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昌大学 国学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西周开国之初，天下尚未大定，而武王不幸病逝，成王乃以幼冲嗣位，周公遂摄王位而总领朝政。于是管蔡流言“周公不利于孺子”，殷之余孽武庚“诞敢纪其叙”，亦伺机图谋复兴殷人统绪，群寇汹汹，管蔡附逆，“今蠢今翼”，上下云扰。成王幼冲，初登大位，面对如此之变局，颇为焦虑。一则附其逆者，管蔡之流，乃其父执长辈，发兵戡乱，所谓投鼠忌器；二则战端一开，百姓流离，鳏寡失所，生灵必遭涂炭。社会动荡，朝野不安。周公打消成王顾虑，又说服召公达成一致，于是遍诰诸侯邦君与朝中执事之臣，起兵讨逆。成王嗣位之初，即遭“遗大投艰于朕身”，这一巨大历史隐痛，便成为成王诵日后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至死也没有彻底抹去。因此，成王临终，耿耿难以释怀者，就是顾虑长子钊能否顺利嗣位；嗣位之后，当年的历史梦魇，是否再度重现。这一隐藏在“刑措四十年而不用”的历史大幕背后的成王临终心结，正是破解本篇诸多疑点与难点的重大关键所在。而历代经师对此多有忽视，致使本篇经文之解读陷入误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顾命》的文本分合
《顾命》的文本问题，在经学史上却颇为夹缠。《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太史公之说，涉及《尚书》两个篇目及其写作背景。一是《顾命》。孔颖达《尚书正义》曰：“《说文》云：‘顾，还视也。’郑玄云：‘回首曰顾；顾是将去之意。此言临终之命曰顾命。’言临将死去，回顾而为语也。”是“顾命”者，成王临终前之遗命也，即命召公、毕公等率诸侯辅立太子钊继嗣王位，史称周康王者，是也。二是《康[王之]诰》。王先谦谓“史公所见《康王之诰》与《顾命》各自为篇，书名少二字。”盖《史记》误夺“王之”二字，否则与周公封康叔之《康诰》篇名相重。《康王之诰》即康王即位之后，遍告诸侯之辞。但史公提到的《康[王之]诰》于伏生二十九篇中并无传授。孔颖达《书疏》曰：“伏生以此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共为一篇，后人知其不可，分而为二。马、郑、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于《顾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为《康王之诰》。”陆德明《经典释文》于今本《康王之诰》“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句下亦曰：“马本从此已下为《康王之诰》，又云：‘与《顾命》差异叙，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伏生《尚书》，且伪《孔安国尚书序》亦谓伏生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因此，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尚书》只有合《康王之诰》在内的《顾命》一篇，别无所谓《康王之诰》。司马迁所言之《康[王之]诰》，伏生无传，早已亡佚了。今之所谓《康王之诰》者，乃从《顾命》中析分而出。
近人蒋善国曰：“大约《康王之诰》在汉代始终没有发现，就是司马迁也没有见到。按马、郑所注《尚书》都从古文经，而这二十九篇，原是今、古文相同，所差也不过一、二字句，绝不能在经文本身上有分合的不同，使篇目发生歧异。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既从‘王若曰’以下同为《顾命》，马融又怎能擅自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马融既不分篇，他的弟子郑玄又岂能违师说来分篇？《尚书正义》说：‘郑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卷二）郑注既与夏侯等篇同，它原不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是很明显的。不然的话，如郑注多了一篇《康王之诰》，岂不成三十篇，与两汉今、古文《尚书》实际均以二十九篇传授不合。所以把《顾命》‘王若曰’以下分为《康王之诰》，是后人根据伪《孔传》本所分的结果，不是马、郑注原来的面貌。”
