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晨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引言

　　

　　

　　

一、近现代中日文化互动语境中的中国儿歌译介

　　

　　

　　

二、从《歌谣》到《世界童谣集》：成为“世界”“童谣”的中国儿歌

　　

　　

　　

三、青木正儿的“创造性叛逆”和中国儿歌的可/不可译性

　　

　　

　　

　　

　　

　　图1 《烟子烟》中文字接龙部分的汉语原文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将青木正儿对《歌谣》中儿歌的译介置于同时代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文化互动的脉络之中进行了考察，从而挖掘出该译介活动的特征和时代意义。

　　首先，青木的译介是在五四时期中日两国文化互动的文脉中得以完成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通过日本接受民俗学的理念，日本经验成为日后《歌谣》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而青木的译介将五四新文化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即时传播至日本，为日本社会提供了理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途径，同时中国儿歌也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参照，参与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构建。由此我们发现，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的“中国影响日本”或者“日本影响中国”，而是互涉互渐、交错沟通的。青木的译介便是这种近现代中日两国文化相互作用的一个例证。其次，当中国儿歌被带入日本同时代的文化语境之中，它的接受方式和文化内涵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将《支那童谣集》编入《世界童谣集》之中，其意图在于将中国儿歌安置为环日本的世界儿童文学的一部分，从而构建日本想象中的世界文化体系。与此同时，这也使得中国儿歌的民族性被彰显，使“中国各地的儿歌”成为“世界中的中国儿歌”，被世界文学的体系所接纳。通过青木的译介，中国儿歌实现了国界和语言的越境，获得了一种作为世界儿童文学被阅读的可能性。最后，细读青木的译文，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译者身份对于译介活动的影响。青木作为中国文学和民俗学研究者，在翻译中突显儿歌中对于中国民俗的呈现，并基于自身对戏曲艺术的精通而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意译。与此同时，儿歌这种文体的特点在译介过程中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和削弱。