文学崇拜。然而，科举制度在初盛唐已经比较发达，为什么彼时没有促进文学交游的自觉？原因在于，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初盛唐，士人凭借文才受到政治权力的青睐越来越成为可能，但是与此同时，吏道、门荫、军功出身者仍然在社会、政治上享有重要地位。从历时性来看，文学的地位在盛唐就没有中晚唐那么崇高，那么，建立在文学之上的文人身份认同与群体意识，盛唐便不如中晚唐那么显著。同时，在初盛唐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风气，使得那些出任地方官的文人缺乏对其官职的认同，萦绕在他们内心的失意挫败感也限制了文学交游这种精神活动的展开，即便是有限的投答唱和活动，主题也多集中于相思离别、干谒求请。中唐时期，门荫、吏道出身者逐渐式微，相应的，文学才能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文学崇拜风气更加浓厚，以文学为核心便能塑造出为更多人认可的身份意识，那么凡是以文学为媒介的社会行动，自然也就会获得更充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是说，身份认同会反过来强化了文人间的联系，尤其是诗文互动，文学交游得以突破一时一地的限制。中唐文人大都有相似的经历，如相识于京城、洛阳，在此期间，彼此交游时间较长，诗文酬唱也非常频繁。随后因为仕宦等原因而与同道分散异地，但是此前建立起来的文学互动不会随之断裂。因为中唐外官地位的提高，强化了士人对地方官的认同感，减少了内心的抵触情绪，使得他们有闲情逸致去创作更多的诗文，以联系各在一方的“文友诗敌”，诗文主题内容也更加丰富和多元。此外，初盛唐出任外官的文人多担任县尉、参军等基层官职，而中唐出任地方官的文人大增，且有大量担任节度使、刺史、司马等要员高官，后者无疑拥有更为深厚的社会关系，因而能建立更加广阔的文学交游网络，相应的唱和、论辩活动也会更加频繁。

　　文学交游的自觉，为文学的生成创造了深厚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是中唐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基础。

　　如果以文本为中心，去区分促进文学创作、文学生长的因素或者动力，那么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内外两种。政治、文化、宗教以及文人的际遇、行动等，是独立于文本、可由外而内地影响文人心态及其创作的因素，这属于外在动力。与之相对的就是内在动力，即由旧文本促进新文本的产生的动力。文人受到前人或者同时代人的文本的影响、引导、刺激，而创作新的文本作为模拟、仿效、回应、对话与切磋，这是由旧文本到新文本的文学促生程式。对于新文本而言，旧文本起到直接促生作用。文人间的唱和，对于和答的一方来说，原唱属于刺激其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如果只有一次唱和的话，那么这种动力对于促进文学的生成的作用有限。而当文学交游自觉意识成熟后，唱和会呈现多次往复的形态。如果说促进文人唱和的动力不再局限于外因，而更多的是群体间出于游戏、逞才、竞艺、辩论的需要而进行持续的诗文往复，那么，文学生长就获得了强烈的内在动力。内与外虽然不能彻底区分，但是从文学生成的语境，尤其是影响文学创作的直接因素来看，这种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前面提到中唐文人的辩论主题，我们虽然不能否定它们与现实或者外在因素的关系，但多是超越个人切身利益与实际需要的议题。文人围绕这些话题展开持续的文字辩论，在这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文本。新文本的产生是建立在旧文本内部的某个观点、结构或者主题的基础上的，因之新文本的主题、观点也就具备了超越性。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交游创造了由旧文本提供内在动力，促进新文本的产生这样一个良性的文学生态。

　　文人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扩展，使得彼此的交流会受到诸多限制，但文本的重要性亦由此得以凸显，诗文唱和成为有效的交游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交游双方共时性或者即时性的经历见闻，不再是唱和发生的必要前期。大量来自不同阶级、身份背景的文人，因为联络情感、游戏娱乐、切磋竞胜、辩论商榷的需要，不断借助文本去展开与他人的互动，这为文学的生成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时空的扩大，唱和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作者却因之摆脱了急迫的压力，有更多的时间酝酿、构思、创作和修改，这就使得他们能更多地关注作品体式或思想内容，诗文的革新也成为可能。前举元白的长篇唱和诗，柳宗元的“增韵体”“拾余韵体”，以及长时段的对某些超越性、公共性话题的辩论而带来的思辨能力的提升，相关理论的提出与思想的成熟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唱和的时空变化带来的文学传播现象，也增强了文学的影响力，使文学作品能够在多元复杂的网络中接触到更多的接受者，进而引起新的模拟、唱和。这对于促进文学的生成而言，是一种良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