蒋氏说马融注《古文尚书》，篇目为二十九篇，如果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则篇目为三十篇。以此为马融不分《顾命》为《康王之诰》之证。但事实上，马融确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马氏既自云《康王之诰》“与《顾命》差异叙，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即信《书序》之分而不茍三家之合，乃曰：“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此正是马融分篇的直接证据。此后，郑玄、王肃注《尚书》，皆从马融于“王若曰”以下分《顾命》为《康王之诰》矣。
皮锡瑞曰：“伪孔古文虽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而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属之《康王之诰》，欲示异于马、郑，而与史公之说亦不合，则其非伏生《尚书》之旧，断断然也。”皮氏以伏生本有《顾命》与《康王之诰》二篇而无《泰誓》，乃欧阳、大小夏侯加入后得之《泰誓》，于是合伏生《顾命》与《康王之诰》二篇为一，其说容有可商。因伏生今文《尚书》有《泰誓》；但谓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欲与马、郑立异，以造成真古文之假象以惑世，又从“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分为《康王之诰》，既“与史公之说不合”，亦“非伏生《尚书》之旧”，则差为得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亦于“诸侯出庙门俟”下曰：“俟者，俟王出视朝也；下云‘王出在应门之内’，何可分篇？”其说是也。
从文章学的视角而论，今传《顾命》与《康王之诰》首尾相互衔接，应为一篇，当无可怀疑。无论伪古文分“王出在应门之内”以下为《康王之诰》，抑或马融、郑玄分“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皆有割断文脉之嫌，不利于本篇思想主旨的正确理解。故拙著《尚书释读》从清人孙星衍之所为，合所谓《康王之诰》于《顾命》为一篇。
二、成王诵的临终忧思
司马迁曰：“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周本纪》这段话，可视为司马迁对《顾命》思想主旨的理解与概括。然细读今传《顾命》以及所谓《康王之诰》全文，则颇怀疑司马迁的说法有些无的放矢。“惧太子钊不任”，即“担心太子钊不能胜任君王的重大职责”，这话可作中性理解，无可厚非。而召公和毕公“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与成王的临终“忧惧”也相去不是太远，亦无大碍。但“二公”以“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则与成王临终之忧颇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是以近人章太炎疑有脱简。章氏曰：“若太史《周本纪》称‘二公率诸侯申告太子钊以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今《书》无其语，岂犹有脱简欤。（‘毋多欲，以笃信临之’，或即指成王最后二语。‘务节俭’，成王亦无此言。）”事实上，成王临终顾命，其忧惧最深者，或者说他最希望要交待明白的，乃是遗言的最后几句话：
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
然而，历来经学家对这段文字的真正意涵却不甚了了。其中几个关键的字眼所蕴含的隐曲深衷，不是一般的文字训诂所能简单解释的，它关系到西周早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殷周之际的具体语用习惯。
成王又特别告诫群臣，当此权力交接的关键时期，必须做到两点：一是“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二是“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这两点无非是说，妥善维持王室与诸侯邦君之间或曰朝廷集权与地方封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可激而生变。
由此可见，成王的顾命遗言涉及西周开国之初的某些重大历史隐痛，武庚叛乱以及管蔡附逆的历史阴影，直到成王临终之际，也没有彻底抹去。因此，他最为担心的是康王钊即位之后，也会遇上这种历史的不幸，故反复告诫诸大臣，一定要隐忍，不要激化矛盾；更不能由着太子钊这位血气方刚而又初登大位的年轻人的性子胡来。而前人不明这一历史心理背景，因而对成王临终遗言中这段文字的理解也就不得要领。刘起釪的解释与译文之所以与经文本旨不符，亦其故也。
三、现场布设的国家意识
经文第二节，叙述设几筵，列宝器，陈兵卫之事。孔颖达《尚书正义》曰：“自此（‘越七日癸酉’）以下至‘立于侧阶’惟命士须材，是拟供丧用，其余皆是将欲传命布设之事。四坐，王之所处者；器物，国之所宝者；车辂，王之所乘者，陈之所以华国，且以示重顾命。其执兵器立于门内堂阶者，所以备不虞，亦为国家之威仪也。”孔氏冲远之说，虽有失于笼统，却大段不差；只是拘于“疏不破注”的规则，某些具体陈设的解释，仍不免被《伪孔传》牵住了鼻子。如《伪孔传》说“华玉仍几”曰：“华玉以饰凭几。仍，因也。因生时几，不改作。此见群臣觐诸侯之坐。”孔颖达《尚书正义》亦曰：“《周礼》云几，吉事变几，凶事仍几。礼之于几有变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见因生时几，不改作也。”是《伪传》及孔《疏》皆以本经所言黼扆几席仪卫为殡丧之礼，因而说之如此，实则皆非也。此“仍几”者，既非“仍生时几”，亦非如郑玄所谓“因其质，谓无饰”之“素几”。“仍”者，重也。《尔雅·释亲》“晜孙之子为仍孙”，郭璞注：“仍亦重也。”是其义也。《周礼·司几筵》言天子左右玉几，诸侯或右几，或左几；丧事则“右素几”而不重也。所谓“仍几”即“重几”，犹言“左右几”也。且以“华玉”为饰即非“素几”也，则为吉事而非凶事，亦甚明白。则此处所谓黼扆重席仍几，乃《司几筵》“凡大朝觐、大享射，凡封国命诸侯”之王位也。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
此外，西序与东序以及西房与东房所列之“越玉五重陈宝”，注家皆视之为成王生前玩好，《伪孔传》曰：“列玉五重，又陈先王所宝器物。”孔颖达《书疏》亦曰：“此西序、东序各陈四物，皆是临时处置，未必别有他义。下二房各有二物，亦应无别意也。”又曰：“凡所陈列，自‘狄设黼扆’以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时华国之事，所以重顾命也。郑玄亦云：‘陈宝者，方有大事以华国也。’”所谓“华国”者，并非毫无意义的炫耀宝器，泛陈古董，而是体现着国家的文治武功以及展示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表现着最高的国家意识形态。拙著《尚书释读》之所以详为缕述者，解前人之惑而言前人之所未言也。兹抄录其相关绎文以见其意，省却其烦琐考证而节其篇幅耳。其绎文曰：
“又以五类象征国家文治武功的玉器玉石，以及与祭祀与战伐所谓‘国之大事’相关而代表着国家重要意识形态及其哲学观念的宝物陈列在相关位置：赤色刀形玉器，是武功的象征；刻有先祖以及文王与武王重要遗训的玉版，这当然是本朝文治的基础。这‘赤刀’玉器与‘大训’玉版，是一类，当然象征文治与武功。大型圆形玉璧，这是职级较低的诸侯朝见时所持的瑞信，有‘谷粒’与‘蒲草’两种不同的纹饰，分别为子爵与男爵诸侯进宫朝觐晋见时所执。这类玉器，自成其类，象征着王朝对各级地方诸侯的统辖之权。而无锋的琬圭与有锋的琰圭，相对成为一类；前者代表修德结好，后者代表征伐诛讨，也是天子王权的象征之物。这些宝物，皆从天府大库中搬移过来，陈列在堂上西边靠墙之处。‘大玉’和‘夷玉’成对，自为一类。所谓‘大玉’，是出产在周王朝畿服地区的美玉，象征着周王朝由来已久、渊源有自的华夏文明传统；所谓‘夷玉’，是出产在周王朝周边少数族裔地区的良玉，象征着周王朝一统天下、四夷来宾的盛世与繁荣。‘天球’与‘河图’成对，自成一类。‘天球’是刻有天文星象的玉器，大抵用作王朝‘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仪器，代表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河图’是刻有山川大地形貌的玉版，代表着时人对山河大地的基本认识。所以‘天球’与‘河图’相对为类，既象征着周人的宗教思想，也体现着周人的科学精神，也更加深刻地寄托着周人有关天、地、人的宇宙观念与哲学观念。这些相关宝器与宝物，也从天府大库中搬移过来，陈列在堂上东边靠墙之处。在堂后正室的西边是西房，房中陈列着古代名叫胤的裁缝工匠制作的精美舞衣，还有用奇特而巨大的贝壳装饰的大鼓。西房所陈之物，皆是象征着国家礼乐文明的宝物。在堂后正室的东边是东房，房中陈列的是古代著名工匠们制造的狩猎与争战工具：有兑氏所制作的戈，有和氏所制作的弓，还有垂氏所制作的竹箭。西房与东房所陈列的物件，都是与礼乐与征伐即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关的国家最高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至于王者外出巡狩的车马，则陈列在堂下大庭之中。王者乘坐的主车，称为‘大辂’，放在西阶前面，也就是宾客升堂所经之宾阶之前，驾辕之马面对着南边；陪王主车的副车，称为‘缀辂’，放在东阶前面，也就是主人升堂所经之阼阶之前，驾辕之马与主车并排而面对着南边。此外，为王主车开道引路的马车，称为‘先辂’，放在路寝门左边称为‘左塾’的房间前面，驾辕之马与西阶之前陈放的‘大辂’之马正面相对；而附属开道先驱之‘先辂’的副车，称为‘次辂’，则放在路寝门右边称为‘右塾’的房间前面，驾辕之马与东阶之前陈放的‘缀辂’之马正面相对。这些车马陈列于庭中，既体现王者行动自专的个人决断意志，也体现着人君的威仪与体面，更体现着国家的声威与尊严。”
由此可见，所有陈列，皆象征着当时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尤其体现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人文宗教观念。是知孔颖达所谓“皆是临时处置，未必别有他意”，实在未达经义也。
四、张皇六师的现实指向
册命礼毕，“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章太炎曰：
嗣君新立，不教以修文，而劝以觌武，何也。盖召公素有远略，《大雅》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故其所重在是。……周初尚武功，《立政》周公规成王，方行海表，语与此“张皇六师”意同。儒家不重武功，与此异。可知古人之道，非儒一家所能尽也。
诚如太炎氏之所疑，康王即位，朝见诸侯，太保和芮伯告诫康王，“不教以修文，而劝以觌武”，此其动机何在？章氏乃以“周初尚武功”解之，又谓“召公素有远略”，并引《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为说。但章氏不自安，又自为之解曰：“儒家不重武功，与此异。可知古人之道，非儒一家所能尽也。”章氏巨眼卓识，虽然发现了前代经师所未留意的问题，但没有深味本经以求其甚解，而是游离于文本之外，更未联系成王早年经历而揣摩其临终遗命，宜其言之不中也。
其实，二公“敢敬告天子”有两层相连贯的意思，一是“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二是“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一层意思是说，伟大的天帝意欲改变“大邦殷”的天命，我“小邦周”的文王和武王从中大受启发，明白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于是主动承担起保任忧恤西土之民的天职。二层意思是说，刚刚弃世的周成王，赏罚严明，戡定了武庚禄父与管蔡以及商奄蒲姑之君的武装叛乱，保住了周邦得之不易的天命，从而给我们后人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新天地。这两层意思加在一起无非就是说，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是自文武以至成王打出来的天下。因而接下来二公告诫新嗣王“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也就顺理成章了。
因此，如果透彻理解了成王临终遗命，则何以太保与芮伯的告诫之辞，既大力表彰大行皇帝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即平定叛乱，维护天下一统的重大历史功绩；又特别教导新立之君“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所谓新君嗣立，乃“不教以修文，而劝以觌武”者，也就不难明白其隐曲深衷了。因此，太保与芮伯所诫，实为一切之权宜，自有其具体的言说时空及其动机指向，不能视为周初国策，更不能说与儒家一贯思想有悖。况且儒家一贯强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张皇六师”，岂非“国之大事”耶？然章氏究竟不愧为一代大师，发前人之所未发，颇能启人心智。
五、康王之诰的弦外之音
太保与芮伯陈诫之后，康王答报，其实也就是康王作为嗣立新君向各路邦君诸侯所发布的就职演说。其文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
康王之就职演说，也是从“在祀与戎”的“国之大事”起讲，说“昔君文武”致力于趋吉避凶，庄敬虔诚地奉祀皇天上帝，更有一大批“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安邦治国，效忠于王室。这是周家所以有天下而能“建侯树屏”的条件与基础。而在场所有人，无非先祖所创基业的受益者。因此，要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天命，要享受先祖留下的福祉，各路邦君诸侯，也就要忠心耿耿地臣服于新王，就像当年你们的先祖臣服于我们的先王一样，要心系王室，帮助朝廷分忧，不要给朝廷添乱子，惹麻烦，不要给年轻的新王找不痛快！为便于理解，不妨将这段文字籀绎成现代语体，以飨读者：
“针对太保与芮伯的款诚忠告，康王乃如此说道：各位远在外服镇守封疆的邦君侯伯们，此时此刻，我康王钊以一代嗣君的正式身份，就太保和芮伯对本王的殷切期望，向诸位作一明确答复：我们已故的先君周文王和周武王无比虔诚地致力于趋吉避凶，祀奉皇天上帝，所献享之牺牲玉帛，不敢虚加谎报，勤勉地向上帝与神明表达他们的庄敬之情与诚信之心，他们又将这种奉祀皇天上帝的庄敬与诚实之精神，大力彰显于天下，让全天下之人都知道他们的庄敬严肃与诚实无欺。可想而知，事奉鬼神能够做到谨严庄敬，诚信无欺；可施政临民反而嫚侮百姓欺骗世人，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君王贤明，临事以庄，临民有信，再加上他们身边有一大批英勇善战威猛无敌的虎狼之士，还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精诚不二的正直大臣。武人安邦，文臣治国，这些正直英勇的文臣武将，都是先君文王与武王的心腹和爪牙，他们外御其侮，保卫王室，治理邦国，尽心尽力。因此，我们周邦就在皇天上帝那里打下了基础，奠定了天命，而后一举克商而大有天下；又因此而顺其大势，将君主贤明、大臣忠正的立国精神贯彻推行到天下四方，于是分邦建国，树立屏障，封疆守土，保卫王家。这个封疆守土拱卫王室的治理格局，也就顺理成章地传给我们所有在场的这些后人了。现在，你们各路邦君，尤其那些与我康王钊具有血缘亲情的君侯邦伯们，希望你们各位好好地回顾一下，看看你们的先祖是如何效忠于先王的。你们要继承你们先辈的优良传统，一如既往地继续效忠王室。你们虽然远在封国，身在朝廷之外，但你们的心却应该无时不刻系念于王室，要像你们的父祖先辈那样，为王室分忧，替朝廷出力，千万不要给我这个刚刚登上王位的年轻人脸上抹黑，找不痛快；给我添麻烦，造乱子！”
康王的演说，绵中带刚，语气虽然委婉，但态度却非常强硬。言下之意，如果你们胆敢有非分之想，像当年的管蔡二叔，企图挑战王室的威严，那就不要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下手太狠！青年王者的一股虎狼之气，暗然流动于辞色之间。此即成王临终所谓“冒贡”之所指邪？真所谓“知子莫如父”也！则康王的诰辞，与成王遗命以及太保所诫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结语
总而言之，武庚反叛，管蔡附逆，这一历史隐痛，日后终为周成王诵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至死也没有彻底抹去。因此，成王临终，所顾虑的是：长子钊能否顺利嗣位；当年的历史梦魇，会不会在太子钊即位之后再度上演。而这一隐藏在“刑措四十年而不用”的历史大幕背后的成王临终心结，正是理解本篇思想主旨的重大关键所在。而且，由成王这一历史隐痛切入，从成王顾命，到康王报诰，中间铺叙册命场景与册命过程，环环相扣，针脚绵密。整篇文章，主题突出，首尾一气；足见无论前人在何处割《顾命》而分出《康王之诰》，都是割裂文脉，伤其文气，不利于经文的正确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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